《飘舞的军旗下》是深作欣二在1972年拍摄的反战题材悬疑电影。电影通过一名战死士兵妻子的视角,在调查关于她丈夫在战争中死亡的真相的过程中,回溯了那段惨痛的历史。本片改编自结城昌治的同名推理小说,是日本当年送审奥斯卡的电影。在日本左翼导演们一系列反思二战的作品中,窃以为这部电影的力度颇为不俗。
电影中揭露了不同角色的战争创伤。以管窥豹,我们可以看到彼时日本反战思想的侧重点。
深作欣二是和大岛渚、山田洋次等人齐名的日本战后第二代导演,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他最出名的作品想必是《大逃杀》。深作欣二的作品往往以暴力为主题,描写黑帮的《无仁义之战》奠定了他在暴力美学上的地位。 一个拍出暴戾、血腥如《大逃杀》这样作品的人会如何处理反战题材呢?
《飘舞的军旗下》的叙事结构并不复杂。遵循介绍角色→角色叙述→下一位角色的方向,这令有些人将其称为“罗生门”式结构,即通过不同的角色叙述还原各自不同的事实。但这部电影毕竟不是本格推理片,它只是以平实的线性方式讲述了一个既单纯又复杂的案件。
在拍摄《飘舞的军旗下》两年前,深作欣二刚刚完成描写珍珠港事件发生全貌的美日合拍大片《虎!虎!虎》。 不知深作欣二在拍摄《飘舞的军旗下》时是否受到了《虎!虎!虎》的影响?
接下去我将把《飘扬的军旗下》整部电影扼要评述一遍。剧透警告!接下去我会把整部电影给剧透个干干净净,想先自己看电影的朋友请立即停下!
影片第一个画面便是1882年由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的开篇第一句话“我国の军队は世々天皇の统率し给ふ所にそある”(我国军队世为天皇所亲御)。
随后是裕仁天皇在阵亡将士追悼会上的讲话,裕仁说道:
每当想起战死的无数人们,想到无数受战争波及而死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我的心依旧十分沉痛。此刻我们站在全体国民面前,衷心祈祷世界和平,国家昌盛,并向逝者庄重致意。
在死去的三百万英灵中,仍有人不被允许加入烈士行列
由这段文字引入的下一个镜头,出现了一张张被驳回的申诉书。申诉人名叫富樫先惠,她的丈夫富樫胜男是新几内亚战役中的一名陆军军曹。
和许多孤儿寡母一样,富樫先惠同样接到了丈夫的死亡通知书。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在富樫胜男的通知书上战死一栏的“战”字被划掉,反而在下面添了个“死”字。不仅如此,连死亡日期一栏也是空着的。
富樫先惠大为不解。多番打听之后她终于得知原来自己的丈夫并非战死,是因临阵脱逃而遭到了军法处决,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当日本政府在1952年颁布阵亡者家属援助法令时,富樫先惠由于自己丈夫并非战死的缘故得不到任何补偿。
不知道丈夫确切死亡日期的先惠便将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15日当作丈夫的忌日。年复一年地在忌日向厚生省提出申诉,希望可以重新调查关于自己丈夫临阵脱逃的案件。可厚生省的官员总用敷衍的态度对待先惠,即便如此,先惠也没有放弃。
终于在二十六年后的1971年8月15日,先惠再一次来到厚生省提出申诉。新任科长被她的执着与深情打动,向她透露了一些细节。
厚生省官员表示他们并没有全然无视先惠的申诉。他们曾经向富樫胜男所在部队的其他人寄过调查信,希望可以得到有关那次军事审判的信息,可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信。只不过还有四个人并没有回信的记录。
科长认为先惠以富樫胜男遗孀的身份亲自向同属部队的退伍军人打听情况,这或许会比厚生省来得更有效。
这四个人分别是陆军上等兵寺岛继夫、陆军伍长秋叶友孝、宪兵军曹越智信行、陆军少尉大桥忠彦。
富樫先惠第一个找上的是军衔最低的上等兵寺岛继夫,他是富樫胜男作为军曹的直属部下。复员的寺岛继夫住在东京郊外的贫民窟,过着拾荒者的生活,他向先惠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在寺岛的回忆中,富樫胜男不仅不是逃兵,更是个英雄。他违抗上级命令是为了保全自己小队的人。在战争结束前夕,上级下达了疯狂的总进攻命令,富樫胜男不忍看着自己本就奄奄一息的部下白白丧命,帮助寺岛继夫偷偷从前线逃亡。
寺岛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富樫胜男,料想富樫一定是在随后的总进攻中英勇牺牲了。
《飘扬的军旗下》这部电影的叙事分为现实和回忆两条时间线,深作欣二用黑白与彩色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鲜明地割开。
当叙事者开始回忆时画面是黑白的,这样处理除了分割时间线和塑造历史感外,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特定场景突然着色就能给与观众视觉上的冲击。寺岛的叙述中大部分场景都是黑白,唯独在富樫英勇牺牲的画面是彩色的。这种手法并不罕见,姜文在《鬼子来了》中就此手法着力表现马大三的最后一幕。在《飘舞的军旗下》随后的故事里,这一手法也将产生更大作用。
富樫先惠听了寺岛继夫的叙述后大喜过望,满心以为这就能证明自己的丈夫无罪了。可当她向寺岛提出希望他能去厚生省作证时,寺岛一脸错愕地说“可我并没有亲眼看到富樫的死亡”、“我害怕整洁的都市”、“我不想见人”,并以此为借口拒绝了先惠的请求。
为什么寺岛继夫能一面自信地向先惠保证富樫胜男并非逃兵,一面又丧失站出来作证的自信呢?这个令观众疑惑的问题正是电影为结尾所埋的伏笔。
电影没有直接从先惠的接触开始叙事,而是先用平行的角度表现了秋叶友孝复员后的生活状态。秋叶友孝已经成了一名搞笑艺人,而他在台上表演的段子正是拿战败日本士兵开涮的政治笑话。
在舞台上秋叶扮演着一名全然不知战争已结束的士兵,徒劳地呼喊着天皇与日本必胜的口号。他的搭档扮演现代日本人,一副心疼的样子告诉他“日本输了,战败了”。士兵仍旧不信,狂妄地反问“日本有输过吗?”,现代人无情地说“后来日本就被打得屁滚尿流了”并怂恿士兵向现场观众证实这一点。
士兵便向现场一位上了年纪的观众询问,没曾想这位观众高举拳头喊道“我们没输”,这下反倒弄得台上演员有点尴尬。幸好在询问第二名较年纪观众时,年轻观众坦率地说“输了”,这才让表演得以继续进行。士兵在确认日本战败为实后,沮丧地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大喊,观众见此情景哄堂大笑。
如果片面地看待这一情节,许多观众自然会得出反战的结果,因为这个段子是在嘲讽那场战争。恐怕原作与深作欣二也都是这样处理的。但如果细想一下,仅仅过了短短三十年,日本人就有底气去嘲讽这场战争,这背后的潜台词莫不是“这场战争与我无关”吗?
《哆啦A梦》中大雄和哆啦A梦面对二战军官,由衷地发出欢呼“战争结束了”。
可若仔细想一想,这样情节和深作欣二作品中秋叶表演的段子并无二致。无论是大雄还是观看秋叶友孝表演时哄笑的观众,他们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待士兵。在心底里他们都已经和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划清了界限,仿佛那不是祖辈共同经历过的时代,而是某个陌生国度的事。
在秋叶友孝表演的段子里看到反战意味是第一层,在现场观众的哄笑中看到遗忘历史是第二层,在这二者之间看到历史叙述角度的缺失则是第三层。
真正的机锋就在这第三层,这一想法在电影的后半段会集中爆发。
表演结束,富樫先惠在后台见到了秋叶友孝,并向之询问当时自己丈夫是不是在总进攻中牺牲了。
秋叶友孝直截了当地否认了寺岛继夫的故事,因为当时他们所在的部队根本没有条件发动总进攻。武器弹药严重短缺,大部分人都饱受饥饿和疟疾的折磨,即便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了。
根据秋叶友孝的回忆,当时没有什么总进攻,反而有很多人因为恐慌和饥饿的缘故擅离职守,躲进深山里不听指挥。当时就有个军曹躲进了山里,后来因为跑出来偷军队的土豆被击毙。
先惠听了大为光火,指责秋叶污蔑她丈夫为偷土豆贼。秋叶只能无奈地说在他的记忆里关于军曹被军法处置的事就那么一件,至于那军曹是不是富樫胜男他也难以确认。
说不定我所说的都只是漫才的一部分。现如今我活得好好的,可这只是人生的残骸,真正的我说不定已经死在那儿了。
在这场戏中,秋叶正对着镜子化妆,镜头对准的是镜子中那张涂脂抹粉的脸,而不是秋叶本身。透过镜面,观众看到的是个戴上面具的人,是个扮演不知战败的士兵,日复一日地在舞台上承担人们的嘲笑,用表演掩盖自己曾经真正经历战争痛苦的人。
影迷们戏称拉斯冯提尔是拍戏治病,对于秋叶友孝来说这倒是事实。演戏治病,他将自己的痛苦搬上舞台,通过观众戏谑的嘲笑将其抽离出身体。
听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富樫先惠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她不顾女儿劝阻,执意前往接触第三个人——宪兵越智信行。
和前两人的出场有所铺垫不同,电影中越智信行的出场非常直接。富樫先惠在门口碰到正在回家途中的越智,随后越智便请先惠进门说话。从越智信行走路的样子和戴着墨镜这两点,观众马上会意识到越智是个盲人。但导致他失明的原因却并非战争,而是战后酗酒。
越智信行说在他的印象里临近战争结束时只有一个军曹被处决,而那位军曹吃掉了战友。
在越智的故事里,黑白与彩色画面交替出现,将残酷的食人行为冲击力最大化。 在越智叙述的大部分时间,画面都是黑白的。当那位军曹打开装有人肉的铁盒后,整个画面鲜明多彩,和吃人肉这一残酷剧情形成强烈对比,给观众带来的震撼就比一味采用黑白画面更猛烈。
越智信行声称自己虽是宪兵,但并不是动手处决那位军曹的人。至于那位军曹的姓名也无从考证。不过越智声称那位军曹随身携带着一张母亲抱着婴儿的照片,可由于自己眼盲,没法确认照片中的母亲和先惠是否是同一个人。
在讲故事的途中,先惠与越智的谈话一度被回家的越智妻子打断。听到妻子声音的越智话头一转,毫不避讳地向先惠这个外人说:
我妻子跟饭店的厨师出轨。
越智的语气带有明显的调侃,好像谈论的是他人的妻子一般。妻子听到后十分生气,斥责越智在客人面前胡说。越智反而冷笑道:
我说对了吧,你看看她的表情?
战争后遗症造成越智信行人格上的不健全,进而剥夺了正常的情绪。因宪兵身份,越智在战后遭到美国大兵的欺侮,复员后更用酒精麻醉着自己的意志。在浑浑噩噩中逃离战争年代回忆带来的痛苦。
可富樫先惠的来访逼迫他不得不在脑海中重温战争岁月的回忆,那段痛苦回忆令他的人格伴随着蠢蠢欲动的欲望死灰复燃。
富樫先惠离去后,镜头依旧聚焦在越智信行身上。只见越智喃喃自语着“没有人会知道真相”,接着如饿虎扑食般,将压抑已久的性欲朝妻子穿着和服的胴体释放,实施了婚内强奸。
从宪兵越智信行那里听到了骇人听闻的故事后,富樫先惠前往拜访名单上最后一位亲历者原陆军少尉大桥忠彦。
和秋叶友孝一样,影片首先描述的是大桥忠彦的工作状态。复员后的大桥忠彦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正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解着《万叶集》中的和歌。低空飞过的飞机发出的轰鸣声打断了他的授课,大桥忠彦不由得眉头一皱,焦躁着看向窗外。
透过大桥看望窗外的视线,我们看到一个中年女人迈着步伐不大的步子向学校走来。
大桥忠彦没有直接回答先惠的问题,反倒自顾自地扪心自述起来。
回国后的大桥忠彦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究竟有何意义?他的那些战死的战友的青春究竟有何意义?把生命白白牺牲在一场荒谬的败仗上究竟有何意义? 大桥望着操场上肆意挥洒着汗水的学生们,无奈地说道:
为了构筑和平的新日本而牺牲,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答案。年轻人不知战争的恐怖,如果说我有什么教育的资格,那就是向下一代传达战争之残酷……
突然又一架飞机划破长空,打断了大桥忠彦的话语。巨大的轰鸣声迫使他和先惠不禁捂住了耳朵。大桥望着飞机,眼中闪烁着恐惧。
此时电影画面闪过一连串新闻事件图片,其中有五月事件、旧金山和平协议抗议、安保协议抗议、死于60年代学运的大学生桦美智子、东大全共斗事件等
为了构筑新日本而牺牲。 这与其说是大桥忠彦追寻的答案,毋宁说是一种自我宽慰。正如秋叶友孝扮演的士兵在舞台上表现的执念那样,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恐怕不会乐于为战后被阉割的日本牺牲。
仰人鼻息、遭到阉割的、凭借发朝鲜战争财得以复苏的日本社会,对于战争时期抱持狂热爱国主义情绪的日本人来说恐怕耻辱多于欣慰。
但这已经是大桥忠彦能找到的最佳答案,也是人道主义反战思想所企及的最佳答案。
死去的人们成为佐证战争之恐怖的最好注解。大桥忠彦立志要向下一代传递战争的残酷。所以在飞机轰鸣声中,反战的大桥忠彦才会在脑海中看到那些冲突事件。那些疯狂的暴力冲突令大桥不由得想起恐怖的新几内亚战役。
更能体现大桥忠彦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是他对富樫胜男死亡结果的反驳。大桥认为没有人可以审判在那座岛上死去的人。不管是死于敌人炮火之下的人还是自杀的人;不管是被处决的还是饿死的人,大家都是战死的。 大桥批判着厚生省官员的不作为与日本政府的虚伪:
二十六年了还在纠结一个人是不是逃兵,而另一边连甲级战犯都能当首相……
富樫先惠显然对大桥忠彦纠缠于批判和自我批判的话语不感兴趣,对大桥将所有人一概定义为战死者的言论有所不满,她反驳道:
我丈夫和他们不一样,他为什么被处决?我只想知道这个。
他说在他的部队有个战后才曝光的案子,几个士兵合谋杀死了他们的上级。被杀的上级是个叫做后藤的少尉。据说后藤霸占食物,还下令手下士兵没日没夜地劳动。最终在一位军曹的带领下,忍无可忍的士兵们合谋杀了后藤。
终战流言四起的时候,人们逐渐从丛林深处走出来。大家怀着“总算解脱了”的心情回到指挥部,在人群中就有后藤小队活下来的五个人。
这五个士兵向上级报告说后藤少尉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自杀了。可指挥部的千田少佐不相信后藤少尉会自杀殉国,对这五名士兵进行拷问。最终有个士兵扛不住招了供。于是,在没有经过正式审判的情况下,千田少佐下令处决了这五个人。
原来后藤曾经在千田的指示下杀死了一个美国俘虏。害怕杀害俘虏的罪行遭到曝光的千田不得不杀掉后藤小队以灭口。 后藤小队尽数惨死,罪魁祸首的千田少佐反倒在战后摇身一变成了某贸易公司的董事,如今安度晚年,悠然享受着退休生活。
据大桥忠彦回忆,千田少佐在处决五人之前说了这样的话:
我发誓三十年后,日本一定会复苏,然后向英美复仇。可你们这种杀害长官的败类,祖国没有需要你们的地方。
富樫先惠听了大桥忠彦的故事,跪坐在学校体育馆的地板上,悲愤地望着学生们张罗着体育器材。在学生们的头上,高高悬挂着冷冰冰的太阳旗。
在大桥忠彦的指引下,富樫先惠找到了正与孙女一起玩耍的原陆军少佐千田武雄。
千田武雄对于杀害俘虏之事自然是矢口否认。按照他的说法,处决富樫胜男等人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很有必要。千田平静地说:
作为军官,不能向战败的结果屈服。为了爱国以及日本的荣誉,必须维持部队纪律……杀人就要受到处罚,即便在现代民主社会也是如此。
在千田看来,处决富樫等人是为了重整部队秩序。先惠听到这话,不由得怒火攻心,反问千田:
难道你没有杀过人吗?难道你没有以天皇陛下的名义命令部下杀人吗?
面对先惠的诘问,千田以日本是作为整体参加战争的理由搪塞了过去。
先惠的质疑无疑是直观且朴素的。在战争中杀害敌国军人当然不可能是犯罪,否则军人将无从立足。可是千田的作为明摆着触犯了战争罪,先惠的那句“以天皇的名义”,除了针对千田,甚至已有上升至天皇本人的架势。
在这样咄咄逼人的叱问下,身居高位的千田武雄正如那位从甲级战犯摇身一变当了首相的岸信介一样,劝先惠要为了未来忘掉过去。
忘记过去就能安然享受和平,忘记过去就能将罪恶抛诸脑后。
由于千田武雄的孙女在场,先惠与千田的对话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戛然而止。不过先惠却从千田那里得知了令人惊异的事实:当年千田只处决了五名士兵中的三人,剩下二人中一个死在了监狱里,另一个人则活着回到了日本。
先惠再次回到贫民窟。寺岛眼见她去而复还,心下明了,便一五一十地将真相说了出来。
当日本投降战争结束的消息传到后藤小队时,寺岛继夫早就在疟疾和营养不良的双重打击之下丧失了行动能力,富樫胜男及另外三人一样没有了战斗意志。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为终战消息感到解脱,后藤少尉居然下达了进攻。五人面面相觑,迟疑于这荒唐的命令。沉默了一小会,富樫军曹说:
指挥部命令我们回去集合。
没有这个必要,终战只是谣言!圣心不灭,皇军必胜!
后藤无视了富樫的质疑,命令富樫等人立即向美军发动进攻。可此时此刻,谁还会那么傻呢?更何况这五人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和能力。后藤看着默然不动的富樫等人,试图用爱国的理由鞭挞他们,大声呵斥道:
你们这帮混蛋宁愿日本输掉战争吗?
富樫他们仍旧是不动,被逼急的后藤开始动用武力。紧接着,他发现病倒在一旁的寺岛继夫。火冒三丈的后藤勒令寺岛继夫站起来,可寺岛哪里有力气呢?
气不可耐的后藤拔出刀来,照着寺岛就要劈将下去。眼看情况危急,富樫等人立马上前制止后藤。慌乱之中,有人拔刀斩断后藤的手臂,有人开枪击中了后藤。
在富樫胜男的指示下,五人串了口供,一致同意以自杀为理由上报。
由于寺岛继夫无法行动,富樫等四人只好先行离开。被孤零零留在驻地的寺岛,眼望富樫等人离开的方向,寺岛不由得留下泪水。泪珠顺着脸颊就这样滑进了他的嘴,他震惊了 :
盐的味道!自己的身体里竟有如此美味。
寺岛看了看自己的手臂,又把目光投向眼前后藤的尸体。
靠吃人肉得以活命的寺岛一回指挥部,富樫等人已经被千田关押了起来。千田同样对寺岛进行了拷问。一门心思要活下去的寺岛最终坦白了一切,害死了富樫。
寺岛继夫逃过了处决,幸运地回到日本。他发现轰炸后的东京已是一片废墟,衣不蔽体的人们在残砖破瓦之间像老鼠一般苟活。这让寺岛感到十分舒服,得到慰藉的他淡忘了吃人肉和背叛战友的事。
原来大家都和我一样。
可好景不长。随着朝鲜战争带来的战争经济增长潮,日本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持续的经济腾飞让东京的街道变得干净了起来,人们的衣装漂亮了起来,建筑物变得高大了起来。
逐渐地,寺岛继夫不再舒服了;逐渐地,吃人和背叛战友的记忆回来了;逐渐地,战败的耻辱、吃人的扭曲、背叛战友的负罪感都回来了。
就这样,寺岛继夫逃离了都市化的东京,逃离了现代日本世界。他躲进郊外贫民窟,继续过着令他感到自在的、老鼠般的生活。即便如此,寺岛仍然无法彻底安心下来:
这个贫民窟恐怕一个月后也会被改造,能够接纳我的土地,在如今的日本想来已不存在了吧。
正因如此,没有容身之处的寺岛继夫才会在一开始对先惠撒下那样的谎。 他想要富樫胜男能够英勇战死,他认为富樫胜男应该英勇战死,他相信富樫胜男的确英勇战死了。
听完寺岛的坦白,先惠悲怆地问道:“我丈夫死前是什么样?”
寺岛继夫惊讶地反问先惠,越智信行难道没有告诉她吗?原来越智信行就是负责执行死刑的宪兵。
执行死刑前,富樫胜男愤怒地把马铃薯捏成一团,高声呵斥道:
日本人吃的是米饭,吃这东西怎么成佛!
面对富樫坚定的态度,越智信行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他翻箱倒柜,总算扒拉出最后一点点大米。他小心翼翼地把煮好的米饭均匀地分给富樫等三人,略带歉意地说道:
只有这么多了,将就一下吧。
随后,富樫他们跪在海滩上等待行刑。正当宪兵要用布蒙住富樫胜男双眼时,富樫突然问道:
日本在哪个方向?
宪兵用手朝大海指了指。富樫胜男调整了跪坐方向,眯起双眼,仿佛看到了什么。接着他朝着大海的彼端,伸出双手拜了下去。挣扎着,拜了下去。
白布蒙住了富樫胜男的双眼,宪兵站到了他们三人的身后。富樫突然仿佛想到了什么,他张开双臂想要触摸左右的战友:
把手给我!我们三个一起当的兵,被杀了也要在一起!
在最后的最后,一贯坚毅的富樫胜男像是发了疯,他伸出双手抱紧身旁的战友呐喊着:
天皇陛下!
话音未落,子弹在白布中央开了洞,失却了灵魂的三人如提线木偶般倒在沙滩上。
他是想要喊‘天皇陛下万岁’吗?
不,听起来不是那样,那语气更像是不满地指责。
在人潮中,先惠面对镜头孑然而行。电影以先惠的心声为画外音,将整个故事带回了原点:
亲爱的,你果然是不可能得到天皇陛下献花了。不管我怎么做,你的灵魂都永远不会安息。
相较于忘掉过去的千田和否认战败的后藤,富樫胜男是叛国者吗?不,富樫胜男热爱的是真实存在的日本。他执着于米饭,执着于面朝故土,他不为国家打造的幻觉所动,这是真正的爱国者。
《飘扬的军旗下》是部完成度很高的电影,在严肃的议题下适当地加入了一些悬疑和恐怖元素提高可看性。在配乐的克制使用、谈话的背景处理上都可以感觉到深作欣二在拍摄这部作品时是有不小野心的。
不过某些评论指出相比《罗生门》,《飘扬的军旗下》在叙事逻辑上仍有所欠缺。
《罗生门》里强盗、武士、女人三者莫衷一是,那是由于官府盘问而不得不有选择性地坦白。可在《飘扬的军旗下》中,五个当事人并没有回答先惠的义务。如果寺岛继夫和越智信行真的如斯害怕从过去袭来的梦魇,他们完全可以闭门谢客。
厚生省认为先惠作为遗孀,能够更直接地与二十年前的当事者交谈,这多少有些想当然了。
和《罗生门》区别更大的是,在《飘扬的军旗下》里,不同叙事角度带来的五个故事不存在尖锐的矛盾,它们彼此的关系可以说是松散,甚至说毫不相关也不为过。例如秋叶友孝的故事和越智信行的故事很可能只是他们的临时起意或道听途说。但不管那段回忆的军曹,在电影里均有男主角丹波哲郎扮演,似乎有点强行扯上关系的感觉。
《飘扬的军旗下》从一件单纯的遗属申诉出发,仿佛拼图一般,从个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死者的模样。观众跟随先惠的脚步,一点一点地揭开角色们结痂的伤疤,从各人的伤口中了解战争残酷的一角。
电影的情感也从最初的朴素希望上升至对整场战争的批判。
但恕我说句大不敬的话,这批判仍不绝对。在某种意义上,批判不绝对便等于绝对不批判。 战后长久把控文艺界话语权的左翼令日本的爱国主义现实题材作品始终处于非常拧巴的状态。
左翼文人将二战造成的伤害——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全都清算到政府的头上。这使日本反战作品往往自发地将个人与政府乃至国家划清界限。从这个层面看,《飘扬的军旗下》就是一部主旋律到无以复加的日式主旋律电影。
国家擅自发动了战争,付出代价的却是人民。
先惠如此解读着她丈夫的呐喊。可是人民真的绝对无辜吗?
“我不爱国,国家的过错就与我无关了。”这恐怕是自己骗自己。
正如富樫胜男对一碗米饭的执念,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朴素热爱是任谁也无法掩盖的事实。
爱国情怀需要得到宣泄,却又怕被人从爱国主义引申至军国主义。在这瓜田李下的客观环境制约中,日本爱国主义作品通常会做架空世界观的处理。
比如《反叛的鲁路修》将未来的日本设定成任人蹂躏的形象;又或者如《坂上志云》那样将时间拉回二战之前,主要讲述在欧美欺侮的夹缝中的明治维新。
这世上最可怕的加害者,大多是将自己视作被害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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