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在这个无所适从的世界中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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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上7点，瑞典学院公布了201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授奖词为：“以独创性的语言探索人类经验的广度和特性，影响深远”。汉德克获奖恰好应验了2004年诺奖得主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的那句发自肺腑的感叹：“汉德克是德语文学活着的经典，他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文景从2009年引进他的作品，今天这坚守不仅换来了许多专业读者的认可，更等来了诺奖评委的认可。九部作品分别是《骂观众》《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无欲的悲歌》《左撇子女人》《缓慢的归乡》《去往第九王国》《形同陌路的时刻》《试论疲倦》《痛苦的中国人》。

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彼得·汉德克以其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 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 年）、“毕希纳奖”（1973 年）、“海涅奖”（2007 年）、“托马斯·曼奖”（2008 年）、“卡夫卡奖”（2009 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 年）等。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的经历以及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放弃法律专事文学创作。1966 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全剧没有传统戏剧的故事情节和场次，没有戏剧性的人物、事件和对话，只有四个无名无姓的说话者在没有布景和幕布的舞台上近乎歇斯底里地“谩骂”观众，从头到尾演示着对传统戏剧的否定：“这不是戏剧。这里不会重复已经发生的情节。这里只有一个接着一个的现在……这里的时间是你们的时间。这里的时间空间是你们的时间空间。” 
文学对汉德克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作品《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

汉德克创作《无欲的悲歌》的契机是母亲于1971 年底自杀；母亲被异化的人生也成为他文学创作挥之不去的阴影。小说叙述是以一位51 岁家庭妇女自杀的报纸报道开始的。叙述者“我”立刻要义不容辞地写一篇与这个无名无姓的消息针锋相对的文章，撰写自己母亲那“简单而明了的”故事。在对这个女人命运的回忆中，她那受制于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生存轨迹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母亲钟爱文学，因为文学给她带来一种解脱，至少使她有能力来“谈论自己”，感受自己。然而母亲最终依然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语言模式对自我生存的毁灭，于是自杀成为她无可选择的必然归宿。这就是一个女人受制于外在现实的生存之路：“个人的命运，即便它真的什么时候作为某种独有的东西有过发展，彻底被非人化了，连做梦的余地都没有了，并且泯灭在宗教、习俗和美好道德的礼仪中，因此，个性中几乎连一点人性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无欲的悲歌》以巧妙的叙事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表现了母亲生与死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愿望、一种值得向往的生存、一种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之声。汉德克后来把这种愿望具体形象地寄托在另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小说《左撇子女人》中。作为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无欲的悲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 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这一时期，汉德克经历了人生中短暂而近乎绝望的生存与写作危机，陷入了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思索的迷惘中，沉浮在再也无法写作和“再也没有资格言说”的恐惧中。《缓慢的归乡》四部曲（《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正是汉德克这段心灵煎熬和渴望变化时期的产物，也标志着他的创作风格的转变。四部曲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 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重现》（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 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去往第九王国》（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 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 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

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 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 年3 月18 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另附：我是我自己的囚徒——彼得·汉德克2016年中国行对话辑录
1966年4月的某天，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皮衣，戴着圆片墨镜的奥地利年轻人闯入著名德语文学团体“四七社”的聚会现场，指责当时在座的文坛名人——包括君特·格拉斯——题材守旧，语言陈腐，一时语惊四座，引发热议。50年过去了，彼得·汉德克，这位当年的叛逆青年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文学大师，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这一次他来到了中国，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是一位头发花白，身材挺拔，目光锐利沉着，儒雅睿智的男人，不变的是他充满思想深度的犀利言谈。
他是如何看待，如何定义他自己的呢？关于文学，关于写作，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
我以前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具有诗意的作家，但是带着一些戏剧性的倾向。
我的灵魂是诗歌，而且我的整个机制都来自于诗歌。从根本上来讲，我自己在探讨或者戏剧创作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个偏向诗歌的，偏向抒情方面的诗人。而我的戏剧性的东西更多是我的灵魂深处的多声部的东西。我从机制上来讲是一个诗人，或者是史诗作家，有的时候我是一个戏剧家，有的时候我写首歌也可以，但是我没有吉他。人们读我的散文创作，可以当作一首歌，是没有乐器的一首歌。而语言就是我唯一的乐器，对我来说这就是文学，也就是语言。而今天的问题是，很多文学问题丧失了本身语言的一些力量。
我有一种非常少见的节奏，我创作的重点是叙事性的创作，史诗性的创作。这就像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枝杈，这些枝杈可能也同样重要、同样美丽，这就是戏剧创作。我也为一些电影写创作的脚本，但是这棵树的主干仍然还是这个史诗性的叙事，我也别无选择，我的创作基本上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天性，我也非常高兴是这样一种情况，这样对于文学来说是很好的，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在我的写作当中我感受最多的是一种振奋，而且在写作过程当中我也能感受到很多的喜悦。但是可能之前你的情绪感受是害怕和愤怒，之后就会有愉悦。就像歌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喜悦和痛苦交替着碾过我的心头”，他在作品当中用拉丁语描述了这样一种状态，痛苦和喜悦的这两种情绪。如果除此之外还能感受到一点愤怒的话其实是好的，但是恐惧、害怕是很难克服掉的。要说彻底没有恐惧也是不正常的，最主要的情绪其实是喜悦，这种喜悦和节奏。
我是一个规则的违抗者
拍电影也好，还是作为一个作家也好，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法则的“违抗者”，作为一个作家，不能是一个常规的东西。从神那里所获得的一切不应该有这样一个无所谓的法则，作为作家也好，作为一个人也好，都应该去打破它，违反它。我觉得我写作的时候不像卡夫卡，我自己写作更多偏向于像一个没有法律的人，像是从法的界限当中跳过去。假如在写作的时候彻底地跨越界限，我们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完全自觉的规则的违抗者，而没有人可以违抗我，我可以把所有人都干掉，在我看来写作就是一种“罪”，恰恰这种“罪”里面蕴含着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在违反了一个规则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做到其他的事情。
每个规则的违反者都是不同的，所以得失寸心知吧。确实有一些作家可以模仿，但是真正的作家是无法被模仿的，其实我们从那些真正作家身上能够模仿到的东西就是走自己的路，不是其他人的路。所以这个是伟大文学能够教给大家的东西。
其实写作也好，文学创造也好，确实有它的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要做的是慢慢试图去打破个别的界限，而文学的规则更多要保留在形式的层面上，不要形成一个固定的路线，如果打破自己的固定路线就是规则的“违反者”，每个句子都要让它陷入危险当中，这样就可以反对自己，把自己的规则打破，这个也发生在我身上。不管是一次还是一百次，都允许自己打破自己的界限或者规则。没有哪一个作家是完全纯洁的，有的时候你要变得更肮脏一些。
我是我自己的囚徒
我每天都说我是我自己的囚徒，而写作恰恰能够把我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让我去亲近其他的人，当我写作的时候，或者当我充满非常好的，而且是充满良知的写作的时候。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更喜欢和一些神话当中的人物在一起。
我有的时候不够有耐心
卡夫卡说过不耐心其实是一种最大的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一个很大的罪人。我不是指今天也不是指在这里，但是也许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不耐心不耐烦使一个人变得更丑陋，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这个倾向，我是严肃地说的，它比一个坏习惯更糟糕。我个人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惯，我所有的习惯都是好的。我的习惯让我变得更好，而我的习惯让我恰恰成为我现在这样一个人，但有的时候我并不是那么好。
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幽默
我甚至是痛恨幽默，我喜欢开朗或者说乐天。而歌德说过一句话，幽默其实是一种相对等而下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幽默应该是严肃的一个衍生品，卡夫卡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作家，但是就是因为他非常严肃，所以他写出一些东西会让人感觉到发笑。没有这种深度的严肃是产生不了幽默的。
我是一个专业级的读者
作为作家，其实我更像是一个门外汉，也可以做一个比喻，作为读者来说，我可能像一尊佛像，但是如果作为作家，我可能只是个小蜗牛。这个比喻里的大小比例大概就能说明我如何作为读者和作为作家。
对于我来说，阅读就代表着伟大的生活，一位来自于19世纪的著名的作家约瑟夫·艾辛多夫，德国的一位诗人，他也是一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诗就是这个世界的心”，但是对于我来说，阅读就是这个世界的心，对我来说，生活不是去电影院或者去博物馆，而是作为一个孤独的阅读者。我现在到中国已经有十天了，我现在非常想念阅读的时刻，因为在旅途当中比较难以专心去阅读。对我来说读报纸不是阅读。我也曾经非常喜欢读迪伦马特的作品，我更喜欢读迪伦马特的长篇小说，对马克斯·弗里施的作品，我更喜欢读他的日记，而不是长篇小说。我认为还有比这两位更为伟大的作家，罗伯特·瓦尔泽，还有19世纪的戈特弗里德·凯勒，如果要是谈到我喜欢读的书、作品，我可以一直讲到今天晚上可能都讲不完。但是谈到这样的话题，更好的是两三个好友独自的亲密的交谈，而不是面对这么多观众，就像耶稣曾经说过的，“如果两三个人以我之名坐在一起，我就在你们中间”，但要是四个人五个人就太多了。
在我年轻的时候，书把我引向了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书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作家是福克纳，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一套旋律，在不同阶段也许有不同的喜好。我18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加缪的作品，但是现在我就不再读他了，我现在读福克纳的作品会有类似的恐惧感，生怕我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再也不读他了，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福克纳像我的父亲一样，而现在我已经不需要父亲了，我需要的是兄弟，也许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些姐妹，甚至年轻一代也可以给我很多的激励。
在文学上没有所谓的高峰
最多是一个小山丘，人们在可以在上面建一些葡萄园之类，还可以让孩子在这个小山坡上玩，而这就是文学。文学不应该用石头直接堆积起来，也不是雕刻出来，所以不是固体的，而更多应该是水，是空气。我特别喜欢读《老子》这本书，还有庄子，所以我对里面关于水的论述是很有感触的。
从根本上来讲，如果没有了自我，那就没有了文学，如果没有自我，就无所谓诗歌。比如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真正诗歌性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说是托尔斯泰这个人物在发声，但是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人本身在发出声音，而不仅是作者的声音。
全世界都只有一种文学，没有中国文学和德国文学这样的区分，讲述本身在德国和在中国都是一样的一种行为，我很不喜欢或者说我痛恨“讲故事”这个词，荷马也是在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在讲述，但他们不是“讲故事的文学”。我们并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国家的区分，德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学，只有全世界的人都认可的伟大的作品。
我觉得老舍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好，就像一个编年史的作家，就像是一个史学家那样精确，他在描写一个个体的编年史，而且在这点上读他的作品真的是很好。我自己也曾经希望过成为这样一个编年史的作家，但是也许因为我个人身上主观的色彩太强了，但是在这点上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害羞的。
假如我没有一种对人的充满矛盾的爱，我就不会写作
如果没有一个爱的理由，那么没有人应该写作，所以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原因。
一个作家正常的状态是每天写完一些东西会感到很满意，而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仍感到特别满意，甚至都想用头撞墙。在德语里“撞墙”是勇往直前的意思。
当我还是一位年轻作家的时候，我研究得最多的其实是我自己内心的世界。
只描述外部世界是不够的，能留下来的文学作品都是描述内心世界的，在文学创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你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平衡。
我其实对于写作本身也有害怕，每天都有。也许这个是谈到写作的时候最让人觉得有趣的一点。你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写得出来。我现在已经74岁了，仍然可以说写作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对我而言仍然意味着一种历险，你每天经历的所有的时刻都不是惯常的时刻。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尽管大家看不太出来。《无欲的悲歌》其实讲述的是我母亲的生与死，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小说，是一个真实的编年史，这个描写不是我想象出来的。这部小说里面我讲述的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恰恰我没有依靠想象，真实记录的我母亲的一生，这成了在我的作品当中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
我并不是真正地反戏剧
其实我觉得《骂观众》是一系列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的开始。我当时还是一个奥地利的大学生，听了很多披头士或者滚石的音乐，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一种解放。我听到披头士那首《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我一直想复制这个类型的感情或者精神，所以我的《骂观众》其实就是戏剧形式的《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戏剧的幻象其实是人无法破坏的。我们生命当中唯一要坚持的反而恰恰是这种幻象。《骂观众》这部作品是取笑这个幻象，其实也在另外一种程度上制造幻象。我之后写的一些剧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些幻象的戏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其实是一个传统作家，我是一个经典式的传统作家。
也许我不是在追求永恒，而是在追求所谓的万永
这种万永应该是一种内心的秘密。而这个东西就在内心的深处等候着，等候着有一天可以混合出来。所以正是这一点让文学或者语言与音乐很不同的一个地方，而音乐家们他们更容易达到一种万永的状态。而我是从文学这个方面来达到。
我痛恨的是所谓的模棱两可的东西
而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恰恰就是所谓不准确的东西。所以我反对这种模棱两可。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来讲，其实有一些时刻确实要经历一些这种差不多或者模棱两可。有的时候在个别情况下，这种不精确恰恰比精确更精确，但不是永远都这样。
没有死亡就没有所谓的诗或是文学
但是对我来说有的时候也是一个“禁忌”，禁止我去写作。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当中说过“真正理智的人不应该思考死亡，而应该思考生活”，当然了，人类如果没有意识到死亡的话，从另外一方面也就没有真正的生活。所以我更多地想描述这段生活，我写的更多的是生活到底是什么？存在又是什么？此在又是什么？德国有一个著名乡土作家，赫尔曼·伦茨有一句话特别好：“人们应该对生命充满感激”。
孩子在我看来是一个万有的作用
歌德说“在我心中有一个永恒转动的，由欢乐和悲伤组成的巨轮”，孩子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巨轮的角色在我的生命当中。孩子有的时候也可以变得很“魔鬼”，特别是当你有了更多的孩子的时候。
成人和孩子的关系有时候不仅是军队和俘虏的关系，而更多的是军队杀死所有的人。所以有的时候遇到一群孩子，我就觉得是一个“充满敌意的部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孩子就是推动人内心转动的“巨轮”，有喜怒也有哀伤，这个巨轮转动的时候也很痛苦。
在北京对话现场，彼得·汉德克以一句“很多人的提问就是为我打开了一扇一扇窗户”结束了与中国读者的对话。他的精彩发言堪称醍醐灌顶，乃至于当头棒喝，相信在很多读者心中将产生深远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