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性到神性：虚拟现实的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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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再造一个世界，向来有着近乎底层意识的兴奋。无论是现实世界里的革命、战争、选举，还是虚拟世界里或主动或被动地享用万维网、梦境、致幻剂，这些行为都是近乎天性的存在。
而正如行为背后的兴奋，天性（人性）进一步的神性，通常让人们无法解释，让人们不得不用神秘主义去表达这无法解释。
这也就导致了，在这样的迷惘中，总有激进主义者会觉得新世界是乌托邦，也总有批判主义者会觉得新世界是蛮荒西部。
这似乎是再造一个世界的必然通病。
这些年来，虚拟现实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又一次“再造一个世界”的机会。而面对这一次机会，几乎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
2017年的时候，我在武汉参加了一场VR/AR国际论坛，第二届。为什么是第二届，我记不太清了（因为那两年各地都在举办类似名字的VR/AR国际论坛），只记得在最后的圆桌对谈上，一个投资人说，“2017年是VR/AR产业的最佳投资时刻。”
逻辑大抵类比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几个阶段，而2016年是元年。
之所以对这件事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他于2017年投资的一家VR游戏企业告诉我，他们早就不做VR了，而只做游戏。
按这家企业CEO的说法是，“要继续做下去，你早见不到我了。”
这是前两年发生的事。上周，另一家估值过10亿的VR硬件公司创始人发微信感概，创业的难。当一个创业者在感慨难的时候，无外乎缺钱，或者说是困境。
只不过好的是，他觉得还可以坚持，因为他的投资人告诉他，“5G来了。”
听说我要写这件事，这两天有悲观的朋友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企业都要死，最后的胜利还不在这几年。还有些性急的朋友也跑出来说，5G的第一个落地应用就是VR，很快就能看到胜利。
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旁观者的角度，这些判断对不对呢？
判断的预设是未来，未来之前，得先从过去说起。因为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
01 源起：拟象与神像 
在大多思想家的共识里，技术源于科学，科学源于哲学，哲学源于宗教。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与魔法无异，虚拟现实亦不例外。
1984年，威廉·吉布森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小说里的主角凯斯是个网络侠客，能让自己的神经系统挂在全球的计算机网络上，并使用各种人工智能与软件在赛博空间里竞争生存。
这部小说里描述了一种“同感幻觉”的概念，与虚拟现实的沉浸体验很相似：“媒体不断融合，最终达到淹没人类的一个阈值点。赛博空间是把日常生活排斥在外的一种极端的状况，你可以从理论上完全把自己包裹在媒体中，不必再去关心周围实际上在发生着什么”。
这部小说给了很多人灵感，其中也包括“虚拟现实之父”杰伦·拉尼尔。
1989年夏天，拉尼尔邀请《连线》的主编凯文·凯利参观了一个人造世界。后来在《失控》中，凯利写到：“那实际上是一个模拟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一座蕨状穹顶横架在栗色方砖铺就的阿拉伯风格地板之上，与其相伴的，还有一座高耸入云的红色烟囱。”
虽是一个简单的场景，类似于情景剧中的一个房间，但在凯利体验的两个小时之前，它还只是这个男人头脑里幻想出来的世界。
如果以梦境类比，就我所知，1989年夏天这次对一个人的梦境的造访，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创造出了即时梦境，并邀请他人一同分享。
要进入拉尼尔的梦境，所需的装备其实和今天的VR设备没有太大的差别。
参观者需穿上一套连有许多线缆、可以监控主要身体运动的制服，以及一个能够传达头部运动信号的面具。面具里有两个小型显示器，通过这两个显示器，参观者就能获得立体现实的观感。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美国宇航局等机构就开始研发这种生成可造访的世界的技术了。不过在这些机构的眼里，创造这样的世界，只是为了研究。所以他们一般把这个称为：“仿真”。
而拉尼尔通过边做边摸索，带着民用的目的，发明了一种成本低廉的系统。没想到，运行效果比那些机构还要好，他则取名为：“虚拟现实”。
无论是“仿真”，还是“虚拟现实”，事实上，拉尼尔的虚拟世界并不能算是什么新鲜事。因为这与儿童沉浸的玩具世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很早之前，考古学家就在墓葬中发现了玩具，并把这些玩具和游戏，视为人类文化的证据。也就是说，制造玩具的强烈愿望，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就出现了。
所以严格意义上，洋娃娃和遥控车，都属于仿真的微观世界。
而我们文化中的很多伟大艺术品，也同样如此：山水画、小说、电影、苏州的园林、日本的茶园等等。

 不过到了计算机时代，我们可以在更大的带宽上创造这些微小的世界，并使其有更多的互动和更逼真的体现。
事实上，只要给它能量、给它可能的行为和成长的空间，任何东西都能成为某种程度的仿真。所以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中，可以仿真出上百万种物品。而所需的，只是给它一点电力和智能。
如玩具是仿真的，广告中的老虎是仿真的，儿童乐园里能动的机器鳄鱼也是仿真的，只不过我们对此熟视无睹。之所以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能一眼看出这是假的。换句话说，是源于我们对这个“仿真”的真实程度的判断。
到底百分之多少人们才会觉得这是真的呢？如果达到100%，又会有什么后果？这个问题我后面再谈，而在仿真这件事上，最早的例子可能是神像。
古希腊曾有一个由一批激进的哲学家组成的伊壁鸠鲁学派，他们很早就推断出了原子的存在，并对视觉持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理论：每个物体都会释放出某种“幻象”。相同的概念，在拉丁文里被叫做“拟像”。
后来，继承了这个学派的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把“拟像”描述成“事物的镜像，某种从事物的表面被永久性剥离下来的外皮，在空中飞来飞去”。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有形又虚无缥缈的东西。
看不见的拟像从某个物体上散发出来，刺到眼睛里就产生了视觉。他们认为，一个物体在镜子里形成的镜像，就证明了拟像的存在。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有两个物体？相应，伊壁鸠鲁学派坚信，拟像可以在人们熟睡时经由他们身体上的毛孔进入到感官，由此产生梦境。
而像绘画这样的艺术，是捕捉住了原来那些物体所放射出的拟像，就像苍蝇贴捕捉住苍蝇一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拟像其实是一种衍生性实体，是一种与原版平行的镜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虚拟现实。
而在词源中我们可以发现，拟像源于神像。
在罗马语中，“拟像”（simulacrum）是用来指代那种被鬼魂或精灵激活的雕像或图像。
1382年的时候，第一本英语圣经即将问世，对于编撰者而言，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描述那些被我们奉为神明、栩栩如生的雕像呢？最后，“拟像”的希腊语祖先“神像”（idol），就此进入到了英语世界中。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今天，即便是在古代，也没有人会把这些雕像当作它们所代表的真神。但同时，也没有人会忽视这些神像的存在。“神像真的在动”、“神像在窃窃私语”、“神像显灵了”这样的流传从未断过。所以这些神像既非真，也并不假。换句话来说，他们是超真实的。

 而在今天，超现实的场景其实一点也不少，打电话、看电视、玩电脑、听广播，拟像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领域。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超真实对我们来说就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轻易的进入和离开。
回到刚才遗留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可以轻易的进入和离开，是不是因为它还是不够真实，它的仿真还是不够逼真，如果以百分制算的话它还是没有达到100%？
02 科学本质：电影、爵士乐与编程 
怎么达到100%？这关乎我们与外界的交互方式有哪些。按佛教里的说法，人们感知外界的通道有六个，即六根：眼、耳、鼻、舌、身、脑，对应就是六识：视、听、嗅、味、触、意。
而按今天很多人的认为，完全版的虚拟现实，应是视、听、嗅、味、触五识或者说是五感的集合。
为什么虚拟现实里没有人谈第六根或者第六感？这很难解释，可能一在难度，二在人体科学的角度上，所有的六感最后都是由第六根（脑）来处理与决定。亦即无论是手臂上感受到的刺痛、眼睛里看到的绿色，耳朵里听到的声音，还是舌头尝到的苦味、鼻子闻到的香味，都是由各部位的神经最后传导至大脑处理。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感觉都是由大脑感受所得，手臂、眼睛、耳朵等感官却并无感知能力。
既然如此，那能否绕过手臂、眼睛、耳朵等感官，直接将刺激发送给大脑？
这也就导致了，《黑客帝国》里的脑机接口，才真正是虚拟现实设备的完整形态。

 当然受限于技术本身，这还有很远的距离。而就可预见的未来状态，杰伦·拉尼尔有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虚拟现实是电影、爵士乐与编程的跨界组合。”
第一个电影好理解，本身就是伟大的视觉与听觉艺术。这些年来的VR设备，也主要在攻克视觉上的难关。主要说下爵士乐与编程。
在很多人眼里，爵士乐不同于摇滚、民谣、古典等音乐最难的地方，在于其对乐器的绝对掌控能力。
这种掌控能力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一个人对于乐器演奏的熟练程度及创造性；
二是一群人有着匹配的、能够产生化学反应的乐器演奏熟练程度及创造性；
三则在于，他们甚至不需要像交响乐一样的统一指挥。
这也就导致了，与玩其他类型音乐不同，这世上最难组的乐队，就是爵士乐队。所以我们也会经常听到，一个组不齐乐队的爵士乐手抱怨：“玩不齐啊！”但这里讲爵士乐绝非要讲五感中的听觉，它更多代表的是触觉，为什么？因为严格来说，乐器声音的本质，是一种由触觉产生的声音。
一则，接触不同的部位产生不同的音阶。如钢琴里的88个琴键有88种声音，小提琴上不同弦距的按压，用右手拉琴弓时也有不同的声音。
二则在乐器演奏中，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知轻重”。亦即通过按压的轻重以变化声音的轻重继而表达不同的情绪。
所以相应在乐器的设计上，钢琴会有弱音、消音、延音三个踏板，小提琴的左手会有揉弦、泛音，右手会有连弓、顿弓等技巧。通过这样不同触觉的反馈，乐器就创造出了这世上最伟大的艺术形式之一——音乐。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乐器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好的触觉界面。
而触觉对于虚拟现实的意义又在于，当人们判断一件事物是否真实时，我们通常会说：“看得见，摸得着”。这也就是为什么杰伦·拉尼尔会把虚拟现实的第二个词留给了爵士乐，这也就是为什么触觉会作为虚拟现实的第二优先级。
那今天虚拟现实的触觉界面是怎样的呢？
有人设计出了飞机杯以感知女性的柔软感，有人设计出了智能手套以感知压力，有人设计出了智能制服以感知肢体的运动，但这和乐器在触觉上所证明的可能性相比，计算机科学还要走多远才算真正的开始？
03 影响：虚拟现实的黑暗面 
最后是编程，亦即虚拟现实里的世界，是通过人们用计算机编程而生成的世界。
既然由某一位人、或者某一家公司编程而来，那么在虚拟现实达到100%的程度、在完成五感逼真化的仿真后、在我们完全沉浸其中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就显得耐人寻味。
这也就如文章开头我所说的，总有激进主义者会觉得新世界是乌托邦，也总有批判主义者会觉得新世界是蛮荒西部。
事实上，这个问题非常类似于“人工智能”与“控制论”之间的博弈。
人工智能的目的在于，在不提及人类的情况下描述未来计算机的特质。这表明，即便人类都死光了，计算机仍会作为独立的实体存在。虽然在那时，已经没有人再关注它们。
换句话说，人是人，机器是机器，无论后者发展的有多么智能。
相对来说，控制论的目的仅在于，计算机和人类在彼此存在的背景中理解对方。而这种理解，即人与计算机都只是一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也就是说，人和计算机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或者说，人也是机器的一种，只是负责接收信号并在整个系统中做出最优的反馈。
这样无视人性的理论，无疑会遭遇大批反对的声音。很长一段时间里，“控制论”几乎是一种禁论。
1954年，由苏联两位哲学权威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曾对“控制论”有着这样的解释：“一种反动的伪科学”。在苏联当时的意识形态里，控制论在哲学上，是“人是机器”的机械论的现代变种，在政治上，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思想武器。
由于在建国之初深受苏联的影响，同样的判断也曾在中国盛行，这是后话。
所以20世纪50年代末达特茅斯的那次大会上，“人工智能”这个词的出现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很讨厌控制论，他们认为必须要提出一个新的名称来代替“控制论”。
这个讨厌与被讨厌的双方，就是“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与“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而这与激进主义者会觉得新世界是乌托邦，批判主义者会觉得新世界是蛮荒西部，一脉相承。
因为乌托邦与蛮荒西部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按照人的意愿来。

 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中，我们也曾看到过不少关于后者的反思。
如二战过后，不少创作者开始担心，人类的能动性可能会受到技术的威胁。就像纳粹利用电影宣传等新技术，在发明工业版本的种族灭绝时，虽然按常理来说这是一件无比邪恶的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依旧能招揽一大批追随者。
所以在二战过后到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里，一大批如《满洲候选人》、《发条橙》、《2001：太空漫游》等电影，以及上文中提到的《神经漫游者》等赛博朋克小说系数出现。而他们往往有着同一个主题：催眠或一种“真话血清”将用于控制人类。

 事实上，在万维网出现后，两派的争论也是一脉相承，并做了进一步的反思。
世纪之交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对Web 2.0趋之若鹜，认为当人们海量的信息汇集时、海量的思想智慧汇集时，会引发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运动，类似于乌托邦的畅想。
而在另一边，杰伦·拉尼尔却开始反对它（对，又是他）。他在《连线》杂志上发表檄文《二分之一则宣言》，批驳“大众智慧”会引发长久不息的启蒙运动的想法，并指出大众很可能会蜕变成网络暴民。
这两派的争论，亦即我们事后总结的“蜂群思维”的利与弊，或是“群体无意识”。
总的来说，从结果上，第一，虚拟现实的世界如果由某一个人、或某一家公司编程而来，那么这个世界的规则就由这某一位“老大哥”来制定。那么“老大哥”会定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无从得知。
或许会像掌握了电影技术的纳粹一样吗？会是一个掌握了虚拟现实技术的纳粹吗？虽然按常理来说我们都知道这不能算作一件对的事，但这确实在二战时曾真实的发生过。
第二，即便虚拟现实的世界不是由某一位“老大哥”所控制，而是类似于万维网一样，这里虽然有充分的自由、也有充分的“大众智慧”，但群众也可能会陷入到“群体无意识”当中，也很可能会蜕变成“虚拟现实暴民”。
不管怎么说，完全版的VR或许会拥有最佳的人类活动感知，或许也能以反馈创造出任何真实的体验，且一定是远超于电影技术的真实体验，但它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发明之一。
而从另个角度上看，这样能动性的“编程”，某种程度上能否理解为六识中的最后一个——意？

04 未来：神之游戏 
再回到刚才的遗留问题，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们面对不同程度的虚拟现实时，会有不同的反应。
最早是玩具、广告中的老虎、儿童乐园里能动的机器鳄鱼，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是假的，所以我们对它熟视无睹。后来是打电话、看电视、玩电脑、听广播，它们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领域。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对我们来说就是真实的，我们并不在乎它的真假，因为我们可以轻易的进入和离开。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趋势：这是一个逐渐富感官化而弱能动性想象力的过程。
最早只给了我们一个模仿拙略的图像或模型，我们想象其故事并沉入其中。后来是给了我们除却视觉还有听觉，甚至有些已经有了故事的世界让我们沉入其中。而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成为创造虚拟现实的载体，也越来越多。
那么这里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和两个结果。一个问题是，按照这样富感官化的过程，最终达到100%程度的虚拟现实，有什么后果？
说到这里，我们又要搬出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昌弘的“恐怖谷理论”。简单来说，当机器人与人相像超过95%时，由于相似，人类会对机器人产生正面的情感。但继续增加下去，达到一个临界点时，这种好感度会突然降低，导致越像人，人类越会觉得恐惧。这也是为什么，有些逼真的洋娃娃会让人觉得害怕。
那对于完全仿真于真实世界的100%虚拟现实而言，或许是一样的感受。

 但试想一下，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恐惧？这种恐惧究竟从哪里来？
这是其一，其二，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一直在研究模型的灵活性，因为这是理解大脑与身体其他部位之间的关系的有效办法。
在这样的研究中，来自斯坦福大学VR实验室的创始人杰里米·拜伦森，曾做过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实验。拜伦森的实验室致力于研究有关“化身”的一切，其中也包括虚拟现实中人们的“化身”。
在他的研究下，他发现当人们的“化身”发生变化时，会有不同的态度看待彼此。
比如，当一个人的化身变高时，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这样的化身变化，直白无疑的反映出了，我们性格中的种族主义以及其他可悲的地方。
好的是，2015年的时候，这个实验室使用化身创造了一个疼痛管理应用程序：患有慢性疼痛的病人，在疼痛部位画出虚拟的文身，然后与混合现实（MR）中的其他人互动。当病人完全浸入到这个虚拟世界后，医生让虚拟文身渐渐消散，而在病人真实的感受里，疼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散。
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通过调整化身设计来使用VR技术，以激化人们的民族主义、恐惧感或服从性。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好的控制痛苦。
所以对于这“一个问题”，我还不好完全的解释，这源于我们对虚拟现实的掌握还太少。
还有两个结果是，第一，100%的虚拟现实也印证了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两句推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与“媒介即万物”。
这个意义上，虚拟现实是最终形态的媒介。而伴随媒介产生的，总少不了文化。
如视觉媒介衍生的绘画，文字媒介衍生的文学，听觉媒介衍生的音乐，视听媒介衍生的电影，那么五感或者说六感的虚拟现实，又会衍生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这让人兴奋。
第二， 按《圣经》中的记载，在创世的第六天，上帝捏起了一些粘土，用一种近乎戏谑的态度捏出了一个小模型，并把他放到自己所创造的新世界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五天的创世过程中，上帝没有动用过任何工具，他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就创造出了世界。换句话说，其他的造物工作，只需在他的大脑里即可完成，但唯独这个部分，却需要花上一点粘土、花上一点功夫。
这个东西就是被上帝称为“男人”的东西，那么也理应比上帝在此前五天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要强那么一点。
凯文·凯利在《失控》中这样写到，“这将是一个模仿伟大的上帝自己的模型”。因为从控制论的角度看，这个“男人”就是上帝自己的“拟像”。那么按道理讲，上帝有意志、有爱、有创造性，同样“拟像”也会有意志、有爱、有创造性。就这样，上帝赋予了这个“模型”创造性、一种他自己所拥有的创造性。
当然在后来的人类进化中，人们创造出宗教、创造出哲学、创造出科学、创造出技术，创造出高楼大厦、也创造出火车飞机，越来越丰富的创造力，似乎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
但有一个阈值问题是：“拟像”再创造自己的“拟像”、“模型”再创造自己“模型”，这到底是虔诚还是亵渎？
人们对于过于逼真的洋娃娃的恐惧来源于这里吗？

 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创造自己的“模型”，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对此，《失控》中有一段十分不同寻常的解答：“要想真正创造出具有创造性的造物，创造者必须把控制权交给造物，就好像上帝把控制权让渡到人类手里一样。
要想成为上帝——至少是具有创造性的上帝——你必须放弃控制，拥抱不确定性。绝对的控制也就是绝对的无趣。要想诞生出新的、出乎意料的、真正不同的东西——也就是真正让自己惊讶的东西——你就必须放弃主宰一切的王位，让位于那些底层的群氓。”
或许可以说，虚拟现实本身就是一项神之游戏，一项从人过渡到神的神之游戏。而其中最大的吊诡就在于：要想赢，先放手。 
就像上帝在第六天创造出我们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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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虚拟现实：万象的新开端》, 杰伦·拉尼尔
[2]. 《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 诺伯特·维纳
[3]. 《失控》, 凯文·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