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向着西伯利亚，越过乌拉尔山，到沙皇俄国没有屋顶的大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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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才是自己特殊的、无比丑恶的世界；这里有自己特殊的规章制度，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尚和习惯，以及毫无生气的死屋，这样的生活是别处所没有的，人也是很特别的人。我要描写的就是这特殊的一角。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死屋手记》
这句话出自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死屋手记》，这部小说远远没有《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知名，但是这部小说却奠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的基调——拯救与苦难，救赎与沦丧。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
这部小说背后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历的苦难，实在是太过触目惊心，或者说，不是他个人的经历，而是俄罗斯整个民族在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三百年余年中所经历的触目惊心的苦难。
这个苦难就是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向着西伯利亚，越过乌拉尔山，将犯人们流放到没有屋顶的，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死屋”的大监狱之中。
这座监狱就是西伯利亚这片广袤的大陆。
俄罗斯被乌拉尔山划分为东俄罗斯和西俄罗斯，其中西俄罗斯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莫斯科这种中心城市便坐落在这里，东边便是西伯利亚，大陆性气候再加上高纬度，所以西伯利亚气候恶劣，有些地方冬天更是能达到零下几十度的低温。
在蒙古消亡之后，俄罗斯重新收回西伯利亚的之际，在重新利用这块大地的设想中，流放制度便应运而生。沙皇政府想的是将有害俄罗斯社会的分子流放过去，一来可以维护社会安定和沙皇统治，二来想的是让他们过去之后能改造好，顺便定居在那里，之后便可以成为西伯利亚大地上的劳动人民。

西伯利亚
当然设想是好的，可是基本上没实现，反而成为了西伯利亚动荡和沙皇倒台的催化剂。
《死屋手记》称呼西伯利亚这座监狱为死屋，英国伦敦大学的丹尼尔·比尔专门研究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著作也沿用了这个外号，他的作品《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便专门研究了这段对于俄罗斯，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极为重要的刑罚与反抗相互交融的历史。
1、政治死屋
流放制度是沙皇惯用的惩戒手段，因此流放制度除了用于惩罚犯罪分子之外，也让西伯利亚成为了许多政治犯的魂归之处。
丹尼尔·比尔的《死屋》中就从两种人切入讲述了流放制度下政治犯的故事。一个是十二月党人，一个是波兰解放者。
着重介绍一下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是俄罗斯在走向民主路上最为悲壮以及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一批人。他们是俄罗斯的贵族阶层，甚至有的人和沙皇都是亲属。但是因为在抗击拿破仑的战争中和农奴一起作战，并且看到了西方世界先进的一面，深感自家的落后，因此怀揣着理想主义想要通过革命推翻沙皇，就在尼古拉一世即位的前夕，他们在圣彼得堡参政院广场发动起义。
他们的革命诉求
推翻沙皇
废除贵族的世袭
解放农奴
每一条都是在撼动他们自己的利益，却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最终他们因为兵力不足以及计划草率而失败。其实在起义之前，他们就注定会失败了。
谋反肯定是要处以死刑的，沙皇本来判处了他们主犯5人分尸，从犯31人斩刑，可是就在处刑的前夕沙皇进行了改判，主犯5人绞刑，其余的百余人褫夺公民权，处以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或者苦役的刑罚。
流放惩罚成为了一种变通的手段。毕竟在十二党人的背后，几乎囊括了俄罗斯所有的贵族家族。
十二月党人因为其固有的社会地位，以及家里的援助，在当时严苛的流放环境下，也过得比一般的流放犯人好得多。但是对于他们而言，身份的消失，理想的破灭，苦乏的劳动才是最大的摧残。
就在十二党人被流放之后，俄罗斯历史上留下一抹重彩的女性——十二党人的妻子因为时代的异变而出现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诉说了关于忠贞和爱的故事。

她们起先不知道丈夫起义，但是在知道丈夫被流放之后，她们不顾家人的反对，沙皇刁难，和襁褓婴儿的分离，选择了随同丈夫一起前往流放地。成为了连通流放地这些失意青年与俄罗斯贵族以及主流舆论的桥梁，因为她们的奉献也为十二党人的历史增加了一抹温柔与浪漫。
除了十二党人之外，沙皇政府也将波兰独立解放者流放至西伯利亚，而且在统治的后期被流放的政治犯越来越多，像我们熟知的列宁也在此列，而这些被流放的政治犯反而成为了沙皇俄国覆亡的重要因素。
2、经济死屋
西伯利亚在初开发的时候，因为其原始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众多，因此皮毛生意是当时的主线，但是随着不断地东扩，野生动物减少，皮毛生意暗淡，沙皇统治者们则开始幻想将西伯利亚打造成一个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但是这个幻想在叶卡捷琳娜统治的末期逐渐黯淡下去，西伯利亚在俄国公众的眼中开始变成一片贫瘠而寒冷的亚洲大陆。
因此西伯利亚慢慢成为了惩罚流放地，但是在一些人的眼中仍旧将流放制度和发展西伯利亚联系在一起，他们设想的是流放制度会将罪犯改造成遵纪守法、积极进取的定居者，他们将生活在西伯利亚用自己的文化和勤劳将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联系在一起。但是，流放制度实施之后的残酷现实，反而阻碍了西伯利亚的发展。

归结起来原因主要有这几个。
第一是人员的超载，随着流放人数的增多，流放犯远远超过了流放地的承载，而且政府还要负担流放犯的经济负担，有人当时就宣称政府在每个流放犯身上的花销一年不少于800卢布。
第二是流放犯的素质问题，因为流放的人多数是犯人，离开家乡孤身一人之后，他们的心思并没有在重新劳作上，反而酗酒、偷盗、抢劫案件频发，危害到了本身自愿牵往西伯利亚的农民。甚至造成了逃犯合伙抢劫村庄，村庄合伙捕猎逃犯换取政府奖金的血腥对峙。
第三是政治和道德的层面，流放制度一直被俄罗斯社会各界所批判，甚至英法美等国也因此对沙皇俄国加以批判，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就是以描写前往流放地的人的悲苦为主线的，批判了这种非人道的制度。

到了20世纪初，流放制度已经成为了沙皇统治残暴的标签之一。
流放制度本质是一种强制的人口迁徙制度，按照统治者的设想是用强制的刑罚手段实现人口的迁徙，进而发展接受地的经济，从而实现荒漠大陆的开发，但是面对复杂的人性、政治、经济规律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趋势，这一制度走向失败是必然结局。
3、女性死屋
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堪称女性世界的《1984》，随着这部小说的影视翻拍，人们见识到了一个更加形象的女性被物化的末日世界，今年6月5日《使女的故事》第三季开播之后，故事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原著小说。

阿特伍德曾说《使女的故事》并非虚构，小说的情节在人类的历史都有迹可循，事实的确如此，这个有迹可循的一部分一定曾经发生在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之旅上和让流放者都胆战心惊的萨哈林岛上。
流放制度之下的刑罚手段类似，鞭刑、夹道鞭刑、刺字、撕裂鼻孔、铁链绑手推车长达几年等等，这些刑罚在《死屋》中都有详细的记录，但是书中关于萨哈林岛这一章的描写却展示了那些被流放的女性更加弱势和悲惨的生命面貌。
沙皇政府认为婚姻是安顿流放犯的最好手段，因此他们鼓励甚至哄骗妇女随同她们的丈夫前往流放地，但是却规定她们无法再返回欧洲俄罗斯。
除此之外，西伯利亚的流放人口是人为打造的一批迁徙民，就难免会出现性别的差距，而这个情况随着流放人口的增多则越来越严峻，有数据显示从1882年到1898年之间，共有22.9万人流放，其中65%是男性，而只有10%是女性，其余的25%是儿童。
因为性冲动导致的犯罪也层出不穷，更有甚者被流放的女性罪犯在旅途中经常受到强奸的恶行，甚至就此怀孕，并且在流放的途中生产。不少儿童也成为了强奸案的受害者，而这一切都被当局默认，这些妇女儿童的命运不会受到任何庇护。
妇女儿童成为了最底层的受害者。
而这一切在流放之旅结束之后也尚未得到缓解，如果到达最东方的萨哈林岛这一切将会变本加厉。萨哈林岛位于西伯利亚大陆的最东方，和大陆之前相隔几千米的危险海域，这一切让这里的罪行更加与世隔绝。

当女性流放者终于到达萨哈林岛时，她们被当成了寻常的妓女；营地行政部门甚至组织出卖她们的身体……当局已经把关押女性罪犯的地方变成了妓院。
如果女罪犯提出抗议，她们将会被送往定居点，也就意味着她们将身陷最不受约束的卖淫行为之中，因为那些地方往往只有两到五个女人，而有五十到六十名的单身男性。除此之外，当地的看守和办事员挑选完女性罪犯之后，还会将其余的人进行出售，让有资格的男人们来进行挑选，这些女人就成了介于家畜和女人之前的某种生物。
女人们成为了一个可以传递、分配、接纳和出借的物品。事实上，萨哈林岛的妇女成为了罪犯的罪犯。
4、反抗死屋
流放制度打造而成的死屋，并不只有沙俄政府单方面的压迫，从死屋建立的那一天开始，流放犯对于死屋的反抗就从未停止。
这种反抗在沙皇统治末期，将越来越多的政治犯流放之后越发变得有组织以及规模化。因为政治犯往往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他们与生俱来带着一种团结的精神，《死屋》提到如果到来一个新的政治犯，其他的政治犯无论是否认识他都会将其接纳为自己团体的一份子。
政治犯通过绝食、和狱警的正面冲突以及新闻舆论（西伯利亚的报纸记者多为政治流放犯）作为反抗的主要手段。
《死屋》中就着重介绍一个传奇女性——科瓦尔斯卡娅，她的经历堪称“西伯利亚”版本的越狱。她是农奴主和农奴的女儿，因此深恨农奴制度，后来她成为了地下革命组织的积极成员，但是不幸被捕之后被判处在西伯利亚终身服苦役，从此她就成为了西伯利亚当局的眼中钉。

她在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途中，号召政治犯同伴一起绝食抗议，这为她们争取到了一些条件改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她的目标又变成了越狱。她乔装成女看守竟然真的混了出来，但是十天后不幸再次被捕。随后，她又多次开展绝食抗议活动，并且再次成功越狱，但是一个月之后被一个退伍的士兵发现交给了当局，回到监狱后她被单独监禁却仍未屈服，并且试图上吊自杀迫使当局让步，幸而被狱警发现救了下来。
本来她将被判处鞭刑，但是妇女免于肉刑，她被当做普通流放者送至卡拉金矿终身苦役，而她最终仍然在反抗，她拒绝出席判决宣布仪式。在1884年4月，她被六个宪兵押解，走过著名的贝加尔湖的冰面，前往刑罚定居点。
科瓦尔斯卡娅是无数反抗死屋的政治犯之一，他们怀揣着理念、对于革命的热忱，被强权虏获投入到西伯利亚这座大监狱之中，但是他们的反抗精神却从未凋零。
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所写就的：
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应该把一切实话都说出来：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最有强力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地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
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劫难与历史，流放制度已经深刻影响了俄罗斯，成为了这个民族无法磨灭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民族记忆。而这段记忆，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因为湮灭在这种暴政体制之下全部的自由灵魂，不能仅仅以时间或者国界和我们自身完全区隔，他们拥有的渴望和情感和我们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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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丹尼尔·比尔 \ 后浪 四川文艺出版社 \ 2019年
本书生动刻画了普通罪犯和政治激进分子、农奴制和村庄政治的受害者、追随丈夫和父亲的妻子与孩子的历史，以及逃犯和赏金猎人的历史。本书启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档案馆中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一手资料，讲述了沙皇俄国奋力管理其可怕的刑罚殖民地的故事，以及西伯利亚对现代世界的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