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蒂克消亡史》：在荒芜中找浪漫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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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蒂克消亡史》是我在2016年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是一部完全满足我的审美和叙事逻辑要求的群像电影。当年的票房就收益不佳，恍惚间都过去3年了，只我每念起合乎自己口味的这一道，即便知道众口难调，还是要忍不住来絮絮叨叨。 
 可说与不可说 
电影里最常出现的就是俯拍角度加上对称构图。与之相佐的极具暗示性的配乐，诙谐嘲弄的、状如“就义”的、悄然离场的、走向新生的，便代替了台词来讲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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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的大面积留白，使得影片的视角偏于客观冷静甚至冷漠，一切都好似无甚稀奇。电影里的对白也少，省了无谓的台词，也不会夸大任何一小段剧情。
我满意的其中一点也正是这样的上帝视角：它得以从不同角度来还原每一个故事，不对任何一个人做道德评价。意图既非弘扬也不贬低，于是未经申辩的思想自然而然引发了观众各异的解读。
谁更擅长扮演哪个角色，谁对谁又有无情愫，看客亦可自执己见。何况感情之事好似雾里看花，真假虚实，只在观众认或不认。要我看呐，何止是陆先生在克制对小六拿不得放不下的感情，车夫在火车站看向老五的神情，也颇有几分隐忍不发的意味。

这样的拍摄角度“以百姓为刍狗”：天与地之间不论身份，单独的每一个人的生与死都稀松平常，不值得大惊小怪。可能切到下一幕，有人的生存状态就变了：或身份变换，或由生至死，或“死而复生”。
但它们突兀吗？丰富的细节使人物的每一个举动都有逻辑可循，每条支线都早有线头在眼前张牙舞爪。即使一早便有暗示性台词或情节的铺设，由于时间线交错、人物关系复杂，观众仍然难以猜准事件的确切走向。是棋子或是执棋人？总归立场和身份也是会变的。 
变与不变 
“突发事件”本身并不存在，下一出戏早有伏笔。
再怎么提前推敲估量，结果也依然难以改变。这不可说是“宿命”，只是因果，是一个人的性格和生活态度会导致的必然结局。

上海话与普通话的切换，听起来可能是有些别扭的。但在这里，口音区分了小六作为“电影演员”和“王老板的太太”的两个身份；又像是章子怡本人，在告诉大家这个角色的结局。
同样一个“活下来”，最终竟成了这些个大佬们求而难得的期冀，多么风趣。 

只要仍有一息尚存的阶段，变数就会不断增加。那什么样的才是自己呢？何止世殊事易，瞬息也有万变。总会有严防死守也不会动摇的心间一隅，而日久恐成偏执。 

无论渡部做尽上海人仪态，日本是他不变的祖国，“日本人”是他的固有属性。
日料店地下隐蔽的不为妻儿朋友所知的日式庭园，仿佛是他属于“本我”的空间。本我只遵循享乐原则，追求个体的生物性需求，如食物的饱足与性欲的满足。他通常在这个承载着他欲望的地方进食，也将小六囚禁于此。 

混乱与守序
 电影的转场手法丰富而有趣，或许会有“炫技”之嫌，于我而言唯一的问题只在于没法儿截图。 

身兼此片导演、编剧、剪辑三职的程耳先生有自己的创作野心：他既要让他的电影恍如一盒打乱的拼图，又要在终场拼回完整而立体的图景。这必然是要穿金针引丝线的。
在影片的出场人物还不多，情节线索也不充分的时候，转场多用蒙太奇。通过不同时间和空间之中表达相近含义的的声音和场景，来实现从一个故事到下一个故事的转换跳跃。
而当埋线已经很多，已经存在好几个没有完全解开悬念或者展开叙述的故事时，就开始在对话里设置“传送阵”。提到了谁，接下来就续讲谁的故事，还要能与前文串上。我也不能说程先生真就已经做到完美。 
在大家基本都活着的中间部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每每气氛被渲染到最紧张时，总有一些幽默的元素，藏于对话内容或配乐当中。一段矛盾冲突到达高潮之后的半秒黑屏，也因为音乐的存在使观众的情绪不必在突然之间完全冷却。
于是，观众的心被提上半空，而电影本身噙着笑，在小心脏上轻轻地拍两下，告诉伊，人噶多，世界噶大，视野伐要太狭隘嘛，看开一点，往旁边人身上看看好了呀。 
罗曼蒂克与消亡

在第一遍看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家”、“国”、“情”。第二遍时关注的重点不免有所偏移，此处不愿杂糅，因此不再分析剧情，而且官方的剧情介绍在我看来就已经足够清晰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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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岁月已为陈迹，属于大多数出场人物的罗曼蒂克都在乱世中消亡。踏过荒芜的旧地，陆先生或许已经一无所有，甚至一无所知。
不过有两个人的故事虽然早早收场，却成为这静默的终局里唯一可能存在的希望。

他俩一个不再是童子鸡，一个不再是妓女。抛却了设定好的、过往的身份，他们就从这个多数人的悲剧中跳出去了。然而境遇似有相似，“能干大事”的童子鸡会成为陆先生吗？ 
未来既未到来，揣测只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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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在，相对于影片讲述的那个年代、相对于影片上映的那个年代，正刚好是“未来”。 
程先生在影片借吴小姐的口说的这番话，有的人说是自嘲，有的人说是借口，但我想，这大概只是艺术的本来面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