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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
我们因何而迷恋武侠小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那样一个可以使我们藏身其中的江湖。作为一个通俗文学的常见题材，幻想家们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完满的想象领域——交织着武功、情爱、恩仇的瑰丽的世界。
武侠小说曾被批判为「不入流」的文学题材，甚至有学者认为“读金庸的书会降低个人水准”。这样的偏见曾广泛存在于各个世代，其背后往往带有着大时代的历史印记 。但伴随着读着武侠小说的孩子们变成了成人，获得了广泛的话语权，对于武侠小说的评价叙述往往就倾向于正面，如文学启蒙，如华人世界的文化联系等等。
但我们大致是无法忽视文学对于个人的另一面的作用——成为现实的避难所，也就是偏见反映了当时某种程度的现状，即武侠小说是当时青少年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
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延伸，因为用避难所这一词来形容武侠小说对于作者本人的作用也是同样成立的。
我在少年时期十分喜欢一本武侠小说《连城诀》。这本小说的风格在金庸先生的所有武侠作品中都属独特，因为本书整体基调极为黑暗。
《连城诀》的故事是讲述一个习武少年随师父与青梅竹马的师妹进城，却无意中陷入了一场阴谋的故事。师父伤人潜逃，师妹被迫嫁人，而少年自己却被陷害入狱。故事的部分情节与《基督山伯爵》类似，但是基调却是完全不同，基督山伯爵凭借获得的知识与财富为自己复仇，而《连城诀》的主角却最终黯然远遁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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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最后的后记部分，作者指出，这本书的故事有现实来源——一位小时照顾过他的老人的一部分人生经历。老人年轻时家里是佃户，家长本为他与一位漂亮姑娘定了亲。不成想地主家的少主为了将姑娘纳为继室将他陷害入狱，出狱后老人的家长已被气死，而未婚妻也被霸占，遂持刀刺伤少主，再次入狱。等再出狱的时候已然近乎废人。金庸小时管这位老人叫和生，然而，“和生到底姓什么，我始终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他当然不会武功。 ”于是在小说之中，主角狄云虽然被洞穿琵琶骨，成了废人，却阴差阳错获得了绝世武功。但即使这样，他仍然被人伤害，被人背叛，直到最后一刻恍然大悟，他纵上屋顶，看着下面一众英雄好汉为了财宝而抢夺得你死我活。
一个人世上什么亲人都不要，不要师父、师兄弟、徒弟，连亲生女儿也不要，有了价值连城的大宝藏，又有什么快活？
正因为狄云一切都失去了才将这一切看得珍重，金庸落笔写下了狄云（或者说那位老人）心中的悲苦：
她死了一匹马，便这么哭个不住。我活在世上，却没一人牵挂我。等我死时，看来连这头牲口也还不如，不会有谁为我流一滴眼泪。
作为作者，金庸用自己的方式纪念那位小时照顾他的老人，同时也用这种方式，给另一个世界的那位老人寻找一种可能，尽管在那个世界里，狄云——那位老人的化身——对人世失望，最终远遁于边疆的雪山之中。武侠小说在此时，就获得了从读者和作者两个层面的避世抑或说逃离现实的意义。
江湖本义即是“江河湖海”。庄子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文人后来将其意义加以延伸，作为庙堂的反面，成为厌倦了世事喧嚣、名利争夺的休憩去处。王昌龄赠友人：“故人念江湖，富贵如埃尘”。然而也有如范仲淹这样“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不在其位，仍心系庙堂的士大夫。江湖由此成为了可以归隐、逃离和避世的去处。而在后来的武侠小说中，江湖一词沿用了原有词义中自由的含义，成为了一个避世逃离的乐园。
武侠小说蕴含着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那些可以飞檐走壁、使人以一当十的武功，可以维护正义和秩序，可以脱离世俗烦扰，快意江湖。当小说中的侠客们可以脱离地面，飞檐走壁时，他们的肉体遍不再存在于现实之中，实现了摆脱引力的自由。
正因如此，金庸的笔下的侠客往往是纯粹的，并不为世俗所扰，毋需为生活的柴米油盐担心，无论是为国为民还是笑傲江湖，似乎都可以依存于侠客们都念头。为了这种精神的纯粹，金庸那一代的武侠小说家几乎不写侠客们的生计来源。正是这种纯粹，亦让侠客们脱离了现实，成为了精神载体。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正义与自由，可以在由作家们构建的武侠世界中获得补偿。
然而，即使是在小说的江湖世界之中，拥有武力的侠客就能够实现正义与自由吗？绝世武功、财富等等能力属性与自由看似有着什么直接关联，但如果仔细想来，却会发现那种关联却是不可靠的。在江湖的语境之中，其所强调的自由多是这一词汇的最初意涵。如果用更加明确的语言去表达，即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这就意味着，对于自由的阻碍来源于他人，亦或社会。
一个享有豪奢生活但须唯其君王之命是从的朝臣,可能会比一贫困之农民或工匠更少自由,更少能力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和选择自己认为有益的机会。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武功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少与自由多少本身并不挂钩。也正是因此，金庸推崇如令狐冲那样天性自由，可以逃脱名利牵绊的人。因而，在《笑傲江湖》中，金庸用他的笔去书写自由，去书写那个总是身不由己的江湖。
中国传统上是集权大一统的社会，除了政治权力的干预之外，更有基于小农生产方式的宗法社会的约束，个人的自由必然绕不开二者，而真正意义上人格独立的“游侠”在汉代已经消亡。因而，作为一部以自由为主题的武侠小说，带有对于政治性的描绘是必然的。对作者金庸而言，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并非有意的映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的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
在他的眼中重要的自由，既包括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社会自由，即不受他人强制的自由，也包括在思想上和价值上的自由，即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令狐冲即是他心目中自由的形象化身，
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绊。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
但这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实际上并非传统中国社会所易容忍的道德，显然是属于一个生产资料高度流通的多元化的商品社会所孕育的道德。
当我们讨论“令狐冲”们所要对抗的是什么，便不得不去讨论自由的反面，即强制或者拘束，如果没有反面，作为正面的自由就难以得到伸张。在《笑傲江湖》之中，强制的来源无疑是霸道张狂的政治权力，刘正风与曲阳因音律而合，想要金盆洗手，却惨遭灭门。梅庄四友以艺术追求来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却也被权力碾了个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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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电影 中的东厂太监古公公笑收岳不群做走狗时，嘲笑他总说“气浮如流水不安 ,心静似高山不动”，他说：“混账！你不肯做，就是对朝廷不满，想造反哪。你现在是流水不安呢，还是高山不动呢？……以后你做我的部属，不按我的话办事，对我不忠，就是叛国，要砍头的。”还有“不要以为你们这里人多，对我们朝廷来说，你们只是极少数极少数人”一句，更是诉尽了权力的霸道无情。
而另一个强制的来源则是宗法制社会所产生的道德，即费孝通所言之差序格局的产物。在《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师生恋的叛逆更是为世所不容，尽管动人至深，神仙眷恋却归隐古墓。最终的解决方法也只能是“我和姑姑去个见不到人的所在隐居，从此永不出来，免得累了郭伯伯与你的声名。”最终并非是社会伦理向个人自由权利妥协，而是二人脱离了社会，不再为伦理所束缚。
这便形成了一种讽刺：当人们想要远离世俗烦扰的时候，便会来到江湖，但江湖人却又需要一个江湖来隐遁。江湖之外还有江湖，最终只能是避无可避。
电影《笑傲江湖2:东方不败》中任我行一句，“江湖，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你怎么退？”点出了江湖的实质——江湖源于人的社会性。除非如杨过与小龙女一般完全与社会相隔绝，否则完全实现这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往往是无望的。也正因为如此，武侠小说作为将人的冲突放大并具像化的一种文学载体，在其中寻找或描述完全的自由，本身就是不可能的。金庸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困境，他说“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即使如令狐冲这般的逍遥自在，也如任盈盈所说，“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最终也与他人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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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意义上，武侠文学源于人们的不自由。人们受肉体的局限，受到社会制度与社会规范的局限，以期望通过武侠这一题材进入一个自由的空间，来缓解现实的压力，却最终无能为力。实际上，我们可以将武侠题材与超级英雄题材进行比较，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绝世武功，还是超能力，最终我们也只能永远在追寻自由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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