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最愚蠢的十个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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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乌托邦是理想中的完美所在，为什么其中的很多人会生活得如此糟糕？若想得到答案，还要追根溯源：早在1516年，托马斯·莫尔就在其著作《乌托邦》中提到双关语“乌托邦”，意为“乌有之乡”和“完美之地”。
《乌托邦》是莫尔用游记体裁、以拉丁文写就的不朽巨著，他在书中述及一个位于南半球的岛国，岛内的每个人都犹如受到神启般幸福。作为十六世纪焚烧异教徒的提倡者，莫尔激进的思想从未远离那座乌托邦岛屿，那里的人一次通奸会被贬为奴隶，多次通奸则会被判死刑。如果透过乌托邦的诡异笑脸，他会看到隐藏的暴力和恐惧吗？无论如何，莫尔以其极大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成的《乌托邦》，仍是当代科幻小说以及乌托邦思想的基础文本之一。

乌托邦代表着人们对于未来会超越现实的希望。居伊·德波在他的电影《景观社会》（Société du spectacle, La，1973）中讲道：“只要必需品对人们来说仍旧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么梦想依然是一种必需品。”德波的意思是，在一个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环境中，人们总是幻想着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地方。
但是关于“更好”的概念，却是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弗洛依德有一种理论，梦境里的恐惧和希望反映了我们在现实世界的痛苦和矛盾；在梦中，恶魔从我们心底最黑暗的角落悄然爬出。这是对乌托邦的渴望里的危险元素，隐藏于笑脸之后的鬼魅。乌托邦能够表现人类最真切的希望，也能体现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它同样反映了我们内心最为阴暗的欲望，这令人恐惧和厌恶，却始终如影随形——更不消说潜伏于每一个人的骨髓里的对于权力与控制的狂热。“你说的是一个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怪的囚徒。”格劳孔在愚蠢的乌托邦的样本《理想国》中说道。“不，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苏格拉底回答说。
一、柏拉图的《理想国》
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表明，最早的、最原始的乌托邦都与约束、纪律和等级制度相关。苏格拉底认为，为了最大限度地整合和控制，理想国的居民应该限制在5040人；在这些最“公正”的城市中，妇女和儿童都是男人共有的资产——否则还能是什么呢？“对于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成长和教育出来的男子来说，”苏格拉底说，“我认为他们保有与使用孩子和妇女的唯一正确的方式，应像我们在当初开始讨论男子问题时建议的那样。你还记得我们曾竭力论证他们应作羊群的护卫者吗？”很自然地，国家将由像苏格拉底那样“最好的公民”似的男人（亦即哲人王）来统治。护卫者共同生活，且远离“羊群”：“这些女人应该归这些男人共有……同样地，儿童也都公有。……这些男人女人同吃同住，没有任何私财。”

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底有多么愚蠢？为什么说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愚蠢”呢？是由于生活年代的不同而产生的代沟吗？《理想国》巧妙地周旋于左右翼之间，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可谓“左右”逢源。作为乌托邦之滥觞，我们现在每一个技术统治论的设想无不源于《理想国》。柏拉图不会像我们那样理解“丧失人性”一词——当然，他永远不会看到毒气室——但当他的思想被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所利用时，他们成功地证明自己已野蛮地失去人性，其“护卫者”的政治力量则被自己的权利所摧毁。
尽管在古老陈腐的批评中屹立未倒，柏拉图和其老师苏格拉底与我们并无太大不同：他们也有自己的恐惧和偏见。我们仍然生活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所描述的洞穴内，看着洞穴壁上摇曳的影子，思考着现实。他认为只有哲学家能够把桎梏抛却在感官世界，将洞穴留作思想的天堂；哲学家可以用这种纯粹的知识治理国家。柏拉图/苏格拉底没有想到，任何超越洞穴形式的世界很可能也只是另一些影子，甚至是连影子都不能投射的幻觉。因此，柏拉图恐怕也无法逃脱任何乌托邦都会堕入的陷阱。
二、山巅之城
在基督教的想象中，新世界代表着人类理想对颓废的欧洲文化的胜利，那不仅意味着含量丰富的金矿。在殖民者最开始的记述中，赤裸而又无知的“印第安人”生活在共产主义圣光的照耀之中；但当实际情况与殖民者的想象相悖时，摧毁土著的村庄则变得非常必要，这将“拯救这种低等种族堕落的灵魂”。“他们不适合指挥和领导，”殖民者中的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徒说道，“但是适合被指挥和被领导。”

与他们相似的加尔文主义者在美国北部着手创建一个新教乌托邦，这对于尊崇等级制度的人来说是恒久的天堂。“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将身处一座山巅之城，”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温斯洛普鼓吹道，“全能的上帝按照他至尊无上的旨意解决人类的问题，就像从前的所有时期，有些人必须富有，有些人则必须贫穷；有些人高贵且大权在握，其他卑劣之人则必须服从。”新世界最终成为了莫尔式的“乌托邦”：在六十年后的塞勒姆，他们焚烧了女巫。
三、努埃瓦尔曼尼亚
在历史上，免除一个人所有罪恶的一种方式，是将他/她流放到指定的他种族或被社会孤立的人群——犹太人、吉普赛人、图西族人、阿拉伯人、同性恋者，这种行为在过去极其令人恐惧地司空见惯。在那样的观念里，实现乌托邦倒是成为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只消把触犯条例的人们清理掉或者驱逐出去。十九世纪后期，伊丽莎白·尼采·福尔斯特——她是哲学家尼采的妹妹，他形容她是一个“报复心极重的反犹太蠢人”——与十四个德国家庭沿着偏远的河流航行到巴拉圭去寻找人种纯洁、奉行社会主义以及严守素食主义的乌托邦。殖民者想要找到“一种种族感情上的真正的重生”，但事情并未达到他们的期望：殖民地的农作物没有生长；沙蚤和毒蛇叮咬他们光洁雪白的脚踝；许多人成为疟疾的牺牲品。不到两年的时间，伊丽莎白的丈夫、殖民地领袖及恶毒的反犹分子伯恩哈德·福尔斯特因喝酒中毒身亡。伊丽莎白偷偷潜回德国，等她那位声名大噪的哥哥死后，便将他的作品无情地大肆修订并出版，以至于连纳粹党人都视尼采为最喜爱的哲学家。

与此同时，在巴拉圭的努埃瓦尔曼尼亚的学校、教堂和歌剧院全部被毁。据报道，二战后，这里曾是包括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他指挥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可怕的实验）在内的逃亡的纳粹战犯的庇护所。直到今天，努埃瓦尔曼尼亚依然是巴拉圭最贫穷的小镇之一，有数千名农民生活于此，其中一些老人仍旧讲德语、唱德语歌曲；很难将他们与原住民区分开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雅利安殖民者已与深色皮肤的当地人通婚。伊丽莎白和伯恩哈德·福尔斯特的幽灵可能会在这个已经血统不纯的小镇间游荡，那里对于他们是不忍再见的地狱。
四、女儿国
“我们已经在灵魂上混为一体，”二十世纪初的女权主义者夏洛特·吉尔曼说，“其品德是众所周知的。”“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族群的一支）嫁给非洲人或东方人，”她在别处写道，“他们将生出具有双重性的后代。”我们会很自然地从她的话中领悟到，这对她而言绝非一件好事。然而与她同时代的人，例如《回溯过去》（Looking Backward，1887）的作者爱德华·贝拉米预见了一个全球化的未来，人类将在经济、政治甚至两性关系方面彼此融汇——这种未来的场景令吉尔曼甚为恐惧。

事实上，吉尔曼并不孤单，她所处的时代充满了以歧视性的移民法及形式怪异的优生学为代表的种族恐惧；她的乌托邦小说《女儿国》（Herland，1915）虚构了一群“雅利安血统，曾与最优等的文明接触过”的女性，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之上，这是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社会，女人通过孤雌生殖来繁衍后代，并且，理所当然地只会产下女孩。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个纯粹而完美的社会。“你们看，”男性流亡者说道，“她们没有战争，也没有国王，没有牧师，也没有贵族。她们彼此是姐妹，她们共同成长，不是通过竞争，而是通过团结一致的生活。”

根据吉尔曼的说法，一个人种上和性别上同质的社会，将很自然地用很少的努力便可发展成为乌托邦。对于尊崇吉尔曼的欧美女权主义者来说，她的小说《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1891）是女性主义的样本文本，但他们更喜欢从吉尔曼标志性的女权主义中挖掘出她的种族主义倾向；而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吉尔曼与伊丽莎白·尼采·福尔斯特并无太大不同，或许前者死后的魂灵也经常游荡于努埃瓦尔曼尼亚，与后者在女性情谊的共同理想下握手攀谈。
五、光明城

“试着嗅探成堆的书本那令人憎恶的恶臭，”日本的未来学家平户廉吉在1921年说道，“汽油味比那不知要清香多少倍！”不难想到，在雷·布拉德伯里的小说《华氏451》（Fahrenheit 451，1953）里，消防队长毕缇同样喜欢汽油味。这不仅是汽油焚烧过去的意味，而且使世界迎来了全新的时代，更重要的是，这次散发着蒸汽朋克魅力的工业革命为人类构想理想社会提供了新的灵感。在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出现了一种新的建筑美学，它摆出对于自然和生活需要的绝对征服的姿态。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运动表现出对机器的崇拜和对战争的痴迷（意大利未来学家菲利普·马里内蒂写道：“战争是世界唯一的保健法。”），他们拒绝担负历史的责任，并拥护法西斯意大利等极权政府。对技术的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忠诚，隐匿了他们空洞而狂暴的非理性。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未来主义在建筑风格方面演变得更为严格和质朴，比如包豪斯建筑学派（德国建筑之一派）。在那个时期，泰勒学派对城市的每一个设计都是对数学完美简洁的摧残，却极少能够达到瑞士理论学家、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的境界。在墨索里尼、斯大林和希特勒时期，勒·柯布西耶的《光明城》（The Radiant City，1935）被奉为圭臬；他认为一个由标准的建筑材料和流水线产品所构造的世界，需要军事化管理的工人和资源的社会集中。他理想中的光明城——“一台使人生活其中的机器”——的居民居住于独立且完备的高楼大厦内，大厦集健康、文化、教育、公共设施于一体，可以把所有社会阶层以及他们的文化和生活范围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几何网格空间内；它在很多方面都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乌托邦的思想，讲究严谨地以数学和几何学关系（如黄金分割1.618:1）等来确定美的比例和协调关系，比如意大利僧侣康帕内拉在《太阳城》（City of the Sun，1623）中写到的牧师阶层会使人联想起柏拉图的哲人王，他们在由许多同心圆街道所环绕的城市中心的神殿内对人们的美德进行监控。

在二十世纪，这种受到严厉批评的社会和建筑理念遍及第一和第二世界，例如伦敦市郊的独立完备的大厦（J.G.巴拉德在他的小说《高楼》（High-Rise，1975）里曾经对此有过深入剖析）、捷克共产主义者的集体企业办公园区和联邦住宅区。每一种构想都闪现出社会平均主义的火花，但当它们全部崩溃后，便迅疾地表现出巨大的经济分化。
六、新巴比伦
尽管信奉勒·柯布西耶关于通过环境操纵来减少甚至消除“个人”的野心，情境主义的“新巴比伦”还是否定了他的几何网格空间。哲学家、导演居伊·德波于1957年领导的“国际情境主义运动”意图在反乌托邦色彩的资本主义城市找到全新的生活方式——这被称为“情境”，旨在“塑造一个集各方面统一的生存环境，可以弥合工作/休闲，或公共/私人等诸如此类的分裂状态”。雕刻家和建筑师康斯坦特是为数不多的尝试自己关于乌托邦设想的情境主义者之一。康斯坦特对他所谓的新巴比伦城的构思陷入狂热，他想通过复杂的可控组件，来调控声音、灯光和天气等因素，使整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处于相同的环境；如此说来，康斯坦特似乎有一种儒勒·凡尔纳的气质；他认为自动化手段运用程度的增加“将创造对于休闲的需求”，这就需要将新巴比伦设计为一个“全部由柱子支撑或悬挂，面积巨大且多层次的、具有遮蔽性的建筑网络空间结构，每层提供不同的功能需要，而地面则用来交通和公共集会”。如果进行太空旅行，康斯坦特若有所思地说，“可能会影响城市的发展，因为在其他行星上建立基地，势必立即使新巴比伦的建设问题成倍地放大。”城市使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且与自然失去交流，新巴比伦的非公民则会持续漂泊，居无定所。

新巴比伦的构思听上去很是迷人，但它同时也在排斥种种的“不规范”。在新巴比伦没有邻居、没有灰尘、没有绿茵，在城市封闭的情境之外没有文明可言。实际上，新巴比伦与勒·柯布西耶的光明城确有共通之处，特别是都渴望利用技术将人类从自然界和个体意识中“解放”。光明城和新巴比伦在很多方面都是二十世纪中叶典型的科幻城市：光彩熠熠，与自然疏远，并且惧怕人类的个体意识。
像许多激进的左翼组织一样，情境主义国际也想通过不断地驱逐不符合领导者愿景的成员，以实现组织的净化。1960年，康斯坦特被迫辞去在情境主义国际的职务，但他的工作仍然是情境主义遗产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七、战后的美国郊区
历史学家罗伯特·费什曼将美国郊区称为“中产阶级的乌托邦”。战后的每一个美国郊区都有着努埃瓦尔曼尼亚的灵魂，男主外、女主内，其结果便是出现了离家的父亲、被孤立的母亲，以及被疏离的孩子。为了满足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物质精神需求，郊区的内在和外在都有极大的空隙来接受诸多社会派别——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到今天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填补。

中等收入者的郊区实际上已然消失了：在种族排外的斯库拉（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和种族多元化的卡律布狄斯（希腊神话中盖亚与波塞冬的女儿）之间的汪洋中溺亡。最贫穷的人却缺乏公共服务、接受最差劲的教育，以及少得可怜的公园和广场——它们可以使人增加对社区的归属感。游牧民般的人们每隔几年便会迁移到最富庶的郊区，以使他们的职业保持轨道，却永不扎根。这样的美国郊区已是乌有之乡，像一片坐落在过去与未来交汇处的空旷的停车场。
八、高边疆
“持续的指数级增长使世界快速接近它的极限状态，无所作为则意味着世界崩溃风险的增加。”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在《增长的极限》（Limits of Growth，1972）中写道。

对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杰拉德·K.奥尼尔来说，太空移民无疑是很好的解决方案。在《高边疆》（The High Frontier，1972）中，奥尼尔像个房地产推销员一样描绘了一幅位于高空轨道的田园风光图，那儿有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修剪整齐的草坪，以及恒定的如加州南部一样的宜人天气。奥尼尔通过书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使这个乌托邦世界得以展露一隅。“要说到我们的政府，”爱德华对珍妮说，“在法律意义上，所有的社区都隶属于能源卫星公司，这是一个跨国的利益财团。只要生产力和收益保持在高水平上，公司对我们是不会管太多的。”尽管公司有员工大会，但每个人都“忙到无暇顾及选举活动”。虽然对奥尼尔来说，这种私有化版本的民主政体听起来甚为理想，但高边疆的社会还是会令人毛骨悚然。正如莫尔的乌托邦那样，爱德华和珍妮不妨问问自己，这样的一个社会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暴力？

在续集《高边疆，2018：人类未来的乐观图景》（The High Frontier, 2018: A Hopeful View of the Human Future，1981）中，奥尼尔让主角艾瑞克前往一个已被太阳能和高空轨道工业彻底改变的乌托邦世界。奥尼尔拟想了一个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叫做沃特福德的园林化郊区，像光明城和新巴比伦一样，它也是封闭的，只不过是用一个巨大的可以调控温度的圆顶罩住城市。在沃特福德，对市民的监控是全方位的：通过所有市民都穿着的“信用脚链”，不仅方便市民的各种经济活动，还可以监视他们的一切行为。
九、帕拉斯
自从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小说《严厉的月亮》（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1966）——在这个“美国独立战争月球版”的故事中，由一群犯人开发并建设的月球殖民地正式脱离地球，他们建立了一个无政府社会——出版之后，自由主义作家转而想象肯·麦克劳德所谓的“自由”乌托邦，在这样的乌托邦内，个人不受政府的干扰，可以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利益。与大多数经典乌托邦不同，自由乌托邦并非追求和平与和谐，而是信奉达尔文主义，这可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好”的社会，但正如L.尼尔·史密斯所言，它允许“人忠于自己作为掠夺者的本性”。史密斯将小说《帕拉斯》（Pallas，1933）的背景设置在由亿万富翁工业家“维尔德·威尔”所创立的小行星殖民地，在狼籍的城市以及有着都市风尚的酒吧内，每一个武装精良的帕拉斯人都操着代表友好的口音，从不与政府有所往来。帕拉斯唯一的“苹果里的蛀虫”是位于格里利（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北部的一座城市）的一个由吉布森·阿特尔曼统治的斯大林公社式的乌托邦工程。

《帕拉斯》充满了无意义的低俗情节和对素食主义、农业以及公共交通的歇斯底里的谩骂，小说讲述了一个以艾默生·吴为主角的杂乱无章的故事，吴离开格里利乌托邦工程，成为小行星殖民地的富人和神射手英雄；故事充斥着庸俗低级的乐趣，却也有一种蛮荒西部风格的怀旧感。像大多数自由主义科幻作家一样，史密斯在内心里其实也是一个“被困在由他无法理解的、各式各样的人和思想所构成的大世界”的小镇男孩，不过你不必为了理解他的故事而同意他的政治观点。在一个由外在客观条件所限制的世界，自由乌托邦的《帕拉斯》（或许还有《高边疆》）代表了一种强烈的逃离的愿望。
十、互联网
威廉·吉布森在《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1984）里创造了赛博空间，展现了网络不仅仅作为通讯媒介的慑人魅力。吉布森解释说：“媒体不断融合并最终淹没人类的一个阈值点。赛博空间意味着把日常生活排斥在外的一种极端的延伸状况。有了这样一个我所描述的赛博空间，你可以从理论上把自己包裹在媒体中，可以不必再去关心周围实际上在发生着什么。”对于一些沉迷朋克摇滚的人来说，赛博空间无疑就是乌托邦，它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同感幻觉”，可以使人超越肉体的束缚，逃避废墟般的现实世界，在赛博世界里尽情畅游。在这部有着预见性的小说出版二十年之内，网络纪元就把旧金山湾地区变成了一个广阔的、可以富有传奇性地产生年轻百万富翁的波特金村庄，而这一乌托邦狂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之后便已销声匿迹。互联网作为一条自由的信息高速公路，成为费什曼所谓的中产阶级乌托邦的虚拟家园。

数字时代三大思想家之一的乔治·吉尔德认为：“在未来的十年内，计算机网络将通过成千上万的因素来扩大带宽，并且实现美国经济的整体重建。电视将寿终正寝，然后腾出宝贵的空位，留给新的事物来填补……好莱坞和华尔街会步履蹒跚地扩散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最贫穷的贫民窟的孩子，在这样一个摧枯拉朽的进程中，所能接受到的教育机会也能超过现在郊区的大学预科生。”
然而，吉布森的反乌托邦图景远比吉尔德的乌托邦构想更加真实，但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现在的网络看上去似乎不太像是乌托邦，倒更像一个反映现实世界所有矛盾的硝烟弥漫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