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美国姐姐乘风破浪的“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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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姐姐乘风破浪的“黑历史”
最近火起来的某30+女星成团综艺，顺势带起了全国吃瓜群众对大龄女明星的研究热度，而对这些女明星的发掘，不外乎是耿直女孩或人淡如菊的炒作定位。这时，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大西洋彼岸，就会发现，某些美国姐姐爱干的事，中国综艺都不敢播。
父亲是奥斯卡影帝亨利·方达，1937年生于美国纽约，在贝弗利山庄成长的简·方达，生来就是要做女明星的料。从艺后，把同时代当红男星阿兰·德龙、罗伯特·雷德福和马龙·白兰度等都合作了遍的简·方达并不是个玩票的星二代，而是个对表演很有追求的女演员。
1971年她在《柳巷芳草》中扮演一位狡猾的应召女郎，获得1972年度的奥斯卡影后。1978年他又因《荣归》获得第二座奥斯卡影后。2014年，简·方达获得第42届美国电影学会（AFI）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17年获得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荣誉金狮奖”。
这些并不是方达的全部，银幕外，她还是个健身专家、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
1970年时，方达曾因抗议越战，在克里夫兰被捕。1972年她亲自赶赴越南，发表演讲敦促美国飞行员“停止轰炸”。

方达确实是在用生命践行自己反战、女权、环保的标签。2019年10月，81岁高龄的她在国会大厦因抗议气候变化的示威而被华盛顿警方以“聚众、阻碍或妨碍”罪名逮捕，真正体现了活到老，干到老的社会活动家身份。

不过，社会活动家简·方达1968年主演的电影《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却不止一次被吃瓜观众拿来当作她的“黑历史”。
“当你拍摄《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时，你的脑袋在哪？”

“我不知道，我想是在我的腋下吧。”方达回答。

放在世界科幻电影的发展脉络里，《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好像是个不折不扣的黑历史。这部源自法国成人漫画，被意大利制片抢来版权改编，由法国导演拍摄的电影在好莱坞一出场就被《花花公子》杂志热情洋溢的暗示带偏了节奏，“《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的导演罗杰·瓦迪姆举办了一场‘24-7的狂欢派对’。”
所有人都下意识的认识到，这个捧红了前妻“性感小猫”碧姬·巴铎的法国浪子又要拿自己的新婚妻子简·方达开刀了。
不出所料，方达在《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开头就贡献了科幻电影的里程碑画面——“零重力脱衣”。

不是穿着正经工装背心的桑德拉·布洛克在《地心引力》里的技术型宇航服剥离过程，而是艳舞女郎方达翘起做过美甲的兰花指像贵妇一样扯开她的塑料质感防护服的过程。
芭芭拉娜接受地球总统的任务，前往Tau Ceti星球寻找失落的科学家杜兰·杜兰。
在但丁风格的地狱迷宫里，芭芭拉娜认识了盲眼天使并最终和他一起摧毁了双性恋黑人女王的统治。
80年代红遍大西洋两岸的杜兰杜兰乐队（DuranDuran）即取自《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里的反派杜兰·杜兰。DuranDuran的音乐巧妙融合了后朋克与迪斯科的流行乐风，加之乐队成员的俊俏外貌，使得他们稳居新浪漫乐派掌门人的宝座。
二、太空歌剧里的女郎
维基百科是这样阐释太空歌剧（Space opera）科幻作品：这类作品的背景通常是庞大的银河帝国或繁复的异星文化，情节混合了动作和冒险，是道地的宇宙英雄罗曼史。
在太空歌剧里，太空只是冒险的场所，现有的科学常识并不限制人们想象力的枷锁。在想象的前提下，此型作品里人物的思想和言行，经常影射现实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组织与社会制度，如帝制或神权政治等制度。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即是太空歌剧的重要代表。

《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这部征战宇宙、进击外星人的太空歌剧科幻，一点都不硬核，或者说连“科学传奇”（Science fantasy）都不算，这更像是一部90分钟的漫长性玩笑。
科学传奇是一种兼具奇幻和科幻之间的存在，在科学奇幻的世界里，会存在太空船与机器人等高科技的事物以外，亦有魔法和超自然的要素。被地球总统称为最优秀宇航员的芭芭拉娜却不会修理自己的飞船，整部影片，芭芭拉娜在Tau Ceti星球的每一次交易，包括“性交易”，都是为了换取一个男人为她修理飞船。

太空歌剧这个子类型科幻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惊奇故事集》（Amazing Stories）杂志，这些平民故事里的科幻，试图把牛仔和侦探故事搬上外太空，而杂志的封面常有性暗示。《惊奇故事集》在那时多作为厕所读物，出现在美国家庭卫生间里。而那些白人男人眼中的“封面厕所女郎”，即是那个年代对女性价值的普世定位。

1980年代的《星球大战》里兼具美丽、端庄与希望的莱娅公主几乎是所有科幻宅男的幻想对象，而十多年前太空歌剧的女神想象，竟是《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并且，这个无时无刻不在换装的太空女邦德，在社运程度上，有着比《星球大战》关于宿命与背叛的永恒故事主题更棘手的难题，她需要面对的是“黑人+双性恋”标签的暴君女王以及盲眼残疾的英俊天使。
我们都知道写出《科学怪人》的玛丽·雪莱用一己之力撑起女性在科幻写作里的滥觞地位，但越往后，女性也慢慢被夺走了创作话语权，成为了男性（作者/观众）凝视下的被动装置体。芭芭拉娜却用一种自反而撕裂的无意识反抗，为我们创作了一个科幻叙事史里的“自由女斗士”。

芭芭拉娜的三次濒死经历，都和性有关：捆起来被僵尸娃娃生啃、在笼子里被群鸟啄食、在反派的惩罚刑具里剥光了衣服体验“过度性快感”。这些并不隐晦甚至淫秽的联想和设定，都让这部1968年的电影里的欲望客体指向了1960年代的女性身体。
三、非官方科幻叙事史里的“自由女斗士”
整个1960年代都是“自由”的，嬉皮士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爱与和平，放逐与自由，虽然他们本身就在制造麻烦，而不是解决问题。
抛开芭芭拉娜到底该穿多少衣服的争论，在电影里始终如一地相信所有人、始终如一地因轻信而被背叛和攻击并渴望取悦所有人的她，完全就是那个时代嬉皮士精神下性感乌托邦的化身，她可以是玛丽莲梦露，也可以是耶稣基督。她不是《异形》里可以被官方正正经经写入自由女斗士的范本，她像韦小宝一样，是个嘻嘻哈哈的嘲弄者。

在片头，缺乏性羞耻和焦虑感的芭芭拉娜与地球总统进行视频会议，她不需要注意到总统是否对她的身体感兴趣，也不会理解观众对她的觊觎。
严格来说，芭芭拉娜在电影里没有“注意”到任何科幻叙事里的男性凝视圈套，而这一点正是这个科幻故事需要在今天被重提的关键。
最近热播的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美国夫人》用反女权者的故事讲了一个女权主义的内里，而简·方达的《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恰好也是用反（硬）科幻的外壳包裹了一个软科幻的意图。
首先是美术上的“志不在此”，与同年问世的可以写入电影史的硬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相比，《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的美术和时装指导看起来更痴迷于女性胸部而不是太空飞船的模型。
打通了花花公子、Mods时尚和Paco Rabane服装的芭芭拉娜，走的并不是“坎贝尔原则“（Campbell's law）的思路。
坎贝尔原则：真正的科学、用现实手法描写超现实的题材；用过去式描写将来的事物；对科技和进步保持乐观态度；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描写超现实情节。
在当下的视域看来，芭芭拉娜是用浓艳饱满的背景色块、Nancy Sinatra风格的艳舞皮质高靴营造了一个超前二十多年的女航天员的“穿衣自由”。
在美术上嘻嘻哈哈的嘲弄，是为了角色成长上的自我修复。芭芭拉娜就像《银翼杀手》里的复制人Rick，是一个最终将自我交托给抵抗面的觉醒者，她在和敌人（暴君女王/杜兰杜兰）的多次对垒中，反而被敌人“同化”，接受了性和自由的多样性，让这个看似拙劣的厕所女郎故事加入了自由女斗士的软科幻灵药。
Tau Ceti星球的女王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帝国机器，戴着SM眼罩，双性恋身份、恋物癖的她，反而是个行动意义上的乌托邦嬉皮士。觉得性交是穷人的衍生品，生活在所谓的和谐乌托邦世界，认为“手指+药丸”的神交才是配得起富人的芭芭拉娜，似乎比女王更适合当作阶级固化社会的代言人。

在多次实验和体验自主性经验的机会中，芭芭拉娜用被文明乌托邦社会压抑且无法满足的性渴望/自主意识“玩坏”了杜兰的管风琴惩罚机器，自己的快乐与和平的梦想，突然就被感官过剩的沉溺嘲弄，快感变成了政治武器。芭芭拉娜也终于确信，为了免遭陷阱，一个活动家不仅仅要靠嘴巴，而是要主动行动起来。

清教徒式的批评家一眼就能对电影里公然的性别歧视感到不满，为什么是女人用性解救世界，而不是男人的武器或者计谋。这是因为，芭芭拉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浪女，在敌人的反向教导下，她反而是无视一切的自由女斗士。
嘲笑幻想是享受幻想的一种方式，用反乌托邦的方式嘲笑乌托邦让《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比那个时代流行的殖民色彩浓厚的太空歌剧科幻更有意思。芭芭拉娜并没有像那个年代的太空歌剧科幻一样，去盲目乐观散播殖民主义，她一直在防守中觉醒。
四、未来城市的“欲海”与“梦屋”
《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最突出的光学特效（optical effects）是视觉特效师Charles Staffell用正面投影（Front projection effect）技术设计的脉冲迷幻背景，在欲海（mathmos）和梦屋（the Chamber of dreams）两个重要场景。
《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和《2001太空漫游》一样，是首批广泛使用正面投影的影片，这种技术使设计好的中远景图片通过特制的反射面投影成为画面背景，给人一种室外场景的错觉。

Charles Staffell的脉冲迷幻背景既可以搭配芭芭拉娜的透明胸甲，又可以自成风格完全不输给崇尚极简风格的。镭射、激光、脉冲，这些在时尚效果上超前了同时代作品的，也影响了几十年后的《第五元素》。
女王统治星球的欲海和梦屋，其实就是《阿凡达》里“家园树”的邪恶版本，“家园树”是万物有灵的可持续生态和城市框架，而欲海是抽离出实在，把人的欲望和贪婪作为生命养料的活水源地。

多年后的性解放革命告诉所有人，性应该是愉快的，而不是被恐惧、羞耻束缚着，芭芭拉娜用sex和love来鼓励救援者，并发现了一个她以前并不认同的全新的新世界。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滑稽、恶搞的设定，但不能说这是一个完全愚蠢的点子。因为这种顽皮的社会想象，比那些善良、公正却又世俗、平庸的合理想象更有革命的参考意义。
城市与人的连接在极端的意义上，需要“欲海”与“梦屋”的构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建筑、物质和区隔的构筑，关于欲望的记忆、感官和揉捏也是“人”所在城市关键，有了这些，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可持续的世代城市。
《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的编剧之一Terry Southern后来也创作了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和美国新好莱坞运动的开山之作《逍遥骑士》，这些怎么看都算离经叛道的颠覆作品，往往都是用一个“不正常”的主角让观众反思自己的“正常”。
科幻世界不是非此即彼的征服和殖民，更不是口头乌托邦的爱与和平，《银翼杀手》会用赛博朋克的面摊告诉我们“high tech, low life”的时代症结，《太空女英雄芭芭拉娜》则用芭芭拉娜的猎奇身体笨拙启发后世，科幻的可读性还可以是最当下的感官的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