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1692年的冬天,美国波士顿附近的塞勒姆,一位牧师的外甥女开始抽搐、尖叫、颤抖、 口吐白沫,随后不久,牧师的女儿也陷入了相同的症状。医生闻讯赶来,问诊无果。牧师查阅卷宗和经文,邻家百姓传起流言蜚语,将这一事件指向了一桩流传古老的罪行:巫术。
恐慌蔓延了整个马塞诸塞湾殖民地,持续九个月的猎巫运动几乎将所有人卷入其中,二十余人惨死,近两百人被指控为巫师,其中最年轻的女巫只有五岁,最年迈的则将近八十岁。
这一系列事件听上去骇人听闻,却无比真实地在历史中呈现。这段过往就像是笼罩在美国上空的一小块恐怖夜幕,它代表了我们历史文明中的一些短暂时刻: 烛光被吹灭,所有人都在黑暗中摸索。
发生于1692年马萨诸塞州塞勒姆村的猎巫事件,以十四个女人、五个男人和两条狗因巫术被处死的悲惨结局草草收场,随后,那里便陷入诅咒一般的沉寂。
在那场惨剧中,上百人牵连其中,无辜之人被绞死,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自那一代人的沉默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塞勒姆事件被不断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不同版本。塞勒姆成了所有美国人的噩梦,成为告诫我们勿忘历史的反乌托邦篇章。
至今,我们眼前的塞勒姆,已因17世纪的删改而满目疮痍,又被19世纪的胡乱编造说装点得面目全非,而本篇文章试图梳理出塞勒姆村当局错综复杂的居民关系,回溯1692年1月起发生的系列巫术事件,以有限的能力为大家还原出塞勒姆事件的起因、经过以及发展。
塞勒姆是历史上为数不多有开头、中段和结尾的戏剧之一。
——阿瑟·米勒
*塞勒姆事件的背景、成因以及具体内容十分复杂,仅本篇无法涵盖全部内容,本文作为塞勒姆考据系列的第一篇,将围绕部分塞勒姆村镇背景及猎物事件 前五个月 的起因经过展开。
我们要坦白地说,这个世界没有所谓黑白分明。唯有愚者和吹嘘者才知晓一切。
——安东·契诃夫
17世纪人类思想的一大特点曾被概括为 “不协调的怪异混合物” ,因为当时普遍的思想都同时兼顾了学识和迷信,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医学与占星术、科学与荒谬言论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
许多牧师都涉足炼金术,却猛烈抨击魔法,他们认为上帝将以滚滚雷声和闪烁的彗星同他们对话,据传确有牧师在平民都留意雷电时寻找彩虹的痕迹——因为那是得以抚慰人心的、伟大完美的彩虹,《启示录》里便记载过这样的彩虹。可想而知,在17世纪令人焦虑的黑暗时代里,宗教似乎是在理性与迷信之间的模糊折中。
女巫到底是什么?17世纪的任何一个新英格兰人都能给出一套自己的答案——她就像2月的洪水一样真实,可能还更为恶劣。英国学会院士和博物学家约瑟夫·格兰维尔在文章记载中证实巫术就如同光与热一样存在于世:
凭借与恶灵的联盟,女巫可以或似乎可以做奇异之事,已知的技术和自然之力对此无能为力。
巫师通过签署契约获得将自己变成猫、狼和野兔的能力。他们对黄鸟情有独钟。虽然巫师不限性别,但通常都为女性。英国女巫很喜欢养同居的“小妖精”,这些邪恶生物往往是猪、海龟或黄鼠狼,而她们最喜欢的似乎是蟾蜍。
17世纪的居民普遍认为,女巫会在自己身上打上记号,以此来象征自己与所吸引的恶灵之间建立的奇特契约,那些标记据传有蓝色和红色,可以为正位,也可以为逆位,有一些甚至外形上会像是跳蚤叮咬留下的痕迹。人们认为这些印记会在特殊情况下显现或消失不见,而在普遍流传的观念里, 基本上所有深色的印记(甚至天生的胎记)可能都会被视为女巫的标记 。
早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男巫、女巫、魔法师以及占卜师的传说便已经存在。目前所知的第一次诉讼大概可以溯源于公元前1300年的埃及,当时的罪状在于一位拥有“超能力和魔法”的男巫在民间无证行医。
13世纪,巫术与异教的联系就变得十分紧密,塞勒姆想象中的女巫也随之成型。1326年,教皇若望二十二世下令清除所有魔鬼崇拜者,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也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动,无数女巫被指控烧死。
15世纪——圣女贞德的世纪——基督与魔鬼之间的斗争大肆展开,宗教改革为无所不能的上帝设置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敌人,而女巫的地位便在这时提升。1
5世纪末《女巫之槌》发表,书中的内容无疑将女性推向“必定的罪恶”,书中曾表明,即使没有超自然力量,女人也是“友谊的敌人、注定的处罚、必定的罪恶、天生的诱惑、勾引人的灾难、家庭的威胁、迷人的祸害”。
到了17世纪,女巫的存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真理,新英格兰人知道女巫长什么样,就像我们今天虽未见过妖精和吸血鬼,但依然可以辨别他们一样。
在17世纪晚期的波士顿,女巫和巫术诊断已是当地时髦热议的话题,任何对这一议题持怀疑或将信将疑态度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异端,如同《女巫之槌》扉页所写:
不相信巫术就是最大的异端。
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没有神秘事物,就没有信仰存在的基石。否定巫术,即否认宗教。这一说辞几乎在民间甚至能被进一步引申——否定巫术,就是拥护巫术。
17世纪,欧洲猎巫运动伴随着战争、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停歇也同样时紧时松。但这一行为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才在欧洲逐渐停止 。
而新英格兰从诞生之时起便受到女巫的侵扰,这些将《圣经》视为真理的新英格兰人们从自己信仰的教典中找到了答案:
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
——《出埃及记》
虽然《出埃及记》中“行邪术的女人”更确切的意思指向了“投毒的女人”,但这句话留下的影响依然存在。事实上,除了《出埃及记》中那句有歧义的陈述之外,《圣经》并没有将女巫与撒旦联系在一起,而联系的工作在后续的历史中便由教会来完成。
综上述所言,我们知道在17世纪,女巫和巫术的存在几乎是毋容置疑的真理。无论是否所有人都相信它,但社会环境和氛围却致使即便存在怀疑和否定巫术的人,他们也不敢站在明面上提出异议。
在这样一种迷信扭曲的环境中,让我们以审视和探寻的眼光聚焦塞勒姆——
1692年,塞勒姆似乎到处都是复仇女神。
超过七个黑夜的刺骨疼痛,折磨着牧师 「塞缪尔·帕里斯」 的11岁金发外甥女—— 「阿比盖尔·威廉姆斯」 。此时正值1692年1月下旬,帕里斯仍在为过冬的柴火运送问题而挣扎头疼,他们一家人差点挨不过1692年的冬天。此时的殖民地仍未获得特许状,尚处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作为村中现役唯一的牧师,帕里斯家总是布满了寻找他解决邻里矛盾和布道的人。在17世纪疾病即公共事件的时代,帕里斯牧师家的遭遇不径自走,很快便传遍村镇。
没过多久,相同的症状出现在9岁的贝蒂·帕里斯身上,这对表姐妹抱怨说有 “隐形的东西” 对他们又咬又掐。据记载,她们先是痛苦嚎叫,接着逐渐失语,身体瑟瑟发抖,脑袋也感到眩晕。她们变得一瘸一拐,身体失去活动能力,双手疯狂摆动。她们还会说着各种愚蠢和荒诞的话,躲在角落,钻到桌子和凳子底下。
好奇者和祝福者都蜂拥而至,而迎接他们的是女孩们歇斯底里的吼叫和怪异扭曲的姿态。在塞勒姆村,每家每户每个人都会有忙不完的家务事和杂活,塞缪尔·帕里斯忙着布道和处理牧师锁事时,好心的邻居也会帮忙照顾那两个仿佛魔怔一般生了怪病的孩子。
17世纪的医疗条件十分堪忧,无政府状态下闭塞落后的塞勒姆村更是如此。
在1692年的塞勒姆村,乃至其邻居塞勒姆镇(后者一直不承认塞勒姆村归自己管辖)的医生都没上过大学。他们医药箱里储备着的东西还和古希腊时代十分近似——甲壳虫的血、狐狸的肺和晾干的海豚心脏。烤刺猬的脂肪滴在耳朵里可以“治疗耳聋”,而那时殖民地里最见多识广的医生认为硝石可以“治麻疹、头痛和坐骨神经痛”,狼皮腰带据说对癫痫有惊人奇效。
在1692年,在塞勒姆,医生用公猫耳朵的血混合母乳来治疗癔症。
上文中列出了1692年塞勒姆事件1月初期的人物关系图,请记住图中的这几个女孩的名字: 阿比盖尔·威廉姆斯 、 贝蒂·帕里斯 、 伊丽莎白·哈伯德 、 默茜·刘易斯 以及 小安·帕特南 ,这几个女孩的名字会在后续的故事中反复出现——作为被巫术荼毒的受害者和指控女巫和巫师的主要原告。
玛丽·西布里 ,被帕里斯夫妇请来家中照顾生病的阿比盖尔和贝蒂的面包师。她是5个孩子的母亲,此时还怀有6个月身孕,她和她作为修桶匠的丈夫在教会中的名声一直很好,我们可以想象她作为一名干练的母亲是如何帮忙碌的帕里斯夫妇照顾女孩儿们的。她也许干练、勤快,就像老保姆一样照料得好所有琐碎家务事。
但阿比盖尔和贝蒂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她们从1月开始生病,已经痛苦哀嚎哇哇叫唤了一个月多的时间,帕里斯夫妇请来的医生并没有派上用场,而玛丽——这位觉得自己能娴熟掌握所有问题的女人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来救助女孩们。
她觉得问题并不在于是什么事物或病魔在折磨孩子们,而应该是某个人在耍手段。她觉得有必要把这个始作俑者——这个女巫——揪出来。
有一种古老的传闻,认为将受害者的尿液混入黑麦面包,再放在炉火上炙烤后喂给家犬,就能揭示罪恶的女巫。
玛丽·西布里如法炮制地安排了这个秘密实验,但没多久这件事便被透露到帕里斯耳中,他对此气急败坏,身为牧师,他不可能允许和容忍自己家中发生魔法事件(当时的人们是不会质疑黑魔法和魔鬼存在的)。他训斥了玛丽的行为,警告这种迷信行为带来的后果——这种做法是“为反对魔鬼而接近魔鬼”,会将魔鬼放出来——而后者也诚恳并懊悔地道了歉。同样的,帕里斯牧师也痛斥了家里的奴隶。
这一系列的责备和控诉是发生在帕里斯家的书房中的,我们几乎可以假定当时仍在家中的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和贝蒂·帕里斯听到了事情的完整因果。
面包中的恶魔之术在几天之内便奏效了,阿比盖尔和贝蒂在扭曲的痛苦中指出了女巫的名字名字—— 提图芭 、 莎拉·奥斯本 和 莎拉·古德 。
严格意义上说,她们最早给出的是莎拉·古德的名字,而当后续两个名字浮出水面时,她们也立刻承认了。
最初被指控的三人 ——提图芭 、 莎拉·古德 、 莎拉·奥斯本 。
在这三名被指控的女巫中,最神秘、最具传奇色彩且令人捉摸不透的当属 提图芭 ,而 莎拉·古德 ,几乎是童话小说里典型的坏女巫形象。在这被指控的三人中,唯独 莎拉·奥斯本 最不像所谓的女巫,她是个虔诚而普通的村中女人,在平日的邻里关系中,她并没有什么可以被指责为女巫的行径。
2月29日,治安官携带搜捕令拘捕了乞丐莎拉·古德。
莎拉·古德确实是当时享有恶名的半流浪乞丐。她的人生几乎是典型的个体上层阶级逐渐颓靡的故事,十八岁时富有的父亲自杀,遗产转到她继父手中。而二十多岁时她的丈夫猝死,给她留下冗长的债务清单,她充满怨恨、一贫如洗,她和第二任丈夫关系不合,只带着五岁的女儿流浪乞讨。
沙拉·古德和牧师帕里斯一家的关系不算和睦,她曾出现在牧师家中乞讨,而在得到一些救助物品后便扬长而去,途中仍小声嘀咕,令人心神不宁。她同样怀有恶意地诅咒向自己好心施舍的人,她散发着臭烘烘的味道,如果哪户人家不打算款待她,她会责骂辱骂对方,还会愤怒地表示会叫他们尝到苦头。同样,也有不止一户人家表示拒绝莎拉·古德之后,他们家的牛少了几头,或是病死了几头。
根据一些当局遗留下来的法庭记录,可以感受得到当时女巫审讯时治安法官先入为主的不公正态度。以下举几段审讯的对白。
“莎拉·古德,你认识什么邪灵?”
“一个都不认识。”
“你和魔鬼签约了吗?你为什么要伤害这些孩子?”你雇佣了什么生物来做这些事?”
显然,当局的审判并不像公正的法官,其职责早已偏离探访和追寻指控背后的真相,而是在逐步坐实嫌犯的罪行。这显然是一场不对等且毫无公平可言的审讯,以此为例,我们不难想象在后续巫术泛滥的情况下,巫术审讯及巫术审判该是如何轻率不公、令人扼腕。
但无论审判如何,莎拉·古德拒绝承认一切指向自己的巫术罪行,哈桑尝试了不同的方法,而指控莎拉·古德的女孩——阿比盖尔·威廉姆斯、贝蒂·帕里斯、伊丽莎白·哈伯德 (她一开始并没有指控,但后来加入了阿比盖尔她们的阵营) 、小安·帕特南——一旦与莎拉·古德正对面,便开始剧烈扭动身体,呈现出痛苦的模样。据说当局一度十分混乱,哈桑最后与没有办法才命人将这四个女孩带离法庭。
但在此之前,当哈桑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那些女孩,除了莎拉·古德之外还有谁对孩子们施咒时,莎拉·古德回答了一个名字:莎拉·奥斯本。
值得一提的是,在莎拉·古德的审讯僵持不下的时候,她的丈夫——威廉·古德主动站了出来,表示自己对妻子的怀疑:
她要么是个女巫,要么马上就要变成女巫了。
威廉·古德甚至透露,自己妻子右肩下面有一个巫婆画下的符号,那是魔鬼给新支持者的印章。
随后不久,恢复过来的女孩们便澄清,莎拉·奥斯本和莎拉·古德一起折磨她们。
当日下午哈桑便命人拘捕了莎拉·奥斯本,同时对莎拉·古德的审讯仍然在继续,话题似乎转到了莎拉·古德的低声嘀咕上。哈桑暗示,她要么是在念咒语,要么是在与她身旁的恶魔同谋商讨对策。
莎拉·奥斯本已经卧床不起许久,也因此错过了许多次礼拜,这一点竟然也成为了她不虔诚和信奉魔鬼的把柄。关于莎拉·奥斯本的审讯也一度僵持,即使女孩们供述:她掐着她们脖子和躯干时,穿的是和今天相同的衣服,莎拉·奥斯本也拒绝承认自己是女巫。
审讯僵持不下,法官无法逼迫被告尽快认罪的同时,其他治安官仍在四处搜证,任何巫术相关的图像、药膏和器皿都可以成为辅助的线索——这简直就像是为了迫使被告认罪。而正是在搜证的过程中,十二岁的小安·帕特南站了出来,她提供了第三个人的名字:提图芭。
值得一提的是,与提图芭一同吃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和贝蒂·帕里斯都不曾提过提图芭的名字,当然,牧师帕里斯也从未提及。
提图芭被指出,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她的丈夫约翰。约翰,正是那个帮玛丽·西布里烤制魔鬼面包的男仆。
关于提图芭的背景,目前所知的资料并不多。提图芭曾被指认为伏都教徒(Voodoo),因为伏都教本是流行于贝宁、加纳等非洲国家的宗教,而后随着黑奴贸易流传到美洲,而确实存在观点认为提图芭此前是中美洲的原住民。《塞勒姆的贾尔斯·科里》(Giles Corey of the Salem Farms)的作者亨利·费朗罗在书中将提图芭描写为“流淌着一半黑人血液的奴隶”。
某种意义上,提图芭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也正是塞勒姆猎巫事件起因中不可忽视的始因。更有甚者,我们甚至可以去指责和质疑,她是否就是魔鬼派来的,霍乱塞勒姆及其周边村镇的真正“始作俑者”呢? 抱着这种想法去回顾《FGO》塞勒姆那章的剧情,俨然已与编剧的想法有些不谋而合了。
事实上,提图芭承认了一切,为过去、为现在、甚至为未来某位牧师的绞刑,都铺下了坚实的故事基础。
她是牧师帕里斯的女仆,十分宠爱和照顾贝蒂和阿比盖尔,而且不同于莎拉·古德和莎拉·奥斯本,她精通《圣经》,她不像那些会惹上麻烦的奴隶和佣人。她几乎从未引起过争端,她会在帕里斯家的壁炉前唱赞美诗歌、背诵教义,她不同于传统认知里的那种女巫,她并不行为异常。事实上,她说话声音像唱歌一般,委婉流畅,她向法官娓娓道来的故事如涂满蜜糖的毒药一般,甜美而致命。
提图芭回答哈桑法官,她认为是一个白发高个男人,一个魔鬼指使和威胁她伤害孩子。那个男人有四个共犯,其中两个便是莎拉·古德和莎拉·奥斯本。
这个魔鬼身侧有一只黄鸟,如果她为魔鬼效命,她便能得到那只黄鸟。而这只黄鸟后续又将出现在女孩们常见的证词中。
提图芭承认自己害怕那位身着深色大衣的来客,他逼迫她折磨女孩们。而莎拉·古德是在他们一家人在炉火边祷告的时候出现的,她手里还有一只黄色小鸟,身后有一只猫。她同时提到,莎拉·古德和莎拉·奥斯本还会伪装成幽灵,派遣她去医生那里,掐十六岁的伊丽莎白·哈伯德。她承认飞行,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如何骑着棍子,而莎拉·古德和莎拉·奥斯本就跟在她身后。
她乖巧地顺着哈桑的引导性提问滔滔不绝地说出仿佛精心杜撰却无比真实的故事,那一日,她柔美的嗓音像吟游诗人在礼堂吟唱。她提到了魔鬼的伪装,提到了自己对阿比盖尔和贝蒂的担心,提到了魔鬼拿出的书和血契。这一系列回答滴水不漏、自然流畅,没有抵抗,没有回避,所有问题都正面给予了答案,即使那样的答案令人毛骨悚然、细思极恐。
自此,一股如同致幻雾气般的恐慌和迷离氛围与村民嗜好的苹果酒香混杂在一起,朦胧地笼罩在了塞勒姆村上方,真正的女巫恐慌开始了。
于是,在提图芭甜蜜而致命的供述下,塞勒姆猎巫事件在正式意义上拉开了序幕。
显然,提图芭的供述让村民们不觉陷入恐慌和惊觉状态,深信着女巫存在的迷信群众们意识到自己身边仍然暗藏着女巫,甚至不止一人,他们如同被猎手惊醒的弱小猎物,一时间人心惶惶,皆疑神疑鬼了起来。
3月1日黄昏,提图芭和莎拉·奥斯本被关押进塞勒姆的监狱。3月2日,莎拉·古德入狱。
然而风波并未平息,3月3日,小安·帕特南声称自己在房间里看到了桃乐茜·古德,她指控这五岁的小女巫掐着自己,怂恿和逼迫自己与魔鬼签署契约。
与魔鬼签署契约这个概念很难说最早是由谁先提及的,比较大的可能是源于提图芭的审判,而哈桑法官本人恶臭的引导性提问也几乎要讲签署契约的答案呼之欲出。于我们现在的旁观者眼光来看,很难确定小安·帕特南究竟是受提图芭的审判影响而产生了癔症,还是出于不想干活并博得关怀而撒下的谎言。
但无论原因究竟如何,在莎拉·古德、莎拉·奥斯本和提图芭被从塞勒姆村监狱押往波士顿监狱的时候,当局治安官拘捕了桃乐茜·古德,这个五岁的孩童也将一同被送往波士顿监狱,等待进一步的审判。
不足两周,塞勒姆村出现了四名女巫,最老的年近半百,最小的不过五岁。村民们或许以为他们已经除掉了所有的女巫,然而这一切不过才刚刚开始。
在此之后,受害的女孩儿们安静了许多。但她们并没有完全好转,3月11日,据记载在祷告结束后,阿比盖尔表现出了痉挛发作的症状,且在发作完后,她的四肢完全扭曲。之后,牧师帕里斯将贝蒂送往镇法庭书记员斯蒂芬·休厄尔家中,留下阿比盖尔在自己家帮忙家务。而在帕特南家,小安·帕特南也时常抽搐扭曲,贝蒂更是和休厄尔夫妇表明,魔鬼来找过自己。
随后不久,小安·帕特南说出了一个新名字: 玛莎·科里 。
玛莎·科里 是个十分虔诚的女人。如果说之前入狱的莎拉·奥斯本本人也很虔诚的话,那玛莎·科里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甚至自诩为“福音女人”。
3月12日当天,托马斯·帕特南和他的兄弟爱德华·帕特南曾一起拜访过玛莎·科里,后者虽然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却对指控女巫的事有些嗤之以鼻。这个女人太过于自信和聪明,她猜到帕特南兄弟拜访的意图(“我知道你们为何而来。你们来这里是想说我是个女巫。”),她甚至还不在乎地耸耸肩反问他们:“但她有告诉你我穿什么衣服吗?”
事实上,或许是出于巧合,这个问题十分有预见性。因为贝蒂·帕特南曾表示,玛莎·科里的幽灵懵逼了她的双眼,那个幽灵发誓要到晚上才来报复她。所以她不可能看清她穿的衣服。
帕特南兄弟试图提醒她,女巫也有可能潜入虔诚的教诲,而贝蒂确实已经供出了她的名字。玛莎·科里显然无动于衷,她并不相信女巫的存在。这种在现在普遍接受的观点在当时显然过于超前,且具有一定的煽动性。要知道,不相信巫术的存在正是巫术的表现。何况提图芭已经对巫术供认不讳。
两天后,托马斯·帕特南请玛莎·科里到自己家中,而玛莎一进屋,安就痛苦不堪,几乎窒息,手脚扭曲,还艰难地指出,她在玛莎·科里的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看到了正在吮吸的金丝雀。在这一片混乱中,安一度双目失明,十九岁的女仆默茜·刘易斯还被玛莎·科里操控的恶灵击中了手臂。
那天晚上,送走了玛莎·科里之后,默茜·刘易斯的症状也开始恶化,她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向了炉边,三个成年人大费周折地将她拉扯回来。但即使这样,她也不断抽搐到深夜。
这场闹剧持续到3月19日,法庭下令逮捕了玛莎·科里。
在逮捕的当晚,玛莎·科里的丈夫——贾尔斯·科里,一个比起自己妻子完全算不上模范公民的七十岁男人,话里有话地暗示了自己的妻子可能是女巫。
有天晚上,她劝他快点上床睡觉。他想先做祷告,却说不出话来,甚至连嘴巴都张不开。而他的妻子察觉到之后,服侍他睡下,随后魔咒就解除了。
这是直至玛莎·科里入狱后,才恍然记忆解封的贾尔斯·科里说的话。
至此,在短短的几个月之间,塞勒姆已经“诞生”出了四名女巫,治安官也已“尽责”地将其捉拿归案,送入监狱。女巫入狱,霍乱平息,塞勒姆村民们似乎又可以回归夜晚安心入眠的生活了,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回顾上述一系列塞勒姆发生的真实事件,细思极恐的同时不免又觉得可笑而难以理解。在17世纪女巫迷信泛滥成灾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懵逼了当局的双眼,具体成因已难以分辨。现在,让我们尝试站在客观的角度,回顾塞勒姆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这一系列血腥事件背后的寻找一些原由。
塞勒姆,所属美国马萨诸塞州工业城市,也是新英格兰最古老的海港之一。而塞勒姆事件中的塞勒姆一词,指代的区域其实并不仅是塞勒姆镇,这一系列荒谬的女巫审判事件最早起源于距离塞勒姆镇以北大约五到七英里处的农业社区——塞勒姆村。
如前文所提及,17世纪的新英格兰人对《圣经》的崇拜和信仰在现今国内也许是令很大一部分人感到无法理解的。如果说当时新英格兰人的家中只能有一本书的话,那只能是《圣经》。而当然, 几乎每家每户都必备一本《圣经》 。这些早期的现代美国人在《圣经》的文本中思考、做梦、臆想、自律。
据说巫术案法官塞缪尔·休厄尔曾用讲经中的词句来告白,还试图给那位美丽的对象读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但对方引用了圣徒保罗的话回绝了他;新罕布什尔的副总督引用《哥林多书》中的话,来抱怨人民宁愿饿死他也不给他工资,而他的选民则用路加的话来反击;犯人在自我辩护中可能会引用《申命记》第十九章第十九节的内容;有村民毫无防备地躺在床上,被一只跳进房间的猫压住胸膛或不慎抓伤时,他就会向圣父、圣子和圣灵祈求以吓走它,而他也会推断那是关系不好的邻居披着猫的外皮来寻仇。
塞勒姆,1692年,新英格兰的人口几乎每个人都是清教徒(Puritan)——即那些坚持要求清除英国国教中天主教的改革派。这些改革派家庭因自身信仰而屡屡遭受迫害,他们漂洋过海,远走北美,来新殖民地寻求所谓的“更纯洁而没有危险的信仰”。他们认为宗教改革不够彻底,英国国家也不够纯粹,他们的信仰令他们态度强硬,常常表现得义愤填膺,过分强调自己。而这些新英格兰人(据戏称) “连讨价还价的时候都要背诵一段《圣经》” 。
渴求故事是清教徒的倾向,是这些热衷于逻辑但思想却十分死板之人的本能索求,他们痴迷于对因果关系的琢磨和思考。而《圣经》奠定了新英格兰法律的根基,也是其最基本的经文文本,所有答案都能从中找到。对新英格兰的公民来说,任何时候当身处道德或现实的十字路口,他应该做的事便是随意翻开一页惊闻,诵读、观察、思考。
清教徒的另一个特点表现在他们 对征兆和符号的异常关注 (而这一点在塞勒姆女巫事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们对因果链的关注导致他们对万事万物的意义都有着非同寻常的追求,而这一追求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对这些清教徒而言,彗星从不仅仅是彗星。彩虹也不仅仅是彩虹。亚麻布的燃烧会充满意义。甚至恶劣天气的降临都会被赋予和阐述新的意义——绝大多数塞勒姆的清教徒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是自己犯了罪。
结论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难想象当古怪的病魔降临塞勒姆时居民会赋予其怎样的意义,而或许对他们而言,女巫的诅咒正是最合理的解答。
✙ ✙ ✙ 天生的诉讼者和天生的目击证人 ✙ ✙ ✙
清教徒们对因果性的全然接受致使他们走向了两个似乎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方面,他们是虔诚而乐成的诉讼者。凡是能想到的任何罪行都会被送上法庭,绝大多数塞勒姆——乃至整个马萨诸塞的居民都会产生这种想法:在事态崩溃、破灭、出错或误入歧途时,都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将救赎寄望于公开忏悔的见证民族,他们天生就是目击证人。法庭从来不缺少资源来汇报邻里消息的人。
然而法庭未必总是能把事情处理妥当,并非所有案件都能理性地找到答案,有时候,这些新英格兰人一味追求理性,却发现最好的解释已经超脱世俗。新英格兰最显赫的牧师们指出,只有一个解释,而且,这个解释显然是万能的。
巫术将科学无法解释的事物归于同源,它转移了神对人类的审判,消解了个体的责任。魔鬼的存在尽管荒谬,动机却合乎情理。塞勒姆,乃至马萨诸塞的居民们都能明白这一点:他们无需反思自己犯过什么错误才引起了魔鬼对自己的厌恶和注视,只要将其归咎于上天的责难和冷漠。
巫术就这样打破了问责制中的逻辑死结。它使怨恨受到认可,使轻蔑得以消除, 使焦虑得以缓解。 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它给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解释。
至此,本文概括了发生于1692年塞勒姆巫术事件前四名女巫的诞生过程,并试图梳理和分析塞勒姆存当时的现状和环境。而塞勒姆的故事在此仅仅算是一个开端,介于篇幅的原因,后续的故事和考据作者会在新篇中继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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