缆车篇因不可抗力腰斩了,从今天开始连载《铁鹤书》短篇的最后一部。这其实是虚构的《铁鹤书》作者在小说每一卷开篇时的闲谈节选,后来演变成了单独的一条故事线。由于是节选,所以无所谓开头结尾,每一篇都会讲述一到两个独立故事。为了让故事紧凑,我删除了一些与怪谈无关,篇幅太短的纯闲聊,并不会影响阅读。
之后,万历年间的怪才屠隆在他并不出名的剧作《夜惊记》中,借剧中人物刘麻儿的口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前略)待到那县令转回府中,接连三个月,夜夜听到那无腿妇人的啼哭声……”史学界一般认为,《夜惊记》其实是屠隆影射唐初“茅桥老店案”的作品,这里的“无腿妇人”是否有所指?屠隆是否知道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这实在很难不引发人们的遐想。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说一件趣事:这两天笔者的邮箱几乎要被塞爆了。(笑)
当然,其中大部分的邮件都来自于热情的“白衫郎案”爱好者,他们希望我讲一些关于“无腿女人”的内容。
作为一名普通的民间研究者,被寄予了这么高的期待,说实话笔者不胜惶恐,然而,关于这个“女人”,笔者自己也所知不多,眼下只能就着一些基本资料,为大家做普及性的介绍,难免会有挂一漏万的地方,在这里先向读者们道个歉。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即使在“白衫郎案”的圈子里,对于“无腿女人”的研究也绝对算不上显学。许多“白案”研究者都会把它与“白案”的关联斥为穿凿附会,因为它不但与唐初的一系列恐怖事件毫无联系,甚至在时间上也大大晚于“白案”。
“无腿女人(无腿妇人)”这个提法最早出现于元人杨霜的《悬琴纪闻》,这是一本专门收录志怪故事的笔记小说,其文学价值远高于史学价值。在该书的“茅桥老店拾遗”一文中,作者引用瓜州郡县丞路乾风的说法:判决林金秤时,“无腿妇人”突然出现在堂上。而在这次突兀的出场之后,杨霜就再也没有提到过她。
之后,万历年间的怪才屠隆在他并不出名的剧作《夜惊记》中,借剧中人物刘麻儿的口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前略)待到那县令转回府中,接连三个月,夜夜听到那无腿妇人的啼哭声……”史学界一般认为,《夜惊记》其实是屠隆影射唐初“茅桥老店案”的作品,这里的“无腿妇人”是否有所指?屠隆是否知道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这实在很难不引发人们的遐想。
有些学者认为,“无腿女人”可能并不是“无腿”,甚至都不是一个“女人”,“无腿女人”其实是对某一样东西或某个人的代称。如果是这样,倒是解释了《悬琴纪闻》中的对林金秤的判决为何未被“无腿女人”的出现打断这个疑问。
另一则关于“无腿女人”的消息出现在近代,1926年,一个署名为“浮屠难”的作者开始在民国小报《新世界》上连载惊悚小说《白衫郎》。在这部小说中,“无腿女人”名叫林美,是茅桥老店的杂役(现存的文献中并无此人,林美这个名字也很可能来源于店主的幺儿林疏美)。北伐战争时期,《新世界》被迫停刊,《白衫郎》的连载亦无告而终。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拿当时的眼光来看,《白衫郎》依旧是一部构思俗套,故事乏味的平庸之作,作者在细节上疏于考证,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常识也搞错了,所以“白案”界对于这部小说的兴趣,更多是集中在对于作者“浮屠难”真实身份的猜测上。许仲华,许地山,程小青,甚至于周作人和泰戈尔,一众出名和不出名的文人都被列在猜测名单之中。这些猜测大多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我恐怕真正的“浮屠难”先生,早已深埋入故纸堆中,永远没有再见天日的的时候了。
以上三项,就是把“无腿女人”与“白案”联系起来的全部线索,不难理解历代“白案”研究者对于“无腿女人”这一课题的轻视态度缘自何处。事实上,如果不是从山西临汾大墓里出土的欧阳询《忧怖帖》真迹中,明确无误地提到“无腿女人”,这个名字可能根本不为爱好者所知(李宗闵在杭州任上写给族兄的信件里也曾提到过“无腿女人”,但是根据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考证,这里应该指的是宪宗乳母卢氏【燕国夫人】的胞妹)。
接下来,我再来说一下《忧怖帖》,它是唐初书法家欧阳询晚年时一次噩梦惊醒后随手记下的梦境内容,以“鬣鼠老象,惊惶忧怖”开头,书法界一向很重视这张书帖,因为它不同于以往欧阳旭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的的风格,笔锋被有意向四下撕扯,给人一种张牙舞爪的力度。书帖写到中间时,作者积累的感情喷薄而出,绝望与恐惧感力透纸背,有人评价看到书帖这一段时,“感觉有几十双眼睛透过笔画的轮廓与间隙紧盯着自己”。
《忧怖帖》现如今流传于世的大多是七十一个字的版本,而本次在临汾大墓中找到的真迹,又多出了五十多个字,可见古本比之今本几乎被腰斩了一半。史学界和书法界早已被这个发现引诱得“食指大动”,相比之下,“无腿女人”在“白案”圈子中引起的波澜反而显得小巫见大巫。不过临汾大墓的挖掘工作才刚刚开始,我相信还会有更多惊喜在下方等着我们。
最后,做一下预告,前月多蒙山西临汾大墓发掘队领队胡婷教授不弃,与笔者就临汾大墓与“白衫郎案”进行了充实有益的交谈。笔者将会在下个月与胡教授做一次视频连线直播,大家如果对“白案”有什么问题,请在通过书封背面的邮件地址与我联系,我的视频直播号在序言底部。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首先请允许我占用一点时间,向山西临汾大墓的发掘队的胡婷教授表达我的感谢。上个月的视频连线直播非常的成功,在胡教授的号召力影响下,在线观众竟然达到了四位数,充分满足了我一个民间“白案”爱好者的小小虚荣心。胡教授甚至还为我们带来了发掘现场的第一手猛料,笔者对她的慷慨简直受宠若惊。
唯一遗憾的是,直播时间有限,胡教授来不及把发掘队的最新成果铺开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想一定会有一部分观众当时听得云里雾里,所以下面就由我来为她进行一些背景方面的补充。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只是一名普通的爱好者,学识眼界都无法与胡教授相比,以下大部分内容都是直接引自胡教授的“白案”著作,笔者只是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
关于“忧怖帖”中所提到的荀秧祠,很多人给我留言说不知道荀秧是谁,其实他是刘宋尚书令傅亮的心腹,在那个皇帝大臣相互大开杀戒的年代,荀秧最后也难逃家破族灭的厄运。但讽刺的是,他的祠堂却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独自在荒郊竖立了百年之久。南梁时昭明太子在一次游玩时与随从失散,为躲雨无意中走入荒祠,在旧壁上留下了五言诗《吊荀秧》。雨停后,太子在回府的路上与随从重聚,想要再去找寻荒祠,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连同自己那首五言诗写的什么,也完全想不起来。欧阳询当时受到了噩梦的惊吓,他用这个典故,是希望噩梦的记忆像荀秧祠一样快点从他脑海中消失。
我猜有许多朋友在在直播中听到荀秧这个名词的时候,都会兴奋起来。不少人在留言中都提到了90年代末内地非常出名的薄伽丘乐队,曾经出过一张单曲就叫《荀秧祠》。其中甚至有一些人,信誓旦旦地说,《荀秧祠》那一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当时的权威榜单上停留了至少两个月的时间。
关于这个薄伽丘乐队,我想我不必多做介绍了。网络上对于他们的讨论连篇累牍,从“乐队成员”到“演出记录”,还有发售的“单曲”和“得奖记录”,许多爱好者对这些如数家珍,几乎每天都能在网上看到有人兴高采烈地交换着关于薄伽丘乐队的信息,全然忘了这个乐队根本不存在。
事实上,遍寻整个90年代与21世纪前五年的所有榜单,你都找不到这个薄伽丘乐队,也找不到《荀秧祠》这首歌,曾经有几个网友试着凭印象哼了一段《荀秧祠》的旋律,他们哼出的旋律大多杂乱破碎,没法从里面抓一个准确的调子出来。有好事者把其中最清晰的一段11秒钟的曲子放到网上去搜,发现它其实来自于威猛乐队并不太出名的一首80年代老歌《信用卡宝贝》。
另一方面,根据从网上搜集到的,对于《荀秧祠》这首歌(如果真的存在的话)的综合信息来看,歌曲也就像它的演唱者一样,充满了诡异之处。比如说,这首歌里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荀秧祠,它讲的是完全没关系的另一件事,也就是所谓的民国二十一年黄山游客遇难的事件。
1932年9月,有五个游客打算在黄山探访一条人迹罕至的古早废道。他们中有一人因为发烧,临时离开了队伍,回到山下修养。
发烧的队员因此逃过了厄运,而剩下的四人于早上10点入山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当天晚上,黄山开始下起大雨,气温骤降,几乎接近零度,第三天,那名被留下的队员察觉事情不对,于是报了警。不知为什么,时任安徽省主席的刘镇华对这件事异常重视,在他的督促下,当地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搜救。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当时的黄山大部分地方尚未开发,他们很可能是在迷失方向的情况下,直接走进了大山深处。
一个月后,两名遇难者在九龙瀑的下方被找到,随后人们在上游的山坳里找到了倒塌的帐篷,重新集结起来的救援人员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帐篷四周搜寻,终于在一条分叉的小溪里找到了剩下的两名遇难者,尸检结果显示,四人都是死于低温症,也就是冻死。
至此,整件事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然而,这起看似普通的登山遇难事件,却有许多解释不通的细节,首先,那名因为发烧被留在山下的队员,为什么要在失去联系后等到第三天才报警;其次,扎营的地点也很奇怪,任何一个有登山经验的人都知道,不能把营扎在山凹里。队伍中的4个人都在国外有着丰富的野外经验,绝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其三,其中一名遇难者遗体被发现时赤身露体,全套衣裤鞋袜至今没有被找到,但是身上也不见任何伤痕;其四,在队长陈雅迪的胸前口袋里,发现了一支清洗过的医疗注射器,用途不明;其五,另一名队员被找到时,右手手臂不翼而飞,当时给出的推断是尸体遭到野兽的破坏,但是野兽为什么会去啃噬手臂而不是更柔软可口的内脏,至今仍是个谜;其六,也是最奇怪的一点,一年后当地报纸想要做一个关于此次事件的专题报道。
他们的原计划,是要依次寻访四名死难者的家属,然而在寻访过程中却遇到了无法解释的事:记者在事先搜集资料的时候得知,这四名死难者中,有一个人戴着赛璐璐眼镜,然而当记者探访了三名死者家属后,发现探险队里根本就没有一个戴着眼镜的队员。不甘心的记者找到了一张五个人遇难前的合影,上面确实有一个高瘦的男人戴着眼镜,但是所有的相关人士都表示,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也就是说,这四个遇难者中,有一个队员身份不明。
陈雅迪事件到这里就算是介绍完了,此外,还有一个关于它的传言:据说其中一名队员被找到时,身边放着他随身带着的进口照相机。后来照相机被有关方面带走,之后就下落不明了。随着时局越来越动荡,想要找到这台照相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真的有人曾经下功夫找过它,那个人后来找到了一张据称是从照相机内胶卷冲洗出来的照片,然后他就再也没有提过陈雅迪事件。
薄伽丘乐队和陈雅迪事件,或许是这些诡异的传说会相互吸引,也或许是某个潜藏在网络上的有心人将这些故事编织到了一起,如果是后者,那么那位高明的编织者把《荀秧祠》织进他的故事,意欲何为呢?
(附:有读者在留言中提到欧阳询是一只千年白猿的私生子,他的噩梦是否与他的身世有关?在这里我想声明一下,欧阳询的家世有着详尽的历史资料可查,白猿之说纯属后人的臆想。)
最近有很多读者在我的个人博客下留言,询问为什么不讲讲这几天很火的山西临汾大墓二期挖掘工程。在这里我要向大家解释一下,对于大墓的第二期发掘,其实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也很有限,与笔者私交不错的胡婷教授在第一期发掘结束之后就卸下工作前往伊斯坦布尔大学,对那里收藏的唐初《无名歌谱》孤本进行专题研究,笔者也就无法从她处获得关于临汾大墓的第一手情况了。
此外,相比于第一期,临汾大墓的第二期发掘明显要低调很多,这也是发掘负责方为了避免像上次那样闹出乌龙所做的决定,众所周知,临汾大墓一期后来出土的文物表明,它的主人并非之前我们一直猜测的天策府将军曹雪阳,而是同时代的另一位女校尉阮糜。随墓葬出土的大部分文献如今依旧在解读当中,不过照目前的情况看,已经不太可能发现与“白衫郎案”有关联的内容了。
如果不是上周发生的挖掘事故,我想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原来临汾大墓挖掘工作还有这个二期项目,所以故事讲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停一下,为读者们简单介绍一下临汾大墓二期发掘的基本情况。
现在主持发掘工作的是来自西安交大的林磊博士,他与胡教授同为最早进入发掘项目的人员之一,胡教授远赴土耳其之后,也一直是他在总览全部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一期发掘的收尾作业始终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直到今年年初,在临汾大墓以西一公里处的楼盘“松水八仙”建筑工地发现了另一个完整的唐代墓葬群。
我们现在称之为临汾大墓二期的墓葬群大部分都与“松水八仙”小区的规划重合,而这次发生事故的B墓道正好处在标记为红色的“暂不出售”楼房正下方,这不得不说是命运的一个残酷玩笑。想必大家都还记得,三年前该楼盘在同一地点发生的可怕悲剧。
笔者通过关系专门采访到了“松水八仙”的内部人士,该人士向笔者透露,经历了三年前的打击以及这次打乱开发步骤的挖掘作业,楼盘已经开始走清算流程了。
有些记性好的读者应该还记得三年前“松水八仙”开发集团的董事长与另外五名高层陈尸开发中楼盘的新闻。当时他们的尸体就是在标红楼13层的毛坯房中被发现的,而且至少都已经死了5天以上。因为没有找到凶杀的证据,这起案件最后以自杀结案,但是关于它的传闻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什么公司大佬会聚在一间毛坯房中暴毙,他们死前惊骇的表情和用油漆写在毛坯房墙面上的那些胡言乱语又暗示了什么?该名内部人士向笔者透露,在董事长失踪的一周前,他删除了邮箱里所有的内部邮件,如果不是因为突然罹难,他应该会在两周之后前往泰国会晤某位知名灵媒。
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松水八仙”开发陷入了长达一年的停滞,甚至已经预售的楼盘都出现了交付困难的情况。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又发生过两次雪上加霜的意外:2016年春节前夕两个拾荒者尖叫着冲出一栋烂尾楼,口口声声说在里面见到了妖怪;2017年中元节前后,巡逻人员在某栋楼外的墙角处发现了一个气绝多时的无业人员。
严格来说,这两起事件其实都属于巧合,拾荒者后来被证明有精神病史,并且谎话连篇,曾经多次潜入各种烂尾楼盘生活甚至偷窃。至于死去的无业人员,尸检很快证明死因是服用违禁药物过量,而警方的走访也证明他是个多年的瘾君子。
毫无疑问,“松水八仙”是因为这些巧合受了无妄之灾,“凶宅”的名声才不胫而走,而其中最不幸的巧合在于,以上两期事件都发生在“标红楼”内外。
这次风波之后,“松水八仙”一直保持低调作风,外界很少再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所以笔者在这里把后来两年里发生的事为大家做一个简单梳理。
17年末,在经过一系列抱团取暖式重组之后,“松水八仙”终于获得了一笔宝贵的融资,楼盘的开发项目也随之重启,但是无论是楼房还是配套设施,全都改为了业内最低标准。
然后,在今年10月,工地在一处地基下方挖到了一所古墓。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消息第一时间传过来,临时拼凑的集团决策层因为谁也不想担起工期延后的责任,竟然集体失声,以至于当临汾方面收到音讯赶来时,墓室已经被挖开了很大一块,海量珍贵文物直接暴露在外。
当时正在临汾大墓一期做收尾工作的林磊博士听说此事也赶到了工地,他几乎立刻就断定地下的墓葬与一公里外的临汾大墓属于同一墓葬群。当天晚些时候,对于临汾大墓第二期的保护性挖掘得到许可,这也直接宣判了“松水八仙”的死刑。
根据当前出土的文物判断,此地下葬的墓主人很可能也是一位天宝时期的武官,但是是否出自天策府系统依旧有待考证,已经挖开的A墓道中散落了大量小块丝织品,林博士根据上面的符号推断,那些似乎是某种买券,但是他同时也很困惑,因为这些契约原本应该出现在棺椁中,而且数量也绝不应当如此之大。更重要的是契约的内容,根据初步的解读,其中有两张涉及到向阴司行贿的秘密法事。
但是对于广大看热闹的外行来说,临汾大墓二期最引人遐想的谜团在于,买券上的一些符号,为什么跟“松水八仙”董事长殒命处墙壁上所画的符号惊人地相似。当买券图案意外流传出去之后,立刻有人找到了三年前那所毛坯房的照片,对于墙上涂鸦的讨论再一次甚嚣尘上,当然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松水八仙”董事长的暴死以及出现在命案现场的那个造型诡异的香炉——该香炉据信由董事长在当地文物黑市上购得,笔者以后会另写一篇文章专门再讲。
关于这次的发掘工作,其实还有两个小插曲,其一是建筑队一名刘姓工头在大墓挖开之后就失踪了。很多人把这件事与上周的发掘事故联系起来,认为刘姓工头是大墓见光后第一个牺牲品。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刘姓工头走失不到一天,警方就已经发现他在网上购买了回石楼老家的汽车票,推断他是偷盗了墓穴中的文物赶回老家销赃。临汾警方立刻与吕梁警方展开合作,但是并没有在石楼当地堵到这名工头,也许他是察觉到危险所以临时改变了行程,对于他的搜寻依旧在进行当中。
另一个插曲则发生在“松水八仙”的高层,由注资方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郭某已经到达临汾,正在积极与当地各界接洽,试图找到让楼盘复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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