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波兰史（八十）：波兰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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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特抢先一步联系康米国际的格奥尔基·迪米特洛夫，指控哥穆尔卡的温和政治主张，暗示他与伦敦流亡政府有联系。1944年8月，斯大林任命贝鲁特为PPR中央秘密政治局成员，监视党和哥穆尔卡的动向。哥穆尔卡与PPR失去了苏联的信任，从莫斯科汇来的资金也中断了，哥穆尔卡领导的游击队和反抗组织一度弹尽粮绝。华沙起义爆发后，斯大林将贝鲁特召至莫斯科，负责与流亡政府总理米科瓦伊契克谈判。双方在东部领土归属权上产生了较大争议，流亡政府坚决反对寇松线以东的领土被苏联吞并，谈判以失败告终。
后来，贝鲁特向斯大林表达了他关于严厉镇压其他的“反动地下组织”和土地改革的建议。得到批准后，贝鲁特返回波兰，在1944年10月30日颁布严厉的《保护国家法令》，开始配合红军镇压并消灭其他地下组织，主要针对波兰地下政府和国家军。哥穆尔卡对粗暴的镇压行动表达了反对意见。在1945年与斯大林的谈话中，他认为苏联方面不顾信义逮捕了波兰国家军领导层，是对波兰主权的侵犯，对波兰工人党，临时政府和苏联都是不利的。斯大林立刻提醒了他这番言论的危险性，但还是部分认可了哥穆尔卡的意见。

1945年2月4日，随着战争即将结束，“三巨头”齐聚克里米亚利瓦迪亚宫商讨战后欧洲格局的变化，决定波兰命运的“雅尔塔会议”开始了。在会议中，只有丘吉尔勉强考虑到流亡政府的利益，但他也是话语权最小的。罗斯福则不愿为波兰影响对苏关系，很快做出了让步。最终，三国同意建立一个“独立、强大、民主”的新波兰国家，还要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重组现有的临时政府。新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应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自由选举，所有民主党派的候选人都可以参加。当然，这将是一次典型的苏联式选举。
新政府建立后，将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新波兰的东部边境将撤到“寇松线”，苏联占领区的所有波兰人都被驱逐回国。作为补偿，将格但斯克自由市、西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卢布斯和西里西亚等前德国领土授予波兰，这些地区都是古波兰灭亡前的核心领土。同时，将重新安置波兰新旧领土上的德国人，实际就是驱逐回德国。丘吉尔和罗斯福还承认NKVD在波兰的行动符合《陆战公约》的规定，斯大林将彻底消灭波兰残余的其他地下组织和政党。波兰的命运尘埃落定。
盟军将与他们并肩作战6年的波兰人卖了个好价钱，与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如出一辙。雅尔塔会议的决定甚至连民族团结委员会都毫不知情，但他们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得知家乡被苏联吞并后，波兰第2军团的三十名官兵绝望之下集体自杀。英国议会中的25名议员抗议英国出卖波兰，但他们递交的修正案也以失败告终。超过五十万名服役的波兰官兵拒绝返回波兰，迫使英国政府出台《1947年波兰移民安置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从《慕尼黑协定》到“雅尔塔会议”，以英美法为主的西方列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出卖东欧国家一系列行动，被统称为“西方的背叛”（Western betrayal）。

1945年4月19日，波兰代表团团长贝鲁特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和爱德华·莫拉夫斯基签署了《友谊、互助和战后波兰-苏维埃合作条约》，为苏联广泛干涉波兰内政铺平了道路。同年6月28日，斯大林兑现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同意在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团结临时政府（Tymczasowy Rząd Jedności Narodowej，简称TRJN）。流亡政府总理米科瓦伊契克返回波兰担任新政府的副总理，同时建立波兰人民党（POLSKIE Stronnictwo Ludowe 简称PSL），仍然以温森蒂·维托斯为党魁。PSL的前身是波兰农民党，现在是个中立政党。米科瓦伊契克做出了妥协，他希望该党在波兰建立具有市场经济的议会体制和自由选举权，同时防止PPR垄断波兰最高权力。
1945年7月，TRJN陆续被美、英、法等国承认主权，只有梵蒂冈拒绝承认。同时，美英等国撤回了对流亡政府的承认。TRJN代表团参加了7月至8月的波兹坦会议，确定了雅尔塔会议对波兰边界和政治现状的落实。8月16日，苏波代表在莫斯科签署两国边界协定，波兰将东部省份割予苏联，在稍微修改的寇松线的基础上承认了新的边界。10月16日，TRJN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正式加入联合国。

但是，斯大林无意给予非康米主义者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也无意进行真正的自由选举。1947年1月17日的波兰立法选举是一次典型的苏联式内定选举。在此之前波兰的所有右翼政党均被禁止选举，只剩波兰人民党的米科瓦伊契克与“民族团结阵线”的贝鲁特展开较量。这次所谓的“选举”不如说是苏联霸权意志的体现，因为所有潜在的威胁和反对者都已被PPR扼杀。409,326位被认为不利于当局统治的选民被禁止参选，80,000多人民党成员被指控“亲反动匪帮政府”或“右翼分子”被逮捕，100人下落不明。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明显支持人民党的地区，PPR干脆取消了当地的选举资格。到了选举日，当局的确兑现了“自由选举”的承诺，不过这份自由只属于PPR及其盟友。实际票数无人关心，选举的结果早已被内定。一些地区的投票箱被摧毁，或是与准备好的投票箱互换，当地官员只需按照苏联和PPR指示的数字填写投票数据。
“投票”结果公布，“民族团结阵线”拥有9,003,682张选票，占总数的80.1%，获得394张议会席位。排名第二的波兰人民党获得1,154,847张选票，占总数10.3%，得到28个议会席位。而波兰人民党实际的投票率至少高达50%，人民党声称如果是公正的选举，他们可以获得80%的选票。在唯一已知的真实选举文件中显示，PSL在凯尔采省得到了54%的选票，而民族团结阵线则占44%。值得注意的是，同年8月的匈牙利大选中，非康米主义党派也取得了超过40%以上的选票。

米科瓦伊契克见无法通过合法手段打败或压制苏联对波兰的控制，最终离开了这个国家。西方政府仅发表了象征性抗议。选举结束后，议会通过了“1947年小宪法”，贝鲁特以苏联和波兰双重公民的身份当选国会议员。波兰人民共和国众议院取代了国民议会，在波兰作为中枢权力机关一直运行到1989年。
大选的另一个结果是结束了近期波兰的政治斗争，PPR扫除一切反对派，确定了在波兰的统治地位。当局随即任命PPS的约瑟夫·西兰基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为首任波兰总理，贝鲁特为总统。在西兰基维兹执政时期主导了对维托尔德·皮莱茨基的逮捕和审判，讽刺的是，他曾和皮莱茨基一同关在集中营。西兰基维兹宣称：“如果被告试图提及我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相识，这也丝毫不会减轻他的罪恶，也不会宽大处理。被告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敌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害的人，因此他应面临最高刑罚。”皮莱茨基在奥斯维辛的朋友曾向贝鲁特请求特赦皮莱茨基，前者并未理会。
最后，当局以“帝国主义的间谍”罪名将这位做出杰出贡献的反法西斯英雄谋害在莫科托夫监狱中。1990年，波兰司法部长亚历山大·本特科夫斯基废除了1948年对“皮莱茨基集团”的判决，为所有受害者平反。2003年，波兰司法部宣布逮捕所有参与皮莱茨基谋杀案的人，当然这一举动也是象征性的。

当TRJN利用苏联军队和其他手段开始治理新的波兰时，波兰“旧社会”的政党和组织发动了坚决的抵抗运动，抵制政府的一切决定，特别是阻止当局建立行政和军事机关。于是，波兰公共安全部（Ministerstwo Bezpieczeństwa Publicznego 简称MBP）很快建立，下辖“安全部门”（Urząd Bezpieczeństwa 简称UB）和内政部安全局（Służba Bezpieczeństwa 简称SB）。他们的作用等同于苏联克格勃与东德史塔西，即不择手段打击和消灭“反革命分子”。至1948年，活跃的反对派组织已经全部消失。
此时，哥穆尔卡与贝鲁特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发展成两个政治集团的斗争。哥穆尔卡认为单靠镇压和逮捕无法让民众真正支持新政府，只会适得其反。他强调波兰与俄罗斯的革命背景是不同的，不能把俄国的经验和方法粗暴套用在波兰。哥穆尔卡也反对NVKD在波兰肆无忌惮的逮捕行动，并认为这样侵犯了波兰的主权。尽管PPR在波兰已经取得统治地位，但哥穆尔卡仍努力推动PPS与PPR合并，他希望通过统一波兰左翼来建立一个真正拥有群众支持的新政党。当“南斯拉夫危机”爆发后，PPR是苏东政治集团唯一没有谴责铁托和南斯拉夫康米党的组织。哥穆尔卡寻求建立“波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是符合波兰国情的正确选择，但这种公然“唱反调”的行为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

1948年7月，由苏联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外交团气势汹汹的抵达华沙，为首之人正是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7月6日，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明确宣布加强“内部路线”，又点名批评了哥穆尔卡。在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哥穆尔卡被免职。8月21日，贝鲁特向哥穆尔卡通告了斯大林的决定，他被免职，由贝鲁特接任党第一书记的职务。9月，贝鲁特在PPR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公开指责哥穆尔卡的种种“罪状”，包括“右翼民族主义倾向”、反对农业集体化、反对制裁南斯拉夫康米党、犹豫建立波兰情报局以及对全盘苏化的否定。哥穆尔卡尽可能解释了他的看法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这为他挽回了几分败局，中央委员会保留了他的其他职务。
1948年12月15日至21日，在华沙理工大学主楼礼堂展开统一会议，PPR与PPS决定合并，波兰统一工人党（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 简称PZPR）建立，至1949年4月，两党完成彻底合并。波兰人民党在同年与其他反对派合并，组成了统一人民党（Zjednoczone Stronnictwo Ludowe简称ZSL）。这一年，统一工人党已有超过100万党员。
“1947年小宪法”、统一工人党的成立和西兰基维兹政府的上台标志着波兰人民共和国（Polska Rzeczpospolita Ludowa 简称PRL）时代的开启，尽管“1952年宪法”通过之后才是严格意义上的PRL时期。TRJN及之前动荡的年代结束了，波兰民族终于挺过了20世纪前半叶的无尽苦难。虽然新的波兰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依附于苏联，但波兰人民终于迎来了宝贵的长期和平、稳定发展的时代。
经济重建
TRJN在1946年和1947年颁布了严格的企业国有化法令和三年经济重建计划。此时波兰的情况比1918年还要糟糕，除了领土变迁引发的动荡和政治大换血之外，战争带来了大量人口损失、基础设施几乎毁坏殆尽，经济重建非常困难。但幸运的是，TRJN的三年计划得到了苏联的鼎力支持。波兰众议院在1947年2月2日宣布：“重建经济的目标包括在1947至1949年间，国家经济的基本任务是将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至超过战前的水平。”雄心勃勃的三年经济计划包括重建国家基础设施、恢复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规模。三年计划基本成功，至1949年波兰工业总值已经超过战前的规模，但农业生产却因自然灾害和低效率的集体农庄制度并不理想。尽管如此，波兰工农业的生产效率都比战前产生了明显提高，而且国家重建工作也基本结束。但在1947年，在苏联的压力下，波兰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各国的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波兰的经济复苏。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复苏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并非决定性作用。但60-70年代的修正主义学派历史学家认为，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体现。美国企图通过这一计划全方位控制西欧，就像苏联控制东欧一样。此外，德国的对波兰的赔偿也被终止了，作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友谊”的象征。
华沙的重建，是摆在所有波兰人面前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重建，更关乎国体和政治。最初，考虑到华沙受损过于严重，苏联人甚至考虑过将波兰首都转移到另一座城市，将华沙作为某种“战争遗迹纪念馆”保留下来。但华沙虽然被夷为平地，但还有几千人生活在城市的废墟中，周边乡村和避难的人口也重新涌入华沙，一直在进行自发的重建工作。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中承诺建立的波兰国家，其首都仍然定为华沙。重建华沙老城区，是对纳粹法西斯反人类暴行的有力回击、是工农政权和波兰民族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恢复波兰的文化传统和人民信心的有效措施。

1945年2月3日，国民议会通过重建华沙的决议，2月14日成立了“首都重建工作组”（Biuro Odbudowy Stolicy）。由波兰著名建筑师杨·扎瓦托维奇（Jan Zachwatowicz）领导修复工作，他不仅是专业的建筑师，更是古迹遗址修复师。在波兰被占领期间，他参与了对文物古迹的教学、保护和保存工作，特别是对华沙古迹建筑的测绘。战争期间，华沙城市的主要建筑图纸和测绘数据都得到了妥善保存，是重建的重要参考资料。
波兰民族再一次被动员起来了，艺术家，摄像师，科学家，工人，市民，一切能为重现华沙风貌而做出贡献的人都踊跃参与重建工作。大家纷纷献上可靠的绘画、照片和图纸，甚至是记忆，力求精准、完全的复原战前华沙的核心。特别是18世纪意大利建筑画家贝纳多·贝洛托为华沙绘制的22幅街景画作更是成了复原华沙老城区的关键材料。在施工过程中，扎瓦托维奇的完全重建方案被否定，在最终计划里，只有核心城区得到了1:1完全重建。其他地区仅恢复了公共建筑和市政厅、歌剧院、博物馆等大型文化设施。波兰民族各阶层都踊跃向华沙复原项目捐款，自发的支援者更是不计其数，许多人干脆就从此落户在华沙。废墟的砖块和建筑材料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人们肩扛手挑，机器轰隆作响，古老而年轻的华沙正在重生。
波兰土地改革与“六年计划”
波兰立陶宛联邦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国家多数土地归大贵族所有，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三国占领期间，波兰废除农奴制，农业效率得到提升，但小农经济仍然根深蒂固。波兰第二共和国建立后，旧土地贵族和大地主为保全自己的利益与新政府合作，通过提供兵源与税收来维持自身的地位。这样的土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但没有实质性解决问题，波兰的农业仍然没有摆脱半封建式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1944年9月6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当局要求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强制剥夺东部地区耕地面积50公顷以上者和西部地区100公顷以上大地主土地的所有权。二战爆发前，波兰2000个最大的地主平均拥有3000公顷土地，大地主扎莫伊斯基伯爵拥有191,000公顷土地。现在，这些地主阶级的残余终于被消灭干净了。12月12日，PKWN又颁布法令，将25公顷以上的森林和林业用地无偿收归国有，集体农庄模式开始落实。
在1944年至1948年间，共有9707块土地（约349万公顷）被实施土改，其中120万公顷的土地分配给38.7万个农民家庭。PKWN甚至将在德占期间失去的财产还给了天主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至1949年，波兰土改政策基本落实，约600万公顷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模式的新农庄，创造了约747,000个工作岗位。经历几个世纪的压迫和剥削，波兰农民和农业生产力终于被彻底解放，耕者有其田。在“六年计划”中实现了广泛的农业机械化改造和先进的农业体系，初步实现了波兰农业的现代化。

在打倒了拥有两匹马以上的“富农”，以及镇压反对集体化的农民之后，波兰集体农场终于在50年代开始运行。至1955年，集体农场的数量达到9,800个，占波兰总耕地面积的9.2%，拥有205,000位农民。平均每个农场雇用20人，占地80公顷，拥有65头牲畜。但集体农场从落实的第一天起就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农民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特别是与私有农场相比，集体农场的生产效率较差。为了扭转局势，当局出台政策强制集体农场农民工作，又增加了私有农场的生产负担，结果造成了1950年代普遍的农产下降。朝鲜战争和过度向重工业倾斜的政策又令国家对农业部门投资减少，结果农村开始缺乏肥料、机械，甚至桶和钉子，农业生产下降又造成大城市居民生活条件恶化。统一工人党被迫开始转移国内矛盾，将农业的糟糕现状归咎于“帝国主义间谍”和“富农分子”的破坏。直到1956年，哥穆尔卡逐渐放弃集体化政策，减轻了私有农场的负担。之后，波兰集体农庄迅速衰退，但国有农场却保留了下来。至1989年，波兰国有农场拥有波兰总耕地面积的约17.8%，而且实现了部分盈利。波兰第三共和国建立后，在国有农场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库农场。
1950年7月21日，波兰下议院通过新的“六年计划”法案。它的全称是“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计划”，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继“三年计划”之后的第二个国家经济计划。“六年计划”的重点是以苏联模式投资和建设波兰工业，尤其注意发展重工业。计划建造数百座工业厂房、冶金、采矿、机械和化学工厂，将波兰工业生产总值增长85%-95%，农业生产增长35%-45%。“六年计划”取得了部分成功，180万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参与建设，成为城市工人阶级。波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增加了310万人。尽管现有生产力还有待提高，但廉价劳动力和苏联市场的存在让波兰的经济增长速度丝毫不逊于西方国家。这一时期波兰的国民收入实际增长了76%以上，生活水平也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六年计划”使波兰工业产值激增250%，农业产值仅增涨13%。但过度偏向重工业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农业增速放缓，轻工业不足，生活必需品和粮食的短缺一度使波兰进入粮食配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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