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波兰史（七十六）：华沙起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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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起义（Warsaw Uprising 1944.8.1-10.2）
不能将华沙起义看作单纯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由波兰地下政府、波兰国家军、流亡政府、盟军、苏联和德国共同参与的复杂事件。它的政治意义高于军事意义，宏观来看，是反法西斯阵营内部意识形态较量与地缘政治角逐的产物。可以说，“暴风雨行动”和华沙起义在军事上针对纳粹德国，在政治上针对苏联以及波兰所有亲苏势力。
在“暴风雨行动”最初计划的主要行动地区里没有华沙的位置，但苏军的快速西进迫使流亡政府领导层重新考虑在首都发动起义的可行性。关于“暴风雨行动”是否可行，在流亡政府内部都无法获得统一意见，索森科夫斯基本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过早发动波兰全国起义。他指出在时机不成熟的条件下，在首都贸然发动起义，不仅损失巨大，也不会获得政治影响力。索森科夫斯基认为全国起义成功希望渺茫，在德军的围剿下，不可能真正实现波兰国土的长期解放，而且还会造成惨烈的平民伤亡。他进一步表示，如果不能与苏联达成协议，孤注一掷的起义在政治上没有道理，如果没有与苏军达成密切合作，军事上也是必然失败的。

尽管如此，索森科夫斯基还是尽其所能寻找外部支援，他先后访问了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没有获得有力支持。又在7月前往意大利，与第二军团司令安德森将军会晤，期望他可以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前往华沙支持起义。安德森经过慎重考量拒绝了这项提议，也坚决反对发动华沙起义，并指出“就个人而言，我认为国家军的决定（指暴风雨行动）是不幸的。”索森科夫斯基的意大利之行以失败告终，他不仅没能为华沙起义争取有效帮助，也丧失了自己的政治权威。华沙起义爆发后，安德森表示：“目前发动华沙起义不仅愚蠢，而且是犯罪！”
索森科夫斯基随即电令国家军司令部，要求他们停止发动起义。但这项命令却被延误，到1944年8月6日才传遍波兰。在整个华沙起义的过程中，伦敦流亡政府与波兰地下政府的联系都存在较大的误差与混乱。流亡政府高层仍然就华沙起义是否施行而争吵不休，就连力主发动起义的“波尔”科莫罗夫斯基都陷入两难境地。7月21日，波兰陆军统帅部勉强同意发动华沙起义，国家部长会议副总理杨科夫斯基初步批准发动华沙起义，但起义日期仍未确定。7月25日，科莫罗夫斯基违反索森科夫斯基的意愿，批准了在首都发动起义的计划，但具体时间待定。科莫罗夫斯基要求将波兰第1伞兵旅派往华沙协助起义，但遭到了伦敦方面的拒绝。因为站在军事角度，英国人同样不支持华沙起义，而且伞兵旅的指挥权也不完全属于流亡政府。
根据AK发来的情报，华沙区域起义人员的战斗状态“令人沮丧”，主要是必要的装备与补给极度匮乏。但科莫罗夫斯基还是不同意放弃起义，他一厢情愿的认为“战斗热情”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装备劣势。在7月的最后几天，起义的支持者逐渐在流亡政府高层占据上风，因为许多迹象都在表明事态向“有利”的方向进展。

首先是1944年夏，持续的败仗以及7月20日的刺杀希特勒事件让驻守华沙的德军士气逐渐低落，恐慌在城市中蔓延，德裔居民开始随着从白俄罗斯来的残兵败将向西撤退。但德军后来又稳定了士气，并加固了华沙外围的防御。月底，德国要求10万名华沙市民在城市外围建立防御工事，但这项命令无人理睬，党卫军也没有展开惩罚或搜捕活动。德军的嚣张气焰减少了几分，这给了潜伏在华沙的波兰国家军领导层一个致命的错觉——他们有能力与德军正面对抗。流亡政府总理米科瓦伊契克在7月26日飞抵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以“暴风雨行动”为砝码，最后一次尝试与苏联达成某种妥协条约。但这次谈判没能说服斯大林支持起义，也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外交协议。
7月31日上午，科莫罗夫斯基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激烈的辩论于12:00结束，对究竟何时发动起义仍未作出决定。18:00，最后一次会议召开，在得知苏军已经抵达普拉加区之后，科莫罗夫斯基与杨科夫斯基都认为华沙战役已经进入高潮，如果再不行动，华沙就会被苏军占领，届时将大势已去。当夜，科莫罗夫斯基下令在第二天，也就是8月1日进行总动员，在华沙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当夜，关于前线的情报再次传来，华沙的恐慌得到了控制，并得到了精锐的装甲师支援，德军甚至在华沙郊区发动针对苏军的反击。德军的顽强反击给起义的前景蒙上了阴影，看起来苏军的进展并不顺利，德军如果没有遭受重大军事打击，是不会轻易放弃华沙的。然而下达起义的命令已经发出，现在取消起义行动为时已晚！
华沙起义，就这么仓促的开始了。

原本首都地带有约50,000名国家军士兵，但由于事发突然，国家军司令部将动员时间缩短到12小时，导致真正投入作战的只有大约36,500名士兵。几百名外国人也志愿投入起义，在战斗过程中，还有约1000名犹太人为波兰而战。但其中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士兵极为稀少，多数只有少量的作战经验。更致命的还是轻武器、食品、药品、弹药的短缺，特别是重武器、装甲车和反载具武器极度匮乏。大部分士兵使用的反装甲武器只有简陋的燃烧瓶，缺乏反坦克手榴弹和榴弹发射器。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最初的“暴风雨计划”没有包含华沙起义，所以不久之前刚刚把大批珍贵的武器弹药运输到了东部战区，德国人又查封了几座隐蔽的弹药库。至华沙起义爆发之前，本地国家军的军备状况为
3846手枪;
2629支步枪;
657支冲锋枪；
145把手提机枪；
47挺重型机枪；
29支反坦克炮和PIAT榴弹发射器；
16枚迫击炮和榴弹发射器；
2门反坦克大炮；
30个喷火器；
43,971手榴弹和416反坦克榴弹;
约一万二千 燃烧瓶；
约1266公斤炸药。
这些武器和弹药理论上只够装备3,500位士兵进行2-3天的战斗，而现在却要稀释十倍进行更长时间、更激烈的城市巷战。更糟糕的是，由于准备时间严重不足，这些仅有的武器弹药能快速交付士兵的只占40%。虽然战斗爆发后盟军尽可能对起义军空投装备物资，但至少一半都落在了德军控制区。国家军的物资补充还依赖对德军装备的缴获以及自己生产劣质火器和弹药，包括用污水管做的简易弹弓，用锡罐制作的土制手雷。波兰国家军还在地下作坊设计生产了一款名为“布斯卡维察”（Błyskawica 波兰语闪电）的土质冲锋枪。该枪非常简单，采纳了当时成熟的“斯登式”冲锋枪和MP40冲锋枪的设计，所有部件都是通过简陋的螺丝连在一起的。尽管非常简陋，但“布斯卡维察”在实战中表现良好，非常可靠。在战斗过程中，国家军还俘获了几辆装甲车和坦克，但对战局影响较小。首都地区的国家军指挥官是安东尼·克鲁斯谢尔上校（化名“蒙特”），也是名义上的起义军总指挥，但战斗开始后通讯中断，他只能在有限的地区内指挥作战。

德军最初在华沙的驻军有约11,000名士兵，归莱纳·斯塔赫尔指挥。华沙刚被占领时德军就制定了针对可能爆发起义的镇压计划，在城市外围和重要地带都修建了数百个坚固的混凝土掩体和铁丝网。起义爆发之前，德军已经有所觉察，再加上苏军的进击，故而一直向华沙增兵，在起义爆发之前已经有超过17,000名士兵驻守在城市的重要据点。包括5000名国防军陆军，约4300名党卫军和警察部队，还有3000名机场航空兵。起义过程中援兵不断抵达，至战斗结束，德军已经增至40,000-50,000人。八月初，由党卫军司令艾里希·冯·巴赫·泽列夫斯基负责指挥镇压华沙起义。他虽是波兰裔，却一生都服务于纳粹德国，还删除了自己泽列夫斯基的姓氏。冯·巴赫亦是希特勒最残忍的刽子手之一，也是德国集中营政策的推动人。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对犹太人和波兰人的种族屠杀，波兰东部和白俄罗斯的200,000平民均被死于他手。在华沙起义过程中，他的军队对平民展开无差别杀戮，又有20万市民遇难。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冯·巴赫安然活到战后，于1972年病死在监狱医院中。
军事过程
华沙起义的军事计划并不复杂，要求国家军迅速占领城内多个重要地点，而后坚持到苏军抵达，行动时间要控制在几天之内。华沙起义的第一个军事行动代号被命名为“W”小时（来自波兰wybuch，“爆炸”），时间定在8月1日17：00整。首都地区的国家军官兵毫无准备，极短的动员时间和各种命令的突然下达造成了混乱，士兵疲于奔命，武器弹药分发不全。大批部队无法齐装满员抵达集合地区，出勤率最高的地区也只有60%士兵抵达部队。结果在“W”小时来临后，只有不到3,500名国家军士兵被组织起来作战。由于8月1日的动员太过仓促，德军很快注意到成千上万的人员调动。16时30分，德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起义军仅有的突发优势荡然无存。

8月1日夜，经过几小时的激烈战斗，波兰起义军仅占领军火库、邮局、发电站、居民区等次要目标。对桥梁、火车站、机场、德军指挥部等重要据点的进攻均已失败告终，特别是对通向普拉加区桥头堡的进攻也被挫败。虽然起义军在市中心、旧城区和沃拉区的军事行动较为顺利，但战略上并没有完成预先设定的计划。第一天的战斗造成了德军500人伤亡，但起义军却付出了2000人伤亡。华沙起义头一天的军事行动以“明显的重大失败”告终。但在接下来几天的战斗中，国家军还是取得了明显进展。首先是德军的消极态度没有让他们第一时间对起义军发动坚决反击，一直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此外勇敢的华沙市民也配合波军发动暴动，他们将家具扔到楼下变成街垒，也尽量支援药品和食物。8月2日至4日，国家军在七个战区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在市中心和旧城区夺取大片地区，但没能攻克德军重兵把守的主要建筑和维斯瓦河桥梁。在索里博兹、沃拉、沃赫德、莫科托夫的攻势以失败告终，起义军曾短暂占领通往普拉加区的桥头堡，但直到9月15日苏军才解放普拉加。
8月4日被视为华沙起义攻守互换的转折点，起义军因弹药消耗严重，不得不限制进攻行动。而德军也开始得到增援，止住后撤转向反击。8月5日，德军在装甲部队的掩护下强攻沃拉区，并开始执行希姆莱和希特勒的命令，即“杀死所有波兰人”。从8月5日至12日，党卫军和国防军在沃拉展开无差别屠杀，特别是德军知道战败和死亡已经不可避免后，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发作兽性。他们闯入民居，不分性别年龄射杀成年人、老人和婴儿，德军还喜欢强迫父母看着他们的孩子被杀。他们闯入医院，射杀毫无抵抗能力的病患，又杀死了医生和护士。数千名妇女和少女被残暴地轮奸之后射杀，德军闯入教堂，杀死保护平民的牧师而后血洗整座建筑。德军与侵华日军在毫无下限，灭绝人性的方面是一样的。德军的暴行还包括将手榴弹扔进躲满平民的地下室，活埋俘虏，用枪托砸碎婴儿的头，将孩子扔进火堆中。尸体被堆积起来倒上汽油焚烧，整个沃拉区的上空都被燃烧尸体的黑烟笼罩。德军又强迫幸存的波兰人焚烧房屋来掩盖大屠杀的证据，之后又处决了他们。

直到8月12日冯·巴赫下令停止行动，沃拉大屠杀（Wola massacre）造成50,000到60,000平民遇难，是二战在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单次平民屠杀事件。在亚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平民屠杀事件是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中国、苏联和波兰人民均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巴赫这位德国波裔在日记中得意洋洋地写到：“我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尽管他们是波兰人。”但他的举动并非是人道主义精神，而是基于现实的计算结果。因为这些暴行只会增强波兰国家军的抵抗意志。
德军在沃拉的兽行没有吓倒为自由而战的波兰人，反倒增强了国家军血战到底的决心。8月5日，波军占领华沙犹太区并解放了戈谢夫卡集中营，348名犹太人获释，大多数人直接加入波军共同参与起义。8月7日，德军装甲部队大批抵达，他们强迫平民组成人肉盾牌在街道上推进，但收效甚微。整个8月，双方围绕旧城区展开最大规模，最惨烈的攻防战。德军仪仗火力强势和人多势众，逐渐压缩国家军控制的地区，后者依靠地形和房屋节节抗击，与对手逐个房屋，逐条街道交战。德军空袭炸毁了一座座房屋，波军便在废墟中突然蹿出与德军步兵肉搏。虽然国家军的火力非常弱小，但依靠悍不畏死的战斗意志，往往能最大限度杀伤敌军，同归于尽是最常见的战术。经过一周血战，参与进攻的德军已经疲惫不堪，而波军仍依靠燃烧瓶和自制火器在进行激烈而持久的抵抗。到月底，防卫旧城区的7,000国家军仅剩2,000人左右，他们的阵地被严重压缩，而且极度缺乏弹药、粮食和药品。至9月1日，德军在装甲部队的掩护下终于突破国家军四分五裂的防线，而后处决了约2500名伤员，又大肆屠杀平民泄恨。剩下约800名国家军成功撤到别的防区继续作战。

9月15日，振奋的消息传来，苏军已经解放维斯瓦河右岸的普拉加区，并开始向左岸发动进攻。国家军集结了弹药库存最多的“拉多斯瓦夫”营，进攻维斯瓦河左岸的切尔尼亚科夫桥头堡，尽力配合苏军。9月16日到9月19日，国家军在德军装甲部队的轮番冲击下在桥头堡坚持了三天，而负责进攻的苏军没能及时援助对岸的波兰人，“拉多斯瓦夫”营被迫撤退，苏军的攻势维持到23日也以失败告终。这是华沙起义最接近胜利的一次行动，也是最激烈的战斗之一，但悲惨的失败了。
9月底，战斗已趋绝望。从外围不计伤亡支援起义的国家军攻势被挫败，市内属于起义军的控制区也在不断缩小。波兰国家军没有休整的机会，也没能力救治伤员，又得不到补员，弹药粮食也完全耗尽。科莫罗夫斯基认为继续抵抗下去在军事上已经毫无意义，只会增加无谓的平民和士兵伤亡，他在9月28日与德军进行了停火谈判。德军也损失不小，再加上要抵御苏军的进攻，谈判进行地出人意料的顺利。5月2日17:00停火正式生效，德军破天荒的承认起义军作为“被俘军人”而非“游击队”的待遇，这给了剩余的战士一线生机。包括科莫罗夫斯基在内的五位将军和指挥官，15,000残余的起义军被俘虏，但有3,500名波军趁乱成功撤出城市。华沙起义共持续了63天，尽管到10月5日抵抗仍未停止。

华沙起义共造成德军10,000至15,000人死亡，7,500至9,000人受伤，2,000人被俘，被毁或损坏的各式装甲车在200辆。波兰国家军约有10,000人死亡，6,000人失踪，20,000人受伤，15,000人被俘。在战斗破坏和德军的蓄意谋杀下丧命的华沙市民高达15-20万人，50-55万人在战后被驱逐。华沙起义结束后，希姆莱表示“这个城市必须完全从地球表面消失，只能作为国防军的运输站存在。没有一块立着的石头，所有建筑都必须夷为平地。”希特勒也赞同彻底摧毁华沙的计划。到1945年初，德国“燃烧与破坏部队”用炸药和喷火器有条不紊地摧毁了一座又一座房屋，特别是历史古迹和波兰国家档案馆等重要地点。除民房外，25座教堂、14座图书馆、81所小学、64所高中，华沙大学与华沙理工大学，几乎所有历史古迹和宫殿化为一地废墟。据估计，华沙遭受的物质损失折合达453亿美元，还有数以百计的无价古迹和具有重大文化和精神内涵的文物被毁坏和掠夺。华沙城左岸84%的建筑被摧毁，右岸65%被毁。德国人以残暴的手段蹂躏了华沙，但这只是纳粹政权败亡前最后的疯狂了。

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军团的态度，在起义之前华沙附近驻扎着匈牙利第1骑兵师，他们隶属于德国第9军团。但在整场战争中，匈牙利军队都极力避免与波兰武装作战，而且还经常庇护受伤的波兰游击队员。因为波兰人与匈牙利人的友谊已经维持了几个世纪，从雅盖隆王朝到革命年代，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合作互助的历史远远多于争斗。直到二战时期，匈牙利政府也在尽其所能帮助波兰人。华沙起义爆发后，匈牙利士兵设法将装备、粮食、物资甚至武器弹药都交给了本应被他们俘虏的波兰起义军，还尽量告知他们德国的军事计划。匈牙利人经常装作与波兰人交战，然后故意抛弃装有补给品的车辆撤退，或是直接让波兰部队通过他们的防区并送给波兰人匈牙利军队的制服。有时德军发现了匈牙利的庇护行为，命令他们交出波兰战俘，但匈牙利人态度强硬，德军只能作罢。有一次，德军通讯员捕获了华沙起义军的广播电台信号，结果被匈牙利人的无线电干扰，让波兰人得以保护电台转移。在华沙平民撤退时，也是第1匈牙利骑兵师参与了保护行动，至少1600个家庭在匈牙利人的帮助下躲过了党卫军的追杀。
从某种程度上说，敌对阵营的匈牙利人对华沙起义军的帮助不亚于苏军和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