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波兰军团中,有一位特殊的士兵。严格来讲,它是一头熊。1942年,波兰军团辗转来到伊朗时,在哈马丹的一个火车站里发现一位小男孩竟然在售卖一只棕熊幼崽。这只熊的母亲被猎人杀死,军队中一位将军的侄女伊莲娜非常喜爱这只小熊,于是波兰人就买下了它。士兵们将炼乳倒入伏特加瓶中喂给它,也给它水果、果酱,甚至啤酒和香烟。
夜里,战士和小熊相拥而眠。白天,它或是乘坐军用卡车兜风,或是与士兵摔跤(它通常是胜利者),有时甚至和战友一起抽烟喝酒。在原本压抑沉闷的氛围中,毛茸茸的小熊显著提振了士气,让士兵们暂时忘却了西伯利亚的苦寒和家乡沦陷的痛苦。小熊随着波军在北非向西迁移,正式加入了波兰第22炮兵运输连,从此开启了它的军营生活。由于英军拒绝让熊登船,波兰人干脆为他命名为“沃伊泰克”(Wojtek 意为“享受战争的人”或“微笑的战士”)。
沃伊泰克跟随波兰第二军团转战意大利,在蒙特卡西诺战役中,它的职责是搬运各种重要补给,特别是弹药炮弹等沉重物品。尽管战场上枪炮、爆炸不绝于耳,但沃伊泰克总是不为所动。即便驮着45公斤的重炮箱,也能安稳踱步,不会让物资损坏。当波兰战旗插在德军阵地上时,人们没有忘记沃伊泰克的贡献,将他提升为下士。第22炮运连也改为了第22运输连,将队徽变成了一只抱着炮弹的熊。
战争结束后,第二军团无法回归祖国,沃伊泰克也被就地安置在英国爱丁堡的动物园中。它是园中的明星,经常有波兰老兵前去探望,给它最爱的啤酒和香烟。1959年,波兰奥利瓦动物园的代表想把沃伊泰克接回波兰,但它的身体已经非常衰老,只得作罢。
1963年12月2日,22岁(熊类高寿)的二战老兵沃伊泰克去世,波兰和英国为它建造了许多纪念碑,以永远铭记这位毛茸茸的可敬战士。
1943年7月8日,西科尔斯基去世后,波兰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职位被授予卡齐米日·索森科夫斯基将军。索森科夫斯基是一位资历不逊于西科尔斯基的将领和政治家,他出生于波德拉谢的贵族家庭,祖上参加过几次起义斗争。20世纪初,他也参加了PPS,从此跟随毕苏斯基为波兰独立而奋斗。索森科夫斯基有极强的军事天赋,一直是毕苏斯基的参谋长和左膀右臂,但在后者去世之后,他因党派之争没能继任波兰统帅之职。九月战役之后,索森科夫斯基在1939年12月4日宣布建立武装斗争联盟(Związek Walki Zbrojnej 简称ZWZ),这是一个活跃在波兰本土的无党派地下反抗组织,其前身是“波兰胜利军”。
1942年2月14日,西科尔斯基重新整编ZWZ,在其基础上建立了波兰国家军(Armia Krajowa 简称AK)。该组织囊括波兰本土的所有抵抗力量,伦敦最高统帅部给他们的任务是扩建地下武装,针对德军展开游击战,以及在波兰军队反攻本土时发动全国起义。但因为伦敦政府对波兰本土战事情报的滞后性,所以AK绝大多数情况都是独立行动的。在建立之初,AK约有10万人,在1944年“暴风雨”行动开始之前,人数达到30多万,这是二战期间盟军在欧洲的最大规模抵抗组织之一。
与AK相辅相成的是华沙沦陷的前一天秘密成立的波兰地下政府,它从属于伦敦流亡政府,直接指挥AK,也具有较高的独立性。1940年,地下政府成立政治协商委员会,其最高代表等同于波兰副总理的职权。地下政府的长期目标是配合AK进行武装斗争,并建立地下教育机构,减轻德国对波兰平民的压迫。为了和波兰共产党竞争,地下政府也出台了许多左翼纲领,包括民族平等、宗教、言论自由,开展计划经济,土改,国有化工业等等。
波兰国土虽然沦陷,但抵抗一刻都不曾停止。欧洲第一批反德游击队的亨利克·多布赞斯基少校在1940年3月指挥数百人的游击队在胡希斯克村重创了一个德国警察营,迫使德军集结8000士兵对他的300人游击队进行围剿。残暴的德军向平民泄愤,烧毁了四座村庄,屠杀了712个村民。4月30日,因遭到背叛泄露行踪,多布赞斯基的部队遭到德军伏击,他壮烈牺牲。
波兰在二战的第一次平民起义是1940年1月21日的乔尔特科夫起义。当地数百名反抗苏军占领的波兰高中生计划在21日晚上,也就是1863年1月起义的周年纪念日发动起义,救出监狱里的波军,赶走当地的苏联人。这些学生只有少数人有火器,大部分只有冷兵器和一腔爱国的热血。苏军对他们施以无情地镇压,3名苏军和14名学生丧生,8位帮助起义的牧师被枪毙,约150人被捕。24名学生受到NVKD的严刑拷打,21人被判死刑,约55人被流放西伯利亚,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到家乡。
1940年底,亚历山大·卡敏斯基创建波兰青年抵抗组织“瓦维尔”,这个名称是了纪念1939年12月27日德军在瓦维尔屠杀114人的暴行,他们的口号就是“为瓦维尔报仇”(Pomścimy Wawer)。这句话的缩写是PW,后来的涵义演变为“波兰在战斗”(Polska Walcząca),进而演变成船锚的图案,成了波兰二战抵抗运动的象征。
波兰国家军在二战期间展开了四个主要行动,分别是1942年破坏德国铁路运输的“花环行动”,1943年袭击德国边境哨所的“腰带行动”,还有暗杀纳粹高层或罪大恶极之徒的“元首行动”。恶贯满盈的党卫军头子弗兰兹·博克和弗兰兹·库切拉被AK游击队员当街打死,遗憾的是,针对希特勒的暗杀以失败告终。在二战期间,AK破坏了将近2万节德军物资火车,4326节军用火车,切断华沙电力638次,销毁4674吨油料,25,145次袭击行动,销毁弹药、物资无算,暗杀5733名纳粹军官。AK的军事行动些许缓解了东线的战争压力,德军到前线的物资运输有八分之一被摧毁或严重推迟。
波兰对反法西斯斗争的另一项重大贡献,甚至是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盟军的情报支持。波兰情报部门的密码破译技术在二战爆发前进展迅速,并与法国和日本建立了长期的交流合作。针对德国恩尼格玛电报机的破译工作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波兰数学家、密码学家玛丽安·雷耶夫斯基、亨利克·齐加尔斯基、耶日·罗伊茨基等顶尖人才的努力下,破译工作得到很大进展。在战争爆发前,波兰就对英、法情报机构展示了他们的技术成就,为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九月战役爆发后,波兰情报部门专家携带一台珍贵的恩尼格玛机复制品安全抵达法国,最终落脚英国布莱切利公园,并与英国展开了最高级别的情报\技术共享。
在波兰密码专家的鼎力帮助下,艾伦·图灵与英国情报机构终于彻底掌握破译恩尼格玛机的技术。在这件事上,波兰人起到了奠基之功。布莱切利公园“6号小屋”的负责人戈登·韦尔奇曼表示:“如果我们不向波兰人学习的话,那么“Ultra”永远不会成功。”“Ultra”是英国从德军搜集到情报的代号,对德军密电的破译减少了盟军伤亡,对西线战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波兰情报组织的帮助下,盟军对轴心国在法国和北非的军事布置有了重要了解,对诺曼底登陆和火炬行动做出了突出贡献。1943年11月,AK获取了大量德国“V-1”和“V-2”火箭机密情报,在布格河成功回收火箭的部件,并运到伦敦。AK提供了大量德国军事生产、部队调动等一手信息,还有“U”型潜艇的军事情报。战争期间,英国情报部门从欧陆收到的80,000份重要情报中,48%都是波兰谍报人员提供的,85%都是高价值情报。每一份情报都减少了盟军士兵的伤亡,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战争结束之后,许多在英国的波兰情报人员无法回到家乡。冷战开始后,他们的处境更为尴尬,波兰人对盟军情报以及破译恩尼格玛机的巨大贡献被刻意雪藏。直到70年代,波兰情报人员的贡献才被世人所熟知。
波兰国家军的另一项重大贡献就是1944年至1945年的“暴风雨”行动,这是波兰地下政府策划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总称,旨在波兰各地发动起义和武装斗争,赶在苏军抵达之前解放波兰,著名的华沙起义就是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前AK针对德军的最大规模抵抗是扎莫希奇起义。1942年,纳粹高层的“东方总计划”中,土地肥沃的扎莫希奇地区是重要的德国殖民地,他们计划在1943年将至少60,000德国人移居至此。“华沙总督府”当局暴力驱逐了当地300座村庄的110,000波兰人,其中半数作为奴工送往德国,还有些人被送到集中营。此外,还有5,000名具有“雅利安”外貌特征的婴儿被夺走。
AK与当地民兵,以及苏联游击队合作组织自卫,安置被驱逐的人,从纳粹手中贿赂或夺走被绑架的孩子。德军发动围剿,波兰游击队就反围剿。在他们的努力下,纳粹移民计划受到严重打击,到1943年仅安置9000名殖民者,到年底只剩下不到半数。至1944上半年,AK成功驱逐制造沃伦屠杀的UPA-B,控制并保护了绝大多数波兰乡村。1944年6月25日,波兰国家军的1200位战士与参与围剿的近30000德军爆发奥苏伊战役。游击队损失了400名士兵,但在德军的天罗地网中突出重围,保存了更多有生力量。7月,扎莫希奇的抵抗力量加入“暴风雨行动”。
1943年,随着德军精锐之第六集团军被全歼在斯大林格勒,苏军在东线接连发起凌厉攻势,大有解放东欧之势。同年,卡廷惨案的曝光摧毁了勉强建立的苏波友好关系,斯大林依仗陆地攻势的成功,开始在外交层面挤压波兰流亡政府的地位,建立亲苏傀儡政权的企图昭然若揭。流亡政府和波兰地下政府必须开始评估苏军的到来对他们来说究竟是解放还是又一次占领。波兰国家军司令斯特凡·洛维茨基制定了一系列起义方案,由东向西发起大规模武装起义,赶在苏军之前,由本国武装解放波兰。1943年11月26日,流亡政府发布命令,如果苏军在进入波兰之前,苏联仍拒绝与波兰恢复外交关系。那么国家军必须继续潜伏,等待进一步指示。
“暴风雨行动”的深层逻辑在于,苏联政府与波兰流亡政府断交以及扶持亲苏武装的行为表明了苏军并非是单纯的解放者。如果解放之后苏联要扶持亲苏政权顶替之前的政府,那么这个新的国家是否能保持自由与独立,是否仍然承继战前的政治制度?答案是否定的。客观地说,苏军当然从纳粹魔爪中解放了包括波兰在内的所有东欧国家。但这样的解放,对于这些国家的前政府而言,无异于改朝换代。如果不想改朝换代,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波兰在盟军的政治地位,就必须通过对德军实施更多的,有效的军事打击来实现。如果波兰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国家解放,那么就会显著提高流亡政府与苏联的谈判筹码,斯大林就不得不在战后格局分配上对波兰做出让步。
这就是驱使流亡政府和波兰国家军冒险提前发动“暴风雨行动”的主要原因。“暴风雨行动”的主要军事目标包括解放波兰主要政治、经济、工业城市和地区,以及重建战前波兰本土军队的主要编制。政治目标是让苏联方面承认流亡政府是波兰主权的唯一代表并重新建交,重新承认《里加条约》波兰在东部领土的权利。
1943年6月,洛维茨基将军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纳粹要求他参加针对苏联的合作,但洛维茨基没有被意识形态对立冲昏头脑,对此断然拒绝。华沙起义爆发后,洛维茨基英勇就义。在他被捕之后,波军总司令索森科夫斯基任命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担任国家军司令。他是久经考验的波军老将,曾指挥骑兵军团参加苏波战争,甚至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赢得了马术比赛银牌。流亡伦敦后,曾担任武装斗争联盟副司令。
1943年底,科莫罗夫斯基下令准备发动“暴风雨行动”。到1944年7月,经过扎莫希奇起义,“暴风雨行动”的烽火已经燃遍整个波兰。一个月内,维尔纽斯、比亚韦斯托克、利沃夫、克拉科夫等重要地区的国家军放弃隐蔽,几十万人的作战力量与德军展开正面较量。1944年7月7日至15日,近1.2万波兰国家军与维尔纽斯的德军展开血战,苏军也赶来支援,双方并肩作战解放了这座城市。然而战斗结束后,苏军命令AK离开维尔纽斯,克尔扎诺夫斯基上校受邀前往苏军营地谈判,等他抵达后,苏军立刻翻脸将其缴械并关押在维尔纽斯。而后,苏军突然对毫无防备的波兰国家军发动攻击,AK被迫在森林中分散突围。苏军俘虏了5,000人,他们被命令加入苏军,拒绝的人立刻被送进集中营。苏军以解放者的姿态在维尔纽斯受到热烈欢迎,而同样为解放这座城市流血牺牲的波兰人已经被苏军击溃或逮捕。利沃夫和卢布林的国家军也被苏军以类似的方式缴械,华沙起义时,三个企图支援华沙的国家军步兵师亦被缴械。波兰地下政府的官员和民事代表也被NVKD大批逮捕。
基层苏军部队通常愿意在战斗时与AK合作,也不乏对波兰士兵的英勇表示赞赏。但是当德军被消灭后,全副武装,士气高昂的国家军就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为了消除建立亲苏政权的阻碍,并肩作战的盟军情谊就必须为政治分歧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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