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39波兰的外交关系变迁——正说波兰史（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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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外交关系
1932年，毕苏斯基的支持者约瑟夫·贝克（Józef Beck）担任外交部长，他是波兰“等距外交”政策的执行者。
等距外交就是在苏德之间保持中立，巩固对英法同盟的外交准则。宏观来看，波兰对东西两个强大的邻居态度冷淡，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与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乌克兰关系僵硬，与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系紧密。罗马尼亚与波兰都在一战后获得独立，而且在反苏立场上颇为一致，因为两国都要直面苏联的军事威胁。波罗两国在1921年3月3日与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Polish–Romanian Alliance），但波兰因为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矛盾，没有加入“小协约国集团”。1938年《慕尼黑协定》之后，欧洲局势陡然生变，战争的阴云开始浮现。波兰的地缘态势较为恶劣，但与罗马尼亚、法国、匈牙利和英国的良好关系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波兰通过强硬手段恢复了和立陶宛的正常关系。
从中世纪开始，波兰与匈牙利就维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在革命期间亦是坚定的国际战友。苏波战争期间，因为唇亡齿寒的关系，匈牙利王国为波兰提供了约30,000人的军事援助和大量武器弹药。二战前后，两国亦长期维持友好关系。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虽然都被纳入轴心国阵营，但均未协助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波兰沦陷后，两国同时敞开边境，为波兰军民提供庇护和撤离路线。
对捷克关系：波捷切欣冲突全史
对法、英关系
几个世纪以来，出于对中欧地带的制衡，波兰是法国在东方的传统盟友。1920年苏波战争期间，法国是波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战后，毕苏斯基亲赴巴黎与法国总统确定了经济、政治合作条款与防御同盟关系.条文规定某一方被侵略时，另一方必须进行无条件军事援助，条约于1921年签署，1923年生效。这就是波兰的第一个正式外交同盟关系，法波同盟（Franco-Polish alliance 1921）。
仅2年后，欧洲外交局势陡然生变。德国迫切期望回归欧洲正常的政治格局中，确定西部边境线，以及与其他国家恢复正常关系。英国与法国也想重建一个更稳定的国际秩序，避免大战再次发生。在这个背景下，法、英、德、比、意等国代表于1925年10月5日在瑞士签订洛迦诺公约。法军撤出莱茵兰地区，并允许德国在1926年成为国联的第六个常任会员国。但洛迦诺公约把苏联排斥在外，波德边境也没有得到所有主要国家的承认，实际上是牺牲了东欧国家的安全换取西欧的稳定。《洛迦诺公约》是法波同盟关系的第一道裂痕，因为法国虽然重申了对波同盟，但在战略上却转为了守势，国联在波兰的公信力荡然无存。

法国对波政策虽然开始保守，但仍然积极设法调停波捷矛盾，期望形成法、波、捷同盟压制德国。但波捷两国都在切欣问题上态度强硬，任何一方都不愿做出让步。法国看不到对波保持政治投资的收益，不愿在经济和军事上继续与之合作，波兰对法态度也逐渐冷淡。1934年，随着纳粹德国的蠢蠢欲动，法国再次提出了一个反对德国的军事联盟计划，史称《东方公约》（Eastern Pact）。
《东方公约》是《洛迦诺公约》的延伸，旨在将反德包围网扩散到东欧，将波、捷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将苏联纳入共同防卫体系中。但国际的复杂形势让这项原本可以有效制约德国的条约失败了，德国在9月1日首先拒绝缔约，贝克认为《东方公约》再一次稀释了法波同盟，而且由苏联主导的东部军盟也是波兰东部边境的不安定因素。特别是苏方要求波兰废除与罗马尼亚的军事盟约，波兰绝不接受。法国外长路易斯·巴尔图成功主导对苏和解，在5月2日与苏联签订了《法苏互助协定》。10月9日，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与巴尔图在马赛一同被刺，《东方公约》胎死腹中。
《慕尼黑协定》之后，法波同盟再次升温。1939年5月19日，法国迫于形势，再次与波兰签订防御同盟条款。但这个条约更像是一次政治作秀，因为它没有被法国议会通过，而且在发动支援的条款上含糊其辞。法国陆军总司令甘末林仅承诺会在德国入侵波兰的三周之内发动“大胆的进攻”。法波战争爆发后，大批波军通过匈牙利、罗马尼亚来到法国和英国支援作战。战间期波英关系较为冷淡，盖因英国不满波兰与邻国的冲突。但同样是《慕尼黑协定》之后，英国与法国一起为波兰提供针对德国的军事盟约。1939年3月31日，英国发表保证波兰独立的声明，4月6日，双方正式在伦敦签署《波英军事同盟》（Anglo-Polish military alliance）。但是会谈并不顺利，经过长期讨论，英国才勉强保证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英军会轰炸德国的军用设施，除此之外波兰人没有得到更多承诺。
但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都拒绝让苏军在本国国土驻扎，
《波英同盟》与《波法同盟》一样，只是英法对德国的政治施压，而非真正的盟约。两国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卷入波德战争，波兰注定要遭受与捷克斯洛伐克同样的命运，即被英法当作安抚希特勒这头饿狼的饵食。

对德关系
自波兰获得独立后，波德关系较为紧张，两国的矛盾点就是格但斯克城的归属问题。按照民族自决原则，格但斯克应该以但泽的身份并入德国，因为该市90%人口都是德国人。但这座城市是由波兰人在10世纪末建立的，在近800年的历史中大部分都归波兰王室统治，只是波兰被瓜分后才被普鲁士攫取，后者将城市的名字改成德语的但泽（Danzig）。在波兰不复存在的时间里，德国人逐渐成了主要市民，但周边农村仍然以波兰人居多。而且，“十四点原则”也承诺给波兰一个安全自由的出海口。
后来，英国人提出了折中的办法，将格但斯克及其周边村镇定为半独立的“但泽自由市”（Free City of Danzig\Gdański），归国联监管。城内的德国人和农村的波兰人都很不满意这个方案，他们都想回到各自的母国。但泽自由市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而是包含索波特、奥利瓦、新庄园、诺伊·斯托镇，以及300多个大小村庄在内的，约1966平方公里的区域。国联在但泽自由市设立了管理者，但泽也给波德两国提供了不同的特权，城市还与波兰结成了关税同盟。但这样的处置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战间期注定埋下了隐患。
尽管但泽法律上是中立的，但德国与波兰当局都试图在城内扩散各自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波德民族争端中，两国都不同程度地插手自由市内政，暗中进行政治较量。最早的冲突发生在苏波战争期间，当地德国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为波兰军队卸下国际援助的武器弹药。波兰方面被迫在格丁尼亚（Gdynia）修建临时港口，后来格丁尼亚成为仅次于格但斯克的波兰第二大海港城市。但泽城内，作为少数民族的波兰人遭到德国人的歧视和基于种族主义的排斥，甚至发生多起打砸波兰领事馆的事件，自由市当局默许这一切发生。矛盾愈演愈烈，在1932年爆发了格但斯克危机（Kryzys gdański 1932）。

事情的起因是波兰与自由市议会在1921年10月8日签订了波方船只在但泽市自由停泊的权利，但在1931年3月，自由市议会单方面终止了协议，波兰对国联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实际的仲裁，梁子就此结下。1932年6月，英国海军准备访问但泽自由市。毕苏斯基决定将计就计，命令波海军维切号（ORP Wicher）驱逐舰在6月15日代表波兰政府迎接英方舰只。此举意在用武力威慑自由市当局，成功迫使后者在8月13日重新签署之前单方面终止的停泊条约。
《洛迦诺公约》让毕苏斯基对法国的盟约产生了怀疑，马奇诺防线的修筑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的担忧。既然法国不再值得依靠，那么波兰必须寻求其他办法安抚阴晴不定的西方邻居。希特勒掌权初期在国际态势上表现出了温顺的假象，再加上毕苏斯基更加不放心苏联，所以与德国修好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1934年1月26日，《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德国正式承认两国边境线，双方关系有所缓和。希特勒趁热打铁，希望与波兰组成反苏同盟，但毕苏斯基坚持“等距外交”政策，拒绝了这项提议。
波德正常关系仅维持了五年。《慕尼黑会议》后，被英法喂饱的希特勒对波兰图穷匕现，但泽危机爆发。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希特勒的授意下一反常态，突然又对但泽提出领土要求。波兰方面态度强硬，称如果德国强占但泽就是开战的信号，东欧局势骤然紧张。
1939年3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宣布将保证波兰的独立，并威胁对德开战。但贝克却另有打算，他拒绝了英国提出的邀请苏联加入“和平阵营”的计划，因为波兰还没有放弃对德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与那个时代大多数政客一样，贝克高估了本国的军事力量，低估了德国的战争潜力。

希特勒在德国开始进行他的拿手好戏，即通过媒体向德国民众进行洗脑式宣传，通过挥舞种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大旗为德国吞并但泽获得舆论支持。然而但泽只是一个幌子，希特勒真正的目标是以此为借口对波开战，因为纳粹党的政策就是通过掠夺犹太人和其他国家的财富来填补国内的财政黑洞，一旦停止扩张，纳粹党就会被推翻。
1939年夏天，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德国在但泽的密谋已经不加掩饰。8月，自由市议会宣布但泽不再承认波兰海关的权力，华沙方面表示如果但泽继续破坏《凡尔赛条约》，波兰将付诸武力。英国对波兰的强硬态度非常不满，因为张伯伦仍在竭力维持欧洲均势与总体和平的方针，不希望战争爆发。8月，贝克终于让步，但希特勒不想看到波兰真的交出但泽，这样德国就失去了战争借口。所以德国不停对波施压，接连提出波兰无法同意的要求，但又要拖延谈判时间，为战争动员做准备。希特勒接连打出烟雾弹，成功迷惑波兰和英法，让他们误以为还有和平的机会。另一方面派遣军队事实进驻但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在8月15日抵达但泽港，炮口瞄准了西盘半岛的波军驻地。8月25日，英波军事同盟被确立，8月30日，在推迟一天后，波兰宣布全国动员。当波德战争全面爆发后，英法才看清楚希特勒隐藏的真实面目，但为时已晚。
对苏关系
宏观来说，斯大林对波兰的外交策略是对欧洲的整体策略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组成部分。苏波战争之后，两国关系仍然十分紧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波都希望将外交关系正常化。苏联最早发觉德国纳粹的危害并致力于与西欧和波兰建立反德阵线，所以有意与波兰修好。波兰奉行“等距外交”，也无意继续与苏联交恶。双方在1932年7月25日签订《苏波互不侵犯条约》（Soviet–Polish Non-Aggression Pact），均承诺放弃针对对方的战争行为或军事联盟。斯大林组建反德同盟的企图在与英、法、波的外交斗争和勾心斗角中宣告失败，从此之后苏联倾向更加务实的防御政策。苏联非常反对波兰侵占切欣县，一度以毁约相威胁，但还是与波兰维持了现有状态。
英法为东欧安全做的最后努力是1939年中旬的莫斯科谈判（Anglo-Franco-Soviet Moscow Negotiation ），张伯伦政府希望组成一个更广阔的反德同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寻求盟约的谈判，更是一次政治博弈，是英国“祸水东引”政策的一次尝试。英法期望苏联担任东欧防务领导者，但不准备与苏联缔结身份平等的盟约，而且要求苏联单方面承担更多义务，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对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来说，对苏谈判不过是对德施压的手段，在希特勒践踏《洛迦诺公约》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仍然抱有一丝安抚德国的幻想。希特勒当然看出了这一点，他也适时地向张伯伦抛出“橄榄枝”，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英德秘密谈判也在进行。苏联在会谈初期表现出了合作的诚意，但面对拖延推诿，毫无诚意的英法代表，苏联逐渐对同盟的前景失去信心。7月8日，英法终于与苏联达成初步协议，但苏联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所谓的“间接侵略”条款。苏联期望可以在战争爆发时或开战之前向被侵略国派出军队协助防御，也就是在他国领土驻扎苏联军队。“间接侵略”遭到英法的拒绝，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更是表示绝无可能接受此种条款。
斯大林知道张伯伦没有谈判诚意，所以他也只是将谈判的目标定为避免苏联过早卷入欧洲战争。苏联咬死“间接侵略”作为谈判底线，谈判趋于破裂。8月14日，苏联提出让红军从维尔纽斯和加利西亚进驻波兰的提议，以应对德国可能的侵略。但是法国对波兰的施压以失败告终，贝克斩钉截铁地拒绝这一提议，他对法国大使说：“德国人让我们丢掉自由，俄国人让我们丧失灵魂。”

1939年8月17日，莫斯科谈判破裂，最后一次可以制约德国法西斯的机会就在争吵中消失了。
这场谈判是战间欧洲外交政治的浓缩。英、法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苏联，只是迫于形势对苏示好，在谈判过程中各怀鬼胎，在冷酷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思想下，不以宏观欧洲安全为首要目标，而是优先维护自身的利益。英法眼见战争不可避免，就指望苏德开战，他们坐收渔翁之利。但斯大林看破了他们的手段，希特勒则直接掀了棋盘。贝克也同样被意识形态偏见和民族历史矛盾裹挟，错失良机。苏联是最早看出德国法西斯政府危险性的国家，斯大林在30年代也在致力建设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在英法的阻挠下屡屡受挫。苏联为反法西斯斗争表现出了无私的一面，但在具体执行上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的一面。比如“间接侵略”条款，以及在波兰驻军的坚决要求，因为在波兰本土驻军并不是唯一的抗德战略。而且历史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波兰同意，苏军是否真的会秋毫无犯，秉持国际主义精神无私为波兰抗击德国，还是提前建立波兰人民共和国。
无论如何，当斯大林发现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遏制德国入侵波兰之后，他必须重新考虑新的方案以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希特勒从1939年4月开始向苏联发起了强大的外交攻势，多次向斯大林保证德军的目标是波兰和西欧，不会威胁苏联在东欧的利益，斯大林最终同意与纳粹谈判。8月23日，经过长期准备，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率领外交团队抵达莫斯科，迎接他的是苏联军乐队和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以及插在纳粹万字旗旁边的红色锤镰旗。于是，欧洲政坛同时进行三场重要的谈判，即莫斯科谈判，英德谈判与苏德谈判，其中只有前者是公开的。
苏德签订的第一个有效条约是1939年8月19日的《苏德信贷协定》（German–Soviet Credit Agreement），苏联可以在7年内获得2亿德国马克的贷款，用于在德国购买各种军工业产品。英法苏的莫斯科谈判已经破裂，苏德的秘密谈判倒是进展顺利。8月21日，斯大林终止莫斯科谈判，然后同意了德国人提出的价码，也就是“东欧势力划分计划”。将波兰维斯瓦河以东、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芬兰、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东北部的比萨拉比亚地带划归苏联，剩余的波兰划归德国纳粹。
事实上苏德谈判很快被泄露，但势力划分计划却得到了隐藏。8月23日，苏德又签订了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协定。谈判结束后，斯大林与里宾特洛甫在奢华高雅的办公室内推杯换盏，庆祝反对资本主义的重大胜利，这就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Molotov–Ribbentrop Pact）。

面对不可避免的战争，苏联选择与纳粹法西斯同流合污。这是一条极不光彩，但却可以最大限度攫取国家利益的办法，既然与西欧的战争不可避免，那就干脆提前建立战备缓冲带，而且还可以“祸水西引”。该条约是苏联在集体安全政策难以实施的前提下，“高度现实主义”的做法。斯大林在意识形态和道义上的原则性是可以根据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即维护苏联的一国利益高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理想。这一点在对波政策上体现的较为明显，击垮、削弱波兰政府的优先级要高于解放波兰的无产阶级，后者成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下的牺牲品。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就像爱德华·卡尔或者摩根索一样，认为“洛迦诺精神”的乌托邦主义本身就难以在权力主导的国际社会之中存活。但是凡尔赛体系的失败向我们证明的是，完全的均势、赤裸的权力政治并不能给和平带来更多的机会。欧洲为了一战的和平付出了巨大代价，为此他们谨小慎微而处处设防。但结果证明，他们的谨小慎微摧毁了处处设防，并且让他们付出了比绥靖主义出卖盟国利益更惨重的代价。
福熙元帅有一点是正确的——这恐怕也是巴黎和会各国心照不宣的共识——对德国的战后处置，对世界经济的安排，对欧洲安全机制的设计，本身是两套互不相容理念奇诡的折中产物。它既没有做到真正尊重德国，接纳德国，也没有做到彻底摧毁德国，瓦解德国。道德主义者如威尔逊，现实主义者如克里蒙梭，都不得不承认，《凡尔赛和约》提供的并非是和平计划，而是一套优先考虑战胜国利益划分，其次才尽可能维系和平的方案。在和会上各国的争论没有被“洛迦诺精神”所消弭，反而在经济危机与法西斯主义的衬托下在之后的二十年中被进一步放大了。
从历史大势上看，英、法、苏、波都做出了在他们的历史局限性里最佳的选择。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们会发现这些决策在当时来看都是遵照逻辑的合理决定，这就是二战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在部分尝到甜头德国民众的默许下，希特勒将他们牢牢绑在了德意志战车上，将他个人的战争野心凌驾于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上。欧洲，这个现代人类文明的奠基之地，即将爆发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