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波兰史（八十二）：苏联与波兰的擦枪走火——十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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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查布时期（1956.3.20-1956.10.21）
波兹南事件如春日惊雷，唤醒了一潭死水的波兰社会。人们打破了斯大林主义下的沉默，开始踊跃发声，表达观点。口号和传单出现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大多是反苏或要求改善物质条件的。波兰社会对波兹南事件是由“帝国主义特工”引发的说法嗤之以鼻，他们声援工人斗争，将PRPZ和PSL当局定为谋害波兹南工人的刽子手。至于波兰安全部也因特工约瑟夫·维特沃中校叛逃而声名狼藉。维特沃担心受到贝鲁特的迫害而在1953年逃离波兰，他将PZPR和UB的处决行动以及对犯人的各种酷刑和盘托出。美国将这些内容在欧洲广泛传播，还利用“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手段传遍波兰。
维特沃的叛逃令华沙当局非常难堪，加剧了波兰社会的动荡，并直接引发了UB的清洗和重组。

动荡也带来了机遇。贝鲁特去世后，爱德华·奥查布（Edward Ochab）在3月20日当选波兰第一书记，波兰加速推进去斯大林化运动。新闻界放松管制，瑟姆宣布大赦，顽固的“斯大林派”官员纷纷落马。波兰的政治氛围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甚至工人都开始讨论从前的禁忌话题，如PZPR的合法性，斯大林主义的罪行等，还有要求释放被关押的维申斯基大主教。
波兹南暴动并不是这一时期的唯一抗议事件，比得哥什、什切青等地都爆发了骚乱。人们尤其痛恨UB，经常将本地UB机关团团包围，高呼抗议并投掷石块，示威游行经常与军警在街上产生暴力冲突。示威群众拉起横幅高唱爱国歌曲，要求苏联解释卡廷惨案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要求苏军撤出波兰。一些激进派甚至还把红星从建筑上扯下，破坏苏军在波兰的纪念碑。
在1954年12月13日，哥穆尔卡就已走出了被囚禁三年的别墅。1956年7月，PZPR举行二届七中全会，为犯有“右倾民族主义”错误、先后被撤职、开除、监禁的前任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并在8月1日归还他的党证。新改组的党中央便为波兹南事件平凡，释放被捕者。奥查布是1948年政治风波中促使哥穆尔卡下台的主要推手之一，但现在他也不得不顺应大势接纳他。9月，西兰基维兹邀请哥穆尔卡担任波兰总理，但被他拒绝了，党第一书记的职位才是他的目标。
哥穆尔卡否定了波兹南事件是由帝国主义特务挑起的论调，并表示：“波兹南工人抗议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1956年10月，哥穆尔卡受邀参加了12日、15日和17日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在10月19日举行八中全会，选举新的波兰联合工人党第一书记以及新的国防部长。哥穆尔卡毫无疑问是下任总书记的热门人选，除了他的经验和威望之外，改革派希望通过哥穆尔卡推进自由化体制，强硬派也需要进行一定的妥协。哥穆尔卡给出的条件是必须将指挥军队镇压波兹南工人的罗科索夫斯基从国防部撤职，奥查布同意了这个要求。

波兰的政治动向自然不可能逃脱苏联的监控。哥穆尔卡的复出以及波兰当局对波兹南事件的态度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强烈不满。因为任何一个华约集团国的自由化都可能导致康米主义和苏联对东欧影响力的巨大破坏，这样的破坏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经济上的。苏联对东部集团国家进行了巨额投资建设，并制定了一整套围绕莫斯科的经济一体化机制。波兰制作什么，购买什么，出口什么都是安排好的。波兰经济已经被高度捆绑，一旦脱离苏联体制，对苏波都会产生不可控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波兰是苏联的最大加盟国，是苏联欧洲政策的重要桥头堡。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波兰的态度直接关系到苏联在东欧的总体实力，两国在各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双方都必须维持某种默契的政治均势。一场从莫斯科刮起的政治风暴将吹往华沙，PZPR将面对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也是双方的首次政治博弈。
波兰十月事件（1956）
1956年10月17日，苏联大使通报奥查布，赫鲁晓夫“邀请”（实际上是命令）波兰领导人立刻访问莫斯科，奥查布以准备19日的波兰八中全会为由拒绝访问苏联。波兰政治风向的转变，已经突破了苏共中央可以容忍的底线。为防止波兰变成下一个匈牙利，10月18日当晚，也就是波兰八中全会前一天，苏联最高统帅部突然命令驻扎在下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的苏军北方集团军向华沙开进。东德苏军处于战备状态，许多苏联军舰驶入格但斯克湾。波方瓦茨拉夫·柯马尔与瓦兹米泽·穆希准将下令华沙城防军进入戒备状态，指挥布置防御设施和组织民兵，以防备可能的军事冲突。

10月19日清晨，赫鲁晓夫亲率阵容强大的苏联代表团飞临华沙上空，这次访问没有事先通知，波共领导层大吃一惊。哥穆尔卡、西兰基维兹、扎瓦兹基和奥查布赶忙前往机场迎接不速之客。波共领导人在深秋华沙清晨的寒风中裹紧大衣站立恭候赫鲁晓夫，后者故意无视波方，先在机场寒暄了同批赶来的苏联将领。哥穆尔卡看着赫鲁晓夫气势汹汹的逼近，他挥舞着拳头，口中不停呵斥，身后跟着米高扬、莫洛托夫、科涅夫等人。哥穆尔卡和奥查布面面相觑，只能硬着头皮迎接，宾主气氛非常尴尬且僵硬。赫鲁晓夫出席八中全会以及延迟会议的要求均遭波方拒绝，八中全会如期进行。但会议临时增加议程，增选哥穆尔卡等人为中央委员，与苏共代表团会谈。当天上午，双方在贝尔维德宫落座，谈判非常困难，双方互相指责，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
哥穆尔卡明确表示必须要走“波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再生搬硬套苏联模式。赫鲁晓夫则认为波兰的改革缺乏“兄弟协商”，国内反苏活动没有被遏制，尤其是撤除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令他不可接受。会中，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威胁要进行军事干预，还怪罪波兰新政治局里没有更忠于苏联的同志，以及近期威特沃叛逃的丑闻。奥查布不卑不亢，对答如流。他认为赫鲁晓夫在演讲中大肆批判斯大林之后，波兰已经无法返回斯大林时代。波方再次适时退步，表示也会进行社会整顿，不能将小规模骚乱上升到威胁整个苏维埃联盟的程度。波方的退步，以及赫鲁晓夫的中途休息令会议气氛有所缓和。赫鲁晓夫表达了他实质性的担心，即哥穆尔卡是否有太多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否会背叛康米主义事业。西兰基维兹坚定的回答说，哥穆尔卡将对波兰的爱国主义和对苏联的忠诚结合在一起，他是波兰领导人的不二选择。这句话实际上给赫鲁晓夫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又暗示他哥穆尔卡已经成为PZPR领导人的既成事实。奥查布并非完全支持哥穆尔卡的政治主张，也没有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而是他知道一个分裂的PZPR回给苏联制造完美的干涉借口。奥查布不愿借苏联之手巩固自己的政治利益，他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放在了个人利益之前，通过有限的改革，让波兰避免经受“匈牙利十月事件”的悲惨教训，这就是他的政治智慧。

l （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 社民党，又被成为“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在已有政治框架下，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温和改良而非暴力革命进入理想社会的意识形态。）
· 得到奥查布的支持，哥穆尔卡得以信心十足地与赫鲁晓夫谈判。他侃侃而谈，希望苏联允许波兰增加自治权与温和改革，同时又保证改革是波兰内部事务，会继续维持与苏联的所有同盟条约。此时，波兰的工人、学生展开游行示威支持波共中央，多数波兰军队也不再听从罗科索夫斯基的指挥。赫鲁晓夫确定哥穆尔卡的立场可以信任之后，便同意撤销武装干涉波兰的威胁，将罗科索夫斯基撤回苏联，也认可了哥穆尔卡在波兰的地位。波兰10月份的社会抗议活动相比波兹南事件时期更加温和，稳定下来的社会氛围不会爆发动乱。此外匈牙利愈演愈烈的革命斗争也分散了苏联的注意力。确认赫鲁晓夫让步之后，哥穆尔卡也同意在11月赴莫斯科访问。10月20日上午，在和熙的阳光下，波方领导人将苏联代表团送上飞机回到莫斯科。在波兰社会各界上下一心的努力下化解了一次潜在的灾难，波共领导层有惊无险的通过了“十月事件”的考验。
10月21日，波兰八中全会圆满落幕，哥穆尔卡当选为PZPR第一书记。10月24日，哥穆尔卡站在崭新的迪菲拉德广场上，面对成千上万华沙市民，高呼“同志们！市民们！首都的工人们！”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长达40分钟的演讲。哥穆尔卡强调“波兰统一工人党将领导波兰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群众人声鼎沸，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维申斯基大主教在10月28日获释，PZPR与波兰宗教界正式和解。仅在四个月之前，波共当局在波兰的形象仍是苏联鹰犬，而现在PSL已经相当程度赢得了民心。哥穆尔卡的威望和政治地位达到巅峰，他身上康米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被淡化，更多展现出的是在俄国人的刺刀前勇敢保卫国家利益的波兰领袖。

关于波兰十月事件，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插曲。
尽管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并下令苏军停止调动，但苏波之间的矛盾仍未彻底解决，苏军坦克仍在华沙不远的地方徘徊。在10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中，赫鲁晓夫的态度仍然犹豫。这时，波兰得到了来自新中国的强有力支持。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总结了十月事件的两个性质，分别是“波兰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翻天”以及“波兰反对苏联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前者是多数人的看法，后者是少数人的看法。大使馆将两种看法上报中央，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最终支持少数人的意见，做出了“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这一正确判断。10月20日当天，毛主席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帕维尔·尤金，将中国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的立场传达给了赫鲁晓夫。
10月24日，后来中国驻波大使，当时还在华沙外交学院留学的刘彦顺刚走进教室，他的波兰同学尤莱克就欣喜若狂地呼唤他，并赶来激动的握手说：“谢谢中国！毛泽东主席支持我们！中国康米党和我们在一起！”一头雾水的刘彦顺后来才知道中国的态度有多重要。当天，赫鲁晓夫终于打电话给哥穆尔卡，下令苏军全面撤军，“十月事件”彻底结束了。

11月16，哥穆尔卡踏上前往莫斯科的火车，波兰代表团获得了苏联方面的重大政治让步。波兰城市卡托维茨取消了“斯大林格勒”的名称，斯大林的名字也从华沙科学文化宫的正式名称中删除，波兰各地纷纷建立了纪念华沙起义、国家军和波兰人民军的纪念碑。社会层面，允许公民拥有贵重金属和国外货币、允许重启波兰童子军协会、允许重开学校的宗教课程。政治上，集体农庄制度被废除、1500名政治犯和35,000名在高压时代被送进监狱的人被释放，包括许多前国家军老兵，在苏联的29,000名波兰人也被允许回到祖国。同时，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在内的32名苏联军官从波兰军队中撤离。文化方面，绘画、音乐、摄影和电影也被允许创作非主旋律的题材。波兰无疑在“十月事件”中受益匪浅，其地位从苏联的傀儡国或“殖民地”，变成了卫星国或“自治领”。
随着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签署“欧洲国防共同体”条约，西德在50年代初被允许重新武装，得到了联邦国防军的完全控制权。理所当然的，这引起了东欧诸国的强烈抗议。因为对德国法西斯军国主义崛起产生的后果，东欧人民是世界上体会最深的，尤其是波兰和苏联。起初，苏联提出了加入北约的要求，并给出了从德国撤军并让两德统一的条件。但北约的意识形态对抗逐渐升温，拒绝了苏联的提议。1954年10月23日，在二战结束仅9年之时，全副武装的西德加入北约。11月，苏联要求建立新的《欧洲安全条约》以卸除西德武装，仍被北约拒绝。作为应对，东德也重新武装，以国民人民军作为国防部队。
1955年5月14日，七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首脑齐聚华沙，正式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便是“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简称WTO）。七个成员国分别是苏联、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华约的意义就是应对北约咄咄逼人的战略威胁，华约的建立标志着冷战对抗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