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伊斯坦布尔（一）：纪念碑的故事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伊斯坦布尔，或者是更古老的名字——“君士坦丁堡”第一次为我所知，是中学时代历史课本上的寥寥数语。在遥远的过去，这座城市作为丝路上的终点之一，承载着东方对遥远 “异域”的种种幻想；大学时拜读了由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原著，陆大鹏先生翻译的《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后，我对这座传奇之城的兴趣更加浓厚。
我渴望亲自触摸这座城市，去年八月初，我终于如愿以偿。

现代伊斯坦布尔是座巨大的国际化都市：它横跨欧亚两洲，欧洲部分又被一道海湾——“金角湾”分割成两部分。金角湾以北的城区主要在近代发展起来，南岸则是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拥有三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坐落于欧洲大陆伸出马尔马拉海的岩石岬角之上：从古典时代的城邦国家“拜占庭”（Byzatine）、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科斯坦丁尼耶” （Kostantiniyye）到今日的“伊斯坦布尔”（Istanbul），它们的盛衰故事皆在此处上演。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时代，城市中清真寺遍布。由于商店、旅店等公共空间大多围绕在清真寺周边，统治者便以清真寺为中心划分区块进行管理。如今这些区域大多还保存着奥斯曼时期的地名。我此行的第一站位于老城中以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命名的苏丹艾哈迈德区。对游客而言，这座清真寺的另一个名字——“蓝色清真寺”则更加著名。作为千年古都的中心，此处的历史遗迹分布最为密集，堪称这座城市的历史原点。

苏丹艾哈迈德区位于老城里最靠近海岸线的丘陵上，是老城的制高点。向东边和南边望去，不远处就是波光粼粼的马尔马拉海；北边与深入欧洲大陆的海湾——金角湾相接。三面环水的格局，奠定了城市与海洋的紧密联系。

传说古希腊城邦麦加拉（Megara）的殖民者出海寻找新家园时听从德尔斐神谕（The oracle of Delphi）的指示，要在“盲者之城的对岸”建立另一座城市。他们出发沿着爱琴海北上，穿过狭窄的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现代称“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分割欧亚两洲的普罗蓬蒂斯海（Propontis，现代称“马尔马拉海”）。当冒险者们眺望亚洲海岸一侧的城市迦克墩（Chalcedon，原址位于现代伊斯坦布尔亚洲部分的卡德廓伊区）时，他们的首领拜占斯（Byzas）发现与该城一峡之隔的对岸更适合建立城市。由此一座希腊殖民城市——以独具慧眼的首领之名命名——拜占庭（Byzatine）在欧亚的分界线上拔地而起。
如今，伊斯坦布尔已经没有多少古典时代的遗存。最知名的当属苏丹艾哈迈德区竞技场公园中名为“蛇柱”的残骸。
它原本是纪念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联盟战胜波斯帝国的纪念碑，铸成后一直矗立于希腊本土的圣地德尔斐（Delphi）——著名的阿波罗神庙前。荷马史诗中讲述了阿波罗在德尔斐杀死巨蛇皮同建立神庙的故事，英语中“Python”意为“蟒蛇”，其词源来自该神话。

公元330年它被搬移至如今的位置。史书中记载该柱高约5.5米，形状为三条巨蛇交错盘踞于一根铜柱，三条蛇头顶各顶一只金碗。然而如今的残骸让我很难想象它原本的模样：柱头上金碗早已荡然无存，而巨蛇唯一的残骸收藏于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中。铜绿色的柱体茕茕孑立，维系着现代城市和逝去古都的最后联系。 

公元前二世纪，来自亚平宁半岛的罗马文明踏上了称霸地中海的征途。从地中海沿岸到广袤的小亚细亚平原，旧文明纷纷向新霸权俯首称臣。繁盛如希腊文明也未能抵抗罗马的扩张脚步。公元前86年，古典时代的传奇城市雅典陷落。公元前79年，拜占庭投降罗马。
在征服地中海世界的过程中，罗马政体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在公元二世纪国力达到最盛，后因所谓的 “三世纪危机”而由盛转衰。面对危机，戴克里先（Diocletain）皇帝创立了四帝共治制度。罗马帝国被划分为东西两部分，由两位皇帝在两位副帝辅佐下统治。然而，权力欲望引发了四位统治者间的血腥斗争。公元324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口亚洲一侧的克鲁索波利斯（Chrysopolis，原址位于今日的伊斯坦布尔于斯屈达尔区），帝国西部的副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us）击败了他最后的敌人——帝国东部的皇帝李锡尼（Licinius）。经历漫长的动荡与分裂后，罗马帝国再次迎来统一。

君士坦丁称帝后的当务之急是选择一座新时代的首都，此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饱经动乱已经不复荣光；而君士坦丁在漫长军旅生活中皈依的新信仰基督教亦为传统信仰浓厚的故都所不容。最终，他选择了几乎被人遗忘的拜占庭。
君士坦丁亲自勘定了新都的范围。据说他在划定边界时走得太远，随从们惊讶地问道：“我的主，您还要走多远？”他则回答：“到引导我前进的神停下来为止。”
罗马号称“七丘之城”，城市建于七座山丘之上。君士坦丁的新都也有七座山丘，尽管至今关于七座山丘的位置仍有争论。但毫无疑问，他打造的帝国新都在各方面都务求媲美伟大的罗马。在新都建成后的一段岁月里，它的官方称呼是“新罗马”（Nova Roma）。直到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os II）皇帝统治的时代，它才正式更名为“君士坦丁堡”。

从竞技场公园北侧折向西，沿着一条主干道走到一片广场，这里有一根高耸的圆柱。它的主体呈锈红色，周身以铁箍紧束。当地人称其为“烧之柱”（the Burnt Column），这个名字源于1779年将柱子烧成今日模样的大火。它的正式名称是“君士坦丁纪念柱”（the Column of Constantine），是君士坦丁皇帝留给这座城市的最后记忆。

公元330年，为了庆祝这座城市成为“新罗马”，他下令竖起这根石柱作为献礼。石柱顶部原本有一尊以太阳神阿波罗为原型的君士坦丁大帝青铜雕像。雕像头部的王冠中保存着基督教圣物，石柱的基座下却埋着据说来自特洛伊（Troy）的异教神像——传说罗马人是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Aeneas）的后代。 
尽管君士坦丁信仰基督教，但在罗马帝国的首都，传统信仰仍旧以顽固的姿态存在着。身为君王更要在意民众的喜恶，这既是精明的政治考量，也是基本的人情味。然而，即便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仍无丝毫减褪：他搜集帝国全境的奇珍异宝装点新首都，古老的蛇柱也在此时从希腊迁移至此。正如后世的爱德华·吉本所言：
一切凡能有助于为大都城的宏伟。壮丽的东西，一切有助于位它的居民提供娱乐和便利的东西，在这座城市的四墙之内。无不应有尽有。

回到蛇柱所在的竞技场公园。在蛇柱的北侧还矗立着另外两方纪念碑：其中一座表面刻满异国风情的象形文字，在浓重的夜色里也能轻松被认出。它原属于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搬移到此处后被称为狄奥多西方尖碑（Obelisk of Theodosius）；另一座则建于公元十世纪，因外形酷似另一座而被称作“粗石方尖碑”（Rough-Stone Obelisk）。这两座纪念碑和蛇柱一样，保存着这座城市的片片记忆。
公元390年，为了彰显文治武功，皇帝狄奥多西一世订购了一块方尖碑。方尖碑从埃及的卡纳克（Karnak）神庙前搬移到君士坦丁堡的大竞技场中。然而，它在途中发生断裂，运抵君士坦丁堡时只剩原高度的三分之二，故而皇帝又下令赶制了一块大理石底座用于固定方尖碑。
如今，方尖碑依旧是最初立起时的样子。底座四面的浮雕内容丰富：有皇帝在卫兵簇拥下与家人和臣僚在竞技场观看战车竞技的情景；也有皇帝接受哥特人“蛮族”投降的仪式；还有工人们将方尖碑竖立起来的画面。 

在狄奥多西的时代，象形文字的解读方式已经失传。它的突出造型只为象征皇帝的威权，狄奥多西选择这块石碑的原因更无从考证。巧合的是，这块石碑上的文字正是对统治者的赞美之词：
（图特摩斯三世）奴役万国……往南北拓展疆土……越过纳哈里那大圈（Great Circle of Naharina，即幼发拉底河）英勇获胜……将敌人杀得片甲不留。
冥冥之中，他的表功碑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
这块石碑见证了罗马帝国最后的统一时代。在它树立在新罗马五年后，狄奥多西一世死前再次把国家分为两半，分封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尽管今天历史学家认为，尽管罗马人习惯了东西分治，但在他们心目中始终只有一个罗马帝国。
然而，地理的隔阂毕竟横亘在两座首都之间，信仰的分化又加剧了东西方的离心力，种种问题终究导致帝国东西的分裂。公元476年，西罗马的皇帝被蛮族将领推翻。西罗马的灭亡使两者的裂痕再无弥补的可能。
我最后探访的是粗石方尖碑。它处在埃及方尖碑和蛇柱之间，是三块纪念碑中最晚被树立的一块。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us VII）为了纪念其祖父巴西尔一世（Basil I）的军事成就建立起这座石灰石材质的方尖碑。与其他两位邻居相比，这块石柱既没有埃及方尖碑散发的神秘感，也没有青铜蛇柱透出的森森古意，朴素的外形显得毫不起眼。
不过，若是仔细观察就能发现石柱表面似乎伤痕累累。它们是人为破坏造成的疤痕，铭刻着这座城市最黑暗的一段历史。

欧洲历史上一共进行过九次（一说八次）十字军东征，主战场集中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Levant）地区。但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兵锋没有指向异教徒，而是朝向信奉东正教的东罗马帝国。1203年，参加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由（传说）盲眼的威尼斯总督恩里克·丹多洛（Enrico Dandolo）率领，在君士坦丁堡的海墙下扶植了一位东罗马帝国的新君。隔年因为新皇帝未能满足十字军的种种诉求，丹多洛率领十字军攻占了这座城市。

按照中世纪传统，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大肆劫掠。无数稀世珍宝在这场劫难中惨遭毒手：现今保存在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深处的驷马战车铜雕、君士坦丁雕像掉落后作为替代安置于纪念柱上的圣物十字架、保存于巴黎圣母院中据称是耶稣受难时佩戴的荆棘王冠等等，都在这段时期从君士坦丁堡流失四方；除此以外，更有无数稀释珍藏毁于一旦。粗石方尖碑也是这场暴行的受害者：它的表面原本由镀金的铜制盘碟装饰，被十字军士兵当成纯金制品全部扒走，只余伤痕累累的石柱核心保留至今。
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十字军在东罗马帝国的故土上建立了拉丁国家。幸存的东罗马贵族则四散奔逃，建立了三个流亡政权：定都尼西亚古城的尼西亚（Nicene）帝国；位于希腊半岛西南方的伊庇鲁斯（Epirus）王国；偏安黑海东南角的特拉布松（Trebizond）帝国。1261年，尼西亚帝国的皇帝迈克尔八世（Michael VIII）收复了君士坦丁堡。此时的城市已经是处处瓦砾、遍地垃圾的肮脏废墟。
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不仅是城市的劫难，更是对基督教世界的重大打击：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会与梵蒂冈的天主教廷在神学领域虽互有龃龉（尤其是发生过1054年的互掷绝罚令事件），但面对利益一致的政治事务时彼此还能保持团结。经过1204年的惨剧后，东西教会彻底决裂。甚至在东罗马帝国复国后仍旧敌视西欧国家和罗马教廷。在这种环境下，衰弱的帝国既无心，也无实力整合西方世界的力量抵抗即将到来的风暴。 
200年后，苟延残喘的东罗马帝国灭亡于崛起的奥斯曼（Ottoman）帝国之手。又过去500年，这些纪念碑再度见证奥斯曼政权的轰然倒塌。新生的共和国为了与沉重的历史一刀两断，将首都迁至安纳托利亚半岛腹地。伊斯坦布尔结束了它的黄金岁月。
时光荏苒，旧日的图景只存在于记忆和文字之中，唯有这些纪念碑默然矗立，讲述着久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