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中,经过近三个星期的激烈战斗,以色列国防军在面对指挥体系失能,在武器方面存在代差的情况下,最后取得了胜利。反观埃叙两国虽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还有奇袭优势,最后依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为赢家,反过来证明了IDF强大的动员能力,良好的训练水平,从而在堪比第三帝国在1944年面对的形势下实现“翻盘”。
赎罪日战争也成为了各式导弹的检验场地,从陆地、天空到海洋的每一个维度都可以看到导弹的使用,此外也可以看到反制制导武器的各种措施。在战争期间,埃及分别使用空射的AS-5巡航导弹和SS-1飞毛腿导弹进行了远程打击,主要原因是因为“六日战争”的教训,即空军无法在没有夺取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发动行之有效的传统空袭。
为此,虽然在六日战争爆发前埃及空军就装备了航程覆盖以色列的图-16轰炸机,但是在战后埃及军方更需要能够穿透以色列防空体系的的巡航导弹,以及能够在己方国境内发射的弹道导弹。此外,埃及空军也想要获得性能更好的图-22超音速轰炸机,但是苏联并不希望向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出售这类“威慑兵器”,埃及军方只能放弃不切实际的超音速轰炸之梦,把精力集中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作战能力的培养上。
KSR-2(AS-5“鲑鱼”)导弹是用来取代KS-1巡航导弹的,具有对地和反舰的双重打击能力。从外观上看,KSR-2同样是非常大的导弹,外形有点像一架战斗机。在一架图-16轰炸机翼下,可以挂载2枚KSR-2,发射前,轰炸机领航员先完成准备工作,随后轰炸机的“红宝石1K”雷达完成自动锁定,导弹点火发射,迅速增加到巡航速度。进入巡航轨道后,导弹会降低推力,沿着轨迹飞向目标。如果目标是舰船,导弹在末端还需要启动自己的雷达制导。在实战中,该型导弹将可以使用核弹头打击目标。
KSR-2导弹具有200km的射程,能够从500米的低空发射,降低了被雷达探测到的可能。不过,导弹时速虽然超过1200km/h,但是因为它的轨迹固定且本身目标也很大,因此很难逃脱拦截。战争期间,埃及共发射了25枚KSR-2和反辐射版本的KSR-11,20枚导弹均被击落。这是KSR-2唯一一次实战,也说明这一导弹实际并无多少优势。
R-17导弹被北约称为SS-1飞毛腿,不过它实际上是之前的R-11导弹的后继型号,它可以从轮式车辆上发射,使用内置的陀螺仪制导。R-17可以使用核弹头打击目标,也可以装备常规弹头或者化学武器弹头,导弹射程最远可以达到300km,误差范围450m,时速达到5马赫。
虽然埃及军队早在1973年8月就获得了“飞毛腿”,且在更早之前苏联人就开始培训埃及导弹部队操作,但是在开战初期由于形式对埃及人来说很顺利,这些导弹没有被发射。到了10月12日,苏联人开始在塞得、杜姆亚特和伊斯梅利亚部署潜在的导弹基地,从而让导弹的射程足以囊括内坦亚和特拉维夫。随后在14日,在西奈半岛坦克大战中埃军惨败,以军转守为攻渡过苏伊士运河,萨达特决定动用弹道导弹反击。
但是在10月22日,有关埃以停火的338号决议获得通过,两国将在当天达成停火协议。意识到马上就没时间放出“压箱底”的时候,苏联驻埃大使紧急联系了外长,请求操作导弹的苏联士兵发射飞毛腿,之后他转而请示苏联国防部长,得到了肯定的许可。
于是在当天下午距离停火只剩下几分钟的时候,操作导弹的苏联士兵发射了3发飞毛腿,一发攻击位于阿里什附近的基地,两发射击位于当初以军渡河点附近的桥头堡。此次袭击共杀死了第401装甲旅的7名以军士兵,且除了埃及总统萨达特外,没有埃军人士了解本次袭击。
很难说这次导弹袭击有多大战略意义和战术作用,不过它确实是该型导弹第一次实战经历。此后在利比亚危机、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中,“飞毛腿”导弹家族都被大量地使用过。直到今天,它依然在超过10个国家内使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实战经历最多,服役时间最长的同类产品了。
2K12“立方体”地空导弹,也叫SA-6,是苏联在70年代列装的一种防空导弹。其使用的3M9导弹使用半主动雷达制导,动力来自两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相比于用来进行高空防空目标的SA-2来说,有效高度50-14000m的2K12更适合对抗中低空目标。也因此,当2K12首次在赎罪日战争中投入使用的时候,它让以色列空军措手不及。
在战争前,以色列空军曾多次对抗阿拉伯的SA-2导弹,也曾经获得过同时期苏联雷达的实物,因此具有一定的反雷达战经验。但是他们的雷达告警系统对2K12来说是无效的,而且3M9导弹不仅有超过2马赫的高速度,机动性也比SA-2更强,对于非空优配置的A-4和F-4来说是不小的威胁,也让它一度赢得了“死神的三指”(一辆发射车上共有3枚导弹)的恶名。
为了躲避导弹,以色列空军只能选择从超低空突防,尝试将自己的飞机处于导弹的性能包线之外。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又不得不面对ZSU-23-4自行高射炮的威胁,实际上让ZSU-23-4具有更多的战果。例如在10月7日戈兰高地上空灾难性的“模范5号”(Dugman 5)行动中,6架狩猎地空导弹的F-4战斗机被击落,大部分战绩应该是归功于ZSU-23-4的。
当然,2K12的优势并未持续太久。很快以色列空军改进了他们的雷达告警系统,又从美国购买了AGM-45“百舌鸟”反辐射导弹。而在14日灾难性的大败后,以色列坦克不久就开进苏伊士以西,开始从地面上“猎杀”地空导弹阵地。导弹阵地的缺口给了空军可乘之机,从16日开始到战争结束,以色列空军在南线完成了2261次任务,只有4架战机被击落。而叙利亚军队在耗尽了导弹库存后,并未像埃及那样及时得到补给,也让北线的“防空长城”逐渐瓦解了。
根据战后的统计来看,以色列空军损失的100多架战机里,大概有36-40架是被地空导弹击落的,而同时期埃叙两国共发射1800枚SA-6和12000枚SA-7,这让该型导弹的实际击杀率居然只有可怜的1:383。当然这个比例仍然有问题,埃叙军队在实战中往往会“超量”发射导弹,意味着不少导弹从发射出去后就注定不可能有战绩。而且颇为讽刺的是,埃叙防空导弹部队也击落了大量的友军战机,数量大概是击落的以军飞机的四倍以上,他们当时上报的战绩里,除了夸张的数量以外,大概就是误伤的数据了。
然而,仅靠地空导弹并不能换取绝对制空权,在空战中,以色列空军的战机仍然有绝对优势。埃叙空军的米格-21虽然已经以较新的PFM和MF为主,但是其武器依然是K-13(AA-2)空空导弹,且米格-21并没有携带雷达制导导弹的能力。和极易被躲开的K-13相比,以色列空军的空空导弹已经换成了进口的AIM-9和国产的“蜻蜓2”。
这两种导弹由于“师出同门”的原因,性能差距不大,均为尾向锁定的红外制导导弹,在射程上“蜻蜓2”5km的射程要优于4.8km的AIM-9响尾蛇,11kg的弹头也比4.5kg的响尾蛇更优(大致相当于射程更远的AIM-9D的水平),不过AIM-9具有更稳定的性能。
战斗期间,一共有89架战机被“蜻蜓2”击落,在导弹的整个服役期间,以色列空军用“蜻蜓2”击落了106-110架飞机,总击杀率约为60%(一说45%)。总体来说,“蜻蜓2”的击杀率要比越南战争中美军的AIM-9(18%,击落80架)和AIM-4(10%,仅击落5架)的击杀率要高得多,也比苏联的K-13导弹在整个实战期间的表现好得多。至于差距的形成,则有包括技术更新、战斗环境在内的多种因素了,已经在本文的内容范围外。
其后,1981年以色列空军向阿根廷出口了一批“蜻蜓2”,和“短剑”战斗机(IAI“鹰”的出口型)配套使用。它们参与了次年的福克兰岛之战,不过因为皇家海军的战斗机们用上了更先进的AIM-9L,“蜻蜓”并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然而,“蜻蜓2”的后继型号,即“怪蛇”导弹家族,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以色列空军的主要武器,也被出口到多个国家。
反坦克导弹(ATGW)是继坦克、反坦克炮和火箭筒之后的第四种反坦克武器,直到上世纪60年代,苏联才研发了自己的反坦克导弹。苏联的第一种ATGW是3M6(AT-1),1960年服役。这种目视光学制导(MCLOS)的导弹的射程只有2.3km,且因为过重只能在BRDM这样的载具上使用。四年后,3M11(AT-2)导弹服役,它的制导模式为目视光学制导+无线电制导,其准度并无多大提高,射程仅仅提升了1km左右,而且极易受到电磁干扰影响。
直到60年代末,9M14(AT-3)才正式服役,就像它的绰号(“小不点”)一样,这种导弹重量只有10kg,可以单兵携带,还具有3km的射程。和3M6一样,早期型9M14也是目视光学制导,导弹操纵员通过一根很小的摇杆操作导弹,导引2.6kg的HEAT弹头命中目标。1973年,改良版本的9M14M(AT-3B)服役,随后被出口到多个国家。同年4月23日,北越军队用9M14击毁了1辆南越M48A3,为此种导弹的第一个实战战果,但是由于数量极少,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
虽然9M14导弹的操纵员装备有一具潜望镜,但是在1km之内目视修正航向才是最好的选择,只有到1km外的时候,才需要用潜望镜里的十字线对准目标,同时指引导弹飞向十字线的位置。这和半主动光学制导(SACLOS)的TOW还是有区别,瞄准目标需要足够的技巧。此外,在最初的500米内导弹会进入上升段,无法用潜望镜看到,再加上导弹飞完最大射程需要30秒钟,这意味着目标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躲避。
10月6日下午2点,埃及军队开始“巴德尔行动”,士兵们乘坐着小船和两栖战车渡过苏伊士运河,到了当日夜晚,24000名士兵和500多辆坦克已经到达运河东岸,埃及第二集团军处于大苦湖以北,第三集团军处于以南。
登陆之后,导弹操作手们迅速挖掘了战壕,使用他们的ATGW去对抗据点内的以军坦克。此时,防卫西奈的职责落到了阿夫拉罕·“艾伯特”·曼德勒(Avraham "Albert" Mandler)手下的第14、401和460三个装甲旅上。第14旅从大苦湖以北的蒂姆萨湖(Timsah)方向进攻,第460旅进攻更北侧的坎塔拉(Qantara),401旅向小苦湖进攻。
很快他们就遭到了ATGW的伏击。埃及反坦克步兵在训练期间每天至少发射20发实弹,当天便出现了不少反坦克王牌,例如阿卜杜勒·阿拉提(Abdul Alati),一位反坦克队长,在10分钟内称命中8辆坦克。一些以色列装甲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一个由尤瓦尔·内利亚(Yuval Neria)指挥的装甲连,在一场伏击后损失了9辆“马加奇3”坦克,仅剩2辆。当然,埃及军队宣传的“全灭一个旅”是夸张的,三个装甲旅并未被打散编制,埃军所称的旅实际上是一个营。
当然对以军来说情况也没大差别,当第二天运河东岸的埃及坦克突破了1000辆的时候,三个装甲旅加起来只剩100多辆坦克了。反击的希望落到了预备旅的肩上,阿夫拉罕·“布伦”·阿丹(Avraham "Bren" Adan)和阿里尔·“阿里克”·沙龙(Ariel "Arik" Sharon)又把五个装甲旅投入战场,阿丹指挥第217、460和500装甲旅,沙龙则是第14和600装甲旅,阿丹的三个旅负责进攻北侧的第二军,沙龙对付南侧的第三军。不过,两支军队的位置过于分散,且以色列空军无法有效突破埃及的防空网络,意味着攻势缺乏足够的火力支援。
10月8日的反击最后变成了一次惨败,阿丹的三个旅不仅要对付几百辆T-54、T-55和T-62,还有无数ATGW和RPG的袭击,第217旅在逃出一次伏击后损失18辆,仅剩下4辆坦克了。第600旅同样损失惨重,未能取得有效战果,南方司令部的战术被彻底打乱。9日上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向以色列驻美大使询问战况的时候,得到了“损失坦克500辆”的回复,基辛格大惊失色:“你们到底有多少?怎么会损失500辆?”
然而在这个时候,以军已经在北线取得了胜利,在11日的时候已经开始反攻叙利亚本土。叙利亚要求埃及立刻进攻,苏联人也在这样要求,但是埃及参谋长沙兹利却认为贸然的进攻对局势毫无帮助,埃及军队将离开防空导弹的保护伞,更快的坦克甚至会脱离步兵反坦克导弹的射程,暴露在以色列坦克的远程炮击范围内。此时,以军依然守着西奈半岛的多个关键位置。
10月13日,一发9M14杀死了艾伯特·曼德勒,他的职位被卡尔曼·梅根(Kalman Magen)接替。然而14日埃及军队的进攻却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埃及军队的五路进攻一团混乱毫无配合,四个旅的坦克如同无头苍蝇一样撞进了以军的伏击圈。在这场二战后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埃军约1000辆,以军约800辆)中,埃及损失了260多辆坦克,以色列仅损失了20辆,埃军从未拿下桥头堡以东的一寸土地。埃及第二军军长萨阿德·马蒙得知消息后,顿时因为心脏病昏了过去,以色列将军巴列夫则引用道“今日天盛好,我军重振往日威,埃及人亦是”。有意思的是,本次大战居然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仅仅被称为“10月14日西奈坦克大战”。
这一次,埃及人为了不让反坦克步兵掉队,决定让他们乘坐装甲车操作导弹,然而在移动的装甲车内操作导弹和在平坦的地面上完全是两个概念。
此外,以色列士兵甚至也用上了ATGW,那就是美国的TOW导弹,它作为SACLOS导弹更容易瞄准锁定,以色列步兵也用上了LAW火箭筒。更关键的是,不少搭载9M14的埃及装甲车被以军缴获,让以色列人有了分析武器弱点的机会。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套有效对付9M14的战术:
……导弹完成它的飞行大概需要10-20秒,期间操纵员需要保持目视接触目标,通过弹尾的信号灯指引导弹。一旦有人发现导弹,所有坦克需要保持不断的机动增加被锁定的难度,并利用卷起的尘埃干扰视线。同时坦克向导弹操纵员射击,一旦杀死对方则导弹会立刻脱靶。
通常来说,105mm线膛炮发射的炮弹具有更高的速度,可以远在导弹命中前击中导弹的操纵员。同样,乘坐M113和吉普车的伴随步兵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利用机枪和迫击炮射击脆弱的反坦克兵。以军在南线随即转守为攻,开始发动强渡苏伊士的“坚定之心”行动。
虽然在之后的战斗中依然有以军坦克沦为9M14的猎物,特别是中国农场之战和伊斯梅利亚反击战中。但是此时的以军装甲部队已经能够发动反击了,利用M60坦克的稳定系统在移动中向导弹操纵员发射高爆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能够先发制人。埃及的反坦克兵突然发现自己从猎手变成了猎物,很多时候甚至不得不丢下导弹主动逃亡。
从战后的数据分析来看,9M14的实际击杀数量并不比阿拉伯国家的苏联坦克更多,也并不比单兵发射的RPG更多。早期战斗中9M14的高击杀主要是因为它们是从掩体中发射的,在运动的装甲车上发射的话效果会很差。就射程来看,9M14的射程和L7线膛炮差不多,互相射击时前者的命中率大概是50%,后者则是75%。从另一个角度来说,9M14的高击杀率也是因为以军坦克车组缺乏应对的经验导致的。在战争结束后,北约军队采用了以色列国防军应对9M14的经验,而以色列人则进一步使用爆炸反应装甲来保护坦克,在之后的实战中,爆炸反应装甲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埃及P-15(SS-N-2)导弹击沉“埃拉特”号护卫舰显然是外界最为津津乐道的一战,因为这是反舰导弹首次创下实战记录。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期间,印度导弹艇同样用P-15击沉过巴军舰艇,不过在这些战斗中,被攻击的一方军舰都没有有效的反导手段。如果确实要以一次战斗作为海战进入导弹时代的标志,可能还是赎罪日战争期间的几次海战了。
以色列海军以德国“美洲豹”级快速攻击艇为基础研制的“萨尔”(狂风)级导弹艇正是为了应对阿拉伯国家的苏联导弹艇威胁而诞生的。这些船都在法国瑟堡建造,最初的3艘不搭载导弹作为炮艇(萨尔1),之后的3艘在原有基础上加装了5枚“伽伯列”导弹,成为真正的导弹艇(萨尔2),最后6艘把原有的40mm博福斯舰炮换成了76mm奥托·梅莱拉舰炮,即萨尔3。由于法以交恶,最后5艘萨尔3一度被扣在瑟堡,直到被以色列海军人员夺回。
以色列自研的“伽伯列”(也叫“天使”)反舰导弹最初计划是一种光学制导的多用途导弹,但是因为在海面上光学制导的效果不佳,继承项目的IAI决定开发雷达制导的掠海攻击导弹。伽伯列导弹的射程虽然只有20km,且需要舰艇雷达持续引导,但是它具有较强的机动性,且掠海飞行不易被探测和拦截。作为对比的苏联P-15导弹射程达40km,2.3吨的弹头也比100kg的伽伯列更重,但是它的机动性一般,抗干扰能力差。以色列人一度认为由于雷达面积小,P-15可能无法命中小型舰船,直到1970年一发P-15击沉了一艘小木船后,他们开始研究对策。
以色列海军在军舰上同时使用了硬杀伤和软杀伤的方式,虽然“萨尔”没有密集阵近防武器,但是P-15本质上是亚音速导弹,因此可以使用高射速火炮击落;同样,因为P-15是雷达制导的,可以通过对雷达干扰的方式迫使导弹失的。所有的以色列海军舰艇均装备了雷达干扰设施,为了进一步应对P-15的红外制导能力,还有热诱饵来应对。
10月7日夜晚的拉塔基亚港口,4艘以色列“萨尔3”和1艘“萨尔4”向着叙利亚控制的海域前进,3艘叙导弹艇(2艘“蚊子”、1艘“黄蜂”)也出现了。具有射程优势的叙军导弹艇首先射击了,从以色列水兵的眼中,仿佛有六个火流星向他们飞来,但是在干扰器的范围内它们突然猛地一抖,一头撞进了大海。以军导弹艇连射5枚导弹,全部命中,一艘“蚊子”和一艘“黄蜂”当即爆炸沉没,最后1艘带伤逃回岸边搁浅。以军导弹艇迅速靠近,用76mm舰炮结果了她的一生。在本次战斗前,还有1艘K-123鱼雷艇被“信赖”号和“长矛”号76mm炮击沉,1艘T43扫雷艇被4枚“伽伯列”集火消灭。
8日夜晚,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巴尔迪姆附近,4艘埃及“黄蜂”级再次遇上了以色列的第三舰队(以色列海军的第三舰队为导弹舰队,第七舰队则是潜艇舰队)的6艘快艇,其中1艘是萨尔1级炮艇,1艘萨尔2,2艘是萨尔3,最后2艘是萨尔4。值得注意的是,这艘萨尔2的名字就叫“埃拉特”,这真可谓是一次迟到的“复仇”了!9日凌晨零点一刻钟,以色列雷达发现48km外埃及的P-15导弹飞来,但是2分钟后导弹全部坠海,埃及人发射了最后的12枚导弹,受到以色列导弹艇抛出的箔条干扰,全部脱靶。
埃及导弹艇打光了导弹后就开始向着亚历山大港逃跑,但是它们的速度根本不是以色列导弹艇的对手,后者需要在17km的射程上攻击。25分钟的生死时速后,萨尔4级导弹艇“彩虹”号拿下了第一滴血,发射一发导弹击中了一艘“黄蜂”,但是“彩虹”号的引擎也进水,第二发导弹未能达到射程。受伤的“黄蜂”被萨尔1级炮艇“堡垒”号击沉。接下来,萨尔4级“火花”号和“埃拉特”号同时发射导弹,击中了第二条“黄蜂”,“火花”随后用舰炮消灭了这艘导弹艇。南边的两艘“黄蜂”只有1艘逃脱,另一艘在萨尔3级“宝剑”号和“暴风”号的进攻下受损搁浅。
此次海战之后,埃及海军反而声称击沉以军导弹艇1艘,鱼雷艇3艘,显然这仅仅是夸大战果的虚假数据。在10月10日的拉塔基亚港口外,叙以导弹艇再次相遇,此时叙军导弹艇躲在港口内以换取不容易被击中的概率,此战中叙军声称击沉以导弹艇1艘,苏联进一步报道为3艘,但是以军导弹艇实际上击沉(或击伤)1艘“蚊子”和1艘“黄蜂”,还击沉了两艘第三国货轮。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次日的塔尔图斯港口外,叙军同样没有战绩,以军击沉2艘“蚊子”,重伤1艘苏联货船。总体来看,“伽伯列”导弹一共击沉击伤了7艘导弹艇,可能击沉击伤了4艘导弹艇,P-15没有击沉任何导弹艇。
这一战果在军事史学界同样存有争议,西方大多认为发射的54发P-15全部未中,苏联则坚持P-15至少击沉了7艘小型船只,包括军用船只3艘,民船4艘。然而,苏联人也认为P-15的表现太差,存在严重的问题。至于“伽伯列”的7舰击沉战绩,苏联和西方则都表示认可。另外,25和30mm舰炮在威力上显然不如76mm舰炮,苏联人在后来的“毒蜘蛛”级轻型巡防舰上也采用了76mm舰炮作为主炮。
无疑,在赎罪日战争中,阿以双方甚至连同北约和华约都学到了不少东西。虽然一些数据资料依然存在不详,作为“现代战争”的“源起之战”,它依然可以作为先进武器应用的一个副本加以研究。
https://warsclerotic.com/2020/07/31/in-1st-missile-battle-at-sea-in-1973-israeli-craft-evaded-soviet-made-missiles/
《Sagger Anti-Tank Missile vs M60 Main Battle Tank》(Osprey Duel 84)
《The Struggle for Air Superiority》(Tal To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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