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建构新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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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成功的社会主义及现实主义作品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研究者们探讨了涉及到这部作品的一切问题：主人公的形象、作品的英雄主义基调、小说的诗学问题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阐释。但是论者的基本思路从来没有越出“作者——作品”这一樊篱，或着力分析作品和主人公的性质，或追根溯源，研究主人公与作家之间的精神联系。  
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要弄清楚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当时引起强烈轰动，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必须把这部作品还原到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把它看成是社会组织中，信息交流的一个受体和发出者。 
即是说，这部作品从彼时彼地接受了足够的信息，经过自身的加工以后，又输送出新的信息。在这信息交流过程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接受了两种信息源：横向的，即当时的社会对文学的特殊需求以及对理想人格的呼唤；纵向的，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悲剧性的英雄主义和文学纪实倾向。奥斯特洛夫斯基敏锐地接受了这些信息，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群体主义与英雄
1932年，在全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青年近卫军》上，出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第一部，作者虽与上个世纪的大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姓，却名不见经传。同年11月，《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又刊发了小说第一部的单行本。其后，这家杂志和出版社发表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后半部份。

与人们的想象不同，这部小说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人们争相捧读，它完全没有受到批评界的注意。最能说明这种冷落的证据，莫过于在1934年，为了纪念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十月》杂志一月号畅谈文学界取得的成就，整个杂志全是在列数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作品，可以说是能够找到的作品全都有了，唯独没有这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到了1934年8月，拉普领导人在给代表大会作的介绍青年文学的成就的报告中，才提到了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年年底，著名记者、作家米·柯尔卓夫到索契采访了僵卧病榻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写的专文《勇敢》发表在次年三月的《真理报》上，这才拉开了全苏规模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热”高潮。  

从表面上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成功似乎是很偶然的，但从这部作品对时代信息的敏锐接受和反映来看（即横向接受的信息)，它的成功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应时而生的，它满足了当时社会对完美理想主义英雄的需要，表现了苏维埃时代新人的新价值观念。
在苏联结束了国内战争，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党和国家及其最高领导层有了更多的精力来关注文学，把文学视为鼓动人民投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号角，把文学作为党的教育工具中强有力的一种。

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结束时，就向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
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开展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改造老一代并教育新一代。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习气、旧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些传统和习气控制着千百万劳动群众，它们有时笼罩着无产阶级各阶层，有时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造成极大危险。因此，要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一代——这是我们党目前的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以后，在斯大林参与制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定义中，着重强调了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   

靠文学艺术完成这种教育功能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塑造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英雄人物。1930年1月，斯大林在致高尔基的信中谈到，有些作家写了一些垂头丧气的人，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希望文学家们注意另外的青年：“现在主要的是，在青年中间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垂头丧气的人，而是我们战斗的共青团员——摧毁资本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建设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解放一切被压迫者、被奴役者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人数众多的新一代核心。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也是我们胜利的保证。”这表明，他期望文学家塑造出充满理想的英雄来激励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热情。

保尔·柯察金的光辉形象，一方面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卧病在床，为自己在革命和建设中掉了队而焦虑时，通过文学创作来投入新的战斗，以回归到革命队伍中来；另一方面，则是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顺应时代要求，塑造革命和建设中产生出来的光辉青年近卫军的英雄形象。
奥斯特洛夫基曾明确地谈到了遵命创作的主观愿望：“我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是为响应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号召，团中央曾号召苏联作家创造我们时代青年革命者的形象”。“苏维埃作家的崇高事业，乃是在书里创造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青年革命者典型。谁应该是这些书的主人公呢？当然是曾经与父辈一起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青年们，这些优秀的、大胆的、英雄的人们。这样的典型（我说的是青年人的典型）在我们的文学里太少！我们的生活比我们的书更英雄。”响应党的号召，倾听革命的呼唤，这本来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存于世上的目的。此时，他也是在实现着这一目的：按照党的期望，把自己同时代人的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涯和富于激情的建设篮图描绘出来。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幸运的，他生逢其时，当时代呼唤英雄的时候，他塑造了无产阶级战士——保尔·柯察金，于是他和他的主人公一起，受到时代的垂青。党和国家给予他最高的评价，他荣获了列宁奖章，他还被授予旅级政委的荣誉称号。千万读者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感动，把它看成是生活的教科书，把保尔·柯察金看成是光辉的楷模。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中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版了二百万册。满是赞扬、倾慕、崇拜字眼的读者来信，雪片般地飞进《青年近卫军》编辑部，1934年有两千封，1935年头十个月竟达五千封之多。
西方一度出现奥斯特夫斯基是人为制造的神话，数量庞大的读者来信足以驳斥这种嫉妒的说法。美国的苏联文学研究者格列勒·司图卢威用质疑的口吻说：“如此广泛的、遍及全民族的崇拜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觉自愿的呢？应该摈弃人为虚构的神话因素。”奥斯特洛夫斯基是革命风雨中锻炼出来的一个普通战士，而对他的近乎崇拜的热情，正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对理想主义英雄的热烈期待和真诚信服。  

那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苏联人民在战争废墟上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当时在人民的心中没有浓重的阴影，集体化运动虽有过激行动，但整个社会并未因此元气大伤，1937年的肃反扩大化，那时尚无端睨。举国上下，全体人民都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发愤建设。
人民在进行物质建设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生活，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塑造新的人格。实际上从19世纪开始，革命民主主义就开始对人进行现代化探索，呼唤新人是对探索的延续。
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对新人的要求，与上一个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要求不同。对于革命民主主义者来说，需要的是个性意识觉醒，能够同专制等级制度进行斗争的战士，这种理想的人格，可以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己主义”来表达：既强调个人的价值，又承认群体利益，在这两极之中寻求某种平衡。
而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新人格的要求从上述的平衡中，转到了一极：强调个人服从群体。这种转折上包含着这样一种逻辑：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把个人从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使命，即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首先必须解放自己”的任务，那么是时候反过来要求个人对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服从了。
高尔基曾经这样描述过社会主义社会中个性与群体的关系：“正如我们在作为劳动人民精华的劳动英雄身上所看到的，社会主义的个性只有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起来，这种集体劳动给自己树立了最高的英雄目的——把全世界人民从残忍无情的资本主义政权下解放出来。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里应有一个前题：即集体利益的表达是否准确。如果集体利益的代表者反映的不是集体利益，而又要求个人必须服从这个代表者，那就会出现悲剧。这种情形在保尔·柯察金那个时代是不存在的，这也许就是保尔·柯察金成了一个真正英雄的原因。而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达维多夫等人物的英雄性质，受到当今俄罗斯学者疑问，原因就在于此。  
保尔·柯察金作为一个新时代英雄的主要人格特征，就是献身于社会，献身于事业，将“小我”融入到“大我”之中。保尔·柯察金参加了布琼尼骑兵之后，在战马上风驰电掣，每天都在同波兰白军激战。这个时候，保尔·柯察金感受最深的就是：“保尔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个人，每天都在狂热的激战里。保尔·柯察金已经溶化在群众里面了，他像每个战士一样，已经把‘我’字给忘了，只知道‘我们’——他们说：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在保尔的所有行动中，都体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对党、对组织的无比忠诚和无条件服从。有一个情节象征性地表现了保尔将自己的个性融在集体之中：保尔·柯察金加入到了五个人组成的公社之中，大家同吃同住，薪水、口粮和任何偶尔收到的包裹，都必须平均分成五份(在同一时期的《切文古尔》中，普拉东诺夫以嘲讽笔调描写过同样的故事，在这里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以赞美之情来描写的)。    

实际上，除了服从，小说中还两次表现了保尔·柯察金的倔犟性格。第一次，保尔从步兵队伍中跑了出来，自己投奔到布琼尼骑兵中去了。另一次，他听到一个玩弄妇女的老手，津津有味的地显示他的“战绩”时，禁不住猛揍了他一拳。保尔·柯察金的指导员对他的批评是意味深长的：“你把纪律看成了什么?保尔，什么都好，不过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你要怎样就非得怎样，可是我们的党和共青团是建立在铁一般的纪律上面的。”保尔·柯察金自觉自愿地将个性消融在群体中，但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保尔·柯察金还是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英雄价值取向：牺牲“小我”，服从“大我”。  
保尔·柯察金的事业、理想、生命价值只能在集体事业中才能实现，对于他来说，离开了革命的大集体，个人生命就毫无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他在同妻子达雅一家的关系中，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私生活”意味。保尔与妻子结合的主要目的，是把她从可怕的小市民环境中拯救出来，把她培养成社会需要的战士。所以生病、瘫痪、失明带给他的并不只是肉体的痛苦，而更多的是精神的痛苦：他掉队了——这就意味着，他被迫离开了集体而处于“个人”的状态之中，他的生命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和价值，因而他想到过自杀。也正因为如此，当保尔得知小说即将出版的喜讯时，他万分激动：“现在他又拿起了新武器，回到了队伍，回到了生命。”通过发表小说，他结束了“个人”的生存状态回到了集体中，他的生命重新获得了价值。  
精神寻根
保尔·柯察金是斯拉夫民族的无产阶级英雄。对于“英雄”前的两个定语，以前大多数人只注意到了阶级属性，而没有注意到民族属性。其实，出生、战斗于乌克兰的保尔·柯察金充分反映出了斯拉夫民族文化心理特点。  
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和志向，牺牲自己的世俗生活，即殉道者的生活方式（又被西方的论者称为清教徒)，是斯拉夫民族精英分子的共同特征。  
我们看到，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两次同爱情失之交臂。第一次，他完全是为了理想放弃了爱情。他对冬妮亚说：“如果，你要求我把你放在党的前头，我不会是你的好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属于你和别的亲人们的。”第二次，保尔·柯察金产生了对丽达的激情。丽达与他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不存在与冬妮亚的那种障碍。保尔·柯察金还是“逃跑”了。当保尔热血沸腾，要去亲吻丽达的一瞬间，他“终于用顽强的意志把那愿望克服了。”保尔下决心彻底同丽达分手，他的动机竟是这么简单：“爱情给人带来多少不安的痛苦，难道现在是谈爱情的时候吗？”保尔·柯察金把理想、事业看得如此之神圣，为之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欢乐和幸福。

与保尔·柯察金相似的举动，我们可以在19世纪作家塑造的“新人”身上找到。
在《父与子》中，屠格涅夫告别了“贵族之家”，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巴扎洛夫的形象。巴扎洛夫在期待着将要降临的伟大事业。他嘲笑爱情，把这看成是浪漫主义的无聊玩意儿。当巴扎洛夫对富有的奥津佐娃产生了爱情的时候，他对自己十分愤怒。很快他自己就躲得远远的。保尔·柯察金在丽达面前的那种焦燥不安的情形（实际上是个人的情感冲动与理想冲突的表现)，与巴扎洛夫在奥津佐娃跟前的不自在，如出一辙。 

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创作了一部专写“新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在那里有一个“新人中的新人”——最优秀的人物拉赫美托夫，这是一个为了崇高的理想——俄罗斯民族解放事业而甘愿牺牲一切的人。他解放了自己继承来的农奴，放弃了财产，用拉纤打铁等粗活来磨炼自己的肌体和意志。他这样要求自己：“我不喝一滴酒，我不接触女人。”“我们替人们要求充分的生活享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我们要求这个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欲望，不是为了自己个人，而是为了一般人，我们说那些话，完全是由于主义，而不是由于自己的爱好，由于信仰，而不是由于个人的需要。”这种专门利人的禁俗主义成了斯拉夫民族中的优秀人物的一种独特品质。  
这种品质，在俄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达，就是“ПОДВИ́ЖНИЧЕСТВО”，其意义是“自我牺牲精神”或“殉道精神”。俄罗斯学者勃尔索夫曾这样解释这种精神：“俄罗斯的自我牺牲精神在每个发展阶段上，甚至到了19世纪都是与宗教相联系的。”确实如此，斯拉夫民族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与俄罗斯17世纪宗教改革中产生的分裂教派密切相关。

在17世纪的尼康改革运动中，一些不承认官方支持的改革的旧仪式的坚持者，尽管受到教会和国家的双重迫害，始终坚持不渝。为了坚守旧的仪式和信仰，他们不惜云游天下，或集体自焚。后来斯拉夫人中那些为某种理想而勇于自我牺牲的人，总被认为是分裂教派的精神的继承者。  
分裂教徒最杰出的代表阿瓦昆，在他的《生平自述》中表达了那种慷慨悲凉的“殉道精神”：“为了基督，我和你随时准备赴死。尽管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又冥顽不化，但我却知晓，来自圣父、宗教中一切忠诚、圣洁的本质。我将坚信对这本质的领悟至死不渝，永不改变。”
保尔·柯察金的那些关于理想和人生的富于献身精神的内心独白，与上述这一段自供相似相似。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联系，俄裔哲学家别尔佳耶夫的一段话可作参考：“俄罗斯的心灵是由东正教形成的，它获得了纯粹的宗教形式，这种宗教形式一直保持到当代，从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和到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