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来自Youtube频道“Pause and Select”,请通过Patreon支持原作者。 押井守编剧、冲浦启之导演的电影《人狼》开头就有着十分巧妙的两面性。日本政府先是被介绍为一个残暴的极权国家,镜头随后却一转,在年轻的运输员阿川七生和她所属的激进组织“区派”的暴乱之间交切。电影中路障后的警察虽属压迫人民的暴力机构,此时此刻却不是侵犯者——日本民众们才是投掷石块和燃烧瓶的进攻方。身穿红色外套的阿川七生默默地穿梭在东京空荡的后巷和下水管道,镜头则时不时转到大街上的暴乱。她把运送的炸药包递给了一个男人,后者则冲上前线将其丢了出去。
国家机器的暴力自然不言而喻,但此情此景,街头的熊熊烈焰和滚滚狼烟是由人民群众造成的。就生命财产的损失而言,双方都不是无辜的。
《人狼》的故事设在二战后一个威权的日本,主人公伏一贵作为绰号“三头犬”的首都警特机队的精锐成员,在下水道里拒绝向一位年轻姑娘开枪,这位姑娘随后却引爆了手中的炸药包自尽。爆炸导致地面大规模停电,暴乱者们则借此趁暗逃走。《人狼》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治和道德体系,其下暗藏着的则是小红帽的寓言。要想了解《人狼》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便必须了解贯穿全片的小红帽的隐喻。
影片半小时处,同样身穿红色外套,疑似年轻姑娘的姐姐的雨宫圭递给了伏一贵一本书《Rotkäppchen》——即雅各布和威廉·格林兄弟版的《小红帽》: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
已经有七年没有见过妈妈了。
她被迫穿上铁制的衣服,别人说:
当你穿破这件铁衣,才能回到妈妈身边。
镜头随后淡入下水道里全副武装、身披铁甲的特机队,似乎在暗示,此时此刻的他们便是小红帽。旁白继续道:
女孩拼命用铁衣磨墙,终于把铁衣磨破了。
她要了些牛奶、奶酪、面包和奶油。
准备回妈妈身边的女孩,在森林里遇见了大灰狼。
在伏一贵的这场迷梦中,阿川突然从他身边跑过,伏死死地盯着她身上装炸药的挎包,仿佛里面就是牛奶和面包。这时,身穿红色连帽外套的阿川是名副其实的小红帽,而望着她远去身影的特机队则变成了狼。
不久后,伏一贵因下水道事件遭到处分,被命令回到特机队养成学校再训练。电影旁白接着描述道:
大灰狼问女孩,要走扣针路,还是缝针路。
女孩回答说,要走扣针路。
于是大灰狼就往缝针路跑去,吃掉了女孩的妈妈。
在一栋大楼里演习的特机队新兵们分走两条路线进攻,仿佛就像是小红帽,当新兵们围在房门外时,旁白说道:
最后女孩终于到家了。
“妈妈,开门呀。”
“你进来吧,门没有锁喔。”
随后在与假想敌的激战中,伏一贵从教官身后破墙而出准备偷袭,眼前却突然闪出了雨宫圭的面容,此时此刻的他又变成了狼。
这种互文游戏在片中反复出现了多次。通常,叙事者是雨宫圭,在伏一贵的请求下继续朗读童话,她口中的《小红帽》也开始有了法国口述版本的味道:
“妈妈,我肚子好饿。”
“柜子里有肉,你去吃吧。”
那是被大灰狼杀死的妈妈的肉。
伏一贵常常会打断雨宫圭的叙述,最后则自己开始朗读起大灰狼的台词。童话末尾,大灰狼召唤小红帽靠近些:
“妈妈,我好困。”
“那就过来睡一下吧。”
女孩脱掉衣服走到床边。
妈妈用头巾盖住了脸,以很奇怪的打扮睡觉。
此时镜头匹配的是屋檐下躲雨的伏一贵和雨宫圭,反映出的是雨宫对伏渐渐产生的好感。
除此之外,《人狼》对小红帽典故的妙用还有很多种,其中包括了原作关于性变态的主题——毕竟夏尔·佩罗的原版《小红帽》就是为了警示女人们不要轻信花言巧语的男人(即所谓的“狼”)。在伏一贵狂乱的梦中,下水道里的雨宫圭不仅被机关枪和恶狼吞噬,更是在血泊中被撕扯得赤身裸体,性暗示不可谓不明显。
电影的另外一个主题则是科技的代价。特机队手中MG42机枪的轰鸣并不尖厉刺耳,反而低沉压抑。特机队员猩红的目镜和机械的面罩将他们与其所执行的残暴任务隔离开来。首都警与“区派”游击队的不对称战争衬托出了一场在思想上激动但在物理上冷漠的对抗。在这场道德枯竭的战争中,人和物被交战双方肆意毁坏。这一切还得归功于科技的进步。
然而,在笔者看来,《人狼》恐怕最值得玩味的主题,还是来自于《小红帽》最纯粹最基本的元素。
你也许听说过阿尔奈-汤普森-乌特分类法(Aarne-Thompson-Uther classification system),一套专门用来分析民间故事与童话类型的民俗学方法。ATU分类法以人物与空间为基础,将童话中的主要母题和叙事结构系统性地拆解开来。其中,名为“小红帽”的ATU333元素通过两个中心思想建立一个故事:小红帽永远是受害者,大灰狼永远是恶人。
在某种程度上,《人狼》很明白这个道理,甚至主动去欢迎它,但在利用小红帽的同时,《人狼》也对这种单一的构造发出了质问。回头再看电影中关于小红帽的隐喻,到底谁是小红帽?谁是大灰狼?伏一贵是谁?雨宫圭是谁?答案恐怕很简单但也很诡异:他们两者都是。
在电影里的第三段《小红帽》朗读中,深陷东京两个警察机构政治角逐的雨宫圭给伏一贵设下圈套,告诉他自己被跟踪了,求他搭救。伏一贵随后赶到博物馆寻找雨宫圭,并最终干掉了埋伏他的自治警特务。这场埋伏戏中,很明显雨宫圭才是狼,伏一贵才是无辜的小红帽。整部电影其实都是身份不停互换的过程。小红帽永远是受害者?大灰狼永远是恶人?《人狼》知道这种非黑即白的设定是很有问题的。受害者有时也可以变成加害者,加害者同时也可以是受害者。当你尝试给一个个复杂的人贴上如此简单的标签时,是很有问题的。
在电影的结局,伏一贵选择成为大灰狼,决心成为整个故事的恶人。在伏怀中泪如雨下的雨宫圭也读出了《小红帽》的结局,哭喊道:
“妈妈,你的耳朵怎么这么大?”
“妈妈,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圆?”
“妈妈,你的爪子怎么这么长?”
“妈妈,你的牙齿怎么这么尖?”
借助小红帽的典故,押井守作为编剧(以及犬狼传说系列的缔造者)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在一场扭曲的救赎中,雨宫圭洗净了她自己的罪恶——她最后不是以大灰狼而是小红帽的身份而死的,成为了受害者。在小红帽的框架下,她的死是神话式的、牺牲式的、悲剧式的——尽管她作为“区派”的运输员和自治警与首都警公安部的工具,想必也是(哪怕间接)杀害了不少人的。电影将她的罪恶边缘化、最小化,与之相反则将作为恶人的伏一贵的罪恶放大。伏一贵选择了成为大灰狼,使得雨宫圭能够成为小红帽;毕竟,一个故事里总得有一个受害者,一个故事里总得有一个恶人。
第二,押井守强调了身份的流动性。通过引用一个结构如此简单的童话,《人狼》揭露了试图在现实中构筑单一故事的困难,也直接批判了二元道德体系的不可行性。“好人”与“坏人”的角色是可互换的:在电影开头,伏一贵是一个不愿向阿川七生开枪的“好人”,但在结尾,他却成了杀死雨宫圭的“坏人”。随着故事的发展,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位置通过行为、表现和动机而改变。《人狼》指出了小红帽的教诲是有很大瑕疵的,是很令人不安的。
《人狼》的现实世界与小红帽的童话世界是相反的。它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灰色的。整部电影的视觉和叙事结构都在表现这一点:战后的东京是破败与繁荣并存的城市,独裁下既有残忍的警察和暴乱的示威者,同时也满是日常喜怒哀乐的人们,完全适应了这个冲突环境的普通人。(译注:对比《机动警察2》中戒严下的东京,似乎颇有几分相似。)在一部描述威权主义的电影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明显威权的行为。就连在办公室里密谋的首都警自治警部长们,虽然一个个威严霸气,在决策上倒也不偏不倚,甚至对下属颇为关怀。
《人狼》的世界并不是空穴来风,其背后映射的是日本真实的政治历史,也是押井守自己的个人经历。押井守不仅与宫崎骏、高畑勋等人亲身参与了1960至70年代的日本左翼学生运动,同时也亲眼目睹了一个刚挣脱极权主义不久的战后日本,并在如此的政治环境中长大成年。他与日本大众一起,在电视上观看了浅沼稻次郎的刺杀直播,在报纸上阅读了岸信介的疯狂言论。正如电影中的首都警,那个年代如今已成为了历史,但其留给人们的道德困境依旧。暴力的首都警稳住了电影中的日本社会,现实中的日本也是通过一系列并不完全光彩甚至并不完全有效的手段稳住的。那个年代的政治是现实主义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危险的,但我们真能称其为邪恶的吗?或又能称其为正义的吗?我们还是在徒劳地想将复杂的故事抽象化简单化,只为了自己能够理解呢?
笔者认为这便是《人狼》的过人之处。押井守不想告诉我们孰是孰非,更不想教诲我们社会或对或错,正如他不想告诉我们谁是好人坏人——因为在心底,他可能并不太相信这些问题有答案。雨宫圭最后的死并不是什么教化的信息,而是对现实的屈服。《人狼》将一个好人坏人的故事结构表现得如此苍白无力,如此乏善可陈:在影片最后的镜头里,那本《小红帽》被丢弃在一滩泥中。他先是全心地接受了小红帽的道德观,然后批评了小红帽的道德观,最终抛弃了小红帽的道德观。一个个关于成功、失败、幸福与苦难的故事,又怎么能简单地用一句“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讲完呢?《人狼》的结局痛苦地告诉我们:我们最终也许还是难免陷入好人与坏人的简单判决,但我们或许应该警醒自己,不要轻易相信它。有些时候,故事里没有受害者与加害者,没有好人与恶人,而只有一群人。
Kaplan, David and Alec Dubro. Yakuza: Japan's Criminal Underworld (2012).
Sarkar, Anoop. "'Jin-Roh: The Wolf Brigade' by Mamoru Oshii."
Greenhill, Pauline and Steven Kohm. Hoodwinked and Jin-Roh: The Wolf Brigade, Marvels and Tales 2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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