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人们能当扶手椅神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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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诸情感与个人信念比陈述客观事实更有影响力”——2016年特朗普选举上台、英国脱欧公投，余波涟漪中“后真相”一词被普及开来，牛津词典将其评为“年度词汇”，似乎想宣告舆论底层规则改写。
有人用这个词剑指大众：“人们总是只听他们想听，只信他们所相信的！现在，人们判断、认定信息的真假价值，不以经验、理性分析，而以是否符合我的口味、情感、立场。凡是符合则为真、不符则为假甚至为敌。”相对地也有人点破：“在更多人参与发声，圈层交织的新部落时代，正在促成新的真相模式生成。别再做那种有个一统江湖的‘真相’威权中心的怀旧幻梦了。”
争执不断，“一群乌合之众手握《乌合之众》怒斥另一群乌合之众”已经成互联网见怪不怪的日常。

我们究竟在什么样的背景结构下追求真相？这种对真相追求的热忱如何继续呢？似乎我们已经站在了推理小说侦探的角色位置上。那么不如直接向推理小说的开创者爱伦·坡追问——看看他笔下的神探潘迪如何应对……
首先，自19世纪30年代大众报刊出现以来，大众传播的影响效果更大规模更直观显露，颠覆了人类的认知、交往模式。对人的行为与环境关系的讨论有了新的进展。

在假想中生产与交往十分有限的前现代世界，人们更多对环境的认识把握还是建立在第一手的认知基础上。

而随着大工业生产和全球贸易发展，整个世界变成巨大市场；各种交往手段铁路、汽轮、电报的发展无限地扩大了人么的生活空间。新闻供给机构、信息传播机构对个人亲身感知之外的事务进行了全面的覆盖，人的行为已不再是对客观直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这个环境是一个经过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后的“提示环境”，它只是盏在黑暗中照亮一隅的探照灯。
例如“议程设置”就是这个抽象隐喻，转化成一个用简单的方式可以加以印证的操作命题。当下最直观莫过于微博热搜，热题榜单的排名顺序甚至决定了一段时间内的讨论话题持续性。
爱伦·坡恰好就生活在大众传播兴起的年代，长期从事写作投稿、报纸杂志编辑的他也有深谙此道。从小说中潘迪的推理方式就可以端倪得出：

《莫格街血案 》中，一场耸人听闻的血案发生，小说中展示了一段报纸详情报道列出了凶案发生时附近邻居商户的口述。这些人五花八门且自不同国家，当我们阅读完会发现其中多份口述表示凶案发生时听到撕打与一个尖声尖气的奇怪叫声，有人说是女人的声音，有人说是男人，有人说像是德语，有人说是俄语、有的说意大利语……这些口述拿一条出来看似乎的毫无意义。但这种对事物描述的不一致、差异、间断恰恰是潘迪未到现场就得以推理的切入点，也是成功破案的关键点。
如果这种文本内部不同叙述者间的纯粹差异指向真相只是小试牛刀，《玛丽·罗热疑案》二次登场的潘迪彻底成为扶手椅神探，整篇小说几乎就是在手把手带着读者阅读多家报纸对于这场议案的种种报道与评论。他对各家报纸中对案情描述、各家报纸间的分析中的纰漏和矛盾、被遮蔽之处一一驳斥、再分析，从反面为还原案情开辟了新进展……
当这种方法划过脑海，我们似乎充满自信，力量无限，但面对当下现实的信息环境却又犯了难。
首先就是当下信息环境的复杂程度，已经不是小说里两百年前几家报社“真实性”和“倾向性”二元张力间的断裂、遮蔽。今天信息的呈现——一种信息传递中的叙事建构开始变得更动态。它呈现出种生产中博弈斗争，对信息、符号资源配置的争夺：公共利益与私有利益的斗争，核心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循环，专业主流媒体与非主流自媒体的循环。
宏观上种种社会权力的建制、规训，中观层面媒介组织的科层结构，信息生产流程、信息分发，微观中具体信息生产业务层面的话语使用、文本架构、类型化方法……这为我们提供了千般切口，也让我们难以找出一个所谓的“真凶”。
甚至有学者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哲学家们已经开始看到所谓的事实、现实、客观性实际上总是别语言符号本身自带的视角所塑造。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已经预先塑造了我们世界中看到什么、认知什么。

行文致此，似乎对“真相”的追寻只剩下“追寻”这个姿态了。但或许正是这个姿态本身，作为操作手段。坚持这种姿态本身就是认知种种局限和偏见，这对些局限的认识反过来又凸显了“真相”这种理想的规范性作用。或许这种“真相”又可以叫别的名字“真理”、“智慧”、“本真”...
当信息复杂程度远远超乎了个人简单处理能力，渴望得到一个直接确切“真相”答案的欲望也迫切起来，那么谁能提供更富有解释力，更符合实际现实的“解释框架”或者“思考路径”，似乎谁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认同与拥护。但他人永远无法替代你自己去追寻的姿态——这种尝试、这种冒险、这种实践。生成属于自己、饱含着新可能性的话语体系。
倘若总是把这种本属于自己的工作，都交给“以你之名，为你服务”的意见领袖，网红，机构，算法，也很容易落入自恋、自怜的陷阱，像白雪公主中的恶皇后一样对这块平板镜面自恋地问：“魔镜魔镜，告诉我，我的观点、品位是不是世上最美？”而魔镜总是相同的回到：“是，但不也全是”来充当维持自恋运转的匮乏。
电影《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有个情节让我十分动容。  

199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保安人员理查德·朱维尔最先发现了一颗炸弹并紧急疏散了附近的民众，但本该成为英雄的他，却因为一系列偏见被FBI列为自导自演了这场闹剧的嫌疑人。同时，调查人员向媒体提前走漏了风声也未经确证核实，一时间“英雄变罪犯”的反转新闻点燃了舆论，四面八方的压力扑向理查德。而真正使得律师布莱恩确信理查德不是凶手愿意为他挺身而出辩护的，就是他自己走了一趟，亲身体验的一个简单调查测试。

而当最后理查德顶住压力，洗刷冤屈后，率先点燃这场“假新闻”薪柴的记者，不再是听从威权消息与固有偏见的耳语，自己走过了一趟这段路程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部片子我也将它看做东木导演对于后真相时代的一种洞察。

可我们同时也明白，当下我们又太多的“合理借口”嘟囔着：“不必活得这么累”、“我哪有这样的时间精力空余时间、 沉没成本去维持这种追寻“真相、真理、智慧”的姿态”云云。
我要说：“不！”这种姿态不仅仅用来简单摆出来，甩大词去吓唬别人的符号油戳印。它就是需要你去呵护，保护的东西，并且还是仅你自己能为它负责的东西。如果你有这样的热忱那就要把它坚持到底，要为自己的生存本身去竭力的争取，习得更多技能，与周遭人产生更团结和谐的联系，想各种办法从而让自己劳动、工作外有剩余给自己的时间，去阅读，与历史上的思考者交流。去探索，与田间地头、市井附近亲身接触。相对的，我们心中也在呼唤着一个更有合理工时，更好社会保障作最低底线为可能性做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