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各由天,死生不同道,错恨无常薄红尘,徒留狂人笑。
笑罢空悲泣,泣泪落九霄,生死薄上勾名姓,三更阎罗到。
对于长白路派出所来说,在盛夏的夜晚里通常会是两种状态:闲的百无聊赖,或者忙的不可开交。
而今晚的派出所里,恰好是第一种状态。巡查的警员已经开车出发,做笔录的同事也已经完成了文书工作的最后一步,那部偶尔尖叫的电话已经安静地沉睡了两天,估计打算继续这么睡下去。
所有值班的警员都在安心地享受这个夜晚里的宁静与安逸,而这恰恰是一个辖区派出所能拥有的最舒适的状态——因为这个状态说明辖区内一切正常,群众生活平安,犯罪销声匿迹,世界(仅是以辖区的地界划定而成的世界)一切太平。
所以当那个男人走进派出所的大门时,门卫的值班民警顿时感觉到腹部有一种被细绳捆紧拉扯的感觉。原因很简单,派出所的大门不是群众会随意走错的地方,走进的门里的人通常都携带着由疑问、愤怒、委屈、怨恨搅和而成的包袱,并即将一股脑地倾泻在派出所接待室里刚刚擦干净的地板上。
值班民警从门卫室里出来,叫住了走进派出所良夜的男人,这是他第一次直面这个来访者。那男人年纪约有四十岁上下,留着剃短的寸头,本质或许是在原有的年龄上展露出一份精神头,但是他的面孔暴露了他的疲惫和焦虑。他双眼略显飘渺,脸部胡渣外溢,薄嘴唇在前院的灯光下有些发紫,身上的衣物打眼一看就知道是很久没换了。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散发着精神萎靡的气味。
值班民警把他带进接待室,招呼夜班同事来接应。男人缓缓在座椅上落下身子,对一旁民警递来的纸杯接过后只是轻点头,用极为微弱的声音道了声谢谢。 门卫值班的民警回去自己的岗位,把来访者留给值班的老警员张勇和新人小刘。张勇坐在那男人对面,小刘坐在张勇一侧,准备好纸笔记录的同时,打开了自己的录音设备。
“同志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你解决吗?”张勇问道。
男人低头仿佛在思考的样子,又或是在犹豫,经过了长到几乎让张勇感觉异样的停顿后,男人缓缓抬头,用疲惫的眼光看向民警。
张勇心里跳了一下,不是正常心跳中多了一拍或是漏了一拍,而是整个心脏抽搐了一下。眼前这个男人的相貌和张勇脑子里存储的在逃人员列表对不上,但张勇自己清楚,他的脑子毕竟不是电脑。
男人拿过来,仔细地写下这些信息。张勇倒着看他写下的文字,从字体上看,这个男人应该受过高等教育。如今的年轻人手写字大都难看,而这个男人笔法工整,运笔考究,没有为了签名好看而刻意训练的那种浮躁。签出来的名字用正楷写的清清楚楚,连身份证号的数字也规律的过分。
这样的一个人,会为了什么罪来自首呢?张勇心里嘀咕着,经济犯罪被下意识地拍在了首位……
张勇收起写下男人个人信息的纸张,让小刘去查证。自己单独和那男人交谈。
张勇能感觉自己头皮上漫过一波轻微的电流,留下短暂的刺痛。
“我不太清楚……但是,人死了。”男人顿了一下,“是我杀的,是因为我死的。”
男人眼中的情绪张勇看的很清楚。痛苦,迷茫,懊悔。这些情绪对于一个主动自首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但在张勇眼里,这些情绪和这个男人有种说不上的隔阂,仿佛这些情绪是被强加于身。
张勇脑子里转着各种彼此平行的想法,对于眼前这个男人,他隐约有一种直觉,却把握不住这个直觉的具体指向。有什么东西不对。这是张勇目前唯一能确定的感觉。
有什么不对劲。不仅仅是这个男人的谈吐方式,以及他所说的内容,还有他身上的那种状态……有什么不太对,有什么是他还没有完全交代的,有什么被埋的很深,又在尤自向外寻找出路……
在这间隙,小刘回来了,递给张勇一份资料,同时摇摇头。
没有前科,也不是追逃人员。这男人是个没有不良记录的普通人。
“具体说说吧,从头讲起。”张勇说道,为接下来的一切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男人又安静了一阵,然后从外套的内侧兜里,拿出一张纸,摊开来,放在桌上,放在自己和民警张勇之间。
当然,在崩溃以前,还有一段漫长的积累过程,无数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情绪垃圾不断下落,堆积在纤细的神经线上,越积越多,越累越厚,那根神经线也逐渐被压弯下去,被肩负的重重垃圾拉扯到临近极限。
在最后的那个宿命的时刻,就算没有那一片羽毛或者那根稻草落在厚实的垃圾山上,这根被绷紧到头的神经线也会在一个瞬间內轰然断掉。
砰的一声,那声音几乎是地震山摇,又歇斯底里。最后的保险丝就这样断了,裹挟着其他一切一同灰飞烟灭。
周先生平日里的工作颇具挑战性,作为市里一家三甲医院的临床医生,他时常感觉自己在不经意时便会有种置身战场的感觉。任何一次手机的震动都可能是一次坏消息——又有某个病人开始步入往生的大门,需要他去把病人留在此岸。高强度,高压力,这种工作状态周先生已经浸身其中十几年,早已学会了与其平安相处,以至于他时常感觉自己周身已经生长出了某种甲胄,足以抵抗任何形式的灾难。
但是真正的灾难并不是周先生所熟悉的模样。不同于平日里的紧迫和沉重,真正的灾难在一开始都像是一个幼稚的玩笑一般,无足轻重,并不起眼,大可一笑了之,直到它露出真实的面目时,才会让人笑不出来。
那个微不足道的玩笑开始于一个炎热的下午。周先生按往常的时间表进行查房,询问每一个病人的情况。虽然天气炎热,但是病房的中央空调输送的冷风依旧将室内温度牢牢地压制在舒适的温度线上,周先生一连走了十几个病房,和近三十多名患者及其家属作了简短的沟通,一趟下来身上依旧很清爽。
最后一个病房的患者是周先生最喜欢的一个,当然作为一名职业医师,偏爱某个病人多少与职业素养相偏离,但是令人愉悦的病人总会给医生减轻一点压力,这对于医生来说是件求之不得的事情。
这个年轻的孩子刚刚步入大学,在一次课余运动后突发不适,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被送到医院进行了一次常规的阑尾切除术。从住院第一天起小伙子的开朗和风趣就给病房的医护工作者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而这一天是小伙子住院的最后一天,明天他就可以办手续出院。周先生想在他离开前再做一次检查,以防万一。
检查的结果很正常,各项指标都没什么值得关注的问题。周先生一页页翻看小伙子的病历,一边做例行询问,同时穿插几句闲聊。笑声在两人话语间不时出现,为融洽的医患关系增添砝码。
翻到最后一页,周先生忽然停下了,他眨了眨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
眼睑一合一开,周先生第二次看到了夹在病历最后一页的那页文件。他没看错。
在死者姓名栏的位置,赫然写着病床上小伙子的名字。死亡时间一栏写的是几天后的日期。死亡原因处写着失血性休克。而在责任医师签名一栏,写下的是周先生自己的名字。
周先生将这张证明抽出来,收进自己随身带的记事本里。他向小伙子告别,径直走向了护士站,和护士长进行了一次极为严肃的谈话。
发完脾气,讲完纪律,周先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重新把那张死亡证明拿出来又看一下遍。有一点他始终有些在意。责任医师一栏里签下的名字,确实是他自己的笔迹。
周先生自然是不记得他有签过这样一份文件,但白纸黑字上的签名笔迹和他平日的手写体完全一致。借着灯光仔细确认,周先生看得出这不是印刷上去的痕迹,是某个人握着一杆真实的签字笔在纸页上工整的书写下周先生的名字。
真正的灾难开始显露端倪,是在伪造证明被撕掉的三天后,周先生在例行巡房时,听护士长说的。那个做阑尾手术的小伙子死了。意外车祸,体内大出血,因为抢救不及时,死于失血性休克。
周先生听完后没说什么,平静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他心里多少有些不释怀,但毕竟这件事和他本人以及医院没有关系,何况世事无常,谁也不能预料到意外的发生。
在这一点上,周先生的想法印证了之后所发生的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一种预见。
第二份死亡证明出现在周先生的办公桌上。死者一栏签下的名字周先生很陌生,死因是心梗导致心脏骤停,死亡时间是两天后的日期,责任医师一栏签下的依旧是周先生的名字。周先生非常气愤地拿着这份伪造证明找到了保安科,要求调取录像查看是谁在恶作剧。保安科当然没有给他开放特权,于是这张证明被周先生交到了管理处。
管理处的领导看了一下后让周先生回去,承诺会安排人确认。当天下午,管理科的人带着周先生去保安科里看了录像,但是没什么人进出过周先生的办公室。 面对这样的结果,周先生没办法申诉,管理科的人也只是和整个科室强调了一遍纪律之后就走了。
两天后,一个病人被送到医院,由周先生负责抢救。病人年事已高,夜里突发心脏病,在折腾了3个小时后,因抢救失败死在了手术台上。周先生签死亡证明时,发现死者的名字和第二份伪造死亡证明上的一样,死因也是相同。
而真正的灾难只是刚刚拉开序幕而已。每一天,周先生都能在自己办公的地方发现一张自己签名的死亡证明,而他身边则有人随后死于证明上的死因。死者的名字和死亡日期和证明上的也是完全一致。
周先生逐渐陷入崩溃中,他无法再完成正常的工作,他恐惧自己将要接手的病人会是那个他在证明上看到的名字。
知道一个人即将死去,却无能为力,这是作为医生而言最为痛苦的事情之一。
周先生以身体不适为由,向医院告假一周,躲在自己家里不再外出。
于是在请假后的第二天,周先生收到一份跑腿送来的快递。一个没有署名的信封,打开后里面是一张A4打印纸,印的制式死亡证明文件,但是这一次,在死者姓名一栏空着。随着死亡证明一同装在袋子里的,还有一个纸条,上面写的内容很简单:
你知道该怎么做。
张勇在听来访者讲述的过程中没有插一句话,这一点并不符合他的性格,但是张勇自己并没某觉察到。他同样没有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任何东西,这一点也有点反常。
当自称姓周的来访者终于说完之后,将脸埋在手里哭了起来,让张勇稍微有些难堪。一般而言,来自首的人通常在交代完事情后多少都会哭出来,理论上将这称之为一种自我释怀的表现,是一种压抑情绪的释放,而面前这个人则是无助、迷茫和痛苦无处宣泄,只能通过哭泣来应对种种强加于身的磨难,是一种在绝望边缘的无力感,是在无以抗拒的宿命面前不愿坦然赴死的孩童般的哭闹。
张勇对这种行为并无鄙夷,而是有些无措。他这个直爽的粗人,不太懂如何安抚这种情况下的人。
张勇拿过周先生放在桌上的打印纸。纸张上印刷的是一份制式证明文件。死者姓名一栏空着,死因一栏写着脑死亡,死亡时间是明天的日期。责任医师一栏签下的是周姓的名字,和刚刚来访者在纸上写下的名字一致,连笔迹也一摸一样。
另一张小纸条放在证明之上,上面写着“你知道该怎么做”,而这几个字的笔迹,张勇觉得也是这位周先生的笔迹。
张勇想了想。 这种事情倒是头一次碰到。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眼前的男人真的杀了人,而桌上摆的证物又没有经过进一步验证,暂时没有任何说服力。甚至于在张勇脑子里开始冒出一种念头:这个周先生自己伪造了证明文件,否则为什么笔迹如此一致?
念头终归是念头,没有实质性证据的前提下,张勇能做的很少。他让实习的小刘给周先生做一份笔录,让周先生签字确认,留下详细的地址。
“你反应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虽然你说你杀了人,但是从法理上来讲,这些人的死亡和你没有直接关系。这份证明我们先保留,我先送你回去,你也别太自责。好好休息一下精神,如果有什么情况,你可以直接联系我,这是我的电话。” 张勇在陪周先生走出派出所时,边说边递给他一张名片。
周先生被让进副驾驶——坐后排的人容易被看作嫌犯,张勇觉得此时没必要再给这个人增加新的烦恼。
警车驶出停车场后顺着空荡的公路缓缓前行,周先生的住处张勇熟悉,行车估计20分钟就能到。一路上张勇和周先生聊了些闲话,得知周先生目前独自居住,妻子几年前因病离世,而孩子也在国外上学,只有过年时才会回来。
张勇在开车的同时,用余光不断打量身旁的沉默之人,同时在心里预设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一个独居的中年男人,丧偶,子女不在身边。又一个教科书般的典型背景。车外的路灯把昏黄的光影不断地泼洒进副驾驶的位置,将周先生原本混黑的身影一遍又一遍的侵染成暗淡的铭黄,周先生原本萎靡的轮廓在清冷色调的渲染下变得更为单薄。
张勇手心一滑,直觉告诉他车前轮往右偏了几寸。他重新抓好方向盘,矫正车型。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写上我自己的名字。”周先生慢慢地说。
“写在哪里?”张勇刚问出口,就明白了周先生的意思。
周先生没有再搭话。 警车在夜色中平稳的滑行,最终顺着公路流入城南繁华地段的一处小区前门的附近,停靠在路边。张勇没开车内灯,他转向周先生,把后半程路上想到的话说了出来。
“回家后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事情还没有定论,你不要有太多的心理压力。有任何问题,或者想到什么,都可以直接联系我。”
“……我不知道,难道说……”说着,周先生把脸转向张勇,“难道说还有别的可能吗?”
“或许,或许有很多。没有谁会因为一个签名就能判别人死刑。你再想想。”
周先生低垂下眼睛,十分费力地思考了片刻,似乎依旧没有想明白什么。他伸手拉开车门,从警车的副驾驶下来。
张勇看着那个孤单的身影缓缓走进小区大门,消失在更深的夜色里,不由得叹气,然后发动车子回派出所。
真相这个词有时对张勇来说有些陌生,但他从来没有为此头疼过,几乎没有。他在十几年的工作经历中磨练出了一种直觉,能辨识出该怀疑什么,不该怀疑什么。一直以来,这个直觉都很灵敏,在他的工作中提供了不少帮助,所以当他意识到这份他与自己本身的默契开始失效的时候,自我怀疑开始逐渐占据他的思路,这一点让他惊慌失措,以至于感到恐惧。
无法获得指向性,基本等同于在海上航行时失去了方位和坐标,以至于他和真相港湾之间的距离将从一个具体的确定值跌落为一个无法解析的未知数。
直觉的失效并非没有先兆,只是难以捕捉,并总是会掩埋在繁琐的日常琐事中,导致无从分辨。就如同周先生的报案一样,恶作剧还是阴谋?张勇的直觉在两者间不断摇摆,像是钢琴的节拍器一样永不停息。这便是先兆,而张勇并没有意识到。
这到底算不算个案子?就这个定性的问题,所里从早上8点吵到中午12点,谁也没能说服谁。一早巡逻回来的同事看到讨论会不但没结束,反而演变成了辩论会,于是也兴致冲冲地加入进来,各抒己见,把水搅的更混。
在他们争执不休的时刻,张勇从会议室里“逃”出来,站在派出所的停车场上抽了根烟。 烟过一半,会议室里散会了。周先生的报案没有最终定性,领导决定先派人走访调查,根据结果再看。而指派给张勇的任务很简单——下班、回家、睡觉。
在张勇睡觉的时间里,他卧室之外的世界中发生了很多事,有好事,也有坏事。世界被时间裹挟着滚滚向前,而有些东西则必定会被抛在身后。
所以在张勇从睡梦的茧蛹中破开苏醒后的几分钟里,他才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间点上。有些被改变了,有些有了定论,而还有些则彻底终结。
在他手机屏幕上的诸多信息与未接来电提示已经按照与时间方向相逆的顺序完成队列,于是张勇看到的第一条信息,是同事刚发给他的微信。
看到后速回电。
张勇滑开锁定屏幕,从新到旧一条条看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张勇隐约开始意识到两件事。
当然,跌落这个词出现在张勇脑子里时就被他的道德感剔除出来扔出思维,并找了一个更为中性的词汇来代替。
此举近乎是一种本能式的反应。因为几个小时前,真正跌落的是活生生的人。毫无怜悯地使用这个词让张勇感到不适。
周先生死了,跳楼自杀。这是所有涌入张勇手机的消息的原点。而作为最后和他接触的人,张勇和实习的小刘需要对当晚的事情给出更为详细的说明。这是其一。
其二是早上被派出走访调查的人也回来了,确认了两件事:第一是周先生所说的死者都有合理的死因,意外这个词不适用于描述这些故去的人。第二是周先生的妻子不是死于疾病,周先生撒了谎。
他的妻子死于意外。而周先生的同事告诉前来走访的民警,周先生对于妻子的去世缘由有不同的看法——周先生认为妻子的意外在根源上是他造成的。
“是什么样的根源呢?”走访民警问。 周先生的同事们想了一阵,都摇头说不清。周先生没有具体吐露过细节,只是对妻子的故去怀有自责。
张勇对着手机屏幕里的庞大信息量思索了片刻,在他思索的时间里,世界依旧滚滚向前。
半小时后,张勇开车来到派出所。等候多时的所长把他和实习的小刘叫到办公室里聊了很久。实习的小刘显然是吓到了,以为自己犯了某种不能被明说的职业禁忌,对于所长的问题回答的很急切,却遗漏了很多细节。张勇则将这些细节一一拾起,端详一番,思考着它们在整个事件中应该归属的位置。
“这次他的家属倒是没有追究我们的责任。不过这种问题以后还是要多注意,要积极和群众沟通,打开心结。有问题、有潜在风险的一定要多注意早发现。否则我们会很被动。明白?”
所长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递给张勇。 “这种恶作剧的性质是很恶劣的,如果有时间,配合医院查一查是谁在伪造文件。”
张勇拿起那张纸。那是周先生昨晚来时给张勇的死亡证明。
这一次,在死者一栏上被填上了周先生自己的名字。不是手写,机打字。
灾难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甜美可人,有的扭曲狰狞,有的模糊不清。但它们都有一个共性:一旦降临,就必须带走一些东西,留下一些痕迹。
在张勇被停职之后,他开始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地在头脑里回放几天中的经历和每一个他记得住的细节。坦白讲,这种行为是一种不甘心,也是在淹没于自我怀疑前最后的挣扎。
对他来说,这是最要命的灾难——无法预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种境地中,他的直觉完全丢失,像一头扎进风暴中心的三桅帆船一样任凭暴怒的海洋尽情把玩。张勇并非一意孤行地要驶进这风暴之中,而是被裹挟着拖进去的。
在周先生意外以后的几天里,张勇带着实习小刘在医院详细走访周先生的同事、领导,查看医院的文档管理系统和作业流程,想找到伪造死亡证明的源头。但是医院的系统虽然繁杂臃肿,但对于死亡证明这件事本身极为严谨,没什么漏洞足以让什么人可以私自制作证明文件。
医院的调查结束后,张勇又带着小刘到周先生的家里继续寻找线索。这个鳏夫的家里陈设简洁,并且一眼就能看出缺少女性居住的痕迹。时间确实能够洗刷任何痕迹,只需要一年,就足以将一个人曾经存在的证据清扫的干干净净,甚至于周先生本人在房间中留下的痕迹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
两人在每一个房间里翻来覆去,结果只找到一个没有署名的信封。信封里曾经装着一张伪造的死亡证明和一张字条,现在除了空气一无所有。
张勇始终不明白这句话的意义。即使那份死亡证明上最终被填上了周先生自己的名字,张勇也不明白这种暗示出于何种原因。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周先生应该为谁的意外死亡负责——对于那些意外故去的病患,对于周先生的妻子,甚至于对周先生自己。
意外终究是意外。不可控,不可预料,不可逆转。就和灾难一样。
在周先生自杀后的第七天,属于张勇的灾难开始露出面孔。一个没有署名的信封出现在张勇的更衣柜里,里面装着一张机打死亡证明,死者一栏写着实习小刘的名字,死因是失血性休克,时间是当天,责任医师一栏空白。
如果张勇能更早看到这个信封,他或许可以做点什么,但是张勇几乎很少使用派出所里的更衣柜,每周只打开一次,他的坏习惯让他和避开灾难的机会失之交臂。
因为就在当天上午,张勇带着小刘出勤,在配合抓捕抢劫疑犯时,小刘因为冲在前头被疑犯拒捕打伤。张勇叫来救护车,和小刘一道被拉到周先生生前工作的医院进行抢救,但是由于被伤及要害,小刘不幸殉职。
告诉张勇这个坏消息的医生问张勇是否已经通知了死者的家属。张勇点点头,说群里已经派人去接那孩子的父母,估计晚上才能到医院。医生递给张勇一包湿纸巾,让他擦手上的血,之后便忙其他事了。
张勇独自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来接应的同事劝他回去休息,张勇答应了,但他先回到所里,想从自己更衣柜里拿点东西。打开门的时候,那封信封便掉了出来。
张勇看到信封之后发生的事,被好事者拍下视频发在网络上,一度引起热议。视频里身着警服的张勇在医院里对着几名医院领导大声呵斥,手里不断甩动一张打印文件。由于视频质量和拍摄方式的无可救药,大多数观看者都没听明白张勇说的是什么。
但张勇自己很清楚。他被愤怒和恐惧冲昏头之后便驱车直奔医院,要找医院的管理部门讨说法,他认定这个恶作剧的幕后黑手已经丧尽良心、毫无人性,而且一定就藏身在医院里。
显然这种程度的逻辑推论完全无法成立,而同时在场的小刘家属则将这场冲突错误地理解为医院方救治不利,又吵闹着要求医院偿还人命。无奈之下,医院方报了警,张勇被同事拉着劝离。被推进警车后排以后,他毫无预兆地嚎哭起来。
张勇领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停职处分,为期一个月。在领导宣布这个处罚时,张勇依旧在自顾自地哭。
同事将他送回了家,简单安慰了几句便回去值夜班了。张勇攥着那张没有医师签名的死亡证明,终于哭够了。
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没有人会就“命运”这个事情做过分的思考。通常来说,只有在遭遇了无法在短时间内充分理解和完全接受的意外之后,个体才会在孤寂的时候,赤裸双脚站立在缓缓退潮的悲怆潮汐中,一边感受悲怆离去时留下的巨大空旷,一边思考“命运”的本来面目。
然而无奈地是,“命运”本身并不具有面目,而总是被思考者强加于一个具体的意象,进而成为一个可以被把玩的对象。但把玩“命运”这种行为并不会改变“命运”的本质,也无法让思考者进一步理解“命运”的真相。
因此不妨将这看作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徒劳,同时获得些许心理的慰藉。
张勇在停职的时间里,就“命运”思考了很多,期间还夹杂着关于生死、人生、鬼神等等诸多元素的重新审视,但他终究没有想到任何聊以自慰的结论。
他把那张属于小刘的死亡证明撕碎扔进了垃圾桶里,并在心里认为一切就此结束了。停职之后他的生活状态不出意外的慢了下来,每天不会再被闹钟或是手机铃声吵醒,甚至于一天下来手机都始终安安静静的不发出任何声响。
没有同事联系他,多半是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工作,而他是意外得闲——失去一些,得到一些。
这样的平静让常年置身于匆忙中的张勇全身逐渐舒缓开来,开始享受本不该拥有的闲暇时光。他在一天夜里顿悟般地想明白了一件事:他无法对之前两人的结局做任何改变,因为他无从预料会发生什么。他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然后将背负的心理阴影放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样的想法让他安心不少。他终于能在夜里很快睡去,也不再做任何无法言说的长梦。 一切都在逐步回归原有的轨迹,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再那么离奇。
门铃响了三次,张勇在最后一声消散后才迟缓地从睡梦中醒来,发觉自己身处一片不算浓稠的黑暗中。
夜色已深,从窗外渗透进的夜色将客厅填充的有些盈余。张勇陷在沙发上,还没有从睡梦中彻底清醒。吵醒他的门铃声已经遥远不可及,张勇在黑暗中看向门口,那扇门模糊不清,在黑暗中消融。再没有什么铃声从门那里传来,只有空旷的沉默在房间里沉淀。
张勇回过头,看着眼前的黑暗,渐渐地,那黑暗有了形状。
正坐在他对面的那位稍稍挪动了一下身子,于是暗淡的轮廓也跟着晃动起来。
“啊,不妨碍的。你听着就好,不劳多费口舌了。”那位说。
“东西我带来了,就放在这里。不用着急看。”那位继续说,“至于怎么处理,我想你应该也是心里有数。”
“别紧张,别有压力,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只要填一个空就好,其他的一切都不用多费心。”那位说着发出几声奇怪的笑声,“责任什么的并不需要你来承担,张先生。只是一个签名。”
张勇在沙发上艰难地挪动身子,那沙发仿佛是被附加了无以计数的引力,将张勇死死固定在坐垫和靠背上,挪动分毫都要付出极大的精力。
“不必多费力气。你不妨将这看作是一场梦好了。称之为梦或许并不算比喻呢,你应该能分得清梦境和现实的区别吧,张先生?”那位说。
张勇摇头,他是在做梦吗?他不知道,他隐约记得自己是在卧室的床上睡着的,但不确定是否是今晚。
“在梦境里打扰你确实有些失礼,所以我走之前再为你解答一个问题好了,你最想问的是什么?”
张勇的头脑里快速地飞跃过无数的念头,快到连他没来得及分辨哪个是他最想知道的。
“啊,很多的疑问都需要被解答。”那位若与所思地说,“你瞧,有时,问题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绳结纠缠在一起,然后不断地滋生出新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足够细心、足够耐心,你总会最终发现最开始的那个打结——绳子最先缠绕到一起的地方,那里便是一切混乱的源头。至于你想问的所有问题,只要找到了最初的那个——造成一切混乱的源头,并将它解开,其他的也就随之解开了不是吗。”
“你们确实对于命运知之甚少。不要妄图去理解无法被理解的东西,那样做只会将你逼疯。至于你的问题——那个繁衍了所有问题的问题,答案很简单,张先生。每一张都是已经设定好的,从一开始就是,只不过有人——有什么走漏了消息罢了。一个恶作剧,你是这么想的对吧?嗯,并不算错,一个恶毒的玩笑,需要被处理——快速处理。你大可放心,一切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已经开始回到正轨了。这些天来给你添了很多麻烦,确实抱歉。所以作为补偿……”
“就这样,不多打扰了,到时再会。”说完,那位的轮廓和整个客厅里的黑色融为一体,接着将张勇吞没。
等张勇醒来时,是躺在卧室的床上。他下了床,走到客厅里,第一眼就看到了放在沙发前茶几上的那个文件袋。他在沙发前坐下,将文件袋里的东西倒在茶几上。
一张死亡证明。死者姓名一栏写着张勇,死因一栏填着脑溢血,日期栏是空白,而责任医师一栏上盖了一个“十殿”的印章。另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印着:
你知道该怎么做。
张勇在沙发上瘫坐了很久,最终拉开茶几一侧的抽屉,从中拿出一只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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