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笼》展现出的文化内核：中华文明精神传统的人本主义特色（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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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次文章讨论国产游戏时，有朋友提到不要只是纠结国风题材，立足于当下更重要，同时也提到《GTA》中讨论现实社会问题这点。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其实我们的思路应该一样，我也不喜欢那些仅仅是贴了一层国风皮，但没有精神内核的作品。
我们看《GTA》也好，《巫师》也罢，它们的现实主义特色都需要放在本国文化环境中去理解，比如《GTA》中美国梦的破灭，面对现实的诸多问题，它所反映的其实也是欧美精神传统下的一种现代困境——我们熟知的信仰、我们的精神传统、哲学无法指导我们现实的生活。《猎魔人》也一样，它同样有波兰真实历史的影子。
而我们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精神传统成体系的理解，可能都没有对欧美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更清晰，因为后两者都有成体系的传播渠道。但我们终究还是一个中国人，只要我们用中文作为母语，在少儿时期学了两三百个成语或者谚语，背了几十首诗歌，学了《论语》《孟子》《左传》中的几篇文章，我们在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就会与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国产游戏希望做出同样深刻叙事的作品，必须要了解自己民族的精神传统到底是什么。
因为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是静态的，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中华文明”当做一个含义固定不变的词语来看。在夏商时代、在周、在先秦到两汉、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在两宋和辽金西夏、在元明清，每一个时代中华大地面对的社会结构、民族矛盾；统治阶层权力合法性支撑；各社会阶层的思想体系、信仰状况；经济结构、生产力水平；精英阶层历史记忆全都不一样，所以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但这其中又存在一以贯之，被各个时代、各个阶层、各个地域的中国人共同接受的内容，并且与西方思想在哲学层面决然不同，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我计划开启一个短暂的番外系列，讲讲中华文明精神传统中最特色的部分——人本主义精神，我计划从三个维度讲述，本篇是第一个维度：
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聚焦于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直面人性的局限和现实的社会生存问题，提出了“人”应该不断突破自我的积极主题，并在精神层面扫除了种族、阶层、超验的神明甚至生死的障碍，只为了“人”能不自卑、不自弃、不绝望、永远的前进下去。
在此强烈向大家推荐《灵笼》这部动画，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落脚点。
我这篇文章原本不是为了解析《灵笼》写的，但我在看完特别篇以后，却发现我所有的观点在《灵笼》中都可以找到印证，所以我决定干脆在本篇叙述的同时对《灵笼》中的一些设定和剧情进行文化内核角度的解析。
《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应该像日月星辰一样永远前进，同时，人在前进时也必须像大地一样能容纳天下的一切。这点与西方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上帝不死人就无法解放，抛弃上帝人的灵魂又将无可救赎”的矛盾，在底层逻辑上就完全不一样。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周易》诞生的那个时代，尝试了解一下中华文明精神传统这种对于人的积极性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至少包含五个文化维度的支撑：
天人合一的底层逻辑；
信仰与“人世”的结合；
种族差异可以跨越；
社会阶层可以突破；
生命情感超越“生死”的延续。
一、天人合一的底层逻辑
中华大地极具特色的大陆型季风气候和西北高东南低的阶梯状地形，以及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的远古先民对于自然现象，特别是对气候非常敏感。丰富的物产使得他们无需频繁搬迁，而是选择了生活更加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而逐层递减的降雨量，又使得远古文明呈现出了不同的地域性特点，特别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区域，早期农业与气候的关联非常紧密，社会生产力一直受到弹性气候压力的影响，为社会不断发展提供了外在动力：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长期比长江流域短得多，季节的划分在这里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当时农业生产效率的首要问题，因为生产开始得太早或太晚都将意味着很少甚至没有收成 。当居住在黄河流域的祖先开始思考并以某种方式把握天道季候变化的基本规律 ，而且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以某种形式转变成了他们关于自身最早的共同记忆 ，华夏文明就诞生了。”

“龙崇拜的原型是闪电崇拜 ，其意义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以闪电在隆冬过后的第一次出现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周期即春天的开始。”

“凤崇拜的原型是玄鸟崇拜，其意义是东部沿海和江南以家燕的到来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周期即春天的开始。”
在数千年的时光中，中华文明的远古先民经历了从对自然力量盲目崇拜到逐渐把握的过程，最至高无上、最难以揣测的“天意”始终与最普通百姓最普遍的衣食住行存在关联，所有人都有意愿关注“天意”，所有人都在学习掌握“天意”。“天”这种抽象出来的至高存在的解释权，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经历了从少数权力阶层掌握到逐渐为百姓所熟知的过程。以青铜礼器发展为例：最初的华夏先民在掌握了青铜技术之后并没有马上应用作为生产工具，“从史前到夏商，农业生产的工具一直都是磨制水平和器形组合长期稳定的石器 ”，“用铜做生产工具无疑应该比石器更加有效一些，但仅仅处理与土壤尤其是质地疏松的黄土有关的生产问题，石器无疑是够用的，用铜代替石头松土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奢侈 ”。
青铜器最初的用途“是给神或死去的先人使用的，即祭祀用具或礼器”，那时的青铜礼器可能就和现在梵蒂冈的某些圣物一样，是超越了生产生活的存在。“夏商时代的青铜礼器首先是先民和大自然的天道季候打交道的中介，人们并不敢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祭神的过程表象上是媚神，本质上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握大自然天道季候变化规律的过程 。”但随着上古先民对于气候规律的掌握，青铜礼器的神性逐渐消退，“最晚到西周时期 ，农业生产的气候阶段基本结束 ，人们开始尝试运用地表水以弥补降水的不足与不调 ，这就是农业发展的灌溉阶段的开始。此时，青铜礼器的“仪器”功能日渐淡出，首要功能开始演变为社会整合。”夏商时代的青铜器往往只有作为记号的族徽，而西周以后的青铜器开始出现长篇铭文，从时政大事、家族荣耀、财富地位到后期越来越多的记录小人小事和鸡毛蒜皮。
这不是教科书上简短的几句话，而是包含了具体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的历史长卷，对神的敬畏逐渐融合进个人的生活，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在建制性宗教诞生之前，中华文明的远古先民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共同的记忆，神（天）离我们并不遥远，神的威力也有规律，人可以把握，神的用具逐渐也可以为人所用，人和天地万物不是割裂的。
这种文明记忆在神话传说中，体现为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往往是世间的整顿者（女娲），甚至最后化身为世间万物（盘古）；在国家制度层面，体现为阴阳合历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安排、以及对水利工程的重视；在学者眼中，体现为天地人层叠影响的宇宙观，“人不是屈服于自然秩序的一类生物，而是与天地共存的宇宙成分”以及阴阳五行多元互动的秩序；在宗教信仰领域，体现为通过内修，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在文学领域，体现为唐诗宋词将感情寄托于自然和时空的创作思路；在美术领域，体现为人在画中游 ；在中医领域，体现为脏器调和；在烹饪领域，体现为食物热、温、凉、寒的特性；在民俗传说中，体现为人可以修炼成仙，古老的物体或者动物可以修炼成精。如此种种。
中国人的宇宙观……将自然崇拜和祖灵崇拜结合为一，也就是将自然人生合组为一个空间系统，从上有天、地、日、月延伸到人间，然后又深入到人体内部，建构一个四个层次的大网络。在时间上，将过去和现在以及人生的生前和死后，建构为一个不断流变的过程。空间和时间配合为一巨大的系统，其中各个部分则有多元性的互动；多元的成分之间，既有结构中各个层次的互动，也特别标出若干因素——例如阴阳、五行等个别的变数，将广宇长宙看作一个各部分和各因素互动的秩序。

所以：“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但这个“人”，又与文艺复兴之后的“人”不同，不是超越了宇宙万物的孤独的、自主的个人，而是与天地同等的人”。“从中国的创世神话，一直到今天的民间信仰，中国文化中“人”的地位是与天地同等，是三合一的一部分。……“人” 有自足的条件，不需外求就足以求改善和提升自我，进而超越生物的境界，也超越物质的限制。这当然是唯心论的论述，只是，在中国文化中，这一信念的影响极为深远，也极为普遍。与犹太—基督教义中“人”的地位相比，中国 “人文”二字，具有更重的分量。
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没有将人限制在神格之下，也没有把世间万物看做所谓真理的劣化版，宇宙万物相生相克、动态关联，时间周期滚动前进，而人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中拥有三分之一主动权的独特角色，对宇宙时空的永恒进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就使得接受了中华文明精神传统的人在潜意识里有三个特点，第一，自己和天地万物乃至诸神没有本质的对立；第二，有对整个世界有一种潜在的责任感；第三，人的一切力量来源于人自身。
了解了以上观点，我们来看看《灵笼》的剧情。
第一集里，光影教会刚刚出现的一幕中，会首查尔斯站在祭坛前，说道“很久以前，我们自以为可以超越神明，却引来了毁天灭地的灾难”。

光影教会将“人性”与“神性”放在对立两端去反思，人挑战神结果招来灾难，这是人的罪孽。这种反思在西方文艺作品中十分常见，但在中国人看来既陌生又滑稽，观众的情感也很难与信奉这些观点的人或者组织连接起来。不管这个组织是不是取“灯塔”这样一个过于明显的名字，也不管信奉这种思想的人是黑头发还是黄头发，就算“灯塔“”里写满了中文也是一样的。观众就是很难和他们亲近，这就是精神传统在艺术作品情感连接中的作用。
而后面那句“我们所见之一切，均是从墙上投射下来的影子。”则干脆告诉观众，这个地方就是信奉古希腊哲学的西方世界。从这里开始，我们对“灯塔”的一切合理性都开始产生质疑。

在马克强闯晨曦大厅之后，与摩根城主的对峙中，也同样表现出了“灯塔”代表的并不是我们这个天人合一的文明。在这段剧情中马克质疑“灯塔”法则违背人性：

而摩根城主站在客观合理性的角度对马克进行反驳：

这两段对话十分精彩，到这里，“灯塔”的逻辑还没有什么问题。
但当马克提出，去地面突破这些残酷的客观环境时，摩根城主却表现出了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抗拒，完全没有一开始的理智。除了从剧情的角度透露出摩根见过白月魁之外，摩根城主还表现出了一种少见的不自信“我们早就不是地面的主宰了”，无视地面有人生存的事实，即便要维持残酷的生存法则也不愿踏出“灯塔”半步。相信我，这不是性格问题，这是剧组对“灯塔”文化基因的刻意设计。西方文明中人与自然是天生对立的，人消灭自然或者自然消灭人，他们没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无法接受那些和马娜生态进行了一定程度融合的新人类。在这种时候，西方文明标榜的理性早就消失无踪了，剩下的只有偏见、歧视和自卑。否则他就不可能如此强烈的拒绝马克那个十分合乎理性的建议。

而到了“特别篇”里，在与“灯塔”完全不同的那个地下城市，白月魁直接点题了，她告诉马克，“如何激发先天就蕴藏在人体内这不被察觉的能量。”“既要......完全成为生态的一部分，还得牢记你的使命。”

所以大家不要只是把“修仙”当成个笑话，它确实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而我坚定地拥护历史唯物主义。但“修仙“”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底层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天人合一”的独特逻辑，人是天地的通道，人可以抵达天地间任何的境界，我们为天下而奋战也是为自己而奋战，这可不是随便哪个民族都有的哲学思想。
二、信仰与“人世“的结合
不知道是否因为祭祀阶层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被消灭掉了，还是因为儒家思想系统在宗教体系完善前就占据了中国人的宗教情绪（平等、互助、有归属感、殉道）。
“儒家本身不是一个宗教，却也有深刻的宗教情绪：慎终追远、崇功报德……那些忠义节烈之士….为了持守正气……可以牺牲生命而不惜。”同时儒家通过“礼”将这些宗教情绪融合在了人们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民间到朝堂，从庆生到安葬，从见面招呼到离行送别，从节庆假日到先祖祭拜，从拜师求学到新婚燕尔，从田间劳作到家长里短。“中国人的宗教情绪，并不一定依附在建制性的宗教系统及其有关仪式，而是普遍地融合与包含在日常生活之中。”或者是因为与欧洲封建领主需要借助教廷的认可来巩固统治合法性不同，中国王权力量在建制性宗教建立以前就已经完成了统治合法性的构建，西周王朝建立后 , 周人在殷商笃信“天”主宰国家王朝命运的基础上 , 将此种天命明确地与“人”的“道德观念"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无上的“天”或者“上帝”或者“神”与人之间进一步联系在了一起。西周的礼乐制度已经将国家权力与宗教仪式进行了融合。
“中国固然以儒家为思想主体，却同样有强大的佛教和道教影响，更别提还有许多地方性的信仰在发挥作用。相对于犹太/基督/伊斯兰体系，中国这个复杂系统没有一神教的排他性，有多元并存的空间。相对于婆罗门/印度教体系，这个复杂系统也没有被种姓阶级割裂的社会。因为有多元并存的空间，中国体系容易接纳外来新因素，也因为没有阶级割裂，容许社会流动，易于进行内在的调适。”宗教在中华大地呈现出了多元以及向“人”向“尘世”靠拢的倾向。
首先是建制宗教的世俗化：先秦的墨家曾有早期宗教的雏形，但在汉代消失了；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广为流传，原因复杂而深刻，首先佛教思想中有与儒、道等中国本土思想契合的内容，早期翻译的佛经也使用了许多儒家和道家的词汇；再者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合法性多次推崇佛教。但佛教在中国必须面对儒家的宗教情绪，政教合一的世俗皇权，以及道教等本土宗教，所以佛教进入中国的历程也是佛教不断改造和适应的过程，最终和各种世俗力量形成了必要的联系与结合；道教作为本土宗教，从《太平经》到五斗米教，不断吸收发展，仪式和道术以符箓、丹鼎为特色，但道教思想却一直有中国传统哲学改造现实世界的特点，到了元代全真派“在教育、医药、卫生、水利、交通各方面的种种建树，也致力维持当地的治安，尽力折冲与调和官民关系，使老百姓有比较和平、安定的生活”，最终发展成在尘世间建立理想社会的愿景。
其次是丰富的民间诸神：“先秦时代，中国是一个祖先崇拜和分封制度结合的宗法社会……没有独立另设教会”。佛教和道教的发展，是在先秦以后，与已经形成规模的天神、神祇、祖灵以及遍布中华大地的地区性信仰持续交互，最后在民间形成了复杂的民俗神庭。包括“自然力量的人格化”，如东岳、先农、龙王、灶王、甚至是人力不可为的灌溉系统（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了解一下良渚古城5000年前的水坝）；“做过特别贡献的真实人物”，如关公，妈祖，安史之乱中的张巡和许远；抵抗瓦剌入侵的于谦；治理广德水道的祠山大帝，各地的城隍和土地也往往祭祀对百姓有恩的地方官，和得人尊敬的地方长者；“民间传说中神话的人物”，比如封神榜和齐天大圣。在中国人看来这既表达一种感恩，也是盼望他们有益于人间的功绩可以长存。在罗马教廷看来，我们都是异端。
“西方宗教是个神圣的世界，与世俗的现实世界构成严峻的对立与紧张。但中国的神圣与世俗这两个世界却没有严格的界限，神圣在世俗之中，世俗有神圣的庇护。”
据此，我们来分析一下《灵笼》的组织设计——光影教会。
首先是教义“光孕众生，众生随影。光涤吾魂，影庇吾体。以道制欲，乐而不淫。宁残体服，不弃光影。” 就已经将“人性”和“神性”做了对立；在灯塔那样残酷的物资环境里，光影教会的礼拜堂和律教士的着装总是华丽得那么突兀；还有与任何生产生活都无关但在教众眼中至高无上的宗教仪式，那些莫名其妙的手势动作和隐藏在兜帽下的面容。这一切都在说明光影教会映射的就是一神教，它就是把全世界的神像都摆在台子上也没用。 西方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说过：“讨论宗教问题，圣与凡的间隔是个重要的项目”。我能感觉到制作组在努力还原一个西方文化语境下的逻辑，让光影教派在剧情中的各种作死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并在这基础上让观众感到西方宗教与世俗现实世界的对立与紧张。无论是赞赏一个殴打自己父亲的人，还是拒绝一位妻子（尘民）拯救自己丈夫的请求，亦或者否定人们自由恋爱的真挚情感。

说出这句话，在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下，他就已经是个道德死人了。
中国人并非没有宗教情绪，但中国人的宗教情绪与人世凡尘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体现人基本生命情感之处，就是中国人表达宗教情绪之所。所以我们很难接受自然的对于亲人的爱居然和宗教要求相冲突，在中国人眼里，如果这个神不爱人，不能理解人的情感，那就不值得去信仰。
写到这里我们就不由的在想，《灵笼》的制作组为什么要把主角团队放在这样一个中国观众看着会心里不舒服的环境里呢？为什么要不厌其烦的去详细设定一个无法和中国观众情感连接的“灯塔”社会呢？
三、种族差异可以跨越
地中海文明的特点是中间大海相隔，各文明以据点形式分散在宜居地区。在他们看来，也许行船几天之后，就会进入异世界，语言、文化、肤色、习俗全都不一样，而这异界和家乡之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海，只有彻底消灭对方，家乡才绝对安全。征服之后也几乎不存在有效治理的可能，犁庭扫穴，抓捕奴隶、劫掠物资变得理所当然。种族与种族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和分割，不存在融合的必要。
但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中华大地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诸多文化群落，东北地区：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最后演变为统一辽西的红山文化；江浙一带：上山、跨湖桥、马家浜、河姆渡、崧泽最后到覆盖了长江出海口的良渚文化；陕西关中一带的大地湾文化以及后来拓展到整个黄河中下游（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内蒙、河南等）的仰韶文化；山东半岛的后李、北辛、白石最后发展成统一大部分山东并扩展到河北、河南、安徽的大汶口文化；湖南地区的彭头山、城背溪一直到控制了洞庭周边两湖大部分地域的屈家岭文化。而作为一个陆地文明，中华文明各部族、文化群落间的差异具有地理上的连续性，且相互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远超以贸易为主要交流方式的海洋文明。这使得中华文明传统上没有极端种族主义的观念，更容易形成远近亲疏的观念，面对共同的威胁，临近的人群主观上有配合的意愿，客观上有合作的条件。一个部落和周边部族，无法产生“异类在我们身边的那种威胁感”，虽然中原文化群落和遥远的边疆部族之间确实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总体来说，临近的部落总还是比较相似，然后差异一步一步的变大，到了双方不能理喻的时候，大概率对方也过不来。

所以我们自己的上古传说时代，炎黄二帝和蚩尤已经是三个部落集团在打团战了。相邻部落间对于合作的需求经常大于互相灭族，即便征服之后有效治理也比彻底摧毁要来的容易。比如蚩尤虽然战败，但他代表的东部文化集团并未就此消失，而是向南迁徙与发展。
到了武王伐纣的时代，中华大地部族关系愈加错综复杂，我们都知道牧野之战，商朝覆灭。但要注意，商并不是后来的皇权帝国，商王纣只是臣服于商王室的地方部落集团的领袖。根据《尚书 ·酒诰》的记载：“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 ，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 …… ”“侯乃防守边疆的部族；甸服必须向殷商王朝献纳猎获物 , 同时还兼营粗耕农业；男服必须向统治者担负各种力役 , 包括耕种田地 , 贡纳粮食；卫服有保卫王室之责 , 即殷王的禁卫军”。
周也是同样的制度结构，并且由于中国地域的广阔，王室与地方势力间的隶属关系往往非常松散。“商周王室及其下属的内服贵族 、外服诸侯，是最为强势和活跃的社会阶层 。不但商王、周王有其直接统治的土地与人民，而且大小不同的贵族也有各自的领地 、家臣和人民，拥有相对独立的生产经济、军事武装，很多贵族家族世代绵延，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也就是说除了商周两家的王族和直接在牧野决战的军队之外，周王室和商王室之下还有大大小小的诸侯、贵族、地方氏族，他们此时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参战，正因为“忽染重疾”或者“路途遥远”之类的理由手握重兵等待着结果。这还不包括环伺周边的夷、方、羌、戎、吴、越、巴、蜀等等。

这种和西欧中世纪有几分相似的政治环境，使得周灭商，除了武力上消灭商王室的军事力量，政治上还必须获得地方势力的首肯，否则这些势力一样可以助商灭周。这就使得“灭国”或者“灭族”的战略在中国变成了一个政治成本极高，几乎不可能的选择。这种政治环境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战国。秦历经四代雄主，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才敢展开灭国大战。就这，始皇帝一死，秦国马上遭到举国的地方势力反扑，秦卒……
所以周王室在消灭了殷商之后，并没有选择把殷商故地的人全部变为奴隶，然后带着殷商奴隶和财富退回周人故地，周人从此不用工作，开启黄金时代。现实上，周也没有这个实力，它只能取代商王室作为各种地方势力领导者的地位，而不能随意消灭任何一个地方势力。于是，周承殷制“周王朝创建之初 ，有不少制度取法自商王朝，在西周中后期逐渐变革殷制，发展出具有其自身特色的礼乐文明。”同时，为了避免商王朝的覆辙（既不能轻易对地方势力灭族，又不能坐视对方成长），周王朝建立之后，便开启了强势而温和的“西周分封制”：“周人在全国建立了绵密的封建网络，每一个封国不是亲戚就是子弟，而且鼓励周人子弟和外姓通婚，使得所有封君都成为周人的亲属。 ”“每一个封君前往封地时，必定率领周人的部队和投降的商人部队，加上周人的一些专业工匠和技术人员，共同建国。当地土著居住在城外，那些封君带来的族群则居住在城里……设立了共存的机制……统治者的奉祀处称为‘王社’，而当地人也有自己的‘社’。武王的弱弟唐叔就分封于山西，建立晋国，接受的指令是：必须尊重当地夏人的文化传统和土著戎人的风俗习惯。”“周人实行外婚制，与外人通婚姻，长期共存，逐渐结合为一体。”“西边有关中的宗周，王畿之内还有诸侯的封邑，包括同姓与异姓诸侯……东方的中原分别分封姬姓和姜姓子弟以建国……随后，周人又从中原向东扩展，推进到山东半岛，由姜姓首领姜太公（姜尚）的长子建立齐国，负责东进事业……姬姓重臣召公一族，则自此北上，追赶退回渤海故地的商人余部，在今日北京附近建立燕国，负责绥靖北路。沿着太行东麓，又有姬姓的卫、邢诸国，与东都成周四面诸国呼应。沿着黄河两岸，北岸的晋国与南岸的虢国，夹岸拱卫两都之间的通道。 在如此布局中，每一个地处边缘或前哨的封国，无不负有融合异族的任务。”
这种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上多元的民族融合传统，使得后来在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思想家们，完全没有希腊哲人那种伴随着经济和军事胜利，伴随着大量奴隶涌入对希腊城邦带来的巨大好处而诞生的征服者的傲慢气息。在希腊哲人眼中，希腊的胜利是必然的，奴隶的存在是必须的，正因为有奴隶负责劳作，希腊的人才能做更加高贵的工作，人的价值才得以体现。而在中国，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到“华夷之辩”这个层面也就结束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已经是中华文明对于民族主义比较极端的表述了。而且《左传》里这句话指的是楚国和楚人，然后楚国成了我国领土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屈原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
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最终也没有把人按照种族或者信仰，分为“人”和“非人”，走向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路。
那么《灵笼》中是如何表现种族观念的呢？“灯塔”社会中执行了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尘民”不被视作普通人类，没有生育的权利，在许多“上民”眼中“尘民”与畜生无异，从基本尊重、薪资、法律条款、生命权利、饮食、住所，种种歧视细节无处不在，让观者无时不刻觉得自己身处“异界”。

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灵笼》的制作组野心极大，从一部剧作的设计角度来讲，《灵笼》花了超出必要的篇幅对“灯塔”那种“不把人当人”的文化内核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展现，以至于我这篇原本是分析中华文明精神传统的文章的每个章节居然都可以对应。我甚至在想，《灵笼》就是为了塑造出一个在幻想世界中存在的“真实西方文明”，为了让观众感受到这种文化内核与我们的巨大差异才设计了这个残酷的末世。展现“灯塔”与人性的对立，对东西方文明进行比较，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比剧情本身还重要。
我们沿着奇幻文学的路径回忆一下，在托尔金构建的种族框架中，精灵往往都高傲自负，矮人则顽固不化，兽人就残暴不仁，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在好莱坞千篇一律的包装中，黑人自身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有试着用一部作品去抨击这种种族主义的傲慢逻辑么？西方文明的种族主义特性没有什么复杂的需要包装的光鲜亮丽的理由，单纯只是因为希腊文明在早期的时候就处理不了种族融合的复杂社会问题，没有成功的历史案例，只能习惯性的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而没有智慧与决心去面对。在犹太一神教的思维范式与古希腊思维范式结合之后，更是将整个西方推进了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的永恒漩涡。《灵笼》正在试着将西方文化内核的底层弱点明确的展现出来，这是之前的作品未曾抵达的领域。
虽然在日式动漫游戏的世界观中，不管是头发五颜六色的，还是头上有犄角身后有尾巴的，都不过是有特点的另一个人罢了，也没有种族主义的特点。但日式动漫游戏的局限性在于它只知道这是东方文化的特点，却没能真正理解这种特点的深层价值。种族间的包容不会一蹴而就，那太天真了，就像我在上面所说的：“临近的人群主观上要有配合的意愿，客观上要有合作的条件”，需要漫长甚至痛苦的过程，且双方都需要付出努力，在不断的合作契机中才得以完成。中华文明在先秦时代完成这种精神传统的积累，花费了数千年的时光，而华夏民族整合的成功例子，给与了后世的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记忆。
正视差异，认可矛盾的存在，而仍然视对方为和自己一样的人，愿意为了双方的共存而努力。这才是中华文明精神传统中道德的制高点，和国产文化艺术作品包括游戏应该展现的人性光辉。
四、社会阶层可以突破
说回到文化，中华文明内部的地缘政治特点以及周王室鼓励外姓通婚的政治传统，使得中国没有形成西欧那种外来者作为“贵种”统治当地人的传统，“周封建的诸国都有都邑，居住城内的国人和城外的野人并没有文化的高低，只是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以稍加区别。”这也使得中华大地的社会阶层流动性相对较大，到了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春秋时代，“已经有贵族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技有专长或其他原因，获得诸侯的宠信，成为高官。这是周朝礼崩乐坏的真正意义，不仅周室的政治权力瓦解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制度瓦解了。”
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由王侯贵族垄断的知识开始向庶民阶层流动，原本为王室或者贵族服务的精通各类业务的“吏”开始凭借自己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比如：讲授经书、礼乐见长的“儒”，精通兵法或武艺的“侠”，以巫医、星相、占卜、术数见长的“方士”，还有长于政治知识应用的“法术之士”等。
到了东周末年，王室进一步衰微，诸侯想着僭越天子、世家大族想着替代诸侯，楚王问鼎，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数百个小国征战不休。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诸侯为了限制和对抗世家贵族的威胁，同时也为了提升国力防止被他国吞并，开始不断引入下级贵族甚至庶民阶层的才学之士参与权力博弈，进行变法，因为这些人没有深厚的根基，所仰仗的只能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利，与贵族阶层又往往存在仇恨。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社会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均动荡不休的环境下，中国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者，往往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落魄贵族或者庶民，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在中国历史的讨论中使用“知识精英”这个词汇，中国最早的先哲们确实有知识，但一点也不“精英”，他们往往需要直面社会苦难，甚至要面对生存问题。他们是一群空有家世的下层贵族、教师、工匠、甚至贫民，是一群必须为生计考虑的普通人。
寻找人生定位，实现自身价值，谋求社会认同，构建统治合法性，成了中华文明的先哲们核心论述的问题。
这对后世的中华文明思想形态和社会形态均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方面，中华文明精神传统强调社会实践价值，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均有自己的社会诉求，儒家在吸收了各派思想之后成为了积极入世思想的代表，即便是出世的道家在个人层面也具有极强的实践精神，而缺乏社会实践意义的名家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另一方面，引入庶民阶层的才学之士平衡统治集团权力斗争，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传统。从两汉的“察举制”到隋唐的“科举制”，皇权、文官集团、皇亲贵胄等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了权力博弈永恒的三角，历朝历代举凡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可调和，无不有人推行“变法”；待到天下大乱之时，无不群雄并起，逐鹿中原。
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便没有明确的贵贱阶级之分，一般的老百姓，都是编户齐民；而文官集团，大致言之，都是凭其知识和能力进入统治阶层，这些人并不能永远世袭。这些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参与了社会权力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也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即：通过学习知识，获取社会权力并参与社会权利斗争，维护自身权利的授予者——统治阶级。 这些特质一如约翰凯里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中描述的内容一致。但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并不信奉个人主义，而是往往带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也经常成为对抗既得利益集团的急先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对至高无上的皇权进行限制，虽然身处统治集团之内，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一点则超越了约翰凯里论述的范围。至少在西汉时代“儒家的今文学派上承孔子济世的使命感”，“董仲舒的学生们甚至建议汉代的皇帝让出帝位，由贤者接替。”，而后经历了东汉官学的“规训”；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代既被豪族势力挤压又忙于消化吸收外来的诸多思想；两宋时期地方宗族把持知识精英的地位，知识分子与接受了佛教和道教影响的基层百姓逐渐疏离，虽然在政治上儒学成为了中国思想不可撼动的力量，但知识分子却逐渐和地主身份重叠，变成了另一种既得利益集团。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屠龙的勇者变成了恶龙，但那就是另一个漫长的故事了。元清两代作为征服王朝“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念，及“天命”应建立在“民视”、“民听”基础之上的相对性， 经过……全盘暴力镇压的残酷现实，竟从此再不能支持百姓对绝对皇权的抵抗。”明代虽然恢复汉人统治，但明王朝的忠君思想之强前所未见，明朝末年阳明学盛行虽然带来了人的自觉，但再次被清王朝打断。
但这种否定阶级固化、否定“贵种”统治的精神传统，却在一次次社会危机发生时作为被压迫者反抗统治阶级的法理依据，而深植于民间，直至近代；从康有为、孙先生一直到教员，西方社会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终究是没有根基，而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引入当时西方的思想理论时，则很容易关注到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最初甚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这一段历史大家可以去看《觉醒年代》。
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肯定“人”实现社会阶层突破的权利和实践，而同时尝试通过建立比个人主义更为高远的“天下关怀”目标来平衡个人私欲，这一点放在当今的世界依然有其深远的社会价值。
这一点在《灵笼》中表现的并不那么明显，也许这个末世的故事也不那么适合表达阶级固化这个主题。但在中章，剧组还是借由马克的嘴喊出：“没有哪条法则，能从一出生就否定我们”

五、生命情感超越生死的延续
这一部分，请允许我直接引用许纪霖先生为《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本书做的序：“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最重要的，莫过于对生命意义的独特理解……从生和死的问题，延伸为祖先的记忆，凝聚许多个人为宗族团体，而宗族与宗族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情成分，由此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中国社会”
"在人间伦理方面，一个族群的延长，是父子祖孙相承的亲缘系统。从《诗经》时代开始，中国人对于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是从幼儿时代的感情成分开展。儒家坚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性善的核心，乃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从恻隐之心延展为羞耻、辞让和是非之心，成为仁、义、礼、智的源头。从心理学上着眼，将心比心，则以生理的亲子之情作为基础，建构人间社会众人共存的基本原则。"
"这一血缘为本的文化，也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死观。生与死，是人生最本质的问题……中国人的生命观，并不是将生、死割裂两节；放在家族的血缘脉络之中，生和死是连续的，也只有将一代又一代的生命连成一串，才能慎终追远。一个个个体的生命，串联成一个群体的生命，成为整个家族乃至整个民族的生命延续。个人的死亡，只不过是下一代“生”的转换。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整体的生命是两条线，一条是对延续的盼望，一条是对过去的忆念。两者是平行的长流。于是，死后的境界乃死前生活的延续，生前具有的一些人际关系，在死后照旧延续。这两条并行线就是生命和死亡，使现在与过去永远平行、纠缠不断。这一基于宗法血缘家族的独特生死观，与西方的个人独立面对上帝的生死观，以及佛教的生死轮回观，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为子孙后代而活着、为千秋万代造福，同时行事做人要对得起祖宗，不辱没先人，个人的生命意义与死后的价值，都与血缘家族的传承联系在一起。"
"生命本身及其存在和运行的意义……从父母生我开始，直至自己身故之后，延伸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那个死亡后的世界，其实还是这个现实世界的延续：这是线性时间轴的意义。而…….美学的部分，则着重于自然空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者彼此的契合与呼应。"
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革命主题影视作品中其实已经非常成熟的得到了应用，并且与西方的影视作品中表达方式有明显的区别，这是值得国产游戏从业者学习的部分。中国人的生命与他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一个个孤独的人。这种精神传统放在艺术创作上的体现就是鲁迅先生的那句“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先生的《药》拥有着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个伟大结尾，而鲁迅先生的哲学思想也完全可以用于游戏世界观和剧情的设计中。崇高与牺牲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个人的牺牲对于事件结果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我知道自己的死亡只能为这个苟延残喘的帝国拖延一些时间，而我坦然赴死”，这太悲观了（《战锤40K》）。一个中国式的故事应该是“我死了，仍然有很多人和曾经的我一样愿意为了理想而赴死，而我的死，成为了触动更多的人让他们萌发尝试去理解我的理想的契机”，于是就有了希望，这希望微弱，但并非全无。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很容易产生共鸣，而欧美叙事中鲜少出现的一点。这也是替代希腊式悲剧的一种办法，我也许不能战胜我的命运，但我可以在我的命运之外打上一个楔子，我改变的并不只是自己的命运。
而这种思想在《灵笼》的故事线中体现得则尤为明显，即便在“灯塔”那个残酷的社会里，在三大法则和光影教会的限制下，人与人也并不是孤立的活着。红寇为了爱情去与命运抗争，虽然并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她的死给马克的命运打上了一个“契子”，使马克从小就在反思“灯塔”的生存法则。退役的拾荒者们因为没能救下红寇而愿意为马克拼命，则给了马克更多发挥的空间。而马克帮助“尘民”女性1225实现自己拯救爱人愿望的行为，又给了其他尘民契机。让他们敢于带着幼小的9033冲破城防军的阻拦，前往医疗区寻找救治。在混乱中，年迈的0609被城防军的子弹击中，在临死之际，他走向医生说道：“孩子，在以前，医生救人，是不看基因的。”而这，又成为了医生改变的契机。

在终章的最后，9033还是死去了，她也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当我们看到光影教会的信徒摘下面具，当我们看到又有人拒绝晨曦大厅的繁衍任务而选择共同赴死，当我们看到那个从出场开始就表现的冷漠刻薄的上民医生，一边吃着9033送给自己的饼干一边嚎啕大哭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东西还是被改变了。
《灵笼》中这条情感故事线的设计，已经无限接近于鲁迅先生《药》的结局，我在这里强烈安利B站UP主“智能路障”对于鲁迅先生《药》这篇文章的解析，比我写的好太多了。（这里是链接）：“然而理想不被群众理解，被群众嘲笑，讽刺，被群众食了人血馒头事情就结束了么？当然没有——坟上还出现了红白花圈......夏瑜之死对中国社会思想人心并非毫无影响，除了其他的革命后继者还在纪念他以外，他的也浸染了夏大妈的心了......这是一个慈母心中发出的却仍然裹挟在封建迷信观念中的对这个荒谬社会的神圣的怀疑......夏大妈朦胧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儿子的正义性，朦胧的意识到了杀害自己儿子的那种力量的邪恶性，于是心中萌生着一种并不明确的复仇愿望。”
怎么样？是不是既视感拉满？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是一个高度人本主义的精神传统，它关注“人”的一切，将人的生命情感体验作为社会道德、真理论述以及统治合法性的支点和外在表述形式。并且把阻挡“人”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力量，无论是自然、神明、种族、阶层甚至死亡都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消解，人类生命情感的每一阶段，每一层次，每一方面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均有丰富的论述，一切皆为了让渺小的人昂首立于天地之间。
既然高高在上的“天”和人之间没有绝对的隔阂，既然神是为了人服务的，既然种族可以融合，既然社会阶层有突破的机会和希望，同时即便穷极一生都无法完成的宏愿，也可以通过家族血脉继续延续下去，时间和死亡也阻止不了。那“人”微弱的努力就拥有价值，“人”向前走的每一步都是巨人的脚印。这便是中华文明精神传统中积极进取的特性。
而《灵笼》的制作组用了整整一季的时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在末世之中将自然与人类剥离、将神性与人性对立、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社会阶层森严、否定人类自然情感的“灯塔”社会，让观众心心念念的主角团在这样一个与中华文明精神传统中的人本主义高度对立的世界中挣扎，让观者的心永远悬在一个无处落脚的空中，然后只用了特别篇不到20分钟的时间，通过对地面小队和地底城市的描绘让我们的心归位了。从华丽的中国武术到小霸王游戏机，从唢呐到火罐，我们一瞬间好像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这种感觉爽到我们没人在乎马克被揍。（打它！！别废话！！！）

在那个小小的地下城市，有人在努力开采矿石材料，有人在协力建造新的房屋，有人在锻造对付噬极兽的武器，有人在和幼童嬉戏。“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个不到一分钟的镜头就足以让观众明白，那个飘在天上摇摇欲坠的灯塔不是我们的归宿，靠消耗底层尘民的生命维持光鲜亮丽的外表也不是我们心之所向，这个小小的地下小城市才是我们家。
在《灵笼》的世界中，人之灵是我们的牢笼，谓之“灵笼”，但灵也是我们打破牢笼的钥匙，这钥匙不在他处，不依赖于神明、不依赖于科技、而就在我们心中。即便亲手毁了曾拼命保护的家园，即便亲手杀死了自己最心爱的人，即便已经不算个人类，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人”依然可以为自己赋予生存的意义。“人”永远值得拯救，也随时都可以获得拯救，但首先要自己做出改变，就像月魁对失去一切后的马克说的那样：“今后是选择背负苦难继续战斗？还是逃避责任选择放弃，这取决于，你自己。”

正视人性的丑恶，不是排除，而是接纳，在这基础之上去战斗，不是为了某个神，而是为了眼前的一切，为了自己最亲近的子女、爱人、朋友，所谓人之常情，而当我们明白身边的陌生人也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情感，和我们一样拥有他们最亲近的人，我们也为他们去战斗，只要有一线希望，哪怕是要踏碎凌霄，我们也要去战斗，这才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传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参考资料：
《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
《西周分封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殷商时期的天下格局》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商朝官制及其历史特点》
《中国文化的精神》
《气候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民族与文化》
《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