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是乌云遮蔽星辰;接着,雨幕掩盖了天空;最后,这一切都汇入炫目的白光中。这是早已被料到的结局。
我俯视灯光下尸体。它畸形的身躯在水泥地上延展,羽毛残破,翅膀枯瘦,爪上残留着脚绊。
我抬头寻找其来处,可所见唯有路灯喧嚣的光芒。寒雨扑面而来,将我眼中的光与暗混淆,于是来自汞蒸气的冷光,也变得与被它淹没的万千黑暗一样迷蒙。我之所见,就好像是死去的鹰对世界的最后一瞥,恒久的一瞬,无从分辨这一切是真是幻。它是否在这须臾间重温了一生——它那被被囚锁于笼中,漫长得以至于忘却了飞翔的一生?在最后的时刻,它是在怀念囚室,还是向往天空?又或者,它是在错愕于原来自己并非生来就能乘驾于风?
我在灯光下驻足凝视它暗淡的眼睛。它那在雨水的拍打下颤抖着、似乎垂死挣扎又仿佛死而复生的尸体,让我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这样说着,她停下手里的桨,抬头仰望,似乎是要在夜空中寻找鹰的踪迹。
她不再划船了,而开始谈论起鹰。她说,游牧民会在春天出发去山里捕鹰。他们事先已经看准了鹰会在哪儿筑巢。当幼鹰破壳后大约二十天,他们就把它取走。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必须要避开母鹰,不小心就有可能丢了命。
游牧民会给捕获的鹰施加各种折磨,他们各有各的办法。不堪忍受的鹰会逐渐习惯,最后成为猎人的伙伴。在冬季,驯化的鹰能猎取各种猎物,游牧民用这些毛皮来做生意。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年复一年,老去的鹰会被放生,年轻的鹰又加入狩猎。
在这阴沉的夜色中,她的笑容晦暗不明。但她确实是在笑。
“女人是不能参加狩猎的。况且我也不是游牧民。其实……”她仍心不在焉地看着天空,“这些都是一个老猎人告诉我的。”
老猎人当时六十多岁,是本地硕果仅存的鹰猎者,他的孙辈中许多人已不再放牧。每年他都会带来猎物,换回烈酒和烟草,以及一些金属工具。闲聊时,他偶尔会讲起幼时的事,他很怀念过去自由的时光。年幼的他跟随长辈在草原上放牧,四处追逐水草,不受约束地穿越国境。可汗也好、埃米尔也好,这些人都不是他们的主人。游牧民只循着代代祖先留下的惯例生活。
这是个守旧、狭隘的人,身体衰老之前内心早已僵化。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因为时代不会为他放慢脚步。他苦恼不堪、满腹牢骚。只有在饮下烈酒之后,在讲述那些真假莫辨的故事时,他的眼睛才会重新萌发出些许微光。
此刻,微光也正淌过女孩的双眼。这光来自她面前的夜空,正有流星从天顶划过。
这是遗忘的时代。抛弃过去的人们集结起来,急于开创新局。这也是疲惫的时代。生逢此时的人们精疲力尽,早已厌倦了斗争。
这是雨的时代。雨只是一味地落下。雨会围困城市,也会洗去血迹。雨水落入汽车腐锈的引擎,落入木马褪色的眼睛。
我环顾四周,所见却只有高草丛在风中起伏。到处都没有半点人迹,这分明是一条野河。我疑心船走错了,有些惶惶不安起来。
恰在此时,云影从河上移开,月光照亮了她。她正从额前拨开被风吹乱的栗色短发,露出一对灰眼睛。她的脸颊带着随和的弧线,下巴很圆润,稍稍翘起的鼻尖透着活泼。这是一副十八九岁少女的样貌。
少女身穿一件开领大衣,衬衫领口处的吊饰闪闪发亮。我认出了那吊饰,它是个小小的口琴。
我说,小时候我家里也有这么个四孔八音的小口琴。奶奶还教过我一首曲子,可惜如今忘了,但口琴还在。
她与亚历山大在这条河上相识,这是他们的流放地。亚历山大比她年长十岁,是个电气工程师。特别会议判他流放十年,罪名是经济反革命。
流放刑期的头四年,每年春天他们都要来这里打干草,也从河里捕鱼补充副食。虽然劳动比较繁重,但却是一年中难得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
亚历山大是个典型的城市知识分子,对农场的活儿一窍不通,还是深度近视眼。有一回,他不知不觉踩进了沼泽地里,眼镜也摔掉了,吓得大叫救命。要不是她及时赶到,用腰带把他拽起来,他当时就淹死了。
他俩就是这么认识的。那时她只觉得这家伙是个有点木讷、带着傻气的男人。
这男人是结过婚的,判刑之前儿子才刚出生。流放后,为了撇清关系,妻子就与他离婚了。他父亲已经六十岁,是个干部,也被流放,后来死在劳动营。
几年后,他把这些往事对她和盘托出。那时的他已经变成农场的农艺能手,甚至写了几篇讨论牛粪温床和温室在育苗上优劣的论文。育苗的工作体力上较轻松,周围又多是女犯,这让农场的一些男人眼红不已。确实有不少女人对他产生好感,但他过去的那些事,他只告诉了当初把他从泥潭里救起来的那个人。
释放之后,他们二人搬到一个矿业小城,开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亚历山大在当地的机电修配厂找了工作,她则一边四处做杂活,一边打理自留地。头一年冬天过得很艰苦,她在替人收土豆时还弄伤了腰。但往后就越来越好了,亚历山大对重操旧业很有热情,不久就抓住机会升了职。收入宽裕之后,借着农场时学来的手艺,他们还在家里弄了个小温室,在里面捣鼓了好些植物。
结婚后第三年,亚历山大出了工伤事故。一台正在检修的电机意外通电,转子飞出来击中他下半身。他大难不死,但双腿都没了,往后只能坐轮椅。
谈到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时,她的声音竟然很平静,几乎察觉不到感情。就好像她正在说一桩别人的事,而自己只是旁观者。
月光又黯淡下去,阴影笼罩着她的脸。口琴吊坠捏在她指间,她的拇指正在铁皮上轻轻摩挲。
“我们这是要去见他吗?”我问,“亚历山大,他在温室吗?”
亚历山大是在夏天受的伤。他熬过了手术,熬过了感染,熬过了日复一日的幻痛。可他始终无法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废人。慢慢地,他患上了精神病,惧怕见到任何人,尤其惧怕见到妻子。
秋季的某一天,当她不在家时,亚历山大把轮椅摇进了河里。三天后,人们在下游找到他的尸体。
街坊对他的自杀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不想拖累妻儿,也有人说是他的妻子暗中虐待他。他们在谈论这些时都小心回避着她,可这些流言最后都飘进了她耳中。那时的她已经成为一位坚韧的母亲,流言打不倒她,她都没流一滴泪。
但在夜深人静时,她偶尔会想,也许亚历山大只是把长满杂草的河岸,错认成了许多年前的那片沼泽。也许他以为,要是他沉入水中,那个女孩就会再一次飞奔而来。女孩会向他伸出手,一把将他拽出这副残破的躯体。
她想,在濒死的幻觉里,那女孩也许真的出现了。这须臾间,他重回年轻,与她一起度过了完满的一生。
我们在街道上流血,相信血会给城市重新带来温暖。可血没有融入土地,只是融入了雨。雨水从伤口流进血管,流进了我们的心脏。在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冷漠城市中,失温的血只滋养了蛆虫。
蛆虫从内部将我们啃食殆尽,只留下一副人的皮囊。我们成了饥不择食的野兽,只顾得上彼此撕咬,却还将同类的尸骸认作战利品。
这是一座河心岛,与劳动营隔河相望。在几年间,荒岛被逐步开辟成农田,这都是由囚犯们赤手空拳一点点建设起来的。
这片田曾用来种大头菜和冬油菜。每一棵菜自冬季起就要在温床中悉心养护,春耕时再从温床上移栽出来。曾有数以百计的囚犯在这座岛上劳作,整季整季地围着这些蔬菜忙碌。
他们都不在了。农田早已荒弃,杂草布满田间,足有一人高,就连道路都几近湮没。
这就是她与亚历山大渡过青年时代的地方,令我想起我童年时的家。
在食品供应不上的时期,我父母学着邻居的样,在公寓楼下搞起一个小菜园。那是个非常非常小的菜园,因为大片的地都已经被别人占了。他们种的也是白菜,起先收成很坏,因为他们都不懂得栽培,后来跟邻居讨教了几次,渐渐地好起来了。
但蔬菜还是消耗得太快,他们不得不把家里的坛坛罐罐都用上。我记得其中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宝蓝色花盆,是奶奶用来种兰花的。奶奶过世之后,就把兰花铲了改种番茄。
我很爱吃番茄。自从番茄苗种下去,我就每天都盼着它快些长。我自己动手给它做支架,自己动手帮它授粉。看着它花落挂果,果子一天天涨大,慢慢由青变红。奇妙的是,在收获的时候,我脑中想的不是果子的滋味,而是之后还要再种更多。
从此以后,那个花盆就成了我的自留地。打理植物的时光,于我而言,是那铅灰色童年中仅有的乐趣。
我想,也正是这种乐趣,支撑着她渡过布满黑暗的时代。
它也已不复当年的模样。玻璃顶棚被人拆作他用,下面的木质梁架因而在风吹雨淋中腐朽坍塌,最后留下的只有四壁的残骸。
我们走进遗迹之中,穿过一排排黄瓜架,那上面如今只爬着枯藤。在枯藤的丛林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宝蓝色花盆,里面是一丛兰花。在如宝剑般修长挺拔的绿叶间,花朵静谧地吐出它的唇瓣。
我听见女孩轻声说道,“我用了好久,才种出这样一盆兰花。”
“对不起,”我对她说,“花儿被我毁了,为了种番茄。”
在口琴正面,有一个用刀浅浅刻下的К。К代表库夏,那是维多利亚的小名。
维多利亚·维克托罗夫娜·彼得洛娃。1918年出生,1932年参加共青团,1937年被捕流放,1950年释放,1954年平反,1988年去世。
三十五岁时她产下独子,这个男孩用她丈夫的名字命名。小亚历山大先后给她带来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
我想,令她惋惜的不仅是男孩,还有这个时代。可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是时代塑造了我们。
我回忆起了小时候奶奶说的话。她说,我出生在流星雨的夜晚。她说,我是流星带来的孩子。
雨水拍打着我的手掌,拍打着手中她的口琴。我吹起了那首早已忘却的歌,伴着旋律,她轻声哼唱。
歌词中的那只鹰展开翅膀,跃入广阔天地,永远自由地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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