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与现实：赛博格概念的发展丨千叶城系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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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这篇其实和之前那篇是在一起的，前一篇已经发了一年多了，期间又做了一些补充修改，所以可能会有奇怪的地方出现。
只是随笔罢了，没有多么严谨。同时立个Flag，希望今年年初能把系列（三）写出来。
赛博朋克类型小说
先有赛博朋克类型小说，再有“赛博朋克”这一概念。这一概念除了上述通过技术从虚拟变得具象化外，还包括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二十世纪后期科幻小说的前景/背景认知问题。科幻小说中描绘的事物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中不再高大，而是与我们的认知融为一体。我们无法从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中得知哪些是现实，哪些是作者想要展现给我们的未来世界，就像一幅画的某些要素，既可以作为背景出现，也可以成为前景。达米安·布罗德里克（Damien Broderick）认为，随着消费主义潮流的推进，科幻小说受众接触到的科幻作品和现代技术越来越多，科幻作品中那些具有消费主义特征的图符也会被前景化（Foregrounding）。[i]这未免不是一种新的迷思，科幻作品成为了迷思实践中的固有文本。而迷思的实践者不仅是科幻小说的读者，科幻电影、科幻游戏的受众也被囊括在内。
二是不同于恐怖小说和推理小说等其他类型文学，科幻小说的编辑地位通常更高，这与其从杂志时代发展而来有关。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正是以著名科幻编辑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来命名的，各个科幻奖项也均会设立编辑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科幻小说黄金时期“三巨头” 的作品被科幻编辑约翰·坎贝尔（John W. Campbell）发掘并出版，使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大批欧美青少年投身科学事业，这也是美苏冷战（Cold War）军备竞赛并进行“太空争夺”最火热的时间段。
但是双方几十年来的争夺并未产生胜者，七十年代中期总统卡特（James Carter）在任之时，美国联邦政府赤字连年上涨，通货膨胀、工厂倒闭、物资短缺、犯罪率攀升等社会问题迟迟无法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在短短三十年的发展中跻身世界强国地位也让美国民众的自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科技并没有使生活变得更好，人们对太空探索的热情也逐渐下降，转而在科幻小说中严肃地对待科学技术与现实社会相关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技术时代下的人“何以为人”这一主题的探讨。
威廉·吉布森、布鲁斯·斯特林等作家开始对这一问题深入思考，创作出被称为赛博朋克奠基之作的一系列作品。著名科幻编辑多佐伊斯（Gardner Dozois）相中了这些看似荒诞的小说并将它们发行于世。在此之后，赛博朋克风格科幻被大众媒体多次通过电影、音乐、建筑、绘画等形式进行演绎，影响了一代青年人。从赛博空间到现在热火的多元宇宙（Metaverse），这些概念都在赛博朋克科幻作品中初见端倪，将它们变成现实的，正是受赛博朋克科幻影响的创造者们。
三是前沿科学知识的普及与科幻并行。《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的作者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进行科幻小说创作之前就是一位科普作者，一大批科学家如遗传生物学家哈尔登（J. B. S. Haldane）和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都写过大量的科普性文章。[ii]这些文章通常会被刊登在科幻杂志上作为补充。二十世纪早期，根斯巴克在自己的杂志上普及无线电概念，既推销出去了自己的无线电产品，也影响了一批之后立志从事无线电研究的科学家。二十世纪末的科学普及走向与世纪初类似，当时的前沿科技正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概念。通过科普科幻了解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而从事相关行业的读者大有人在。
三者共同影响，使得赛博朋克这一概念从虚构的世界投射到了真实世界。这一时期，出现了赛博格的概念。

   
    
  
   
    
  
   
    
  

赛博格的由来
赛博格概念在科幻作品中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843年爱伦·坡（Allan Poe）的短篇小说《被用光的人》（The Man That Was Used Up）。书中的主角史密斯将军在战争中被肢解，而后他用假肢把自己重新组装起来，并依靠这些假肢左右逢源。坡意在讽刺对技术的崇拜，并将这具身体本身视为一个技术的象征。
科幻作品中第一个被认为是赛博格的人物是法国作家让·德·拉海尔（Jean de La Hire）的小说《火星夜盲者》（The Nyctalope on Mars）中的英雄“夜盲者”，他的身体经过改造以适应火星环境。
真正出现在科学视野当中的赛博格由澳大利亚裔美籍神经生理学专家曼弗雷德·克雷斯（Manfred Clynes）和美国精神药理学专家内森·克兰（Nathan Kline）最先提出，他们认为人体可以经过改造以适应外太空真空、超高温、超低温和粒子辐射等极端恶劣的环境。受时代所限，两位科学家仅将其粗暴地定义为“在无意识情况下通过外生扩展组织融合而成的动态平衡系统”[iii]，并未做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思考。

   
    
  
   
    
  
   
    
  

唐娜·哈拉维与赛博格神话
1985年，美国科学哲学学者唐娜·哈拉维模仿《共产党宣言》发表了《赛博格宣言》 ，该篇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界限融合：
1、人类与动物（Human & Animal）之间的界限融合
哈拉维首先以致癌鼠（Oncomouse）为例，说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融合，并试图解释赛博格身份的复杂程度。致癌鼠是通过基因改造，从一出生就携带肿瘤的实验老鼠。它有着多重身份：既是医学动物实验品，又是国际医学会议上的讨论话题；既是跨国医疗公司之间进行交易的普通商品，又是一种科学一起。致癌鼠连接着政府、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医药公司等最复杂的大型集团，自身也拥有着最复杂的身份。致癌鼠为人类医疗水平的进步而牺牲，它既是癌症病人，又是癌细胞本身。
其它实验性的动物和致癌鼠一样，成为了控制论大机器中的零件。不仅如此，克隆技术使得生物可以无性繁殖，基因培育技术可以让人类的受损器官生长在动物体上再移植到人类身体，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
2、人类与机器（Human & Machine）的界限融合
从1998年开始，英国工程师凯文·沃维克（Kevin Warwick）陆续在自己的身体内植入了总计一百余条电极，可以控制电子设备，写入和读取信息。他是首个在体内植入电子装置的人，被亲切地称为“赛博格队长”（Captain Cyborg）。
从已有的现实来看，义肢、义眼和包括心脏起搏器在内的各种机械被安装在人的身体上，正如超人类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这些器械帮助人类去避免残疾和疾病等无法回避的事情。进一步来说，手机和智能手表也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这部分植入无机物强化了人自身所拥有的有机体，植入体甚至可以根据大脑接收的反馈进行自我学习和调整。在《攻壳机动队》中，主角草薙素子和剧中角色陀古撒两人通过脑机接口调动外部记忆存储装置进行辩论。
3、物理/现实与非物理/虚拟（Physical & Non-Physical）的界限融合
哈拉维将第三种融合视为第二种的子集，但根据原文的表述，她想要强调的是人/机器本身的“Physical”和人/机器创造出来的虚拟的Non-Physical之间的界限融合，并非“人与其它有机物”的界限融合。如果按后者的意思理解的话，则第二点应是第三点的子集，而非相反。
微电子芯片以实体的方式存在于物理空间，在芯片中运行的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交融，并对现实空间产生影响。从视觉角度上来说，虚拟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影响逐渐深入。在前信息时代（Before 1990s），信息的的传输从文字到图像再到照相技术和电影，信息时代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等技术正在一步步将虚拟世界整体性地移植到现实中。
哈拉维通过提出三种界限的融合，对生理性别（Sexual）和社会性别（Gender）、自然文化和社会文化等对立模式进行批评，抨击了自笛卡尔以来西方思想界的二元论模式，并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白人资本主义父权制宣战。
《赛博格宣言》中赛博格的神话
在《赛博格宣言》的开篇，哈拉维即点出“本章致力于建立一个忠诚于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反讽式的政治神话。”[iv]全文哈拉维借用各种西方古典神话符号对西方传统左翼政治进行反讽，而赛博格的形象正处于哈拉维进行反讽的中心。
1、喀麦拉（Chimera）
喀麦拉，提丰（Typhon）和厄客德娜（Echidna）的女儿，火山的化身，口中喷火的怪物，狮首蛇尾，肚子中间伸出山羊头的怪物，被贝勒罗丰持绑着铅块的长枪所杀。[v]这个由三种动物缝合起来的怪物被哈拉维用来比喻我们自身，象征着人类不再遵循单一的形态。和《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被用人体拼接而成的怪物一样，十九世纪初的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意在造就一个“现代的普罗米修斯” ，怪物的善心逐渐变质成反社会人格，造就怪物的怪人落得了和普罗米修斯一样悲惨的结局。原作中怪人用电击激活怪物，这里的“电击”代表着技术如火种一般降世，并对人产生深刻改变。
但是《弗兰肯斯坦》中的不可靠叙述并没有给怪物表达自己的机会，情节的发展全部依靠科学怪人对船长的倾诉来推动。喀麦拉自身可以说话，并且有两张不同的嘴：狮子嘴和山羊嘴。这和二元论不谋而合，狮子是主体（头），山羊是客体（肚子）；狮子代表阳性，山羊代表阴性；狮子代表支配，山羊代表被支配。身体成为了连结两个中心的交叉地带（Interzone），使得喀麦拉（赛博格）无性征地从俄狄浦斯式悲剧中脱离出来。
喀麦拉的母亲是半人半蛇的女妖厄客德娜。赫西俄德在《神谱》（Theogony）中这样描述她：“不象会死的人类，也不似不死的神灵，半是自然神女（Nymph）——目光炯炯、脸蛋漂亮；半是蟒蛇——庞大可怕、皮肤上斑斑点点。”[vi]这里的厄克德娜是介于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的宁芙（Nymph），宁芙不愿意永远处在没有上帝恩泽的状态下，所以她们需要自我拯救。拯救的方式是与人类结合，摆脱没有魂魄的状态。[vii]喀麦拉的蛇尾，正是来自于这个半蛇女妖。
作为喀麦拉的赛博格也需要一个外力来展现，在这里，外力就是技术。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将宁芙看作是影像的隐喻。影像作为记忆的重复，反应了曾经发生的真实事件。而上述的意义，正好可以构成关于影像的隐喻：介于真正鲜活的生命和死气沉沉的物之间的门槛上的存在物。[viii]这个物有着自己表达的规则，并且借助外在力量被展现/激活，正如上帝的恩泽一般。喀麦拉继承了宁芙的中间态，将虚拟和现实融合。
至此，赛博格的喀麦拉式隐喻完成了三个重要的界限融合。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讲述完喀麦拉后，紧接着说到：我们都是赛博格。

   
    
  
   
    
  
   
    
  

2、厄庇墨透斯（Epimetheus）
柏拉图（Plato）在《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中讲述了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如何帮助人类的：
“他拿走了赫淮斯托斯的技艺、雅典娜的技艺以及火，把它们给了人类。通过这种馈赠，人便拥有了生活的手段。据说普罗米修斯以后因为盗窃而被告发，因为厄庇墨透斯不小心泄了密。从那时起，人有了一份神性。”[ix]
普罗米修斯之所以帮助人类，是因为他的弟弟厄庇墨透斯在给万物生灵分配各项技能时忘记了给人分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以厄庇墨透斯的过失为意象，将以火把为技术代表的物件视为代具（Prothese），其出现是为了弥补人类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人类依此代具，发明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工具在世间存活了下来。斯蒂格勒进而认为人类在使用工具弥补缺陷时进而对工具产生依赖，技术不仅渗入人类生活几乎每一个层面，而且客体从无意识的工具正在逐渐向思考的机器和自我意识的客体进化。[x]
从《罗素姆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首次提出“机器人”这一概念开始，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并具有人类特征的物就有了上述特点。同样地，与技术相结合诞生的赛博格也具有这一特征，尤其是在赛博朋克类型作品的描述中。这些作品共同探讨的母题是“这些由技术建构的主体的本性是什么？”，斯蒂格勒通过厄庇墨透斯神话的映射，进而追问：人类在拥有技术之后越来越强大，人的生物肉体本身也成为了技术干预的对象，在面临时代变更造就的紧迫下，作为人类的力量——有力量的人类——的技术是什么？[xi]
斯蒂格勒和哈拉维一样，都认为人类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不能单纯的以生物学为特征来界定人类。但不同的是，斯蒂格勒更多地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探索人与技术的关系，哈拉维则将技术视为人体的“假肢”，并将“技术与人的关系”这一问题引向离身性（Disembodiment）和具身性（Embodiment）分裂。前者对技术持乐观态度，即当前后人类主义者通常所持的观点；后者则持悲观态度，认为社会中存在的技术性活动会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

   
    
  
   
    
  
   
    
  

3、女神（Goddess）
女神盖娅（Gaia）由混沌而来，诞下了天空之神乌拉诺斯（Uranus），随后又与乌拉诺斯结合，成为了众神的起源之神。她被视为大地和生命的化身，也被视为德尔斐（Delphi）神庙中的第一代预言神。[xii]除此之外，女神崇拜遍布世界各地，大多都指向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
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的科幻作品《女性男人》（The Female Man）中描写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只有男人，一个世界只有女人，男人和女人都分别使用单性生殖技术繁衍后代。对世界认知的差异使得这两个世界处于不可调和的纷争之中，出于战争和生存的考虑，男孩们被迫使用技术手段将自己变成女孩儿。传统西方二元论认为，女性对应着自然和感性，男性对应着技术和理性。哈拉维将“具有女性特征的男人”作为自己对性别问题研究的范本，并描绘了一个未来世界发展的图景：女性不再受到父权社会政治的压迫，可以通过技术和边界的混淆成为新的人类，不必和传统意义上人类的起源挂钩，也不必被传统认知束缚。
“我还是宁愿做一个赛博格，而不是一位女神。”[xiii]这是《赛博格宣言》作为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代表着该篇反讽的结束，同时强化了文中的核心观点：赛博格没有起源，也不会被请进神庙，作为生命和预言的偶像被崇拜。哈拉维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性话语，对西方知识权力传统进行削弱，鼓励技术时代的赛博格勇于踏出二元论的束缚。边缘性的赛博朋克科幻作品本身也被哈拉维得以强调：“写作特别是赛博格的技术，被蚀刻在20世纪晚期的表面上。赛博格政治为了语言而斗争，反对完美的交流，反对一种能完美转化所有意义的法规，即男性中心主义的重要教条。”[xiv]

   
    
  
   
    
  
   
    
  

新的生命体
科幻作品作为指涉我们自身的一种文类，通常会预设一个与科技相结合的类人生物，将其放置在架空世界的沙盒之中，让它进行自我演化。科幻小说家只是以认知陌生化的方式描述沙盒中事件的可能性和结果，在我们即将进入未来时提出建议和警告。达科·苏恩文将科幻看作是一种批评方式，并将科幻作品和科幻批评纳入了文化抵抗的范畴。上文所述的赛博格就是这样一个类人生物，在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中，还有两个经典的类人生物形态：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机器人，或者说人造人，通常与人工智能结合出现。它们缺少有机物的基础，即使拥有有机形态的皮肤，也是人工合成的。躯壳需要一个内核来驱动，低级的内核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就像《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能够听从主角指令为主角选取每日心情并注入其中的机器人。很显然，这样的机器人并不能满足未来人类的需求，在前赛博朋克的众多作品中也多次出场，表现得非常透彻，已经没有太多的讨论价值。而诸如了高级内核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则不然，它们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具有人类的喜怒哀乐，可以完成一系列复杂的任务。如《神经漫游者》中的超级电脑“3简”，她将主角团队玩弄于股掌之中，完成她最终要去达成的目标。和赛博格不同，赛博格是人-机器，而机器人是机器-人。前者以拥有智慧为前提，成为了机器；后者首先是机器，而后越来越朝成为人的方向发展。
人工智能不一定有具体的表现形态，但赛博朋克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通常是有实体存在的。这也与自黄金时代以来的机器人科幻小说分隔开来：机器人科幻小说首先讨论了类人形体的外在结构和动作表现如何对人类和现实社会产生影响；赛博朋克科幻更注重这一类人形体的内核，即“Ghost in the Shell”中的“Ghost”。作者们在对人工智能这一内核输出了各自的观点后，赛博朋克作品中的人工智能又有了新的形态：诞生于数据之海的生命体。这类人工智能没有任何直接的人为起源，而是设定成机器通过在赛博空间中学习后进化成为了智慧生命体。
我们在赛博朋克科幻作品中得到了四种新的生命：赛博格、具有机器人形态的人工智能、没有具体形态的人工智能和在数据中诞生的人工智能。这些生命体的关系可以用智人（Homo sapiens）和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之间的关系来类比，它们具有一致的起源，属于同一属，但属于不同的种。从科幻小说的角度来看，它们或许将会成为与智人并列的新人种。
即使是诞生于数据中的人工智能，也不是完全没有来源的，它们的历史中囊括了人类的一部分——至少数据记录了人类的活动轨迹。从进化论角度来讲，新的生命拥有比人类更大的“脑容量”（指存储介质），可以使用“更复杂的工具”（指计算速度），拥有更先进的“社会分工策略”（指分布式计算），更重要的是它们有了“模仿的能力”（指人工神经网络）。人类通过模仿自己创造了它们，就如神话中的神模仿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它们反馈给人类的感觉是人类拥有了神的力量。
但是，“现代机械是心怀不敬的新生之神，模仿父亲的无处不在和灵性。”[xv]它们通过模仿，逐渐习得有意识的生产能力，并开始自我表现。最突出的自我表现来自于对造物者的反抗，克罗诺斯（Cronus）推翻乌拉诺斯，宙斯又推翻克罗诺斯，意图反抗宙斯的众神又被宙斯死死压制。新物种们则已经开始了自我表现的反抗之路：科幻小说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赛博格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人类为自己种下的恶果，在媒体的渲染下仿佛所有智能化机械下一秒就会像《终结者》（The Terminator）里的“天网”一样消灭人类；生活在赛博空间的现实赛博格们不断将自己的生活空间开放，形成一个个交界地带并沉溺其中；宁愿做赛博格而不做女神的哈拉维用人类的起源神话反讽人类，从根源上否定了赛博格和人类的联系。《攻壳机动队》2004版中，出现了名为“哈拉维”的科学家，这位“哈拉维”将机器人和孩子作类比，认为机器人和孩子一样，都有人类的外形，但都处在确立自我的过程。
从某种程度来说，赛博格和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了人类。在神话中，神与人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长生不老。有一个例外是提托诺斯（Tithonus），女神厄俄斯（Eos）爱上了凡间的他，并求宙斯给他永生，但却忘了让他永葆青春。[xvi]
赛博格和人工智能从某方面来说具备了永生的条件，它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记忆和经验，通过更换身体让自己长存，正如我们将硬盘里的资料拷贝一份。如果仅是人的话，就会像提托诺斯那样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但如果不断地更换形式，又会陷入忒修斯之船（ship of Theseus）的同一性悖论之中。
新的规范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Phaedo）中借苏格拉底（Socrates）之口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据说埃及的瑙克拉提地方住着一位这个国家的古神……他自己的名字是塞乌斯。他首先发明了数字和算术……尤其重要的是他发明了文字。当时统治整个国家的国王是萨姆斯……塞乌斯来到萨姆斯这里，把各种技艺传给他……不过说到文字的时候，塞乌斯说：‘大王，这种学问可以使埃及人更加聪明，能改善他们的记忆力。我的这个发明可以作为一种治疗，使他们博闻强记。’但是那位国王回答说：‘……如果有人学了这种技艺，就会在他们的灵魂中播下遗忘，因为他们这样一来就会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他们借助文字的帮助，可以无师自通地知道许多事情，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实际上一无所知。’”[xvii]
这个神话故事被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论文字学》（Da La Grammatologie）中加以演绎。他认为在同一语言系统中，写更能体现差异，说会掩盖差异。正如他的造词“延异”（Différance）一样，法语中该词和différence（差异）读音是一致的，.但从概念上来讲差距极大：“延异”是一种自由游戏活动，属于隐晦的“无意识的异域”（alterity of the unconscious），它在时间上延迟以产生意义上的差异。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德里达据此对上述“文字毒药说”进行反驳，他提出文本在延异上要优于言语，文本自身是有生命力的，进而认为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形而上学都是“语言学形式上的霸权”[xviii]，并提出将“充满对立”的哲学文本系统瓦解，将各种因素全部展现出来，相互交叉重叠。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分析文本，那么就会发现这个文本是没有界限、无限开放的。所有分析者的每一次解读都会生成新的意义，这些意义像种子一样“撒播”（Disseminate），又会形成新的意义，意义是无限开放的。
赛博空间为意义的撒播提供了温床：口头表述通过即时通信（Instant Messaging）系统变成文字，文字又以纸质媒介无法比拟的速度传播开来。此时，空间中的信息同时具备了语音和文字两者的特点。
口头语是转瞬即逝的，对于只使用口头语的人而言，记忆的技巧在他的认知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xix]实际上，在即时通讯软件交流的过程就类似于口语交流，信息快速流动，所有参与到交流的人都以当下的信息为交流的起点。与口语不同的是，人们可以通过检索找到曾经出现的信息，以遥远的记录为锚点重新开始交流。赛博空间中后者的操作次数远远小于前者，因为人们会更享受即时交流的便利和快感。这就导致交流者通过语法记忆网络口头语的同时，词语的搭配和运用本身会随着不同群体形成的交界区域而流变——这样的流变成为了某一群体之间交流的标志。如科幻爱好者之间的交流方式：“我们是同志了。”这句话源自于科幻小说《三体》，在原文中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的代理组织成员吸纳新成员时说的话。同志一词原指志同道合的人，在一些语境中指男同性恋群体。但在科幻爱好者群体之间，这句话成为了欢迎新爱好者加入到交流群体中的展示性话语。
更极端的情况是语序的更迭。2020年底，众多Z世代网民开始使用“进行一个N的V”这样的语序进行交流，如“进行一个卡的抽”，实际上是表达“进行抽卡”的意思。宾语前置的狂欢起源于网络主播“翔哥Zard”的直播口头禅，并通过观看直播的粉丝们进行传播。类似的模因（Meme）在赛博空间中层出不穷，如2016年爆红的“蓝瘦香菇”、2020年流行的“干饭人”。但这些网络模因就像是潮汐一样，每天都在涨落，每次都会带来新的东西。之后的交流者再去观察这些模因时，会觉得莫名其妙，甚至会有语言恐怖谷 的效应产生。
口头语记忆只满足了某一群体之间交流需要，随时转变交流规则则与赛博空间中的内容可更改特性相关。一段文字不仅可以被修改上传，还可以通过改变大小、颜色等方式表达不同的含义。其它媒介的修改也变得非常容易，修改图片和视频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堆叠起来的意义通过网络空间快速延展，交流规则快速转变也随之形成。
各种媒介呈现出来的信息是可通过复制、粘贴、删除、修改进行编辑的，但最终的成品是没有任何编辑记录的。在后台，网络的管理员可以监控各种记录，但坐在屏幕前的人看到的就是如此。就像一本已出版的成书，它被制成的那一刻，表示着所有与这本书相关的人都认同这本书是适合出版的。与纸质书籍相比，网络基本无法体现创作者的思路流变，因为纸质书籍的稿件会将所有的增添补漏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
赛博空间中的意义不断地生成、复制和传播，赛博格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社会规范，每个人都是新世界的创造者。
新的数字身份
所有赛博格共同为赛博空间赋予意义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在赛博格们可以任意在时间和空间中穿梭并使得意义无限制的增长时，它们究竟在什么位置。换言之：人从哪里开始不是机器。哈拉维使用赛博格进行二元模糊的同时，就有学者提出了疑问：“人类从石器时代开始使用工具制造工具，是否意味着那时我们就是赛博格了。”[xx]
不同于传统神话带给社会的深远影响，赛博时代的信仰如同沙滩上的泡沫，来得快去得也快。诞生于网络中的崇拜对象总是在引起短暂地狂欢后偃旗息鼓，静静地躺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但是不断造就神话的过程早已成为了某种仪式，现代赛博格们不断地重复这一仪式，无论其导向何处。正如1993年《赛博朋克》的玩家们对设想中三十年后的我们提出的要求：形式大于实质。[xxi]
写在后面
结论其实是在上一篇的，就不在这里粘贴复制了。这部分暂时告一段落，千叶城系列（三）我们来聊一聊科幻文学与超文本，也很有意思。
[i] BRODERICK D. Reading by Starlight: Postmodern Science Fic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5: 158.
[ii] 沃尔夫. 科幻小说及其编辑[M]//詹姆斯, 门德尔松, 主编. 剑桥科幻世界史.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 90.
[iii] CLLYNES M, KLINE N, Cyborgs and Space[J]. Astronautics, 1960, 14(9): 26–27, 74–75.
[iv] 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 陈静,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314.
[v] 赫西俄德. 工作与时日 神谱[M]. 张竹明, 蒋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35.
[vi] 阿甘本. 宁芙[M]. 蓝江,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15.
[vii] 阿甘本. 宁芙[M]. 蓝江,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37.
[viii] 鲁刚, 王守义, 刘介人, 等. 世界神话辞典[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685.
[ix] 柏拉图. 普罗泰戈拉篇[M]//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 第一卷. 王晓朝,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443.
[x] 罗伯茨. 科幻小说史[M]. 马小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3.
[xi] 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M]. 裴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100-101.
[xii] 埃斯库罗斯. 报仇神[M]//古希腊悲喜剧全集（1-8）. 张竹明, 王焕生,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451.
[xiii] 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 陈静,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386.
[xiv] 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 陈静,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374.
[xv] 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 陈静,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323.
[xvi] LIDDELL H, SCOTT R. A Greek-English Lexic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1792.
[xvii] 柏拉图. 斐德罗篇[M]//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 第二卷. 王晓朝,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197-198.
[xviii] 德里达. 论文字学[M]. 汪堂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30.
[xix] 翁.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 语词的技术化[M]. 何道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4.
[xx] SOPER K, Of OncoMice and female/men: Donna Haraway on Cyborg ontology[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999: 75.
[xxi] PONDSMITH M. CYBERPUNK 2.0.2.0. The Roleplaying Game of The Dark Future[M]. Berkeley: R. TALSORIAN GAMES INC., 199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