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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本文摘要
童年从成人生活里被区分出来的说法，是伴随纸质媒介出现而出现的。随着书本成为知识传播的最主要载体，孩子从身边大人学习知识（尤其是技术）的需要不断消失，于是坐到书桌前接受新职业教师的教导，成为童年的最重要阶段。
在这个阶段下，儿童的生活方式逐渐与成年人区隔开，洛克也随之提出了儿童白纸说的教育理论，成为现行儿童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电视代替纸张成为了全新的主要媒介之后，童年的存续空间——学校，及其背后的知识传播方式出现了严峻挑战。儿童可以通过电视甚至是互联网接受知识，前喻/后喻文化开始出现分野，童年的概念开始被吞噬。
当成年人想要为了将就孩童而将电视文化或互联网文化变得越来越“安全”“纯洁”时，成年人发现自己的更“不童年”的需求也随之消失，于是开始出现了童年的延长。
随着医学的进步，人类的可存活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老年的起始计算时间也开始出现动摇。更长的寿命带来了更多病的老年和更难以支持的社会福利，如果老年的总长度不变，那老年的起始计算时间就必须向后延迟，随之变长的是中年时段。那么童年呢？自然也会随之变长吗？
在被保护的童年越来越长之后，已经生理成长为成年人的人们，心理准备却还没有完成，于是形成了不是童年的童年。
未来将如何判断童年的长度，亟待我们去思考。
一、童年的诞生
一、童年的诞生
对于很多置身于现代社会的现代人来说，“儿童”与“成人”的“本质性差异”，“童年”作为一个人生阶段的“特殊性”，似乎是一种不言自明、无需论证即可成立的“常识”。然而，如果追溯文明的发展史，就会发现我们今日熟知的“儿童”概念在前现代社会并不存在，“儿童”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想象”和“发明”——与乌托邦概念本身就是针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想象与发明出来一样。
在纸质媒介之前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斯（Philippe Ariès）在其名著《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Centuries of Childhood）中提供的历史资料，在现代文明兴起之前，一旦幸免于早夭的年幼者证明了自己具备生存的能力，他们便会立即被视为与年长者无异的“成人”。例如，他们尽可能早婚，以便在短暂的寿命结束之前，为策略性结盟而联姻，并完成传宗接代的责任，提高家族生存的几率。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接受教育，下层阶级的孩子通常在7岁之后就离开家庭，去从事体力劳动；而贵族子弟也基本上在11岁左右、甚至更小的时候就直接进入职场。当时的年长者在年幼者面前可谓百无禁忌，他们说着粗俗的语言，做着淫秽的动作，而年幼者看着一切，听着一切，既学习着，也参与着[1]。
这种情况与当时的信息传播环境有着深刻的关系，在前现代的社会里，识字的能力只由某一个特权阶级所拥有，这导致所有重要的社会交流都是通过面对面的口头交流方式进行的，口语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而口语的掌握几乎不需要任何的特殊学习和训练。前现代的“公众口语文化”造成了年幼者和年长者的在行动范围、信息获得渠道、交际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混同，继而造成了前现代社会缺乏“儿童成长/发展”的观念。在前现代的社会，“儿童”被当作是“缩小的成人”来对待，庆祝孩子的生日这一家庭习俗是不存在的[2]，“现代儿童观”所高度关注的“儿童的特殊性”则遭到严重忽视。[3]
“儿童”是作为“成人”确立其主体性的他者而生成的，也就是说，先是有了“成年”的概念，而被驱除出“成年人世界”的人就成了“儿童”，他们被安置在了另外的人生阶段、存在形式，也就是“童年”当中。而成年概念的诞生与信息传播环境的革命性变化密切相关。大约在15世纪到17世纪，西欧拥有了活字印刷术，并对其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当然，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发明要远早于西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发明的潜能并没有被充分挖掘），西欧的传播技术获得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更新。
作为与成人的对立
印刷品中文字材料的线性组织形式，以及文字符号的抽象本质，使得一个全新的符号环境建立起来。为了适应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符号环境，概念思维、抽象思维、逻辑推演能力得到空前重视。而理性主义的张扬，进一步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兴盛和启蒙运动的开展，并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以“理性”为中心的“现代性逻辑”：理性是人所共有的，它构成科学认识与道德行为的基础，构成价值观念的来源，也由此构成社会进步的动力；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合理性”是判定事物价值的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全新的关于“人”的概念诞生了——那就是“成年人”的概念，即指那些具备了适应全新信息传播环境的素质和能力的人，而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被命名为“成年”。“儿童”正是作为“成年人”确立自我主体性的他者而产生的。“儿童”被现代主体用来指称那些还不具备新社会所要求的足够能力及相应素质的人，“儿童”所处的人生阶段被命名为“童年”。
在阿利埃斯之前，儿童似乎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值得研究者费心研究。《儿童的世纪》则逐渐让历史学家意识到，儿童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建构。阿利埃斯一改帝王将相的历史书写，描写社会史中的日常生活，站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建制化的视角，来解读历史，这和福柯笔下的建制化的疯癫、性可谓异曲同工。
既然“儿童”概念的本质是由现代主体建构的，它的界定和维持，需要一定的话语机制对其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和具体化的表达。而建构“儿童”的现代性话语实践，即是“儿童的发现”。同时，现代家庭也逐渐形成，由于“儿童”被要求接受长时间的有计划的教育，家长被赋予了种种新的教育和监护职责，这更加巩固了“儿童”的受隔离、受保护、受引导的定位。以有组织的义务教育机构和稳定的现代家庭为核心，现代社会形成了“成人”对“儿童”的基于信息控制的管辖监控体系。[4]
光有行动力上的监控还不足够，在理论层面上还需要构建一个“儿童白纸说”的神话图腾。洛克在1693年出版的《教育漫话》中强烈呼吁，应当重视对儿童的“教育”。他把儿童视作“珍贵的资源”，认为教育应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和自控能力培养，建立孩子的羞耻感和理性。洛克把儿童的心灵比喻为“空白的书写板”[5]，在他看来，这块“空白的书写板”应该通过接受成人的教育，增添上适宜的内容，从而走向“成熟”。
洛克的“儿童观”经过发展演变，形成了一种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谱系。这种知识包含着一种带有强烈社会功利性的教育动机，“儿童”被视作在本质上有所欠缺的未完成的个体，“童年”被建构为一个随时间前进的合乎逻辑的目的论式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becoming”的过程，其最后的目标是具备符合“成人”标准的“成熟”的理性，以满足社会的要求。洛克的思想为政府、社会对儿童教育事业的重视提供了认识论上的依据，对于保障“儿童”在“童年”时期接受学校教育的社会约定具有深远的影响。
教育家卢梭则提出了一种通常被概括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卢梭在他的教育学名著《爱弥儿》（Émile: ou De l'éducation）中明确地表态：“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6]。
卢梭同意洛克关于儿童缺乏理性的判断，也认同理性主义启蒙运动背景下的现代教育目的：“我们生来是柔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昧的，所以需要判断的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都要由教育赐予我们”、“一种良好教育的优异成绩就是造就一个有理性的人”。与洛克相比，卢梭的“消极教育法”更加强化了“儿童”的特殊性，尤其是缺乏“知识”、“理智”的身心特点。
这种“儿童本位”的自然主义教育的完成，与洛克殊途同归甚至更进一步：以“自然”的名义，在细密的保护和严格的阶段性限定下，将个体逐步塑造成一种遵奉“社会契约”的“理性”和“德性”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主体。
儿童白纸说
在深受卢梭影响的浪漫主义运动和人道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各国政府“保护儿童”的法令，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叶陆续得到全面通过和执行，“儿童福利”体制大幅度完善，各种维护“儿童权益”的机构设立。公民的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国民义务教育在西欧各国全面普及，使用童工的工厂遭到取缔。“儿童”和“童年”的现代性定义得到了空前切实的实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们穿自己的服装，玩自己的游戏，读自己的文学，基本上拥有了理论上所设想的舒适而惬意的“童年”。
1900年，瑞典女作家、教育家爱伦·凯迎着20世纪的钟声，推出了与阿利埃斯这部作品的中译本同名的《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构筑了一种希望：儿童就是进步本身，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这一宣言预示着，“儿童中心”（child-centered）的观念，于20世纪全面开花，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得到共识，成为主流的教育哲学。
李贽在《焚书》卷三《童心说》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儿童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如果一个人学了六经，童心就丧失了，他非常反对用封建道德的礼仪规范来扼杀儿童的个性发展特点，但也不能就此不学习，而是要依从每个个体的特征进行引导教育，在此过程中不断习得真情实感的反应，这样才能真正保护童心。
至此，一个完整的童年系统理论获得了完全的建设，儿童白纸本位理论是“可随意涂抹”的神话图腾、儿童缺乏自制力需要学校作为机构的管理是“顺理成章”的监控手段、构筑一个美好的童年地理（时间、空间、标记、符号）是带有强烈致幻效果的麻醉空间，成年人对儿童想做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纳入这个系统，并简化为“这是为你好”的简单说辞。
这便是以北野武为代表的《大逃杀》系列里对少年们的严苛“考验”的最基本的理论来源，敌托邦作品里的中年人已经被系统消磨了反抗斗志，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少年/儿童们身上，因为他们相信儿童没有被社会所污染，拥有强烈的热忱与行动力，但就是缺乏成计划的系统性的反思，所以他们需要让儿童们经受“严苛考验”，其中的佼佼者才能带领民众前进或反抗强权。
在《大逃杀》的片头字幕如是说“新世纪之初，一个国家陷入衰败。失业率突破15%，失业人数达到一千万，八十万学生杯葛校园制度，青少年犯罪问题增加。信心尽失的成年人对青少年存有恐惧，于是通过了一条法案：《新世纪教育改革法案》简称BR法案”[7]。而我们很难说成年人对这些少年的态度究竟是恐慌还是希望，毕竟恐慌本身即代表着承认其强烈的生命力。而这种思路非常接近于马克思主义下对无产者的希望，只不过对象换成了儿童。
二、童年的消逝
二、童年的消逝
无论“儿童”如何受到特殊地看待和热情地歌颂，它在“现代性设计”中始终是作为“成人”确立自我主体性的他者而被建构的。明确“成人”与“儿童”、“成年”与“童年”的界限，成为“成人”把握自身主体性的要务。“成人”与“儿童”最初区别特征的显现，是建立在复杂而抽象的新符号环境所造成的知识等级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成人”要明确与“儿童”的二元对立，就必须创造新的知识差距、文化差距。无论“儿童本位”观念和浪漫主义思潮如何强调“儿童”的内在质素，它们主要还是从“儿童不是什么”与“儿童不能做什么”的观点来定义他们，“儿童”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被定义为一个排除性的问题：“儿童”不是“成人”。
因此，他们就不得接触那些被规定为专属于“成人”的事情，那些“成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或控制的事情。然而，在当今社会，上述这种现代秩序正失去控制而趋于崩溃。按照尼尔·波茨曼（Neil Postman）、大卫·帕金翰(David Puckingham)等学者的说法，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童年的消逝”这一重大的社会变动。
全面改造当今社会并深刻瓦解“儿童/成人”元叙事的新媒体，就是以视觉图像为主导符号的电子媒体。电子媒体摧毁了那种将“儿童”与“成人秘密”隔离开来的“智能障碍”，动摇了那种制造差异的知识/信息等级制，导致“成人秘密”在“儿童”面前变得触手可及。
电视进入大众
电视进入大众
以最具代表性的电视为例。在印刷时代/“有童年的时代”，“儿童”与“成人”的现代界限通常被规定为18岁左右，这是因为现代知识普遍认为，一个人要到18岁的时候，才能系统地习得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语言文字体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交流方式。而对视觉图像的接受却几乎不需要学习。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今天的儿童在长到36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系统地注意观看电视画面了：他们有自己最喜欢的节目，会唱广告歌曲，会要求电视广告上的商品。电视大大简化了“儿童”获取信息的方式，让他们对信息的获取变得极为轻松简易。
电视的这些特点叠加着电视机的广泛普及、电视业在文化产业中的相对强势地位等因素，使得电视成为儿童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电视并不分离“受众”，它的生产传播方式、内容表现形式都不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也就是说，它几乎同时面向“成人”和“儿童”。此外，作为一种追求收视率和利益的媒体，电视的经济学逻辑不但没有保留信息的倾向，而且驱动内容生产者不断通过“暴露秘密”来制造“噱头”和“看点”。
电子媒体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动，使得“儿童”与“成人”信息获得渠道、日常感官经验等方面都日趋同质化，极大地模糊了“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的界限，“儿童”、“童年”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存在由此遭到巨大的冲击与瓦解。
对于长久以来被“成人”以“保护”的名义施行隐瞒的“儿童”来说，电子媒体打开了通往“成人”的“后台”的路径，使得“儿童”能够仿佛身临其境一般地出现在“成人”的生活场景中。成人不再能够保守“秘密”了，通过电子媒体，“儿童”们轻而易举地观看到“成人世界”的暴力、性爱、伪善、铜臭、贫穷与饥饿、虐待与杀戮、战争与毁灭……当“儿童”品尝到原先挂着“未成年人禁止触碰”之警示牌的“成人”树上那些新鲜的果实，他们也就失去“成人”恩赐给他们或者说圈禁他们的“伊甸园”了。
而这样的区隔消失之后，针对儿童的消费活动与成瘾活动就迅速增加了，《大西洋月报》刊文《Children Are Getting Great Practice at Being Sold to All the Time》就指出，咋一项研究报告里[8]，他们在调查了135款APP之后，表达了对“控制性和干扰性方法”的担忧，因为，广告商和APP就是利用这种方法来影响孩子们的。研究人员们遇到的主要营销手段是“商业角色”（也就是玩具角色或卡通角色出现在游戏当中）、打断孩子玩游戏的视频、不断跳出来的评分对话框、APP内置购买、在社交媒体上宣传APP等。四分之一的免费APP中都有常规的横幅广告，其中一些推送涉及购物、两性生理问题、帮忙报税等内容，完全不适合于五岁及以下的儿童观看。
“我觉得，他们以操纵性的手段，将这些内容推送给儿童，这真的是太讨人厌了，”[9] 玛拉·爱因斯坦（Mara Einstein）说道。
艾米·乔丹（Amy Jordan）是罗格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专业的教授。她认为，这些角色的负面反应会迫使孩子们去花钱。而且，更深处的担忧是，许多孩子这个时候还无法完全理解别人做出请求的动机。她说，直到6岁或7岁的时候，孩子们才能培养出这种能力，能批判性地去思考广告商想从他们这里获取什么[10]。
“我会禁止那些针对年幼儿童——也就是6岁及以下儿童——的广告。而且，对于面向6-12岁儿童做广告的产品，我也会格外小心，这样，孩子们就不会接触到不健康产品的广告。同时，我作为决策者，也会为相关的倡议投资，为所有处于童年阶段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媒体识读资料。”[11]
儿童的刑事责任豁免
儿童的刑事责任豁免
儿童在迅速习得成年人那并非纯洁的世界之后，也迅速掌握了为了圈禁儿童而给予儿童可以违法而不受惩罚的“保护特权”，该特权基于一个原理，即儿童是纯洁的，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个逻辑非常接近于对精神病人的判断，所以我们会看到福柯将医院与学校放到一起进行监控分析）。洛克与卢梭认为儿童是白纸的说法面临着严重挑战与颠覆，伴随着儿童犯罪的越发增多。
事实上，免除儿童的刑事责任是一件相当晚近的事情。以英国为例，在 1800 年以前，儿童犯罪并不会被特殊处理，他们会与成年一样面临囚禁、甚至是死刑的惩罚。直到 1800 年以后，才出现了儿童被判处死刑但未被执行的情况。1847 年，一项旨在设立面向 14 岁以下罪犯的法庭的法案被通过。1854 年，面向少年犯的矫正学校出现，才标志着儿童在法律责任上成为了与成年人完全不同的人群。
在电视时代来临之后，人们不需要费力地学习就能够明白媒介传递的信息的含义。“人们看电视，人们不去阅读电视，也不去听电视。这对成人和儿童，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傻子和智者都没什么两样……电视传播的信息是一种无需分辨使用权的形式，这意味着电视节目不需要以‘儿童’和‘成人’来进行分类。”论及儿童犯罪，波兹曼罗列了一系列数据，说明在美国青少年犯罪比例在不断上升，并且援引美国许多州通过各种方式，使得这些以往会被免除刑事责任的青少年能够被法律程序所处理。
但如果以阿里耶斯的论述作为理解童年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就会自然倾向于另一种观点。既然孩子们仍然在整体上被视为一种值得怜爱和体恤的人群，那么童年与成年之间就仍然有一道明确的界限，而这道界限就可以被视作为划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波兹曼的理论和阿里耶斯的理论导向两种互相冲突的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理解，这意味着当下人们所接受的童年这一概念本身自有其模糊之处，似乎并不足以作为实践的标准。事实上，正如波兹曼所言，人们期待某种哲学的出现以证实童年消逝的合理性。
1932 年，皮亚杰出版了《儿童的道德判断》。此后，该书和根据该书发展而来的劳伦斯·科尔伯格的《关于道德发展的论文》成为了儿童道德发展理论的基石。科尔伯格将道德发展划分为三种水平的六个阶段，并强调人的道德发展是稳步提升的。科尔伯格的理论也遭遇到了严厉的批评。最知名的批评者就是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她认为科尔伯格在实验设计中就已经采取了一种道德观点，并且以此来设计了不同的阶段，而这并不能涵盖道德的所有方面，例如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因此并不能用于衡量儿童的道德发展。
不过，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理论毕竟为理解儿童道德发展提供了基础，并且此后的实证研究也部分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论点，儿童的道德观念的发展与年龄增长呈现出一种较为系统性的相关性。1983 年，包括科尔伯格在内的四名心理学家发布论文，他们调查了 58 名儿童在 20 年内的道德发展，确认道德水平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提升，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表明儿童会在几岁的时候达到道德成熟。
如果波兹曼所说的能够理解童年的方式无法建立在普世的科学标准之上，那么或许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情况便是，如何制定刑事责任年龄，就会如同其他社会问题一般，成为不同观点交锋的战场，而最终的结果将是各方协商、妥协的结果。而这又将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结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以及最实际的青少年犯罪的情况。
儿童更恶还是更善？
儿童更恶还是更善？
《蝇王》的出现，不仅宣告了童年保护可能的破产，还从文学意义上宣告了儿童与恶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于成为《珊瑚岛》的反面。这部作品涵盖了上文我们提到的儿童接受成人社会的真相的冲击，以及快速地学习这些罪恶的过程，同时还知晓了社会对孩童的宽容，最重要的是，就算没有任何成人世界作样本，《蝇王》也能快速地把儿童们往成人世界去发展。营救的军官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我知道，表现得不错，就像《珊瑚岛》一样。”这样的话变成了辛辣的讽刺，一个古希腊式的悲剧结尾就此诞生，人间的惨剧实在无解了，天神出场，轻轻松松解决难题。
作者戈尔丁还写过航海小说三部曲，题为《前往世界尽头》（To the Ends of the Earth）。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一位年轻的英国贵族塔尔伯特乘船从英国前往澳大利亚，一路记载所见所闻，将船长的无限权力写得淋漓尽致。故事的重点却不在这里，而是在船长的无限权力之下，船员们如何发泄人性最底层的邪恶与野性。种种令人不忍直视的内容，经由塔尔伯特这个涉世未深却有着良好教养的贵族青年记录在案，尤其见出文明与野蛮交织时候的怪异张力。
大西洋月刊还刊发了另一篇文章《权力导致脑损伤》（Power causes brain damage）， 作者是媒体人杰里·尤西姆（Jerry Useem）这篇文章是个研究综述，它说的是权力、哪怕仅仅是一点“权力感”，都会妨碍我们大脑的一项重要功能，那就是从别人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对别人的情感和想法感同身受，是人的一项重要社交能力。比如给你看一张照片，你能不能判断出照片里人物的喜怒哀乐；让你主持一个会议，你能不能猜测同事们会怎么理解你说的某一句话。有这样的能力你才能把人协调好，你显然也更适合当领导。可是问题在于，等你当上领导，获得权力以后，你就会慢慢失去这个能力。[12]
我们甚至可以就此理解，权力是一剂兴奋剂春药，能让人们很快产生傲慢感。那么权力的培养与对共情的切割是否对儿童更加无效，答案是相反的，它反而增强了对儿童的控制能力。肆虐一时的“邪典儿童视频”（ElsaGate）就是为了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儿童的暴虐情感而生成的。
邪典视频
邪典视频
大约在2016年前后，这种超级英雄混搭视频热潮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一些低级庸俗的诡异内容，比如怀孕的艾莎公主，比如拉屎段子，或者加入了古怪又毛骨悚然的音效。有一个极其无聊的搞笑视频，是怀孕的艾莎公主和蜘蛛侠，叹气然后放屁，崩出了一堆花花绿绿的大圆球——也许正好迎合了幼童所谓的口腔期对屎尿屁故事的低级爱好。早在Elsagate这个词在2017年夏天被造出来之前，就已经有一些网友开始讨论和深挖，这些儿童视频到底是什么鬼。
后来被多家媒体引用的YouTube频道“h3h3Productions”博主就扒皮了其中一些儿童视频节目（“Toy Family”和“Dennis Cee”），痛斥制作人的投机心态，并展示了视频中一些大面积裸露和成人调情的场景，比如正在马桶上的蜘蛛侠，一把将误推门进来的艾莎公主摁在地上吻下去，博主认为这传递给了小孩子一种强奸情结。还有一些类似节目的视频截图，包括蜘蛛侠和躺在床上的艾莎公主抚摸调情，或者艾莎公主不小心走光被蜘蛛侠看到了裸体，这些桥段显然超出了低幼儿童节目的尺度。[13]
成为Elsagate的这些视频背后的根源，与其说是YouTube的推荐算法，不如说是过于目标导向的流量售卖的商业模式，这直接扭曲了YouTube的生态——上传者中被机制奖励的是那些不择手段的人。无利不起早，招来攻击者的，其实是基于流量的运营策略。端木异在澎湃新闻直接说“这是一个足以给反乌托邦科幻剧集《黑镜》提供好几集素材的故事”。[14]
事实上《沃尔多时刻》就是这个邪典门视频的翻版，这个蓝色卡通熊以谩骂、满嘴脏口、讽刺他人获得了极高的人气。
最让人感到沮丧的是，邪典视频门事件竟然不是有着庞大阴谋论支撑的系列事件之一（这在敌托邦作品里是无法想象的），而是仅仅是不利于儿童观看的诡异视频集合，以及为了赚取点击量的恶劣玩笑。
Laura June 在Outline的专栏文章《YouTube不是儿童性侵》（YouTube is not child abuse）中声称，除了明确违反年龄分级限制的，这些视频“很多只是在成年人眼中看起来显得诡异罢了”，对这种视频危害的恐惧，就像电视进入千家万户时，很多父母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变成“电视儿童”一样。[15]
另一个类似的观点来自Slate网站的作者Leigh Alexander，认为这实在是过于操心。Alexander说，自己和Bridle一样是在互联网影响下长大的，从小见识过各种各样离奇诡异的网络视频、图片、帖子和事件：
“孩子们能挺过在YouTube上看到的怪东西”。即使没有在视频中见识到血腥和暴力，小孩子们也仍然会在现实中接触到；不需要任何刻意的教导，他们天生就会揪掉玩偶的脑袋、残暴地杀死昆虫、喜欢低俗无厘头的笑话。[16]
而Adi Robertson在Verge的文章里则请教了研究者，为什么成年人会觉得“诡异”。有学者表示，成年人觉得这些视频“诡异”和“反常”，其实是因为成年人已经社会化，脑中已经有了一套既有的是非规则，碰到违反规则和常识的，就会迅速判定是“反常”和“有偏差”，但小孩子并不会这样想，也并不一定会被惊吓到，他们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对“诡异”和“偏差”的看法和成年人并不一样。[17]
分还是不分，这是一个问题
分还是不分，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主要是传入中国）引发了到底儿童应该面对怎样的成人世界的讨论。如果不进行多层次的文艺作品分级制度的推行的话（实际上我们提到的大部分敌托邦作品，都属于需要被分级观看的文艺作品），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童年的延长的问题，并在这一问题下对儿童的视听环境进行新的改变。
如果我们必须要进行分级制度，就必须要明确观看者的身份，能够快速的分辨出何者是儿童，何者是成年人，这种技能只有身份识别技术才能做到。什么让人能居于某个年龄段背后的阶段进行指称，他人或条例的认同[18]。提供和监管身份是现代国家的基础之一。19 和 20 世纪开始，发行合法身份的权力，就像发行法定货币的权力一样被国家垄断。一个人的法律身份不仅被用来对其进行基本信息的辨识，还和许多权利联系在一起，比如最低收入、公租房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援助。
但我们知道信息革命正在迅速地改变着这一切，在线身份识别已然成为每一个人身份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上，政府在物理世界中捍守的身份垄断的权力，已被 Facebook 和 Google 这类的互联网巨头所瓜分。
人们的身份早已不仅限于现实世界的坐标，而是通过广告管理商、科技公司和产品公司之间的信息流动共享，被联系在一起。任何提供某种需要身份登记服务的公司，都可以洞察用户的生活。尤其是在进行视听节目观看时，其生产方永远不可能是政府/国家本身。
在政府眼中，身份是一种关系的标志，它决定了你欠它的东西和它欠你的。新系统可以让义务和身份分开，让每个人都能够表明他们应得的东西，而不必说出他们究竟是谁。这是一个理想的情况。但事实上人们面临的更多状况是，即便不希望对方知道自己是谁，互联网平台拥有的大量身份识别信息，也让每个人都几乎无处遁形——更别提近年来屡发不止的用户信息泄露事件。与此同时，政府也在迅速地吸收和接管网络思维。指纹只是一个开始，如今，面部、步态、视网膜等生物识别标志被深度运用于公民的身份定位。
而手机号码、社交网络 ID 、智能设备、浏览器 cookie 也被和官方的法律身份绑定在一起。那么如果我们要求分级制的出现，是否已经做好了让渡自己的所有身份信息的准备呢？
我以为是没有的，就连印度的“Aadhaar” id项目[19]在推进的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让所有印度人，无论多么贫穷或被边缘化，对国家来说都是可见的。”“Aadhaar”自开启之日就饱受争议，即使它的初衷似乎是希望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毫不令人意外地，“ Aadhaar ”庞大的数据库也发生了泄露的情况[20]，这样的代价是能被牺牲的吗？如果我们信任资本，那么就必然带来混乱的多元标准，如果我们信任政府，就不得不接受威权的单一标准。
三、童年的延长
三、童年的延长
郑也夫在《阅读生物学札记之八》里写到“幼态持续”这个命题，即实际上人类生产的胎儿已经过大，因而成为分娩最艰难的动物，它只好在婴儿远未成熟时生产。[21]
古尔德一语概括：“人类的婴儿是胚胎”。正是人类的“早产”导致了“幼体持续”（neotenic），即漫长的幼年成长期。[22]迈尔则说：“人和一切其它动物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程序的开放性。道德规范是铭记在幼婴的开放性行为程序内。人类的这一开放程序的巨大容量才使道德的形成成为可能。在幼年期奠定的基础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维持一生。”[23]
幼态持续
幼态持续
在郑也夫看来， 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由来》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生命的早期，正当脑子的感受性强时，将某种信念反复不断地灌输就似乎可以达到几乎是本能的性质。”
但他认为，达尔文说明了人类生命早期的可塑性，却仍然没有揭示出人类与动物在后天性上的差异根源。郑也夫甚至认为，如果没有了“幼态持续”，“社会化”将难于进行，幼儿园、中小学教育和同期的全部非正规教育都将难于顺利地进行，人类的道德将不复存在，人类整个的文明将是另一番模样。“幼态持续”是生物学送给社会科学的一份珍贵的礼物。[24]
这个解释当然不能用来证明波兹曼及其以前研究者对童年的认知，甚至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以印刷技术唤醒童年这个概念的生物学造词，或者换言之是在为“学生教育”这一产业进行背书。简单的说，就是先有了某种技术的发展，并在媒介的干预下生成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而赋词的部分则将一个新生事物解释为“自古以来”的人类特质。
因为如果幼态持续真的存在，那印刷术之前的儿童成长就完全不符合人类的生物学原理了。但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即它能用来解释当前时代下的某些生活状态。即建立在人口寿命大幅度变长的基础上，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划分年龄的问题。
老龄化还是中年延长？
老龄化还是中年延长？
教育经历完整的现代人充分利用了寿命延长带来的好处，人生比那些教育经历短的人要精彩的多。之所以有人觉得上学时间太长，是因为他还保留着祖辈的思考方式，然而我们和祖辈已经近乎是两个物种，即老龄化是否真的存在的问题。人类的人均寿命比祖辈多了30年，有效寿命（健壮、智力体力都达到正常标准）可能延长了一倍有余。当然比祖辈多一些变数是必然，多一些“准备活动”则是应该的。所以多出来的这些生命，其中十余年被人们加给了退休生活，另外近20年放在学校里，创造了人类的祖先不曾拥有的一种生活模式：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现代产物，在中国甚至得说是当代产物。古代人几乎都是从童年一步到成人的。即从童年那种既不承担经济责任也不承担社会责任的状态，一步就进入被人视为完全成人的阶段。那时婚龄早，十三四岁娶亲生子的情况常见，就是和这种文化的一种互动。而究其根源，是因为那时大部分人都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或手工劳动，不经长期的标准化训练即可融入主流经济生活；同时平均寿命低，必须有更快的生命节奏。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的整个学生时代都是这个“幼态延续”的过程。人类的寿命越长，社会越复杂，我们越需要拉长这个“幼态”。否则的话，整个社会无法提升效率，个人的生活也不会更精彩。[25]
社会越发达，青少年迈过成人门槛的年龄就越延后；城市越现代化，人们的心理青春期就越延长。在发达国家的领先城市，这个心理青春期甚至可以超过35岁、接近40岁。心理青春期的大规模延长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现象。它的第一次大规模延长源自基本教育制度的建立，战后普及的大学教育把这个青春期又向后推迟了数年。在大学教育普及后的数十年中，社会默许的心理青春期通常是以踏入职场为分界线的。
《南方周末》刊发高丽明的文章《“幼态持续”：不愿长大的二次元》，就从二次元精神文化兴起的角度佐证了现代化与童年期延长的正相关与积极作用，并且结合了数次工业革命（尤其是信息工业革命）的发展带来的对幼态持续的强化：
这个个体的“幼态持续”总成的社会宏观现象，就是“心理青春期”的大幅增加。“幼态持续”也需要相应的文化交流符号如“动漫”，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二次元主要载体的动漫的兴起，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分众文化，而是有着更深入的社会变革根源作为动力的。
尤其在西方，随着技术革命的不断加速和不断深化，财富创造的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时代那种“人与机器”密切结合形成财富主体、财富相对平均化的大众均质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财富分配急速两极化，随之而来的是传统社会主流默认的进阶道路的相对收窄，对这个“普遍性失效”的心理消纳和主动应对，形成了对“幻想空间”的大量需求。[26]
如果不在童年部分延长，那么我们就必须延长到老年，69岁的荷兰人Emile Ratelband 最近提出了一项奇怪的要求：将自己的法定出生日期延后20年，从而以49岁的中年人身份被对待。他向法庭提交了体检结果，证明自己“像45岁一样健康”，而对外展示的年龄却让他开不了新车、拿不到贷款，在线上约会时频频碰壁。“人们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性别，而我想要选择自己的年龄。我想自己做主。” Ratelband 说[27]。
年龄歧视的概念后来被挪威学者拉尔森（Lars Larsen）和索勒姆（Per Erik Solem）拓宽了。他们提出，年龄歧视是基于年龄或是对年老的认知，而对年长者形成的刻板印象、偏见和区别对待。2017 年，《摇晃的椅子：反年龄歧视宣言》一书作者艾普怀特（Ashton Applewhite）登上TED讲台[28]，呼吁人们制止年龄歧视。
恰当的时机
恰当的时机
谁制定了我们生命的时间表？我们又如何接受它的统治？“恰当时机”和“生命历程”是社会学家埃尔德（Glen Elder）1960 年代提出的概念。他将生命历程定义为“个体不断扮演/参与的一系列由社会规定的角色与事件”。个体从事种种活动的恰当时机，则来自立法机构、企业等提出的社会期望。换句话说，社会制定了指导个体生活的时间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退休年龄。当一个国家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危机，政府就倾向于推迟退休年龄。
老年人仍然在工作，他们就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也为政府节约了一笔养老金开支。除了国家以强制性的力量规划个体生活，过去数十年间，消费文化越来越活跃地影响了我们的年龄观念。艾普怀特在去年的 TED 演讲中抨击了这种消费文化与年龄歧视的互构关系。“是谁说皱纹丑的？是市值几十亿美金的护肤产业。是谁说绝经、男性功能障碍和轻度认知障碍是疾病？是市值上万亿美元的制药产业。”商家既成功地利用了人们的“变老恐惧”，又强化了这种恐惧，一如消费主义的惯用套路：制造焦虑，贩卖解决方案。[29]
已经有学者在思考“怎么做”的问题。Gregor等人早在2002年就建议，社会最好在各种交互设计中充分考虑“动态的多样性”，以回应老年人多元且多变的需求。这个建议暗含了一个前提：在年龄这件事上，人们应该换一种以“权利”为核心的视角。当老年人无法走上电影院的台阶时，应该有一条轮椅通道；当现成的活动场地无法保障儿童的安全时，最好的应对措施不是禁止儿童入场，而是提升场地的安全性。[30]
科幻作品给出了更狂野的想象。在赛博朋克的世界里，人可以被全身义体化，可以经过冷冻获得数百年的在世“寿命”，可以在肉身消灭后以“思想盒”的形式继续存在。外在与内在自我的关联日益松散，人们不得不面对复杂的伦理问题，年龄还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身份标识。在这类以人工智能体为代表的作品里，似乎只有“年轻”才是保持精力、正义与热情的最佳年龄，而到底将年轻这个概念标记在哪个年龄阶段，不同的作品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一定不会是标记在传统观念里的“老年”中（60岁及其以后）。
《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这本书里就讲到，“这个世纪初出生的婴儿，他在这个世纪的预期寿命就是100岁”[31]。可是这本书没有说到的是，人类为什么会突然遇到这么多疾病呢？肿瘤、老年痴呆为啥多起来了，因为我们活的太长了。伴随着寿命的增加，这些原本活不到既定寿命年龄的疾病也随之伴生而来[32]。
在《众病之王：癌症传》里就提到，癌症的最大诱因就是长寿，势必也会给政府带来了相当沉重的福利保障负担——除非我们学习敌托邦作品中的政府，根本不管老年人的福利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早期的敌托邦作品中，读者看不到老年人和幼年人，这些作品几乎都是中年（男）人的舞台。
抛弃老年人
抛弃老年人
而如何抛弃老年人成为了一个比延长童年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这完美的一天》里有一个非常让人惊恐的设定，即没有任何人能活过62岁（除了后面被发现的魏立春通过汲取别人寿命而长生），人们觉得这样理所当然，或者换言之人们相信了大家都相信这些超过62岁的人去往了更快乐的天国生活（这样的设定与乌托邦幻象没有区别）。这个设定可以说是继承了《楢山节考》电影里的日本村落因为生存问题，抛弃老年人于山野里的故事，如果这个老年人到了“该死”的年龄依然身体健康，反而会带来相当的困惑，所以故事里的主角老奶奶打折了自己的牙齿和眼睛。
《TEMPEST》[33] 中则结合了前两部敌托邦作品的特点，直截了当的描写了老年人被认为是“老害”之后社会是如何非常快速的抛弃他们的过程。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社会在表达这项规定时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如果不表露现实处境，就比如采用神话图腾的方式进行完成，而一旦被戳破（总有一天会被戳破）整个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就会立马崩溃；如何表露出现实处境，人们就能看到自己的未来是绝非善终，除却少数认为当局如此政策是为大局蓝图着想外，大部分人越发靠近规定的年限，会变得越发恐慌和焦虑，必然会引起暴乱。
那这就又会引发两个结果，一是通过追加补丁的方式完成长寿的目的，如《时间规划局》《副本》；二是卷入战火之中，通过战争暴乱的方式消耗掉难以保障的人口，如《通勤军队》与老年版的大逃杀系列IP。既然如此，索性我们就只好拉长童年的时间（与此同时老年的时间也在被拉长）。
可童年的延长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兴奋剂效应的上位与致幻剂效应的退场。当成年人在上班之余回到家庭观看影视作品时，除极少数监控者或工作狂外，大部分成年人需要的上文提到的“刺激性官能作品”作为一日工作的放松，同时也是在生活节奏上将行将成为原子化与机械化的个体重新回复到人类的认知之中。
但由于儿童长期处于接受教育的状态，除却学校外没有任何实体空间能够将他们约束在某个确定位置上，那对于儿童来说，或是在家长的携带下进行游离（这在大部分国家的双职工家庭是做不到的，除非有一方牺牲自己的事业照看家庭），或是被称为“第二家长”的信息媒介所吸引目光，那么那些在波兹曼看来由于过度满足成年人（消费者，严格的说儿童不是消费者，因为不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消费需求的影视作品就不应该出现，因为会带来童年的消逝这一严重后果，使得学校与家庭的教育陷入不断失序、失语、失控的状态，如果只是电视作品还能暂且接受，毕竟只需要将孩童的接收信息源控制住即可，但进入到移动媒体时代后，固定的信息接受的地理空间再也不存在，那么想要为儿童构筑某种“空白伊甸园”式的理想要求就导致了监控与审查力度的与日俱严。
王小波在1993年写作杂文《摆脱童稚状态》里就提到在文艺作品审查工作时，往往是就低不就高，这种情形对他是一种极大的损害，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是个高层次的读者，可是书刊检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
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高，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这样的情况并非仅仅诞生于中国，在诸多国家的文艺审查工作里都见过对此的讨论，李银河所译约翰盖格农《性社会学》第十七章“性环境”，集中叙述了美国对含有性内容的作品审查制度的变迁。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提到，“有人会争辩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应该为他们做牺牲。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牺牲的代价是让成人也变成孩子。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未来。
现在美国和欧洲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有些书、有些电影儿童不能看。这种做法的背后的逻辑是承认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无须法庭、教会来决定哪些他能够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这不仅是因为成人接触这些知识是无害的，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知识里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还因为这是对成年人人格的尊重”。这个问题即是如此，如若我们依照弗洛伊德式的“口唇期”描述，那处于儿童（白纸）状态中的个体需要成长为儿童（欲望）状态，然后再进一步成长，如果一个大的环境并不能提供不断开放的可探索内容空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就不再是儿童，而是巨婴。
在波兹曼所形容的“童年的消逝”式的描述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换言之，电视媒介作为监控特质的掌控能力已经越发淡薄，麻醉形象里不断愚化民众，将人们的理解能力不断向儿童式底线的做法——尤其是以兴奋剂式成瘾行为的各种手段，带来着越发强烈的改变。
这些敌托邦的统治者大谈儿童教育与养成的好处，并不是因为服膺于儿童式教育的未来前景，而是想接着兴奋剂式的行为模式，将所有人变成儿童式的性格，抑或是巨婴式的性格。或者换言之，致幻剂式的精神麻醉形象彻底让位于兴奋剂式的路径。在我们的时代里媒介的核心从电视向移动设备（电脑、平板、手机、手表）不断易手之后，致幻剂反而不断被赶进一个需要迫切保护起来的环境里。这只是代表着把儿童赶进一个更大范围的空白区域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的信息摄取几乎空白，而兴奋剂里强化的极端爱恨情绪下的作用就变得越发有用起来。
被保护的童年
被保护的童年
为儿童成人化担忧的人们，他们往往在没有被“成人化”侵扰的“童年”中，看到了某种“内在的善”（intrinsic goods）——天真、纯洁、单纯。这些“内在的善”可能只是产生于对童年的浪漫想象，但毕竟代表着某种对抗“败坏”的人性理想。儿童最容易自然模仿的往往是成人功利的而非荣誉的行为，所谓“学坏比学好容易”，放任这种自然模仿是教育的失败。儿童之间互相攀比、炫耀父母的财富和权势、追求虚荣时尚、欺凌弱小、说谎欺诈、势利谄媚，模仿的当然是成人。在这些不善的伤害中，波兹曼特别提到了“政治生活的阴暗”，他认为，这是一种应该保护儿童不宜过早知道的成人秘密，而在出现电视之前，这个秘密曾经是比较容易保守的，“政治生活的阴暗或隐晦的一面大多只是成人的事。儿童并不读报，他们从来都不是报纸的消费者。但他们是电视观众，因此（政治人物）的弱点不断在儿童面前暴露，若是在其他年代，那些人完全可能被认为完美无瑕的。其结果是儿童对政治领袖和政治过程本身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成人的态度，即从愤世嫉俗到漠不关心”。[34]
不管是《1984》还是《美丽新世界》在对待孩童教育方面都是一致的——在《我们》里儿童是失语的，同类作品里的《这完美的一天》在对孩童这件事上也接受了前两部作品的设定——即进行各种方面的小阿尔伯特实验式的兴奋程度刺激并让其成为固着的行为模式，至于是否会带来成瘾恶果或精神损害则不在思考范围以内。该实验录像显示该婴儿有痴呆和发育残疾的迹象[35]。因此小艾伯特不是正常儿童，这会影响实验的结论。还有实验伦理的争议，因为该实验完成后，实验者并未去除婴儿的条件反射，扭曲了婴儿的心理，被后来的人认为违反学术道德[36]。2009年，Beck、Levinson和Irons想调查该实验对小艾伯特后来的生活的影响，他们发现该婴儿已经在6岁的时候死于脑水肿，因此该实验对其后来的发育的影响无从知晓[37]。
当然这种情况在敌托邦作品里，会让孩童“健康茁壮”地成长：在《1984》里，从小就经受着热烈拥戴老大哥、举报家长是美德、两分钟仇恨的孩童们非常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设定，并成为英社党未来可能的中流砥柱；而在《美丽新世界》的描述里，这些小时候受到恐惧与热爱的孩童尽管整个人的心理状态受到了严重的摧残[38]，但他们依然成功地成长为拥护我主福特的拥趸们——如果我们认为野人约翰的母亲琳达的去世是失败的话，这些孩童也并没有那么多时日和机会逗留在野蛮人保留区；在《这完美的一天》里，奇普则在自己爷爷的教育下成功地骗过了系统要求的崇拜与药物注射要求的镇静，最后彻底毁灭了以魏立春代表的终端电脑——但这毕竟是极少数。这么听起来正是达尔文与郑也夫两手抓，既将重复的信仰变成本能，又将后天的学习变成环境。
这么施加如此措施的执行者们或许还能用“最不坏的假象”为此辩护，毕竟通过兴奋剂式的刻板行为学习与经典条件反射原理，成功地阻断了儿童在成人社会里被流俗的文艺作品所腐蚀的可能，只不过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么做究竟是不是“更不坏”的选择了。
巨婴问题
巨婴问题
那既然如此，就不得不面对“巨婴化”的问题。武志红的心理书《巨婴国》继承了柏杨提到的“酱缸文化”，但他并没有受制于讨论所谓“中国国民性”的问题，而是将这个问题展开为讨论整个时代下的产品文化对人的性情的扭曲的问题[39]。这本书与意大利作家奥迪弗雷迪的《人类愚蠢辞典》相得益彰，当年勒庞基于自己主观想象而写成的《乌合之众》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这时候你会发现，即便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年人，想要在精神层面摆脱童稚状态也是十分困难的。问题并不是自己不想摆脱，而是在各个领域都不会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区别对待，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产品早就都处于一个“就低不就高”的状态。
在奥威尔看来，这是另一种“双重思想”带来的结果。智力越高的成人就越能娴熟地进行“双重思想”，而儿童则往往难以具有这种成熟的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机械地模仿成人。[40]
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世界里，儿童和成人互为镜中的影像，儿童的生活世界和成人生活世界都由同一个极权统治意志构建，儿童和成人的界限前所未有地模糊了，即使与中世纪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极权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都担负起“正确政治”的重责大任，但是，那并不等于他们都已经成熟，尤其是儿童。在波兹曼所关注的社会里，过早担负起成人责任指的不过是父母离异造成的儿童困扰、害怕和焦虑无助。但在奥维尔所关注的极权社会里，儿童过早担负的成人责任却是在心里培植和浇灌与他们年龄不符的崇拜、仇恨、暴力、猜疑、冷酷、奸诈和多疑。
纳粹作家赫尔马（Ernst Hiemer）撰写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毒蘑菇》[41]（1938），教育孩子学会如何像识别毒蘑菇一样去发现暗藏的犹太人。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在《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中叙述的苏联“红色少年”巴甫列克，“勇于揭露敌人和奸细”，曾向警察检举自己的父亲，他父亲因此被送到很远的北方去劳改，后来被枪毙掉了。巴甫列克因此成为斯大林时代苏联广为宣传的儿童学习榜样。[42]
在《法理学》里就此对成年人在印刷时代过度到信息时代之后的骤变：“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科学家国王，媒体是你的下属，他们向你汇报纷乱的信息，你听取并冷静地思考，从中筛选出正确的东西并谨慎判断。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傻逼国王，谁说什么你就信，然后开始喘粗气或者拍巴掌或者咯咯地笑，偶尔蹬腿和哭。这都取决于你自己。”[43]
既然事实上造成了整体人类亢奋的就低化，那这个事实似乎又能成为进一步加强控制的论据，在《人类愚蠢辞典》里就提到了几个词条，以此说明这种全民（性格）儿童化的危害：
Guerra 战争：愚蠢是没有终点的。如果有，其中之一应该就是相信战争有什么崇高的动机：种族、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哲学，甚至道德。如果没有这些动机，就很难说服傻瓜和自以为不是傻瓜的人心甘情愿且热情地参与战争。 Hitler（Adolf）阿道夫 · 希特勒：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1953）一书中强调：“当我们谈论一件事时，在某个观点上最后往往不可避免地被投入到希特勒的阴影里。应该避免将希特勒归谬法用作归谬法的替代品这种错误，现在这样的错误太多了。不能因为希特勒支持某件事就拒绝它！”这一领域的最新理论是高德温法则（Godwin’s Law）。大法官麦克·高德温在 1990 年建立了这一关于网络的法则：“当网络讨论不断延长时，参与者将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进行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 （100%）。”发生此类情况的时间点叫作高德温点，是一个人开始胡言乱语的征兆。 Tifo 狂热：愚蠢的古罗马平民阶层用“面包和竞技场”（panem et circenses）来概括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并将两者混为一谈。当今的平民阶层并不比古人高明几分，也追求同样的东西。唯一的区别在于，比起竞技场，他们更钟情于体育场，尤其是绿茵场。[44]
儿童诞生了，在短暂的数十年里被消逝之后，再度被复活，又被延长，这种畸变最后导向巨婴，巨婴下的人们热情、憎恨、狂欢、亢奋，无往不利，却总会进入失控的阶段。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Ariès,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p103
[2] Walzer.John F.“A Period of Ambivalence：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n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p358
[3] Plumb,J.H. “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 Horizon,Vol.13,No.1,Winter 1971,p6
[4] 可能也是因为学术运思路径上的相似，阿利埃斯和福柯是一生的好友，1984年，阿利埃斯去世时的讣告，就是由福柯来写的。
[6] Jimack, Peter. Rousseau: Emile. London: Grant and Cutler, Ltd., 1983.
[7]《大逃殺》
[13] Youtube视频“Toy Channels are Ruining Society”
[19] “Aadhaar”是印度正在施行的一个全球最大的生物识别系统，通过一个 12 位数字，将一个人的姓名、性别、地址、出生日期以及指纹和两个虹膜的生物特征信息相关联。
[21] Shea, Brian T. (1989). "Heterochrony in human evolution: The case for neoteny reconsidered".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32 (S10): 69–101.
[22] Gould, S.J. (1996). The mismeasure of man. W.W. Norton and Company, N.Y.
[23] 值得注意的是，古德尔的《自达尔文以来》的中文译本是有错误的，海南出版社2008年出版，田洺的翻译修改了他的原义，即重演论的“不普遍成立”被改为了“然而是错误的”，或给国内学者带来一些错误的学识判断。https://www.guokr.com/question/481724/
[32] 华大基因CEO尹烨在2018粤港澳大湾区上市公司发展机遇论坛上的讲话节选
[34]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第136页。
[35] Gary Irons, et al. "Little Albert: A Neurologically Impaired Child." History Of Psychology 15.4 (2012): 302-327. PsycINFO. Web. 20 May 2013.
[36] Harris, B. (1979). Whatever happened to Little Albert?. American Psychologists, 34, 151-160.
[37] Beck, H. P., Levinson, S., & Irons, G. (2009) Finding Little Albert: A journey to John B. Watson's infant laborat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 605-614. doi:10.1037/a0017234
[38] 书中以电击惩罚接触花朵的德尔塔、爱普西隆的婴儿，以暴力洗脑的方式进行教育，且书中的第五种姓以人工的方式导致脑部缺氧，藉以把人变成痴呆，好使这批人终身只能以劳力工作。
[39] 武志红在《巨婴国》里将所有问题归结于“原生家庭”这一缘由是不正确的，心理学界（非精神分析学派）并不承认这一观点（Galambos, N. L., Barker, E. T., & and David M. Almeida. (2003). Parents do matter: trajectories of change in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early adolescence. Child Dev, 74(2), 578-594.），在行为遗传学看来，原生家庭的影响也几乎微不足道（Harris, J. R. (1998). The nurture assumption: Why children turn out the way they do?）但这并不妨碍巨婴这一现象的描述。
[40] 奥威尔：《一九八四》，第二章，第九节。
[42] Ernst Hiemer，Der Giftpilz （The Poisonous Mushroom），Nuremberg： Stürmerverlag，1938. Orlando Figes，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New York ： Metropolitan Books，2008. “红色少年”巴甫列克的故事参见《七十多年前的苏联青少年》，徐贲：《在傻子和英雄之间》，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
[43] 法理学 133页
[44] 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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