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共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的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汉字革命》钱玄同
1923年的《国语月刊》刊行了汉字改革号,头篇便是钱玄同这一篇声讨汉字的“檄文”,言辞激烈地表述出对于改革汉字的迫切之情,而这已经是时下学者的共同期盼。汉字何以落到如此地步?这还要从汉字字形的演变和汉字的造字法讲起。
距今大约3600年的殷商甲骨文是我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有着显著的图画特征,笔画繁多而且没有规律,并不实用。华夏先民在日常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地对它进行精简改良,到了周朝整理归纳出大篆《史籀篇》十五篇。而后周朝崩解,诸侯各自割据,“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许慎)
虽说各国文字各异,但到底“师出同门”,大同小异,虽不至于跨一国便不通文字,但也有诸多不便。因而在秦一统天下后,丞相李斯上奏始皇帝请求“书同文”,此后李斯、赵高、胡毋敬仿《史籀篇》将大篆省改做小篆,分别作《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并以此为范本通行天下。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小篆又被官吏简做隶书,相传为秦时狱吏程邈获罪后于狱中所作,将不便于刻画的弧线简做横、竖、折,极大地提升了书写的效率。由此,汉字摆脱了古文字,破除了图画本意正式成为了符号文字。隶书始于秦盛于汉,汉灵帝为了破除天下文字乱象,“以正五经文字”,熹平四年三月召集群儒,以隶书刻《尚书》、《周易》、《礼仪》、《春秋》、《论语》、《公羊传》等七篇经文于石上,立在太学门口供人抄录摹写。
承隶书之后的便是楷书,不同于隶书的古拙苍劲,楷书的笔势更为连贯,书写起来也就更为顺畅。楷书的发展在唐朝时达到了顶峰,唐文宗在太和七年命人用楷书刻石经,以斧正诸多经典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谬误。石经历时七年刻成,涵盖12部儒家经典,立于国子监内供人抄习。当汉字发展成为楷书时已经彻底定型,字形和书写规范已经成为了定式,再有新字体也不过是笔法上的细微差别了。
汉朝时许慎将前人的造字法进行了总结,最终得出了六种方法称之为“六书”,包括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把看到的事物简单地勾画下来当作文字,这便是象形。象形是汉字造字法的基础,也是汉字的源头。指事则涵盖了汉字中那些简单的指示性文字,比如“上”和“下”以及数字“一”、“二”、“三”等等,虽然并不是具体地描绘了某种事物,但一眼看去就能明白造字的依据。
象形字和指事字都可以归作表形文字。会意是将几个字结合起来,共同表示一个新的涵义,例如“武”字本意“止”、“戈”,“戍”字通过持“戈”的“人”代指守边,“信”字则从“人”从“言”。因此,会意字可以看作是一种表意的文字。形声字通常由两部分构成,其中一部分表意,另一部分表声,比如“江”、“河”两字,水字旁表意,而又各自取了“工”、“可”音。这种造字法简单灵活,应用也最为广泛,占到汉字总数的约90%。但几千年来的传承,许多字的字义和字音都发生了改变,所以到了今天大部分的形声字已经很难再通过它的义符和声符来辨别了,所以古时候的秀才识字读半边”拿到今天就通常会闹出笑话。转注通常用来造同义字,用“老”、“考”两字举例,《说文解字》中对二字的解释分别为:
“(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
“(考)老也。从老省,丂声。”
“老”、“考”二字便互为转注。不过还有人将转注解释为:“联合几个同义的字,使相继续,当作一个字用。”具体应该做何讲,因为不是专业人士,也就不甚了解了。与之相比假借就好理解得多,一个新物事语言中有相应的称呼,却相应的文字时,便找了一个同音的字来表示它,也就是赋予一个现有的字新的意义。所以假借字可以归作为表声的文字。
通过分析汉字字形的流变和造字法,能寻得两条规律:一、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断趋于简化的;二、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并且新造的字多以表声为主。这也成为了20世纪汉字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即:简化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拼音文字作为一种完全的表音文字则应该是汉字发展的新阶段。但即便如此,汉字依旧稳定的传承了千年而没有失传。究其原因,不外乎几点:其一,汉字完全能够适应人民日常的生产生活需求;其二,汉字扎根于百姓之间,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它能够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其三,几千年来中国长期占据着对周边国家的文化统治地位;其四,几乎历朝统治者都会进行正字法运动,从最早的《史籀篇》到秦朝的《仓颉》、《爰历》、《博学》,再到汉时刻《熹平石经》、曹魏刻《三体石经》、唐刻《开成石经》、宋刻《二体石经》、清刻《乾隆御定石经》,保证了汉字的有序传承。
但到了18世纪,事情出现了变化。西方国家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完成了宗教改革,开辟了新航线,为资本主义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终于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此时也终于有余裕将目光投向了远在东方的那个神秘国度——中国。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启了中国百多年的屈辱史。列强凭着坚船利炮打折了清廷的脊梁,但与此同时,也打醒了一批志在救亡图存的有识之士。他们积极寻求着一切能够解救中国与危亡的途径,而其中一部分人将希望寄于普及教育,提升国民素质,进而提升国力,并把当时“难读、难识、难写”的汉字视为绊脚石,为此发动了“汉字革命”。
百多年的“汉字革命”可以分作三条路线,包括:“全盘西化”,废除汉语使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保留汉语废除汉字,另创一种新的文字,以供大众使用;简化汉字,推广俗体字。这三条路线,第一种因其想法过于激进为大众所难以接受,仅限于学者间的讨论,之后也就为人所遗忘;第二种则广受推崇,是当时汉字改革的主流思想;第三种方案在最初基本上没人提及,直至五四运动之后,才重新登上台面。
第二条路线又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教会罗马字运动时期、切音字运动时期、国语运动时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时期以及新中国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
教会罗马字运动是由在华传教士所推动的。传教士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排头兵早在16世纪便进入中国,秘密地在民间进行传教活动。但由于明清两朝对外来宗教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奉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传教一度陷入停滞。直到《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传教士以这五个口岸为跳板,开始大肆地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早期的传教活动是以向民众免费分发汉译本《圣经》为主,但后来发现这种默认民众识字的宣传方法,在当时文盲占比极大的中国实在是事倍功半。因此,基督新教便组织人手将早期外国人用来学习汉语的拼音方案进行改进,制定了教会罗马字。但由于中国方言种类众多,而且差异极大,所以产生了各种方言版本的教会罗马字。
这种教会罗马字在南方各省市盛极一时,甚至流传到东南亚各国。同是这个时期还有其他由外国人所指定的拼音方案,例如由天主教组织制定的“辣体汉字”,以及“威妥玛式”和“邮政式”。
切音字运动始于卢戆章,他在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是我国首个拼音化汉字方案。从他之后直到中华民国建立这20年间,各界人士制定出的方案多达28种,并且拼写方式截然不同。按照字母的不同形式大致可以分为:拉丁字母式、速记符号式、汉字笔画式以及数码式等等。这种繁盛景象持续到中华民国建立,由政府开展有组织的汉字改革工作后才渐渐消退。也为之后国语运动时期注音字母的制定打下了基础。
国语运动时期从中华民国建立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汉字改革发展到这个时期,又多了一个“统一国语”的任务。在之前的实践中,发现想要制订一种适用于不同方言的拼音方案几乎不可能,而制定不同方言版本的拼音方案又有可能导致各地区之间产生隔阂,进而导致分裂,因此进一步提出了“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口号。
这个时期又分为了注音字母运动和国语罗马字两个阶段。注音字母运动可以说是切音字运动的延续,基本上是对切音字运动时期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总结与规范化。这一时期对拼写方法、声调的标注、标准音的选择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制定出的注音字母也较为完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还在使用。不过最终也只能改名为注音符号用作汉字识读的辅助标音,没有能够取代汉字的地位。
国语罗马字时期赶上了新文化运动,“汉字革命”的口号也是在这时候提出。这时侯汉字改革的原因也已经不再只是因为书写的繁难,而是将它和孔教摆在了一起,当成是统治阶级统治、压迫劳苦大众的工具,是必须打倒的“封建遗毒”。因此需要进行更为彻底地改革,便选择了拉丁字母进行拼写。国语罗马字制定完成后并没有获得重视,也仅是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进行了公布,让当时的文字工作者颇受打击。
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源于苏联为普及教育进行的苏联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运动。1931年在海参威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定名为拉丁化新文字。1934年随着大众语运动在中国流行开来。不同于国语运动时期,它并不强调国语统一,而是主张将中国划分为几个大的方言区,制订不同版本的拉丁化新文字,这也是当时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在抗战时,边区政府也曾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但最终由于效果不佳而放弃。
新中国成立后在扫盲工作的迫切需求下,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汉字改革也持着支持态度。这个时候,周边国家基本上都进行了文字改革,摆脱了汉字的影响。因此,中央决定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并在1958年进行了公布。但在这十年间,中央认识到了汉字在短时间内不可被取代,因此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确认道:“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至此,汉字拼音化改革正式落下了帷幕,再没有大规模的相关讨论了。
简化字作为汉字改革的第三条路线,虽说是最终的“胜利者”,但比起来制定新文字在当时实在是不受人待见。在汉字改革呼声最为激进的时候,提出简化汉字也只是用来填补拼音文字制定并获得推广前的那段空白时期。国民党曾经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公布了一版简化字表,但没过一年就又下令废止了。有传说是因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为此大闹蒋介石办公室,并以不参加日常会议进行威胁,蒋介石不得已才下令废止。还有人说是因为戴季陶领着一种死硬分子下跪请愿。
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研究才算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走上了正轨。中央在决定制定汉语拼音之初,就提出“简化汉字也要研究”。不过较于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的制定历时更长也更为曲折,期间也曾错误地制定出“二简字”,但也及时进行了纠正,并在1986年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在2013年重新修订后,沿用至今。
本来只是因为在老家搬家时,翻出一本名为《语文知识》的老杂志,上面发表了诸多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字改革的讨论,进而引发了我探究今天所使用的简化字来源的兴趣。哪里料到各种资料越查越多,事情也和我所认为的大为不同。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初的先辈们如果“一步踏错”,今天这篇文章怕不是要全写做拉丁字母了。因为既不是相关专门史的专业,又不是文字工作者,所以只能将搜集到的资料拼切堆砌起来,算是做个归纳总结,攒成了几遍文章。想着能籍此窥到一点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年代,革命先辈们是如何“摸着石头过河”,将我们带到如此光明的彼岸的。如果有所纰漏,还请诸位多多包涵,也请指正补充。
评论区
共 39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