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故事丨“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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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刚进大学，高中时代遗留的苦行僧做派和幼稚的憧憬都还在。新生辩论赛，听起来像某种亮盈盈的菲涅尔透镜般的盛会，和戴口罩的烟熏妆女孩、刚装修完成的射箭馆、午夜时分校外酒吧的霓虹灯同样新奇。几个月后我才想起，自己报名时的心情和幼年第一次去冰淇淋店如此相似。
备赛并不轻松。我们的队伍有四个辩手和一个近乎不存在的替补。我是一辩，负责开场立论以及回应对方二辩的问题，也要在准备阶段查不少资料。许多个深夜，我们四人扎进咖啡馆，整理各自的资料，猜测对手的攻击和纰漏，顶着暗黄的灯光咽下哈欠。二辩是个身形不高的短发女生，不算活泼，但颇为认真，每次都能写下条理清晰得堪称教科书的会议记录。三辩和我同班，张扬又幽默，嗓音响亮清脆，我总觉得他能做个不错的主持人或播音员。我找不出合适的词语形容四辩，“君子”或者“绅士”，谦虚、温文尔雅又细致缜密，但他还远不止这些。讽刺的是，在我们蓄势待发预备和对手唇枪舌战时，对手却退赛了——小组赛的两次辩论都是如此。仿佛在新挖好的战壕里收到敌方请降书的军人，我们一路晋级至半决赛，兵不血刃，惶惑又庆幸。
半决赛题目是“美国应不应该禁枪”，我们是反方。论据并不难收集，许多州地广人稀，灰熊、狼群和美洲狮袭人事件时有发生；步枪协会的影响力使得枪支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禁枪的实践难以收回非法枪支。正方的打法我们也能大概猜到：枪击案，太多枪击案。辩论在黄昏的一间大教室开始，除了正反双方和几个评委空空如也，橘红的落日拉下庞然树影，在长桌上窸窣爬行。我稍稍松开领带。
完成一辩陈述时，我还感觉良好。正方二辩没有放过我。她究竟如何口齿清晰地发出那连珠炮般的质问，我不得而知。困惑又慌乱，像被拖入阳光下的洞穴生物，我抓住她的最后两个问题草草回答，坐下，无比确定自己搞砸了——对方的银白牙齿在我的视网膜上映下暗绿色残影。随后的自由辩，我少有发言。
四辩精练地回应了正方的发问，坐回原位。我稍带恍惚地望着对方三辩，她手臂搭在桌下，脸色泛白，犹如故作老道的匪徒。而后她起身，右手挥起长而直的黑影。一把步枪。
“这是大毒蛇武器公司生产的XM15步枪，和2002年华盛顿枪击案罪犯所用的相同。”她把枪口指向天花板，食指搭上扳机，叩下。我没听清教室内轰鸣的回声——两耳已因枪声失聪，一分钟后才逐渐恢复。这一分钟里，每个人如石膏像般静止。天花板上的弹孔附近，白漆剥落，渗下一缕缕灰土。微弱的硝烟味向上蒸腾，和军训时实弹射击的气息相同。她关闭保险，卸下弹匣，拉起拉机柄退出膛内子弹，接住，按回弹匣，仿佛一个荒谬的暴力偶像，刚从B级片荧幕中走出。“我想提醒反方辩友，有些枪支设计的杀伤目标有且仅有人类。”
我们赢了半决赛。那天开枪之后的细节我只记得两个：评委宣布结果后，众人离场，正方桌面上那枚5.56口径的弹壳以近乎不可察觉的速度滚动，如一只金属蜗牛，映照夕阳的最后一丝血红；走出楼门时，二辩不由自主地贴近四辩，眼神比我期待从自己未来的爱人得到的眼神还要炽热。
决赛一拖再拖，新生舞会却如期而至。我被之前约好的舞伴甩了，又收到“奶奶”的消息。她和三辩与我同班，刚开学就和三辩确认了恋爱关系。我喊她“奶奶”，因为她与我奶奶同为四川人，且外貌和后者年轻时的照片相近——瓜子脸、细眉、身材娇小。
“你能陪我去舞会嘛……”
“我把那家伙踹了。”
然后是一张小猫表情。
我从未明白她为何和三辩分手。舞会那天，她一身浅粉色礼裙，踢踏着尖头高跟鞋，捧一大束白花，像个昂贵的瓷娃娃，毫不在意自己是否会粉身碎骨。她和许多人跳舞，包括被新皮鞋磨得脚跟生疼的我。她牵起我的手，旋转，耳坠和发饰眩目如星雨。我从未见过一个女孩如此开心，笑容纯粹如一朵入火的海棠。
舞会延续至深夜。我始终未见到三辩。后来听说，那天他和几个同学在某间酒吧痛饮至凌晨，嘴角漏下金红酒液。
我们赢了决赛。四辩占大部分功劳。合影时，我们将他推至中央，他则谦逊地对着镜头微笑，如一个受了谬赞的士子。当天寒冷晴朗，二辩和四辩在钒盐溶液般的晶蓝天穹下宣告恋情。她的短发被风刮成狼狈的形态，他笑着替她捋直。
那年寒假，我报名了回高中母校宣讲的志愿活动。厦门的海风蛮荒凌冽一如过往。看着小自己一岁的高中生刷题并不好受，我低头逃向手机。二辩的朋友圈里，她在青岛，崂山云翳翻滚，身边是四辩；四辩的朋友圈里，他在三亚，海浪涌上岩礁，身边是二辩。日期是同一天。或许只是把攒着的旧图发出来，我劝说自己。“学长，”一个高三学生注意到我的脸色，“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许久之后，在某个网络实验课上，二辩和我被排到相同的机器，她的顺序紧接着我。我向她提起此事，她摇摇头，坚称自己当天就在青岛，和四辩一起；至于三亚，她从未去过。
我没有找四辩求证。据说他在学生会做得风生水起，深受赏识。某个花香沸涌的春夜，他晒出自己和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的合影。橙黄的路灯光下，两人面孔略有失焦。二辩的舍友说，那时她并不很伤心。“我不太在乎他怎样，我是想让自己对一个人倾注所有感情。那很畅快，真的。”她的原话大致如此。戒断反应没有饶恕她。在操场夜跑时，我看见她超过我，脚步错乱，呼吸带着疼痛的哽咽，外套在钠灯的光束下展开像一只蝠鲼，扑入莫大的黑紫夜幕。
我在一张奖学金答辩的宣传海报上见到四辩的肖像，西装笔挺，像被工业文明驯化粉饰过的伏都教人偶。在密密麻麻列满了课业、科研和社工成绩的文字里，某个极不起眼的角落，“新生辩论赛冠军”。
三辩和我游戏口味相近，每周都会联机玩一会。直到他提起自己的新女朋友，“我得去陪人家，这局打完就下线了。”他语气里带着新的责任感。两周前他还差点因为《只狼》忘交数值分析的作业。
我几次旁敲侧击，得知他的女友大他两岁，在经管学院读研。他发了一张两人合影，在湖边，他和她紧紧依偎，令我联想到一对怕冷的鸳鸯。她比他稍高一点，或许是高跟鞋的缘故。褐色长卷发装点着沉静温婉的面容。
我和三辩的联系日渐稀疏。期末时我去图书馆借一本Linux相关的工具书，顺便读几页海明威，见到他抱着一摞书绕过一盆橡皮树。我们打了招呼，随后我走向门口，他走向窗边一张双人桌，一个长发人影在那等着他，被窗玻璃上的爬山虎映照成翡翠色剪影。我不记得他那叠书的书名，但认出了几个作者：鲍德里亚，齐格蒙·鲍曼，福柯。
那是操作系统考试的两天前，我在宿舍床上怎样也睡不着，既欺骗自己已经复习够了，又揣测老师的恶意止步于何处。大约凌晨三点时，辅导员忽然在班级群里要求大家立刻赶往某楼某教室。我揉着疲劳的眼睑，好奇自己何以做出如此真实的梦境，而后迷糊地下床穿衣。犹豫片刻，我没有叫醒室友，径直下楼骑上自行车，前往地点。虫鸣的潮水来回交叠。
整栋楼唯独那间教室亮灯。我推门进入，只看到疲态尽显的辅导员。
“坐。”他指着一张椅子。我照办，昏沉地望着他头顶逐渐成形的地中海。
“有什么事？”我问。
“嗯，是这样，”辅导员说出三辩的名字，“他走了。”
“什么叫走了？”我口无遮拦，“休学？退学？自杀？还是什么……”
“我不能说，”他摇头，眼镜镜片像两张水银薄膜，“我只负责告诉你们这件事，并确认你们的心理状态。” 
“我猜我状态挺好的，如果没有半夜被叫过来。”我轻微地耸肩，“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通知？我猜全班除了我没人会来。”
“只要让醒着的人过来就行。”
“这是哪门子道理？”我试图让眼光穿透辅导员盾牌般的镜片。
“我不能说。”
“你不能说，还是你不知道？”
他将头偏向一边，似乎要将镜片调整角度，像坦克的倾斜装甲。“我不能说我不知道。”
三辩确实消失了。他的宿舍里不再留有他的任何物件，连痕迹也一并抹去。似乎某种先于火药而诞生的邪灵将他吞没，不仅肉体，连形而上的概念也湮灭。蜉蝣般的流言四下飞舞，说他患了绝症、受了情伤、遭到通缉，等等，好像一半人知道部分真相并大肆宣扬，另一半人知道全部真相但缄口不语。
青黑色暴雨坠下，升起，夹杂着闪电炙烤过的等离子气息。我在宿舍楼下一处角落见到她，在雨幕中飘摇，三辩的女友。湿发狼藉地挂在额前，胸腔战栗不已。
“他怎么了？”我在屋檐下打量她，和我一边高，看不清是否在流泪，“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对不……对不起……”她的哽咽模糊在雨声里，“他……他问我，什么……是真的……”
她的外形开始融解，崩塌，像蝉蜕或蚕茧，由上至下皱缩、剥离，被雨点击落。另一个女孩的身姿在外壳下出现，“奶奶”，娇小，像个人偶，梨花带雨。她的画皮摧残殆尽，像一地蛋壳，被卷入下水道。
“你们真恶心。”我转身离去。那不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大三时，我找了一家南方大厂的暑期实习，在游戏部门，有机会直接转正。系领导大概不乐意学生自己找实习——他们早和几家“友好企业”谈好了，把学生送去实习，作为实践课内容。所谓“校企合作”。学生自己联系的实习也能抵学分，但需通过审批。约七十人申报，五人未通过，包括我。
系里给我安排的实习却是在同一家大厂，北京分部，做某个不痛不痒的微信小程序。我和南北两边的四个HR打了六通电话，仿佛相声演员练贯口，才算解释清楚。那天下午，我走向负责老师办公室，盘算着理论一番。
一只麻雀蹲坐在积满尘土的电灯上叫嚣。我抬起左手，手指作出手枪的姿势，伸直，瞄准它。“砰。”我轻声说。
一声枪响从指尖迸发，和我印象中加了消音器的9毫米手枪一般无二。清脆而扁平，120分贝，暴戾不言而喻。麻雀应声坠落，三分之一的躯体不知所踪，沾血的羽毛缓慢飘扬。我走进办公楼。
“这个，唉呀……”那老师在办公桌后苍蝇般搓着手，和她上课时的动作完全一致，“同学，你知道，我们这个课是叫科研实习。你做游戏是不是，哈哈，太工程了。”
“你们送我去北京分部做微信小程序，那就科研了？”
“嗯，”老师转转眼珠，“同学去做什么项目不是我们学校老师说了算的。我相信，啊，企业这么安排也是有原因的。”
“您相信企业的北京分部，就不相信我选的总部了？”
“嗨呀，话不能这么说。学校和北京分部是有合作的，人要是不齐，两边面上都不好看——”
我打断她，“不就是差个盖章认证吗？”
结局自然是不欢而散。我起身，“不打扰您了。”停顿两次呼吸后，我举起左手，做成手枪姿态，指向她的额头。“砰。”我轻声说。
她瞪着两只河马般的眼睛，无事发生。小圆蛛从窗台倒吊下来。
“您觉得，如果系里想把学生送去黑矿挖两个月的煤，用这抵学分，技术上是做得到的吗？”拉开办公室门前，我问。
“抱歉，我不回答假设性问题。”
两周前，我从校外酒店开完会回来，一路都在努力忘掉会上绝大多数人尴尬的中式英语。“奶奶”在南门边，踮起脚，试图摘一朵怒放的玉兰。我上前，替她折下。她将花别在胸前衬衣口袋上。暮色沉落，我们走向北斗。她的靛蓝长裙融入动荡的春夜。
“祝你读研顺利。”我对她说。
“也祝你工作顺利。”她回答。
而后是默契的沉默。
“所以，奶奶，什么是真的？”我终于忍不住发问。
“你真的在意？”她揶揄道。
“我想，糟糕的课、官僚主义、踢皮球、虚情假意、偶像包装，甚至学术造假，这些事单独拎出来，我都能接受。可是……”我搜索词句，回避她嘲讽的眼神，“我的大学生涯似乎在跨过某条确切的边界后被彻底掉包了。巨大的虚伪趁我不注意，鸠占鹊巢。”
“你想要什么真实？”她眨眨眼。
我一时语塞。“我想，在高中时，我相信能凭自己的努力进入更纯粹、更有本质意义的环境。”
“来这儿的人高中过得都不轻松。”她迷离地望着路灯下的自行车流。
“对。但现在我对许多人失望，连同自己。”
“你别给我装菲茨杰拉德。”她语音转为尖锐，我分不清是怒是笑。
“奶奶”和我经过大一时新生辩论赛的半决赛所用教室。从窗玻璃向内望，天花板上那处弹孔还在，宛如我们薄如蝉翼的现实之上无可弥合的一口蛀洞。那颗弹壳也在原先的桌上，在三年里滑动了十几厘米。我想象着每个来此教室的学生、教师、清洁工、情侣、保安、电工都惶恐地注视它，小心翼翼地避开这张桌子。
月球蓦然跃起，混沌又渺茫。“奶奶，看。”我扬起一只手，作出手枪的模样，径直瞄准月心。她的目光跟随着。
“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