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中的未来:“今天与明天”丛书(1923-31)中的写作、科学与现代性》(Imagined Futures: Writing, Science, and Modernity in the To-Day and To-Morrow Book Series, 1923·31)是马克斯·桑德斯(Max Saunders)于2019年出版的图书。售价较贵,建议在谷歌图书上试读。有一则评论很有意思:“在定价为60英镑时,他们可能再次确保了普通读者不会被视为未来的一部分。”
导读
导读部分译自帕特里克·帕林德(Patrick Parrinder)《未来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Futurity):
1923年2月4日,生物学家霍尔丹(J.B.S. Haldane)向英国剑桥邪学社(Heretics Society)提交了一篇关于“体外发育”的论文。这篇论文最终以《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为题发表,并成为“今天与明天”(To-Day and To-Morrow)系列丛书的第一册[1]。六年后,另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提及了一篇剑桥大学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今天与明天”丛书中最为闻名的一册,这就是贝尔纳(J.D. Bernal)的《世界、肉体和魔鬼》(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其中涉及到人类变成后人类赛博格的设想。这两本书对二十世纪中叶英美科幻小说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阿瑟·克拉克就成为了霍尔丹的亲密好友,并将《世界、肉体和魔鬼》描述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预测尝试”(77)。
在《想象中的未来》一书中,马克斯·桑德斯(Max Saunders)对“今天与明天”丛书进行了第一次相当权威的研究(尽管他自己对这本书的主张相当谦虚)。这也必然是一种宣言,一种对这套特殊意义和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的系列丛书认可的坚定信念。桑德斯站在现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上写作,他可能以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的传记作者的身份最为大众所熟知。桑德斯在序言中指出,在20世纪早期的“公认的文学史或文化史”中,“今天与明天”丛书所留下的“痕迹奇怪地少得可怜” (vii)。虽然他提到了布莱恩·斯特伯福德(Brian Stableford)的两部作品,但他的“公认的历史”似乎并不包括《1890-1950年的英国科学浪漫》(Scientific Romance in Britain 1890-1950,1985),在斯特伯福德“战争期间的未来主义幻想”一章中,这一系列丛书占据了重要位置。桑德斯也许不自觉地效仿斯特伯福德将“今天与明天”丛书归类为"幻想性非虚构"作品,这个标签既自相矛盾又极不稳定,因为正如他所说,“未来学永远无法与虚构完全区分开来”(44)。这一点在霍尔丹的《代达罗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有一部分包含了一篇关于近期生物发展的文章,是假托一名2073年大学生写的。
从一般的文化视野来看,“今天与明天”丛书彰显了那一代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未来的强烈关注。这一系列丛书的标题在当时似乎相当流行。比如说,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1926年的自传中就使用了“今天与明天”这个标题——不过桑德斯评论说,该自传“几乎没有关于明天的内容”(222)——最初在1930年发行的一份短命杂志,《今天杂志》也是如此。(很久以后,阿西莫夫将他的一本非虚构集命名为《今天与明天与……》[Today and Tomorrow and ...,1973]。) 这套“未来的百科全书”(171)的作者包括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休·麦克迪尔米德(Hugh MacDiarmid)、温尼弗雷德·霍尔比(Winifred Holtby)、薇拉·布里坦(Vera Brittain)和J·莱斯利·米切尔(J. Leslie Mitchell)、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等知名作家。
丛书中有些不太知名的书带有明显科幻色彩,比如杜白瑞(Bonamy Dobrée)的《提摩太:剧院的未来》(Timotheus; The Future of the Theatre,1925),其中作者借了一台威尔斯式的时间机器来体验一种全新形式的沉浸式、催眠式的表演,预示着赫胥黎的“感官电影”构想。加雷·加勒特(Garet Garrett)的《衔尾蛇,或人类的机械扩展》(Ouroboros; or, The Mechanical Extension of Mankind ,1926)等书,预示了贝纳尔对赛博格可能性的兴趣[2]。此外,关于霍尔丹的“未来历史”装置的几个变体:包括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的《下一章:对月战争》(The Next Chapter; The War Against the Moon,1927),和乔德(C.E.M. Joad)的《第欧根尼,或休闲的未来》(Diogenes; or, the Future of Leisure,1928),其中有一段来自火星历史学家的简短引文。薇拉·布里坦(Vera Brittain)的《翡翠鸟,或一夫一妻制的未来》(Halcyon; or, The Future of Monogamy,1929)以一首叙梦寓言诗开始,介绍了未来历史作品的四个章节。 在希尔达·莱尔(Hilda Leyel)和奥尔加·哈特利(Olga Hartley)的《卢库勒斯,或未来的食物》(Lucullus; or, The Food of the Future,1926)中也有讽刺性的未来历史。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拉斯·波希纳,或脏话和不当语言的未来》(Lars Porsena; or, The Future of Swearing and Improper Language,1927)。道格拉斯·伍德拉夫(Douglas Woodruff)的《柏拉图的美国理想国》(Plato’s American Republic,1929)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幻想小说,借由雅典人苏格拉底之口对美国巡回演讲进行了讽刺性描述[3]。
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用桑德斯的话说,霍尔丹的《代达罗斯》“不仅激发了丛书的想法,而且还发明了这种风格”(2)。正如他在关于出版历史的详尽细致的附录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书都十分简短,平均每本只有12,000至15,000字。由此给人的印象是一连串启发性的小册子。作者的科学和知识专长往往被淡化,而他们与其他作者的分歧则被凸显出来。第二册,伯特兰·罗素的《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1924),是对霍尔丹的明确反驳[4]。
在《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之后,绝大多数的书都有一个往往很恰当的古典标题,暗示着预测的未来和过去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联系。正如桑德斯所言,这些标题试图将科学和人文的“两种文化”重新结合起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古典典故进行了仔细的解释。而且,它们也表明,其目标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意识到自己具有高水平文化素养的精英,因而这个系列的印刷量通常很小[5]。在《想象的未来》的插图中,有一张1927年11月《惊奇故事》杂志的封面,内容是弗朗西斯·弗拉格(Francis Flagg)的《阿尔达西亚的机器人》(The Machine Man of Ardathia),桑德斯认为,这构成了贝纳尔的赛博格的重要先例。然而,“今天与明天”丛书的目标读者和科幻杂志的潜在市场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丛书作者没能预见到计算机的出现,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因而他们关于人类假肢延伸的想法总是机械的,而不是电子的[7]。该系列的一些空白,特别是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领域,被桑德斯归结为“今天与明天”丛书与奥格登编辑的其他两个主要系列书籍之间的复杂互动。然而,也有一些重大的成功,比如米切尔在《汉诺,或探索的未来》(Hanno; or, The Future of Exploration,1928)中预测,人类将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内登上月球。
罗素在另一册图书《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1925)中,以惯常的清晰态度论证了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不必要的假说。他同样反对“幼稚的人文主义”,反对人类生命具有任何宇宙意义的假设:“所有这些哲学都源于自负,最好通过一点天文学来纠正。”这种科学进步的普遍反乌托邦观点,恰与霍尔丹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相反。这套丛书由此形成了贯穿其八年生命的惯例,随后的书往往与之前的书直接对话,而且大多数书都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评论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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