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本命年》：时代凝视着你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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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顺当的时候往往不会去看悲剧，如果看了，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他不是真的顺当，要么是他想幸灾乐祸。
我不知道我算是出于哪种原因看的《本命年》，不过看完之后觉得像高中时玩了《生化奇兵：无限》一样，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大嘴巴，丫过得好好的，看这玩意添堵干啥？
其实除了添堵，《本命年》也让我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冯小刚和王朔的80年代北京，在嬉笑怒骂、妙语连珠之外，宏大叙事下的北京也有“命运的奴隶”。相比于后来《老炮儿》中类似口腔体操的守旧和愤恨，《本命年》更想描写时代洪流中个体的无奈。

在开始漫谈之前，我要感谢一下《别的电波》，他们做了一期非常高质量的《本命年》拉片，本文也有内容参考了这期电台，全长差不多三个小时，着实用心。
顺便贴一个《本命年》的混剪，来自我自己的b站账号，新人UP，自个儿剪着玩儿，臭不要脸引个流，见笑。
出狱的“老炮儿”和居委会大妈
电影开片就是一个长镜头跟拍，出狱的李慧泉扛着大包穿过狭窄的胡同走回家，单看这段你可以把李慧泉代入到任何一个北方城市。不同于大多数描写北京的电影，《本命年》的开场没有宏大叙事和由远及近的转换，没有白塔，也没有鸽哨，甚至没有BGM，这样的表达奠定了全片的基调，表达个人命运先于表达时代，时代只充当背景板，也可以说时代只是出题人。

顺带一说，以前gadio常规节目的开场也没有免这个“俗”，自行车铃、大鼓书加上京腔对白，受过冯氏贺岁片熏陶的这代人一听就能知道这是北京的电台。
回家的这段戏很流畅，流畅到现在看会觉得无聊，开门进屋、躺床上、起来找火柴、罗大妈上门一气呵成，一推就倒的院门、已经锈死的门锁、狭小昏暗的房间，这些汇在一起构成了李慧泉的标签——一个独居的刑满释放人员。
这段戏非常平淡，但是导演的巧思也有所展现，李慧泉进卧室躺下一会就起来找烟抽，烟找到了却没有火，他又到外屋找火，通过这一段就把他的生活环境从外而内再从内而外展示了两次，找火时还用镜头交代了李慧泉母亲已经去世，同时也引出了电影的第一个配角罗大妈，为李慧泉的社会关系添加了第一个人物。
这段戏收在罗大妈离开，李慧泉独自回屋抽烟，结尾给了一个母亲遗像的特写，然后又给了一个李慧泉面部表情的特写。姜文的表演非常精彩，愧疚、遗憾、孤独都表现得很自然，最重要的是没有BGM渲染气氛，把现实主义题材的冷峻气质展现得很到位。

在这段开场中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个出场的配角是罗大妈？电影里没有表现这一点，但是小说里明确写了罗大妈是居委会的，这就涉及到了我国80年代最大规模的治安行动“83严打”。
无论是《本命年》还是《老炮儿》，北京人谈起过去总是避不开“严打”时期的传说，流氓罪、游街示众、“胡同串子”和“院派”旷日持久的“战争”、全国各地的悍匪村霸、“手里捧着窝窝头”、严厉打击与冤假错案……

李慧泉就是这样的出身，没啥文化，好勇斗狠，犯事被判进监狱强劳，出狱了家徒四壁，啃窝头的日子不好过，出狱之后的日子也不好过，要想让这样的人不会为了钱“二进宫”，那就必须警民联动：刑满释放人员定期去派出所汇报，居委会也对此类人员进行帮扶。

和原著小说《黑的雪》对比，电影里抹去了罗大妈居委会大妈的身份，只把她刻画成李慧泉的邻居，能看出来导演并不想把李慧泉描写成兰博式的人物。试想，如果电影中罗大妈一出场就代表居委会跟李慧泉讲该怎么服从安排，一本正经的说教其实和兰博回家碰到治安官对他百般刁难并没什么区别，那么“压迫和服从”这个主题就会先入为主，甚至会演化成《小丑》那样的底层疯狂，情绪宣泄大于叙事。这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初衷，现实主义电影应当把故事讲给观众，而不是把情绪灌输给观众，情绪应当是观众看完故事自发产生的。
六分钟不到的开场，导演用流畅的镜头刻画了主角的基本形象，李慧泉不同于六爷，他不想吹嘘自己当年的“神勇”，对自己入狱的事十分后悔，更后悔的是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整段戏的情绪很平静，平静里又有克制，对于一个出狱之后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这种压抑的平静似乎才应该是常态，更难能可贵的是，全片没有俗套的情绪爆发，在沉默压抑中走向结尾。
这一段戏里，时代给李慧泉出的题目是：“如何重新开始生活？”
“最俗”剧本罗小芬
开场这段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宏观镜头，不过这个镜头也很克制，只拍了不到5秒钟长安街的街景，而且没有出现任何地标建筑，色调非常写实，似乎只是为了说明故事发生的城市才这样过渡的。

接下来就是平淡但快速地构建李慧泉的生活：他取出了母亲的遗产，想去母亲的厂里“接班”，工厂却已经倒闭了；去饭店找瘪子，得知瘪子骑偷来的摩托车出车祸死了；去一起入狱，被判了无期的方叉子家看望，又被叉子的家人冷落；去饭店喝闷酒，喝多了回忆起之前和方叉子一起犯的事，撒酒疯被民警刘宝铁逮回家醒酒，醒来赔了饭店一笔钱；在罗大妈帮助下办了个体经营执照，买了三轮车，做了台面，准备过了年就去摆摊卖货。一连串平淡的叙事构成了李慧泉对时代出的第一道题的答案。

除夕夜，在春晚欢快的，充满希望的节目声中，24岁的李慧泉只有烧鸡和二锅头陪伴，他一个人刨着木花，迎接他的本命年。

本命年的第一劫来了。他看到罗大妈的女儿，他的青梅竹马罗小芬带着读博的男朋友回家探望（那时的博士含金量比现在更高），大年初一还要去哈尔滨看冰灯。青梅竹马变得无比优秀，这样的差距让李慧泉无法直面罗小芬，他关上灯，假装家里没人，回想着小时候和罗小芬聊本命年系红腰带的事。在鞭炮声中，万分孤独的李慧泉写了一封给唯一的朋友方叉子的信。
叉子，我出来了，你行吗？干活挺累的吧？北京不冷，青海冷吧？瘪子死了，骑摩托给撞死的。我想了三年，你真不值，为了个女的。你爹妈都挺好。我找了个事，过了年就开张。外面也没什么劲，就是没人管，这点好。你得多干活，少想，少说，多找朋友，像咱们这样的，有了朋友就不怕了。再见，来信，我睡觉了。
值得一提的是，李慧泉买三轮车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两袋东西，一袋是食物，另一袋是杂志，第一本封面上写着“当代台湾妓女”。虽然农耕文明自古谈性色变，但是性和吃的确是人类绕不开的本能的精神追求，李慧泉也到了该考虑如何解决性需求的岁数。但他眼看方叉子因为下半身的纠纷捅了人，被判了无期，自己也搭进去三年，所以从他的信里能看出来他并不认同方叉子的做法，他觉得方叉子不值，那他肯定觉得自己更不值，在他眼里好汉也伤人，但是武松只是杀了潘金莲，可没有强奸她。

对于李慧泉这样的人来说，儒家思想他大概只能挑点比较简单的去理解，他更熟悉的是自古以来社会的边缘人遵循的“道义”观念。他入狱之前一直践行的也是这种观念，打架就是义气，兄弟就是天，结果最后被兄弟害得蹲了号子。“道义”要求他做一个直男，把女人放在第二位，他内心也想做到，但身体不允许，他的身体告诉他，哪怕是梁山好汉，性压抑也还是性压抑，所以他买了一兜色情杂志，所以他大年夜忍不住去看了一眼罗小芬，然后因为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而无比沮丧。
大年夜这段戏里，时代给李慧泉出了第二题：“一个好汉该如何面对性的需求？”
很明显，李慧泉在饮鸩止渴，他可以享受色情杂志的刺激，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生活现状。罗小芬已经和李慧泉是两路人了，他眼看着她结婚，怀孕，最后临产的时候罗大妈还找李慧泉帮忙把罗小芬拉到医院，这对于李慧泉来说，绝对是杀人诛心。造化弄人，曾经的青梅竹马走上了两种人生。
可以说罗小芬的故事线是整部片里最“俗套”的，一个悲剧里最简单的手法就是求而不得，再悲情一点就是让主角亲手终结这个求而不得的角色，所以罗小芬对于李慧泉来说不是首要的，对于导演来说也不是，这个角色的设计只是给李慧泉多加了一条充分但不必要的副线。不过从整体来看，李慧泉的经历有了这么一个意料之中的副线的确是让这个角色更加悲情，面对性的压抑，可能会给他情绪出口的罗小芬被他亲自送去医院生孩子，不管他有没有心理准备，他都是经历了一个坎儿。

如果让我来评价《本命年》的缺点，我能找出来的唯二缺点其一就是罗小芬。这个角色的设计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李慧泉送罗小芬去医院的桥段更适合写在琼瑶小说里，不管是对角色还是对观众，这个桥段都狗血到家了，跟刚猛冷峻的其他桥段相比，看了这个桥段之后观众会同情李慧泉，同情他挨的刀子里还掺着一把盐。
崔勇利与赵雅秋：欲望永不眠
过完春节，李慧泉开始摆摊了。他先卖的是军大衣，卖烤地瓜的大爷告诫他：“吆喝着点儿，卖点时髦货，大陆货不行，做买卖就得活泛点儿。”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带给老百姓的是眼界上冲击，发达国家的商品种类繁多，而当时的中国市场还在转型中经历阵痛。改制带来下岗，下岗了又没有别的岗位，社会治安上压力很大，经济上也催生了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名词“倒爷”。

李慧泉受了大爷的点拨，进了一批假得不能再假的耐克鞋在街上卖，假耐克的logo很微妙，是类似偃月刀的形状，说起偃月刀就想到义薄云天的关羽，或许李慧泉看上这批货，也是因为他打心眼里认同来自古代平民阶层的朴素道德，这个细节可能也是导演的一个小暗示。

卖假耐克鞋的这场戏之后，服装上可以看出来已经开春了，冷峻的氛围稍有舒缓。罗大妈提议给李慧泉介绍对象，李慧泉婉拒了，方叉子给李慧泉回了信，李慧泉从白天反复看到晚上，生活真的有了起色，李慧泉心里虽然还有想不通的疙瘩，但在至少现实生活能给他一些慰藉，正如他自己说的，“多干活，少想，少说”。
至于“多找朋友”，他自认为找到了一个朋友，在摆摊时他遇到了马刷子，他和李慧泉有一顿大棒子和一顿饭的“交情”。刷子油嘴滑舌，比李慧泉更加“悍匪”，他自称在合资企业上班，按理说应该混得比李慧泉滋润，但一出手就白嫖了摊位上的两件衣服，作为回报，他请李慧泉晚上去咖啡馆，而这次“请客”把李慧泉真正拉进了80年代的世界。

所谓的咖啡馆实际上更像是个夜总会，有表演，有酒水，那时候洋风刚刚吹进国门，也没人知道到底一个咖啡馆该有多少种功能，这点电影里描写的非常贴切，用高脚杯喝啤酒现在看起来奇奇怪怪，但是那时候就是新潮前卫。
所谓的“请客”还是以马刷子白嫖告终，李慧泉却也觉得无所谓，好汉嘛，谁身边还没几个烂朋友。马刷子逃单后，可以算是“反派”的崔勇利出现了。不同于李慧泉的休闲装束，崔勇利一出场就是一副脱离了80年代“低级趣味”的样子：全套西装，大胡子，烟斗，乍一看感觉像是混昆仑饭店的主，但一张嘴就明晰了，他就是个“倒爷”。

哥们，你就是李慧泉吧？
是啊，你谁啊？
崔勇利。原来东边机械厂的。久闻你的大名。
丑事儿，值不得提。
两人见面第一场戏一共就这么四句台词，崔勇利的重点有二，一是他上来就表明自己认识李慧泉，给李慧泉面子，二是他以自己平民的出身表达了对李慧泉的“敬佩”。李慧泉只是接了两招，一，你认识我不代表我认识你，二，以前的事该翻篇了，当年勇没什么好吹的。
看起来谈话走到了僵局，赵雅秋上台表演了，一个业余比赛拿了第四名的年轻歌手，或者说，一个戏子，进入了李慧泉的世界。
赵雅秋长相甜美，歌声动人，唱了一段便让台下迸发出各种猥琐低俗的喝彩，镜头还给到了台下一个观众把手放在女伴腿上抚摸，这里也算是从其他人的角度展现性压抑的氛围。加上崔勇利跟李慧泉又开了几句黄腔，李慧泉瞬间在这个80年代的新潮圈子中又孤独了起来。

我以为请来个什么娘们，一个小丫头片子，没味儿。
这种丫头大街上一搓一簸箕，我喜欢老的。
在众人猥琐的叫好声中，赵雅秋露出来惊恐、羞耻的表情，这也是全片中她在台上唯一一次有这样的表现。

在这个咖啡馆里，高喊对性的需求是新潮时尚，是与国际接轨，是所有来这里消费的人都想彰显的“高人一等”。李慧泉接受不了，崔勇利离开以后，他自己沉浸到了赵雅秋的歌声里，他回想起童年，回想起罗小芬、瘪子、方叉子，他也只能想起这些人，孤独是由内而外的，只要他不改变自己，他就永远孤独，但至少在赵雅秋的面前，他感觉到了慰藉，似乎罗小芬给不了他的东西，这个女孩能给他。
在咖啡馆暧昧的红光里，李慧泉一直坐到散场，赵雅秋向经理求助，外面有群痞子跟踪他，经理让崔勇利去送赵雅秋，崔勇利直接把这个任务给了李慧泉，从此开始，李慧泉稀里糊涂成了这个让他倍感孤独的圈子的保镖。

在崔勇利的嘴里，李慧泉能“胡掳一大片”，他不置可否，因为他想摆脱这个身份；护送赵雅秋的时候，他以出狱犯的名号吓退了咖啡馆门口的痞子，他也觉得悲哀，似乎整个世界都知道他是个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在咖啡馆里他格格不入，在咖啡馆外他也格格不入，传统的世界不接纳他，因为他是个劳改犯，新潮的世界他接受不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条好汉，只有赵雅秋不怕他，也不利用他。在第一次护送赵雅秋之后，李慧泉这个梁山好汉式的人物彻底陷进了新时代里。

从那天开始，赵雅秋成了李慧泉的缪斯。诗人把爱寄托给缪斯，这种爱能产生诗歌，如果有一天缪斯不再爱诗人，诗人就会毁灭。
其实李慧泉和诗人一样，都是世界上比较古早的二次元。

赵雅秋的出现更加坚定了李慧泉对新生活的希望，在去乡下见崔勇利的时候，李慧泉的红色T恤相当显眼，也暗示了他的生活在一天天变好，至少在物质层面上。
崔勇利和李慧泉的第一次“谈判”在一间堆满彩电盒子，挂着外国美女艳照的平房里进行。在崔勇利看来，李慧泉是个便宜的保镖，只要满足了他作为好汉的自尊，再给他点好处，他就可以替自己卖命。李慧泉依然遵循着好汉的行为逻辑，仗义疏财，连货都没验直接就直接给钱了，其实这和他当年帮方叉子去打架进了监狱是一个逻辑：单纯、诚恳、不傻但容易被坑。

崔勇利给他的货是两大包女性内衣和丝袜，按原著来说，实际上还是穿过的，不过电影里并没有表现，这里出现了一个经典的弹内裤的镜头。这种卖二手内衣丝袜的勾当也就是崔勇利能做的出来，但对于李慧泉来说无伤大雅，他的道德观在悄悄动摇，他似乎可以当一个成功的“倒爷”。而且现在对他来说，性是可以赏玩的，性和孤独的矛盾减弱了很多，只要有赵雅秋在，一切都会好起来。
似乎时代出的第二道题李慧泉也要答上来了。
最佳损友方叉子
李慧泉的内衣生意很火，他摆摊的镜头里有两个很微妙的细节，一是摊前有个女顾客一直在摸挂着的黑丝袜，这里又一次强调了性压抑的氛围，另外也是这种“洋玩意”的确是稀罕物；二是还有个女顾客软磨硬泡想退货，李慧泉同意了，但反手就把退的内裤扔掉，这里有可能是李慧泉还是保有一部分梁山好汉的那种厌女的“道德观”，另外一种可能是李慧泉认为砸了一单生意，加上看见民警刘宝铁在约会，实在心里不平衡，气得把内裤扔了。

李慧泉又一次送赵雅秋回家，路上谈到了赵雅秋演出的收入，一杯咖啡五块，赵雅秋演出一次四块。李慧泉表现出对咖啡馆经理的蔑视，那是一种明显的保护欲，至少对李慧泉来说很明显，但赵雅秋对薪资不以为然，她只想着能多练练，以后当专业歌手，这时的赵雅秋稍有变化，但对于李慧泉来说，这点变化无伤大雅。赵雅秋临走时送了李慧泉一张照片，李慧泉回家把它贴在床头离自己最近的地方，至于其他距离较远的贴画，是史泰龙和李小龙。
在李慧泉眼里，有赵雅秋之前，好汉的价值认同是第一位的，有赵雅秋之后，她是第一位的。
而后又是一次护送，赵雅秋问起了李慧泉是否真的是个“狠人”，李慧泉没有撒谎，分别的时候赵雅秋有些失落，又在楼上问了一次：“是他们骗我还是你骗我？”李慧泉没有回答，只是憨笑，他没法撒谎，好汉不能撒谎，但是他又不想回忆以前的荒唐事，于是只能憨笑，似乎是想证明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他笑得很阳光，也很悲哀。

咖啡馆里马刷子跟李慧泉借了笔钱，这是刷子第三次白嫖，他走后李慧泉没看到赵雅秋，借“小痴汉”的口得知赵雅秋去参加文艺汇演了。

白天崔勇利到市场拜访李慧泉，实际上是为了显摆他的新车和小密，言外之意是想跟李慧泉继续合作。李慧泉只是客套客套，他虽然不喜欢崔勇利，但跟着他能挣钱，顺带他又打听了哪里有文艺汇演，崔勇利不知道，此事不了了之。
派出所找来李慧泉，民警刘宝铁说他表现不错，但不要和崔勇利来往，明显崔勇利这个“倒爷”在公安局是挂了号的。刘宝铁又说罗大妈反映李慧泉最近心情不好，虽然李慧泉矢口否认，但刘宝铁还是劝了劝。可见虽然已经开始了正常生活，但李慧泉的释放犯的身份还是受关注的，这种因身份而被注视的痛苦在李慧泉的心里始终是一个定时炸弹。

李慧泉还是找到了赵雅秋表演的地方，她和一个男歌手同台演唱，一曲唱罢围上来很多人，约录音的，递名片的，表示支持的，可见赵雅秋已经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小歌手了。赵雅秋和李慧泉打了招呼，表示以后她的搭档会送她回家，然后抛下李慧泉离开了。晚上李慧泉辗转反侧，镜头只给到了墙上挂的李小龙和史泰龙的海报，赵雅秋的照片被他摘了。

从文艺汇演这一幕开始，李慧泉的人生开始垮塌。
垮塌不是一两件事造成的，是全方面的。进入了焦灼的夏季，刘宝铁来市场通知李慧泉：方叉子越狱了，李慧泉是唯一跟方叉子通过信的人，要他带着信到所里配合调查。在刘宝铁看来，跟一个“大西北销户口”的重刑犯通信是件“傻事”。晚上回家，叉子的弟弟小五又来传话，说见到叉子就让他去自首，反正都是死路一条。叉子的越狱和民警的评价再加上小五的传话使本来就憋屈的李慧泉更加窝火，他认为和叉子通信是道义，但他讲道义叉子不讲，警察也不相信释放犯的道义，叉子的家人更相信叉子会来找李慧泉，所有人都把李慧泉这个老实人当做下三滥。同时，李慧泉或许在这个时候也意识到方叉子越狱了肯定会来他这里，毕竟李慧泉算是个“朋友”。

李慧泉恐惧与委屈交加，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他去请马刷子吃饭，让他还钱，但实际上刷子是欠了赌债，根本还不起他的钱，李慧泉被所谓的“朋友”骗了，火上加火，直接把刷子扔出饭店。刷子气急败坏跟李慧泉说崔勇利要带着赵雅秋去广州，只有李慧泉还被蒙在鼓里，这让李慧泉更加崩溃，最操蛋的是，这时饭店服务员追出来问他俩谁结账，毫无疑问，还是李慧泉。

李慧泉在这个时候依然没有彻底被击垮是值得敬佩的，毕竟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汉，他并不能处理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这时的他还剩下两个出口可以尝试，一个是赵雅秋，一个是崔勇利，爱和利只要有一样可以支撑他，他就可以继续挺下去。或许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他把赵雅秋的照片贴了回去。
他去找赵雅秋，对她表演时的服装“太露”表达了不满，还旁敲侧击地提醒她小心上当受骗，可这时的赵雅秋已经不复曾经的娇小羞涩，笑着说李慧泉说的和她爸爸一样。这继续打击着李慧泉，缪斯好像变心了，真是个渣女神。

而后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李慧泉独自去赵雅秋家楼下看看，发现在赵雅秋表演时总是在场的小伙子躲在暗中偷看，他把小伙子揪出来审问，得知他只是个“小痴汉”，是赵雅秋的学弟，不敢吐露心声，只能躲在暗处看他家的灯光。李慧泉深感厌恶，骂他“傻不傻”，但那种厌恶也是在骂他自己。“小痴汉”蹲在地上痛哭，他也和李慧泉一样，找不到性压抑的出口，李慧泉不屑地丢下他走了，好汉可以和普通人有一样的心境，但好汉不会哭哭啼啼，或许他对自己的“坚强”很满意。

赵雅秋的变化还是没有打垮李慧泉，他又找到崔勇利，电影中并没有描写他找崔勇利说了什么，可从切入的台词可以猜测，李慧泉是跟崔勇利说了方叉子越狱的事。这点可以理解，李慧泉知道崔勇利是个唯利是图的混蛋，但是好就好在他被公安局挂了号，跟他说事不用担心再惹上警察注意，另外就是他或许也是在动摇，如果崔勇利能抓住李慧泉的心思，李慧泉可能会彻底接受“倒爷”的价值观。
崔勇利自觉已经占了上风，阴阳怪气贬损李慧泉，险些挨了李慧泉的拳头。他和李慧泉比起来，更像是低头觅食的动物，他说不出什么能打动李慧泉的东西，除了钱就是妞，而且是“黑钱”、“黑妞”，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躲出去，避开方叉子，不认这个朋友，这点李慧泉完全接受不了。
这段里也有一个细节，崔勇利给李慧泉看了他搞来的一百盘黄色录像带，按他的描述，冷地方人色，卖到北边能翻十几倍的价钱，哪里是“冷地方”呢？毫无疑问，是东北。

东北三省得益于工业建设，城市化水平在那时相当高，但改革开放以后东北也面临着和苏联一样的难题，现代化的解释权逐渐被西方把控，先进等于西方。在这种氛围里，东北人突然发现获得“新知”的途径居然是广州香港，这种落差使东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一种魔幻的港乐热、港片热，听不懂也要听，看不懂也要看，直至最后他们开始比较港片里的城市生活和自己的城市生活。崔勇利想卖黄色录像（还都是外国拍的）到东北，是错估了这个市场，实际上东北想要的不是黄色，而是录像带和老外，可见崔勇利的眼光注定他并不是什么商业鬼才，只是在用自己有限的认知能力去忽悠别人上当，这样的人实际上并没有比李慧泉高到哪里去。

彻底倒向“倒爷”阶层的希望破灭，看着崔勇利播放的黄色录像带，李慧泉终于还是问出了他心心念念的问题：“你要带赵雅秋出门？”崔勇利依然发挥稳定，阴阳怪气，没皮没脸，言语猥琐，李慧泉也发挥稳定，除了“你别动她”，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不是崔勇利，他张不开嘴说爱情，也张不开嘴说性，但崔勇利眼里，只要把李慧泉拉得和他一样低就可以完成对他的PUA，崔勇利低估了李慧泉，但李慧泉也拿崔勇利没办法。

崔勇利走了，李慧泉打从录像带开始放就一直盯着屏幕抽闷烟。他的烦闷在“配驴、配奶牛”的外国毛片里稍有缓解，但性压抑在毛片结束的那一刻会更凶猛地袭来。崔勇利还留了个“杀招”，他给李慧泉准备了一个妞，但他还是低估了李慧泉，李慧泉看着床上的香艳肉体，恐慌、兴奋、绝望一起涌上心头，他离开前跟那妞说：“你告诉那姓崔的，少跟我来这个！”然后转头撞上了背后的电视机盒子。

这段句话颇有阿Q最后喊半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味道，而他回身撞在电视机盒子上也像是致敬阿Q，以好汉的标准要求自己和“老子革命了”实际上都是精神的胜利，但精神胜利了，肉体还是要遭罪，一个稀里糊涂被拉去砍头，一个稀里糊涂过毁了自己的生活，床上裸女的嗤笑和游街路上看客的叫好也都是对他们最好的注脚。
从民警通知李慧泉开始，他所有的遭遇其实都是围绕着方叉子越狱这个事件展开的，剧情在焦灼的夏日里凶猛地下行，方叉子还没出场，李慧泉的世界就已经走向混乱。每个角色都在按自己的轨迹走，但他们的轨迹里都没有李慧泉的一席之地，李慧泉没有给自己创造前途的能力，所以他写信时说：“像咱们这样的，有了朋友就不怕了。”所谓朋友，就是能拉他一把，给他一条路的人，李慧泉找遍了身边的人，要么不想拉他，要么他接受不了，而这时的方叉子却目标明确，他和李慧泉有一样的友情认同，他就李慧泉这一个朋友，家庭不会接纳他，他只能来找李慧泉。
第二道题还没答完，时代给李慧泉又出了第三道题：“个人真的能承担得起道义的代价吗？”
方叉子毫无意外地来了，李慧泉没有惊讶，作为好汉，这时候的李慧泉想两全其美：全了自己的道义，又顾上法律的底线。他一边招待方叉子，一边劝他去自首，叉子不同意，叉子只是和他一样“重朋友”，但李慧泉是好汉，方叉子不是。“侠”和“匪”都是社会底层的暴力活动，唯一的区分就是道义上的正当性，李慧泉选择的是好汉，也就是“侠”，他入狱不值；方叉子选择的是“匪”，他无期活该。“侠”能在自己有余的时候扶危济困，在自己困苦的时候保持纯洁，但如果“侠”有了一个“匪”朋友，他只能越陷越深，分担“匪”的罪过。

李慧泉转天带着酒肉回家，他相信方叉子会去自首，准备好酒好肉送他一程，方叉子却执意要往南跑，想找机会出境，要李慧泉给他车票钱。如果李慧泉给了钱，那就坐实了自己的罪名，如果李慧泉报警，那就毁了自己的道义。他看着方叉子对着不知何时又贴回去的赵雅秋的照片意淫，性压抑使他滑向邪恶，李慧泉心中厌恶，愤懑地出了家门。叉子还是那副德性，和自己并不是一路人。
在电话亭边他犹豫再三，想着要不要报警，最后还是放弃了，一个人跑到公园去划船，自己安静安静，做这样的抉择，李慧泉已经精疲力尽，他知道一旦叉子被抓，就会供出来李慧泉窝藏他，他想让叉子自己选，要么自己自首，要么自己离开。
他晚上回家时遇上了罗小芬临产的糟心事，折腾完回到屋里，方叉子已经拿了三百块钱离开了。看着方叉子留下的信，李慧泉处于崩溃的边缘，叉子还是选择了逃跑，李慧泉失去了唯一一个活着的朋友。武松总是会输，不是输在武艺和道德上，而是输在损友上，李慧泉全了自己的道义，但是也走上了不归路。

毫无疑问，第三题李慧泉答错了。恰如晁盖遇宋江，武松遇施恩，杨雄遇时迁，替天行道行了个寂寞，聚义变忠义，造反变招安，“侠”活到最后被用来满足自己道义追求的损友变成了“匪”，自古如此。
不得不说，好汉和圣徒这类人的行为矛盾大抵如此：遵从本心，却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拯救别人，却不管别人愿不愿意被拯救。
最后一枪：赵雅秋的“新生”
这些事对于正常人来说可能还有余地，但对于李慧泉已经是死局了，不过他还有两笔账没结清，他的观念里一切都要明明白白才行，他卖掉所有的货，拿了钱置办了一身好行头，找到了崔勇利。
崔勇利带他去了一个僻静的桥下，李慧泉跟他说了窝藏方叉子的事，这里看李慧泉的表情已经不再是合作而是戏谑，他的笑容里带着愠怒，崔勇利一张口就是：“你跟我说这个干嘛？”明显是把自己往外摘，而后又是一通花言巧语，让李慧泉咬死是方叉子偷了300块钱跑了，崔勇利其实这时还是想着拿住李慧泉，要是方叉子的事平稳度过，李慧泉就欠了自己一个大人情。实际上李慧泉根本不是为了求助才来的，他的世界已经崩塌了，不管崔勇利有没有在广州“动”赵雅秋，他都要用传统的方式解决崔勇利。
全片最暴怒的打戏上演，李慧泉完虐了崔勇利，最后仰角拍摄李慧泉的表情，扭曲的笑容来自于李慧泉的解脱，性压抑、道义、金钱，所有的困惑都没意义了。
李慧泉卖掉所有存货，能看出来他已经万念俱灰，他告诉崔勇利自己的罪过又殴打他，是他在自我毁灭，他知道最后崔勇利也可能会把他的事捅出去，但他要的就是走投无路，好汉往往走投无路却还是贯彻自己的道义，殴打崔勇利就是李慧泉歃血的仪式。

而且从现实角度来说，融入不了时代的他本来也就走投无路。
还剩最后一件事，赵雅秋。
李慧泉买了一条金项链（说实话有点像现在街溜子带那种），去高档酒店找赵雅秋。从广州回来的赵雅秋见了世面，不复当初的青涩，浓妆艳抹，谈吐谨慎，唱的歌也从清纯的“天籁之音”变成了成熟的“靡靡之音”，她见到李慧泉时不再是像从前那样单纯羞涩。
是你呀，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嗨，没事瞎溜达，你广州玩得挺痛快？
还可以吧，大崔有本事，我见了不少世面。
他可是有老婆孩子的。
我知道。
知道你就不该跟这种人来往。
就那么回事儿。（这操蛋台词……扒词的时候我血压飙升）
找我有事吗？
哇，项链啊，真漂亮。纯金的？
是送我的？
是。
我可不敢要，除了送我的鲜花以外，别的我什么都不会要的。实在抱歉。
对不起，我要知道你要花，就给你买一大捆来。
明天我唱两首新歌，你来吧。
来。
再见。

这段对话在李慧泉的意料之中，但这也是他最后一个有心理准备的崩塌，他追求的一切彻底没了，朋友、家庭、物质财富、精神追求，都没了。
他爱的是小姑娘赵雅秋，而不是歌手赵雅秋，他的好汉思维让他对女孩有保护欲，哪怕是憋得只能看色情杂志，也不会做方叉子那种龌龊勾当。但他的好汉思维也让他憎恶女人的成熟，虽然在现在看这有点物化女性，但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不都是物化地看一切吗？区别无非是传统观念会把赵雅秋当成私有财产，满足原始积累和解决性压抑的需求，现代观念把赵雅秋当成生产工具，满足生产娱乐产品的需求。李慧泉选择了前者，赵雅秋选择了后者。
时代的题李慧泉再也答不上来了，他并不能靠思考获得什么认知，他只能靠实践，所以，在他的“努力”下，他彻底走绝了自己所有的路。
如果李慧泉是个诗人，他一定会写下这样的绝笔：缪斯是个婊子。

PLAYERUNKNOWN’S BEIJINGGROUNDS
在一切结束之前，我们再来理一遍，除去罗大妈和刘宝铁两个“官家”角色，在这个时代考场的旋涡中有这些角色可以归类：李慧泉、赵雅秋、崔勇利、方叉子、马刷子、罗小芬。
鉴于罗小芬的故事线最普通，也可以说“烂俗”，我把罗小芬作为一个参照物，她的下层有李慧泉、马刷子、方叉子，从综合情况来看，李慧泉的道德水平和经济水平都高于马刷子，马刷子的道德底线（至少只是坑蒙拐骗）又高于方叉子（捅人、强奸、越狱）。

罗小芬的上层是崔勇利和赵雅秋，“倒爷”崔勇利的眼界奇差，只是会耍小聪明，靠投机倒把积累了一定的家资，像极了公司里那种天天只会看厚黑学还奉为圣经的傻逼领导，算是个高配版的马刷子，小打小闹尚可，但改革开放的开拓期过去之后，势必被逐步稳定的市场秩序击倒。而赵雅秋凭借天赋和努力，再借一些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娱乐界打出了自己的基本盘，西装革履的崔勇利进不了昆仑饭店的圈子，但赵雅秋可以，虽然她入不了李慧泉的眼，但的确是那个年代敢想敢做的独立女性，所以赵雅秋高于崔勇利。
在这个模型里，方叉子万劫不复，马刷子浑浑噩噩，李慧泉自掘坟墓，罗小芬中规中矩，崔勇利辉煌一时，赵雅秋彻底新生。
这场考试很残酷，最后过了的只有罗小芬和赵雅秋，一个是规规矩矩答个及格，一个是狠狠拿了个高分。
时代是《本命年》的背景板，时代也是《本命年》的毒圈，最后吃鸡的是赵雅秋和罗小芬。
还有一个群体更符号化——《本命年》里的少年。
少年分这么几类：小五（叉子的弟弟）、“小痴汉”、咖啡馆门口的痞子、最后捅死李慧泉的流氓。
这里小五是最普通的一个，活得承上启下，很乖（没主见），老一代的传统观念他尊重，新一代的江湖传说他也尊重，第一次李慧泉去拜访方叉子家，叉子的父母让小五把李慧泉带的礼物送回去，李慧泉问他想不想他哥，他如同背词一样复述家长的话；第二次方叉子越狱，小五去李慧泉家传话，还是一个复读机，工具人。说实话我挺瞧不上方叉子父母的，这种大事真该自己过来跟李慧泉说，把烂事交给孩子实在是对孩子不负责任，事实也证明了这点，李慧泉给了小五一个大逼斗，小五心里的委屈绝对不比李慧泉少。

小五在少年模型里功能和罗小芬类似，都是参照物，在小五下层，分别是咖啡馆门口的痞子和捅死李慧泉的流氓。流氓走上了叉子和李慧泉的老路，几年之后，那个没有捅人的流氓也会像李慧泉一样回到北京，面对和李慧泉一样困苦，那个捅人的流氓可能也会成为“大西北销户口”大军的一员，吐槽在青海的监狱里抢不上饭。咖啡馆门口的痞子想追求新潮，却只知道学着咖啡馆里的德性对着赵雅秋高喊性解放，他们知道该跟上时代了，但性压抑无处发泄，他们的脑袋里也是空空荡荡，除了耍嘴皮子开黄腔，他们也没什么大本事，至多就是没有去杀人劫钱，所以咖啡馆门口的痞子高于捅人的流氓，至少从行为上。
“小痴汉”相比于小五更有主见，虽然他的主见也是性压抑的体现，但相比于小五，他活得更加自主，所以“小痴汉”高于小五。
在少年模型里，流氓历史重演，痞子暂无起色，小五任人摆布，“小痴汉”受困心魔。
这场吃鸡还没有开始，他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或许“小痴汉”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懵懂，或许小五会觉醒，或许痞子们会明白自己的荒唐，总之，他们的本命年还未到来，一切还未定论。
《本命年》的凶狠令人窒息，活生生的把两代人的迷茫拍在观众面前，但我是不是说漏了什么？我不是指李慧泉最后被小流氓捅死。
我是不是漏掉了老一辈人？

不，《本命年》最凶狠的地方正是它把所有出场的老一辈人都划归被遗忘者。罗大妈两口子、方叉子父母、李慧泉母亲厂里的老职工还有市场里卖红薯的老大爷，他们都是时代的弃儿，青年中年尚且不能自保，老年人只有认命的份。这种残酷的表达就叫冷峻。
对于那个疯狂生长的时代来说，老人？主不在乎。
再见泉子
好了，故事该结束了。
赵雅秋走后李慧泉喝多了，他上了一辆出租车，不知道是突然想求生，还是酒精麻痹之后对生活产生了的留恋，他说：“哪儿热闹去哪儿。”

他被拉到了一个游园会，里面人潮涌动，他挤进双簧表演的人群里，台上一抖包袱，台下就发出一阵笑声，李慧泉木讷地看着，观众笑完了，他突然发出一阵憨笨的笑，所有人都看向他，也或许并没有，只是他在酒精的作用下产生了幻觉，反正他很恐惧，赶紧逃离了人群，逃到没人的角落里抽烟。

两个流氓跑过来，明显是看他是个醉汉想抢他的钱，李慧泉拿出了当年威震神路街的本事，轻松打退了流氓，但其中一个流氓猛地扑了上来，李慧泉反应过来时，他已经中刀了。两个流氓露出了和当年李慧泉方叉子一样的表情，扭头跑了。

游园会散场了，所有人都在往外走，脑内闪烁着走马灯的李慧泉跌跌撞撞地逆着人潮走着，我相信他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或许这才是好汉真正的离场仪式。观众随着镜头陪李慧泉看着一张张擦肩而过的脸，他们很陌生，他们都是普通人……

李慧泉逆着人潮走到了刚才逃走的舞台前，两个工作人员刚刚把桌子搬下舞台，台下脏乱，纸片纷飞，台下的灯光熄了，脏乱隐藏进了黑暗中，台上还亮着灯，李慧泉看着空舞台呆立着。
一个工作人员上台，他看见了呆立的李慧泉：“那个同志，快走吧，静场了。”说罢那人就下台去了。

李慧泉没有回答。
没人会等他回答，台上的灯也熄了。

望着一片黑暗，李慧泉倒在了血泊之中。
黑暗的舞台上传来工作人员的对话：
哎，刚才你跟谁说话呢？
一个观众。走了。嗨，不是醉鬼就是神经病。
最后出现了我觉得稍有不妥的镜头，对话结束之后，镜头给到李慧泉的尸体，碎纸飘飞，场面凄凉，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对话结束直接出演职员表可能更合适，毕竟这片子重点在叙事，不太传情，观众看到这里应该情绪是到位的，没必要加这23秒。

反正是结束了，我本来想在这部分狠狠写一些话，但又觉得无力，就归成一句吧：
再见泉子。
时代凝视与“伤痕”文学
李慧泉就这么死了，看起来很突兀，很意识流，但我觉得最后这一刀也是导演忠于现实主义的表达，全片弥漫的混沌和憋闷不能收在李慧泉自杀上，这样相当于给了他一个好结局，他应该死在和他一样的人手里，只有这样的李慧泉才是“命运的奴隶”，看到这里观众只会更憋闷，情绪也就自然生长出来了。
在整部片子里，社会并没有主动伤害李慧泉，这就是不同于《第一滴血》的表达。兰博的愤怒是因为他退伍回家受了老乡的侮辱，而李慧泉没有受到侮辱，他只是真的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时代让他言利，他执着于言义，时代没有惩罚他，他的崩塌是他自己的决定导致的，或者说是他自己接受不了改变导致的，从这一点上看，李慧泉也是堂吉诃德式的角色，后来管虎塑造六爷这个形象的时候也深受其影响，只不过六爷的形象没刻画得这么真实。
正如《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上帝之眼”，现实主义电影的形式应当是重叙事不重抒情。时代只需要凝视人，时代是人塑造的观察者。

片中崔勇利有句台词：“我知道你李慧泉仗义稳当，可也不能把自己当佛供着呀。”崔勇利是个纯粹的混蛋，但是崔勇利说的这句话倒是挺上道的。
李慧泉出生在雷锋的年代，不管是关刀耐克还是窝藏叉子，在李慧泉的眼里这些都是好人干好事，但时代和社会认为是坏人干坏事。我把话挑明了，片子里只敢说李慧泉学佛爷，不敢说李慧泉学雷锋。

雷锋不同于战斗英雄，他没有英勇的战功，只是个普通的汽车兵，但是他是个高于时代的好人，高到让人望尘莫及甚至不敢接近，他的形象更趋近于“圣人”而非凡人。李慧泉在那个年代里长大，在他的价值观里把雷锋高于社会的善良和中国传统的道义观念结合在一起，进化成了一尊“佛”，一尊“进过监狱的佛”。
我前面说过，描写悲剧最基本的手法就是求而不得，李慧泉的外在表现是求财不得、求女不得、求安稳不得，而内在表现是求成佛不得，还被佛反噬，翻译翻译，什么TMD叫TMD神作！
李慧泉错了吗？他没错，他遵从了内心的道德驱使。那社会和时代错了吗？也没错，社会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时代的包容也往往是妥协的结果。李慧泉的悲剧就是他生早了，他生在了还没办法人人善良的时代，生在了欲望还能驱使人作恶的时代，生在了离开雷锋的日子里。
那么，《本命年》是“伤痕”电影吗？
我认为是，而且《本命年》是真正的“伤痕”电影。
现在之所以谈到“伤痕”就想到小心眼的文人臭矫情，是因为假“伤痕”取代了真“伤痕”。实际上文艺作品都离不开“伤痕”，首先，悲剧更加深入人心，创作起来也更好塑造矛盾，其次，对时代与人的关系的探讨是永恒的，这很容易就能激发观众的共鸣。
打个比方，如果《士兵突击》的内容改成抨击时代，批评军改，哭诉老兵功勋卓著却不得不离开部队，全剧哭哭啼啼，自怨自艾，那《士兵突击》还能是一部神作吗？呸！整个儿一“军旅琼瑶”！

《本命年》和《士兵突击》都是现实主义作品，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把特定时代里人的命运浮沉实在地摆在观众面前，它们不是想对观众说教，而只是想给观众讲个故事，至于看完故事怎么评价，是观众自己的事。运镜和台词都不去刻意灌输内容，这应该是一个好的“伤痕”作品的基本素质。
假“伤痕”致力于怨天尤人，把主角的不幸一股脑推给时代，情绪灌输大于叙事；真“伤痕”仅仅是平稳地叙事就可以让故事和人物鲜活，《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本命年》都是在克制情绪的范围内叙事，这就是好的“伤痕”，讲好人物命运就足够了，非要灌输个观点进去是没必要的，这是好为人师，这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无论何时何地都有跟不上时代的可怜人，记述他们是时代中人的义务，但选择如何记述，为了何种目的记述，是时代中人的权利。“伤痕”一词的负面化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这一点实际上鲁迅先生早就骂过了，这叫“为了伤痕而伤痕”，而后那些人甚至都不装了，直接“为了恶心人而伤痕”，他们躲在“伤痕”的后面放闷屁，实际上臭的是他们，但在我们眼里，臭的就成了“伤痕”，且不从家国大义的层面上骂这些酸枣，就单看他们这副酸臭又极端的嘴脸，就够挨一顿崔勇利那样的毒打。

不过我的这段表述可能会招来极左和极右的双重打击，哥哥们高抬贵手哈，我就是个说事儿的，立场讲究以和为贵，您说是不？
现在，冯氏贺岁片已经没落，随之消亡的还有所谓的“京圈”。北京也没有了80年代的迷茫，似乎我们可以去描写“现实主义之死”了：王朔和冯小刚在公园黑暗的角落里捅了现实主义一刀，现实主义倒在舞台前，“嗨，不是醉鬼就是神经病。”

先别急着下定论，要听书您往北边看，现实主义大旗在荒废的工厂和破败的赫鲁晓夫楼间飘扬，在曾经飞扬着钢铁怒吼的东北平原上，有个老登叫马大帅，还有个loser叫陈桂林，还有个神棍叫梁龙。去东北找寻现实主义吧，未来优秀的“伤痕”一定是记述他们的。

跟我一起唱：哎呀我说命运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