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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Pickman’s Other Model
作者：Caitlín R. Kiernan
译者：晚风
译注：首次发表于《Sirenia Digest》28期，2008年3月。译文存在两处年份错误，感谢机核网友ZOO（ID：ZOO镰鼬）的指正，对这篇译文很有帮助。
正文
正文
好吧！那张纸根本不是什么用来作参考的景色照片，就是皮克曼画在那可怕画布上的怪物本身啊！皮克曼是照着他的模特作画的——那怪物背后，是他地下画室的砖墙，连最细微的地方都丝毫不差！但是，天哪，艾略特，那的确是一张从实物照出来的照片啊！ ——《皮克曼的模特》洛夫克拉夫特（1927）译者：玖羽
1.
我一直不太喜欢电影，反而更钟意剧院里的消遣。长久以来对活着的演员们的偏爱，胜过了对以每秒24帧的速度被放大投射到烟雾弥漫的晦暗房间的墙壁上的那些摇曳不定的、俗丽的幽影。我似乎不曾摆脱这种认知：表面上的运动仅仅是一种视觉错觉，一种巧妙的过程，即静止的图像以如此之快的速率流经我的眼睛，以致于我只察觉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运动。但在我最终见到薇拉·恩德科特[注]之前的数个月里，我发觉自己愈发频繁地被吸引到波士顿的电影院里，尽管有着长期的预定。
[注]Vera Endecott
我打心底里被瑟伯[注1]的自杀吓到了。可是，事后看来，我本应从容镇定地预见即将发生的事件。瑟伯在一战期间是一名步兵——正如他经常称其为：文明之战[注2]。当潘兴未能从德军手中攻占梅斯城的时候，他参加了圣米耶勒战役，幸存了下来，不到两周后便目睹了发生在阿尔贡森林战役的暴行[注3]。当他于1918年年初[注4]从法国返回祖国时，他仅仅是一位衰弱的、神经紧张的男人，那时我在罗德岛设计学院第一次见到他，在那里我们度过了大学生涯。在那些日渐稀少的、我们见面交谈的场合里，我们的话题多半会从绘画、雕塑以及美学问题转向他曾在欧洲泥泞的战壕与破败的城市中所见到的光景。
[注1]Thurber，《皮克曼的模特》那个故事即是由瑟伯讲述的。
[注2]La Guerre por la Civilisation
[注3]Pershing；Metz；the Battle of Saint-Mihiel；the Battle of the Argonne Forest
[注4]这里原文是“When he returned home from France early in 1819, Thurber was hardly more than a fading, nervous echo of the man I’d first met during our college years at the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ZOO指出一战老兵的话，按逻辑应该是1918年。所以我认为可能是作者笔误或者是印刷错误之类的问题。
当时还有他对那个病态混蛋理查德·厄普顿·皮克曼的固执痴迷，那种痴迷会迅速导致我把它看成对那个男人以及他在画布上绘出的亵渎之物的一种不亚于精神神经症的迷恋。两年前，皮克曼从他那位于北角区的肮脏画室里失踪了，从此再未被见到，这种迷恋竟愈演愈烈。直到最后，瑟伯带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恶梦般的故事来找我，当时我仅仅把这些故事当成他曾在默兹河畔和阿尔贡森林的荒野里目睹了太多的流血、疯狂以及无数战争时期的可怖怪事所导致他神智失常进而产生的胡言乱语。
但如今的我已非当时的我。那天傍晚我们一起坐在法尼尔厅[注1]附近的一间肮脏的酒馆里（我记不起那间酒馆的名字，因为不是我常出没的地点之一）。正如威廉·瑟伯[注2]被战争和在皮克曼的陪伴下经历的种种所改变了那样，我也被改变了，改变得彻底。先是被瑟伯突如其来的自杀，接着是被一位名为薇拉·恩德科特的女电影演员。我认为我尚未失去我的心智，倘若被问及，我愿意在法庭上作证我的神智仍然健全，尽管被吓坏了。但我如今无法如我曾经那样看待我周遭的世界。因为我目睹了某些东西，无法回归到未受亵渎的天真与蒙恩的阶段，而它盛行于普罗大众的视野里。无法回归到伊甸园的神圣摇篮，因为它的大门被基路伯那燃烧的剑守护着，而且人的头脑可能不会——除了在仁慈的休克和歇斯底里的失忆那些情形下——简单地忘却被那些选择询问禁忌问题的男女们唤起的那些诡异又凄凉的揭示。要是我宣称我未能理解，未能怀疑，当我在瑟伯的死因询问和葬礼之后展开的调查时，我所安排的路径会把我引向他们已走过的路，那就是在撒谎。我知道，我深知，我尚未堕落到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和那些行为招致的恶果负责的地步。
[注1]Faneuil Hall
[注2]William Thurber
瑟伯与我过去常常就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学手法的第一人称叙事的可信性展开争论，他为其辩护，而我则对这类故事的可信度表示质疑，怀疑小说作者的动机，以及他们的能力，能以如此完美的清晰度和细节，准确地回忆起处在巨大压力、甚至身处危险境地的时期的具体对话和事件顺序。这可能与我难以欣赏一部电影没有很大不同，因为我知道它实际上不是一部电影。我怀疑这表明我有意识的不情愿或无意识的无能力，去实现柯勒律治所称的“暂停怀疑”[注]。现在我坐下来写下我自己的叙述，尽管我保证其中没有一个词是蓄意杜撰的，况且我确定无疑地无意将其出版。然而，我在上文已经反复论述了对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对意见，我的叙述将毋庸置疑地充满了不准确性。我在这里所写下的是我对薇拉·恩德科特谋杀案之前和周遭的事件的回忆的最佳尝试，应该这么阅读。
[注]Coleridge；suspension of disbelief
这就是我的故事，同我于此能提供的微薄的确证性记录一并呈现。这是她的故事的一小部分，此外，在此故事之上笼罩着皮克曼和瑟伯的幻影。说实话，我已经开始怀疑把这一切写下来能否实现我如此不顾一切地渴望的补救——抑制该死的记忆，减轻那些记忆对我的影响，并且，如果我非常幸运，能够再次在昏暗的房间里安睡并终结困扰我的许多恐惧症。可怜的瑟伯对地下室和地铁隧道的病态恐惧，我对此明白得太晚，对此我增添了我自己的恐惧，不管它们被证明究竟是否基于理性。“现在你也应该能猜到我为什么要避开地铁和地下室了。”[注]那天在酒馆对我说着。当然，我曾对那点以及我值得信赖的挚友的心智感到疑惑。但是在这件事上，至少，我早已不再疑惑了。
[注]《皮克曼的模特》原文中的一句话，直接引用玖羽大大的翻译
我第一次在“大银幕”上见到薇拉·恩德科特，在埃克塞特街电影院，仅仅是其在约瑟夫·冯·斯登堡的《海的女人》[注]里担任配角，但那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薇拉·恩德科特。
[注]Josef von Sternberg；A Woman of the Sea，1926年的默片，可能它的暂定名《海鸥》（Sea Gulls）更被人熟悉一些
2.
在整理威廉的文件时，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女演员的容颜与名姓，威廉的姐姐埃伦·瑟伯——他的直系亲属[注]中唯一在世的一位——要求我这么做。我发觉自己面对的并非微小简单的任务，这间他离开波士顿后定居在普罗维登斯的霍普街的空间狭小的、相当简陋的住所里，乱糟糟地堆满了信函、打字稿、日记和未完成的作品，包括三年前在与理查德·皮克曼来往过程中曾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关于怪奇画作的论文。我只是略微惊讶地发现，在这堆凌乱当中，有大量的皮克曼的素描，要么由炭笔绘制，要么是由钢笔和墨水绘制。它们在瑟伯的所有物中的存在似乎颇为格格不入，因他曾声称对那个男人有多么彻底的恐惧。甚至，他宣称已经毁掉了能够支持他从皮克曼的地下画室里所见、所闻、所带走的不可思议故事的证据。
[注]immediate family，这个词的意思是：直系亲属（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不同的法律关系里，直系亲属定义的范围有所不同。就比如兄弟姐妹，在民事法律关系内，算直系亲属，但在刑事法律范围内，直系亲属的定义就很狭义了，只包括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不在此列。
那是炎热的一天，时值七月下旬，临近八月。当我无意中发现这些素描之时，有七张收在纸板画夹里，带着它们穿过房间，把它们大部分在占据房间一角的中部下陷的窄床上展开。我对那个男人的作品足够熟悉，而且我必须承认，我所见到的作品从未将我如瑟伯那般深切地吓得噤声。是的，可以肯定，皮克曼具有伟大而非凡的天赋，我想，倘若有人不习惯魔鬼、异界之物或恐怖怪物的形象，便会认为那些画作令人不安、令人厌恶。我一直将他在记录怪异之物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有意将幻影般的主题同一种令人栗然、身体力行的现实主义风格并列在一起。瑟伯同样注意到这点，实际上，曾在他未完成的论文里用了整整一章来研究皮克曼的画风。
我坐在床上仔细端详这些素描，床垫的弹簧在我的重量下吱呀作响。令我再次好奇为何我的朋友要忍受如此简陋的住处，他无疑能负担得起更好的。浏览着这些画作，不管怎样它们都吓到我了，它们的大部分没有特别不同寻常，我认为它们一定是皮克曼的礼物，或者瑟伯甚至可能为了它们付给皮克曼一笔小钱。随着端详我认出了两幅画作，其中一幅那天在查塔姆街酒馆被提及过，这幅画标题是《上课》，在这幅画中画家力图描绘一群非人的、像狗一样的食尸鬼指导小孩子（瑟伯认为那是被换走的孩子）像他们一样食尸。另一幅有几分仓促的素描我认为描绘的是在库珀山墓地的一些更加庄严的墓碑，相当草率地描绘着几头滴水兽一样的驼背生物。
但是吸引我注意力的是画夹里最后两幅画作，两幅都是完成度颇高的人物裸体作品，相比别的素描完成度更高，并且指定了主题，若非两幅的底部写有他的签名，我可能怀疑它们是否出自皮克曼之手。两者没有可以被认为是色情的东西，考虑到它们的出处，同样令我惊讶。在理查德·皮克曼的全部画作中我所见过的那部分里，我不曾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他对女性身形感兴趣，甚至在艺术俱乐部里存在私底下的传言说他是一个同性恋。但在导致他失踪的那些时日里，存在许多被流传的谣言。其中许多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从未据其思索很多。不管他自己的性取向如何，这两幅习作都充满了对女性身体的欣赏与熟悉，这些似乎不大可能完全从学院实践或者别的不那么怪异的画家的作品中习得。
当我仔细查看这些人物裸体作品时，考虑到这两幅画作至少能带来少许金钱以帮助瑟伯的姐姐支付她弟弟的死亡所招致的意外开销，以及他尚未偿还的债务，我的目光被一叠杂志和报纸的剪报所吸引，这些也在画夹里。它们数量众多，我那时猜测，现在仍这样认为，瑟伯曾雇佣的一家剪报社。其中大约半数是关于有着皮克曼的作品的画廊展览的文章，作品主要在1921年至1925年，在他被如此排斥以致于公开展出他的作品的机会变得枯竭之前。但剩下的似乎主要是从小报、小册子和诸如《Photoplay》和《the New York Evening Graphic》的杂志中摘取的，每一篇文章要么专题报道了、要么提及了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名为薇拉·恩德科特的女演员。在这些剪报中，存在着这个女人的大量照片，而她与为皮克曼的裸体画作做模特的女人的相似之处无容置疑。
她的高颧骨、鼻子的角度都很明显，尽管她有着年轻女星的美丽与性感，她的面容有着无可否认的冷酷。后来我意识到她的面容与那些电影里的吸血女郎和祸水红颜[注1]，诸如蒂达·巴拉、伊娃·加利、穆西多拉、特别是波拉·尼格丽[注2]有共同之处。但是现在尽我所能地回忆，我对薇拉·恩德科特的第一印象并未受到电影角色的影响（尽管毫无疑问地被这些剪报与皮克曼的画作之间的联系影响了，这联系存在于自杀者的所有物当中），是一个女人，她的可爱迷人可能仅仅是一副用来隐藏更真实的凶残面孔的华美伪装。诚然这是一种怪异的印象，随着太阳缓缓滑向黄昏，我坐在一处闷热的公寓房间里，阅读了每篇文章，接着重新阅读了一些。我认为它们一定在某处包含了证据，证明素描中的女人与在电影产业向西移至加州[注3]之前就事业起步于长岛和新泽西州的电影制片厂的女人是同一位。
[注1]femme fatales原意是致命的女人，是文学上用来分类以自身的魅力诱使目标（多数是男人）沉溺的女性。比较接近蛇蝎美人、红颜祸水。
[注2]Theda Bara，默片时代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作品有《埃及艳后》（Cleopatra）（1917）；Eva Galli；Musidora，法国早期默片女演员珍妮·罗克斯（Jeanne Roques）的艺名，因主演《吸血鬼》（Les Vampires）（1915）而闻名；Pola Negri；
[注3]大致在1910年到1915年，美国的电影制片中心逐渐从东海岸移至好莱坞。
大部分而言，这些剪报仅仅是那种寻常画展的流言蜚语、影射、和耸动视听的内容。但某个人，大概是瑟伯本人，用红铅笔在文中各处不止一个段落里画线，当那些线条被一并考虑的时候，脱离文章的上下文，能察觉出一个古怪的图案。至少，这种图案要么可能会被正在搜寻它的读者想象出来，无论它是否真实存在，读者都会倾向于发现它，要么被像我这样的某人，在这样的环境和恐惧的气氛下，得见这些黄色新闻[注]，迫使读者在客观上没什么可以发现的地方发现点什么东西。在那个夏日午后，我相信瑟伯对理查德·皮克曼的固执迷恋导致他拼凑起一套关于这个女人的恐怖得荒谬的想法，我仍然悲痛于密友的离去，而且我被他未完成的生前事务围绕，什么也没做成，除了发现瑟伯的另一个妄想。
[注]yellow journalism，这里黄色不等于色情，最初的黄色新闻并没有色情成分，主要以耸人听闻著称。后来的黄色新闻则不仅限于色情一隅，注重犯罪、丑闻、流言蜚语、灾异、性等问题的报道，采取种种手段以达到迅速吸引读者注意，同时策动社会运动。
这位被影院常客熟知为薇拉·恩德科特的女人，出身于马萨诸塞州北岸地区的一个公认的古怪家族。毫无疑问她采取措施隐藏起了她的身世，在1922年2月到达李堡不久后便取了个艺名。她还为自己编造了一段崭新的个人经历，宣称自己并非生于艾克塞斯郡的乡村，而是波士顿的灯塔山。然而早在24年，在她担任她的第一个重要角色后不久——比沃格拉夫影片公司的《湖下天穹》——大量通俗专栏作家开始刊文对她宣称的出身表示怀疑。她声称的作为她父亲的银行家无法找到，而且证明她从未在温莎女子中学就读过。到了25年，在罗伯特·G·维尼奥拉的《骏马温特》中担任主演后，《The New York Evening Graphic》的一名记者宣称恩德科特真正的父亲是一位名为伊斯加略特·霍华德·斯诺的男人，是位于安妮岬[注1]的几处花岗岩采石场的所有者，他的妻子马克-皮斯要么来自塞勒姆要么来自马布尔黑德，当分娩他们唯一的女儿时死于1902年，那女儿之名并非薇拉，而是莉莲·玛格丽特。任何剪报中不存有证据表明女演员曾经否认甚至回应过这些说法，尽管事实是斯诺家族，尤其是伊斯加略特·斯诺在伊普斯威奇及周边地区名声很臭，尽管这个家族在当地商业中持有的财富和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它出了名的神秘，而且不乏关于巫术、乱伦、甚至是食人的坊间传闻。1899年[注2]，马克-皮斯·斯诺生下一对双胞胎，奥尔德斯和爱德华，尽管爱德华是个死胎。
[注1]原文是Cape Anne，但这词是南极洲库尔曼岛的安娜角，认为应该是Cape Ann，即位于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安妮岬，在《印斯茅斯的阴霾》出现过。
[注2]原文是“In 1899”，被我打成1988了，感谢ZOO的指正。
但在出自我很熟悉的一份出版物《Kidder’s Weekly Art News》（1925年3月27日）的剪报里，第一次将这位女演员与理查德·皮克曼联系起来。一幅《曼哈顿的薇拉·恩德科特小姐》被列入画展首展的参展列表里，画展包含了皮克曼的几幅不那么引人争议的画作，尽管没有提到她的名望。瑟伯用红铅笔圈出了她的名字，并在旁边画了两个惊叹号。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暮色已经笼罩在霍普街上，使我难以阅读。我短暂地考虑了一下床边老旧的煤气灯，但接着，盯着聚集在肮脏的小房间里杂乱而破旧不堪的家具中的阴影，我被一阵突如其来的、若隐若现的恐惧所攫住——被甚至是现在，我也不愿去名状的恐惧。我将那些剪报和七幅素描放回画夹，夹在腋下，迅速从埋在一台打字机、各种文件、图书馆的藏书、未洗的餐具和空的苏打汽水瓶下的桌子上取回我的帽子。几分钟后，我再次来到外面，摆脱了那栋建筑，站在一盏街灯下面，盯着两扇开向那间房间里侧的、黑暗无光的窗户，在那里，威廉·瑟伯一星期前把左轮手枪的枪管伸到嘴里，扣动了扳机。
3.
我刚刚从另一个噩梦中醒来，那些噩梦变得愈发清晰、愈发频繁、愈发令人惊骇，常常令我每晚仅有一两小时的睡眠。我正坐在我的写字台前，望着天空变成虚假黎明的灰紫色，听着时钟的嘀嗒之音，就像某个巨型发条昆虫栖息在煤气灯罩上的声响。但我的心灵仍然牢牢驻留在一场梦境里，梦到哈佛广场附近的由一小群怪诞电影迷经营的满是霉味的私人放映室，在那间放映室我第一次见到伊斯加略特·斯诺的女儿的“活动”影像。
我从美术馆的一位熟人那里听说了这个团体，他告诉我这个团体不经常会面，每三个月不足一次，观看和讨论诸如本杰明·克里斯滕森的《女巫们》、鲁珀特·朱利安的《歌剧魅影》、茂瑙的《诺斯费拉图——恐怖交响曲》、托德·布朗宁的《午夜伦敦》等稀奇古怪且病态的作品。这些电影名称和导演对我而言意义微小，因为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从未对电影感兴趣。这是在八月，在我从普罗维登斯返回波士顿的仅仅数个星期后，已经将瑟伯的事务尽我所能料理妥当。我仍不喜欢考虑多么不幸的命运无常安排我发现了皮克曼笔下薇拉·恩德科特的素描以及由于那团体放映那部在我看来亵渎神明、前所未有的电影而引起的瑟伯对她的兴趣。影片拍摄于1923年或24年的某个时候，我被告知在导演死后（又一起自杀），它已经声名狼藉。电影的所有投资人都身份不明，而且似乎除了那晚我看到的未完成的粗略剪辑以外，从未上映。
然而，我坐在这里并非为了写下我对这部未命名、未完成的电影的发现的乏味叙述，而是试图捕捉那某种意义上已经崩解成朦胧的残砖碎砾的梦境。如同只敢以铜盾的倒影间接地望见戈尔贡美杜莎的珀尔修斯，我似乎必然、亦是下定决心尽可能间接地去倒映这些事件，即使是我自己的噩梦。我一向厌恶怯懦，然而回顾写下的页面，在其中似乎存在着无可否认的怯懦。我不打算让其他人读到这些，这不要紧。除非我如实记录，否则几乎不存有任何记录的正当理由。如果这是一个灵异故事（而且，我愈发地有这种感觉），那么就随它成为一个灵异故事吧，而不是这段凌乱的回忆。在那梦境里，我正坐在那暗室里的一张木制折叠椅，那暗室仅仅被那束从放映员的棚里倾泻出的光线照亮。而在我前面的墙壁成了可用来看向另一个世界的窗户，缺乏声音和近乎所有的颜色，它的颜色限定在一连串阴暗的黑色、令人目眩的白色和无数的灰色。在我周围，前来观影的其他人抽着雪茄和香烟，彼此低语着。我无法分辨出他们所说的任何东西。但是，我没有特别尽力去这样做。我的视线无法从那寂静、灰色的画面移开，而且别的东西也无法占据我的心思。
“现在，你明白了吗？”瑟伯在我旁边的座位问我，或许我点头了，或许我甚至低声说了肯定或别的。但我没有从银幕移开视线久到足以一瞥他的面容。那里存在太多我可能会错过的事物，以致于我不敢移开视线，即使只有一瞬，此外，我不愿凝望死人的脸。瑟伯有一段时间没说别的，显然满意于我已经找到我的方式去观察这里，找到我的方式去亲身观察某些驱使他最终走向疯狂结局的存在的一小部分。
她在银幕上——薇拉·恩德科特，莉莲·玛格丽特·斯诺——站在一汪满是岩石的水塘边。一如在皮克曼对她的素描画作里那样赤裸，而且起初，她的背部对着摄影机。满是瘤节的树根和可能是年老柳树的枝条矮矮地垂在水塘之上，它们皮鞭一般的枝条拂过水面，优雅地来回摇曳，被那弄乱了女演员鲍勃头发型的短短头发的同一阵微风扰乱。尽管此情此景似乎不存有一点邪恶，它立即如同多雷的雕版画《疯狂的罗兰》和《神曲》那样激起了我同一种惊惧与不安。关于这个画面存有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我好奇是何种难以察觉的精妙暗示被放置于此以致于这看起来是田园牧歌式的画面会被解释为如此残忍冷酷的预期。
接着我意识到那位女演员的右手正拿着某只小玻璃瓶，然后她倾斜它恰好足以使其容纳的东西——浓稠而漆黑的液体——滴流入水塘。同心的涟漪缓慢地蔓延过那水塘，过于缓慢了，以致于我确信其不遵循任何尘世的物理法则，所以我仅仅认为这是摄影把戏。当那小玻璃瓶空了，或者至少已经停止污染水塘（我确信水塘已经被污染了），那位女人跪在水塘岸边的泥土与杂草上。我所处的房间里，从我头顶某处，传来了一阵如同受惊的鸽子飞走时挥动双翼所发出的声响，那位女演员略微转向观众，仿佛她也以某种方式听到了那阵喧闹。拍打羽翼的吵闹声很快平息下来，然后再一次只有放映机传来的机械噪声和拥挤在这满是霉味的房间里的男女们的低语声。银幕上，女演员转回水塘，但我却不似之前那般确信她的面容与我在瑟伯的房间里发现的剪报上的面容是同一张，与出自理查德·厄普顿·皮克曼之手的素描上的是同一张。小玻璃瓶从她的指间滑落，落入那水塘，此时没有丝毫涟漪，没有飞溅，什么都没有。
此时，银幕前闪烁的影像转变成令人目盲的白色，有一瞬间，我认为那电影胶片仁慈地跳过放映机的带齿卷盘，所以或许我不需要看剩下的内容。但接着她回来了，那位女人、那汪水塘、那些柳树，画面一帧帧浮现。她跪在水塘岸边，我想到了纳西索斯为了伊可或他失落的双子憔悴，想到了妒火中烧的瑟茜在斯库拉沐浴的泉水里下毒，想到了丁尼生的被诅咒的夏洛特，也再一次想到了珀尔修斯与美杜莎。我没看到事物本身，而是模糊不清的误导人的相似物。我的头脑明白了类比、含义和参照点。
银幕上，薇拉·恩德科特，或者说莉莲·玛格丽特·斯诺——此者或彼者，一直是唯一个体的两者——倾身向前，将她的手浸入水塘，再一次，没有涟漪扰乱它光滑的、黑曜石般的表面。电影中的那位女人现在正在说话，她的双唇从容不迫地翕动着，没有发出丝毫声音，除了咕哝声、烟雾缭绕的房间和啪嗒作响的放映机，我什么也听不到。这时我意识到那些柳树确切地说并非柳树，那些扭曲的树干、枝条和根系实际上是被缠绕的男女都有的人类躯体，他们的皮肤完美地模仿了柳树那覆鳞的树皮。我明白这些并非林中女仙们，并非哈玛德律阿斯和俄克绪罗斯的女儿们[注]。这些是囚徒，或者说是因其罪孽被永恒地束缚着的受惩罚的灵魂。一时间我只能惊异地盯着那堆混乱的手臂、腿、臀部、胸脯、脸庞上满是难以言说的岁月里这种扭曲与转变带来的永不止息的痛苦所造成的痕迹。我想转头询问其他人是否得见我所见之景，和这视觉骗术是如何被实现的，因为这些人确定无疑地较我而言对电影制片的平凡魔术知晓的更多。最糟糕的是，那些躯体没有被转变得完全无力行动，而是不时轻微地扭动着，帮助那风搅动着修长的、多叶的枝桠。
[注]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的树木女神Hamadryas与森林之神Oxylus，他们的八位女儿被称为哈玛德律阿得斯（Hamadryads），有个典故是哈玛德律阿得斯姊妹把她们的玩伴德律俄珀（Dryope）从普通的凡人变成了她们中的一员。
接着我的视线被吸引回水塘，它开始升腾起水汽，一股灰白色的水汽无精打采地从那水塘升起（如果它仍是水塘的话）。女演员在那怪异地凝止的小湖上倾身得更远了，我发觉自己渴望移开视线。无论摄影师在她采取召唤或者安抚的行为中拍到什么，我都不愿目睹，不愿知晓其恶魔般的容貌。她的双唇继续翕动，她的双手搅动着仍光滑如镜的水塘，没有显露出曾被搅动的迹象。
“她抵达了勒吉乌姆；海洋的勇士，
以未湿的双足踏着汹涌的巨浪…”
但是渴望并不充足，惊惶亦是如此，我没有移开视线，要么是因为我已经连同所有那些前来看她的其他人一起着魔了，要么是因为更深层的、更具研究性的方面，关于我的本性乐意于冒着永堕地狱之险去探寻这份神秘费解之物。
“这只是一部电影。”已死的瑟伯从我旁边的座位对我提醒到，“无论她将说什么，你必须永远不能忘记这仅仅是一场幻梦。”
然后我想要回应，“那就是你身上所发生过的事情吗，我的威廉？你忘记了那仅仅是一场幻梦，并非任何，发觉你自己无法醒来去向清醒与现实人生？”但我一句话也没说，瑟伯也没再说任何话语。
“但她尚未知晓，她所恐惧何物；
她徒然地试图逃离，
她尽力躲避之物拖走了她。”
“太棒了。”在我后方的黑暗里一位女人低语道，“令人赞叹。”一位衰老不堪的长者咕哝道。我的视线没有从银幕偏离。那位女演员已经停止搅动水塘，从水塘中抽出了她的手，但她仍然跪在那里，盯着留在她手指、手掌以及手腕处的乌黑污迹。我想，或许那就是她前来找寻之物，那将使她被辨认出的痕迹，尽管我睡梦中的神智并未冒昧揣测，是何人或者何种存在会凭借斑点污迹辨认出她。她伸手到芦苇丛和苔藓里，拿出了一把有着漆黑手柄的匕首，接着，在她用那闪闪发光的匕首割开先前伸到水塘里的那只手之前，她把匕首高高地举过头顶，仿佛在向不可见的诸神献祭。最后我想我或许理解了，小玻璃瓶和搅动水塘仅仅是在献上这更加珍贵的布施或赎罪之前的某个预备巫术。随着她的鲜血滴落飞溅，犹如水银滴撞击在结实的桌面那样滚动过水塘表面，某个存在开始具现化，从那些隐藏的深渊里聚集起它本身，而且，即使没有声音，足够显而易见的是，那些柳树开始尖叫，仿佛被飓风攫住一般。我想，或许那是一张勉强算是嘴的东西，在薇拉·恩德科特或莉莲·玛格丽特·斯诺那拜倒的身形之前闭合，一张嘴，或者是一个阴道，或者是一只目盲的、没有眼睑的眼睛，或者是同时担任这三种角色的某个器官，我依次斟酌了这三种可能性中的每种。
差不多五分钟之前，我把钢笔放在一边，当虚幻曙光让位给初生的太阳和十月的一天清晨里那令人不舒服的第一缕光线，我刚大声地重读完我写的东西。但在我把这些手稿放回收纳了皮克曼的素描画作和瑟伯的剪报的画夹里，继续进行早晨需要谈论的生意之前，我会承认我所梦见的与我所记录于此的，并非那个午后我在哈佛广场附近的放映室里得见的。两者都彻底不是惊醒我、使我跌跌撞撞地来到书桌前的噩梦。太多的梦境离我而去了，甚至即使我匆匆把它们全部记录下来，那些梦境从不准确地是、有时甚至甚至不略微地是，投射在墙壁上，我所见到的一同构成动态画面的静止图像的那欺骗之流。这是我一直试图向瑟伯阐述的另一点，他从来不会接受，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必然事实。我不曾说谎，以后也不会说谎。但是这些都不比任何神话故事更接近真实。
4.
在我待在普罗维登斯的公寓里、试图对瑟伯那被中断的混乱人生理出个头绪来的那些时日之后，我开始积累起关于薇拉·恩德科特的我自己的文件，我花费了八月的几天利用波士顿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哈佛的怀特纳图书馆的文献积淀，不难拼凑出她一跃成名的故事和导致她在1927年末堕入寂寂无闻和酗酒之境的流言蜚语，1927的年终岁末，在那之后不久，瑟伯就带着关于皮克曼和地下食尸鬼的疯狂故事来见我了。难以追踪的是，她遍及从曼哈顿到洛杉矶的某些神智学结社和神秘团体的活动，某些对理查德·厄普顿·皮克曼自己而言并不陌生的圈子。
在27年1月，在旧年春季与派拉蒙影业公司签订合同之后，玛格丽特·肯尼迪的小说《不变的女神》的改编电影的上映期间，关于薇拉·恩德科特的酗酒和可能吸食海洛因的谣言开始浮现在那些小报上。然而，这些断言起初对她的电影事业造成的担忧和损害似乎不比早些时候发现她实际上是莉莲·斯诺，或者她声名狼藉的北岸家系被公之于众来得多。接着，5月3日，起初仅仅被报道为，她被逮捕在一次对在沿着杜兰德大道位于洛杉矶郊外的陡峭险峻、长满矮树丛的峡谷里的某处的地下酒馆进行的突击搜查，距离好莱坞湖水库和穆赫兰公路不远。短短几天后，薇拉·恩德科特被保释出狱之后，关于那夜事件的愈发怪异的报道开始浮现，到了7号，《Van Nuys Call》《洛杉矶时报》《先驱快报》上的文章叙述聚集在杜兰德大道的人们并非为了饮用私酒，而是诸如“巫魔集会”或“堕落的、渎圣的、狂欢放荡的、巫术与同性恋的仪式”。
但事情最终发展到了糟糕的地步，记者发现那夜陪伴薇拉·恩德科特的众多女性中，一位名为阿里亚德娜·德尔加多[注1]的墨西哥裔妓女，曾被立刻带到天使女王-长老会医疗中心[注2]，不省人事，她的躯干、乳房和脸遭受多处刺伤。德尔加多没有恢复意识便死在了5月4日的早晨。第二位“受害者”或者说“参与者”（取决于报纸的描述），一位年轻的、事业不如意的剧本作家，名为约瑟夫·E·查普曼[注3]，在这次逮捕后被送到洛杉矶县综合医院的精神病室。
[注1]Ariadna Delgado
[注2]Queen of Angels-Hollywood Presbyterian，指的是Queen of Angels-Hollywood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位于被称为“天使之城”的洛杉矶
[注3]Joseph E. Chapman
尽管似乎电影公司的律师们以及或许还有洛杉矶警局的成员们企图平息事件的发酵，恩德科特在5月10日再次被逮捕，被指控多项罪名：强奸、鸡奸、二级谋杀、绑架、教唆。这些详细而精确的指控有多个来源，但不管怎样，她在5月11日第二次被保释出狱。四天后，洛杉矶地方检察官阿萨·凯斯[注]的部门突然地、相当令人费解地要求撤回对那位女演员的所有指控，加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采取了同样令人费解的行动（提一句，当然地方检察官凯斯自己很快因此被起诉为密谋受贿，现在正在等待审判。）所以在她在杜兰德大道首次被逮捕的八天后，薇拉·恩德科特自由了，5月末，在她与派拉蒙的合同终止后，她回到了曼哈顿。
[注]Asa Keyes
遍及关于这一事件的报纸和小报报道提供了无数细节，对阐明她与理查德·皮克曼的联系起了重要作用。其一是，一些记者提及了“一尊可憎的偶像”、“一尊用淡绿色的滑石雕刻而成的令人厌恶的小雕像”被发现于犯罪现场，据称一位缉捕警官试图将其描述为“蹲伏的、像狗一样的怪兽”。一篇列出那件物品的文章提到它被一位当地的考古学家（未提及名字）检查了一番，据说他困惑于它的起源以及文化联系。在杜兰德大道的那座宅邸，曾属于，也许现在仍属于，一位名为比彻姆的男人，在阿莱斯特·克劳利[注]游览美国的四年期间(1914-1918)，陪其度过时光，后者同大量炼金术组织、巫术团体有联系。最终，就在短短几个月之前，约瑟夫·查普曼在靠近马里布的太平洋某处自溺而亡，就在他从医院被释放后不久。我能找出这篇短文，关于他的死亡提到了他参加了“臭名昭著的杜兰德大道事件”和被认为出自他的自杀笔记的短短一段话，部分内容如下：
[注]Aleister Crowley，英格兰神秘学家、登山家，被称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秘学领袖。
“神啊！一旦一个男人瞥见了如我那般不幸目睹的光景，他该如何从容不迫地、完全地、永远地忘却？那天夜晚我们放纵地做出了可怕之事，我们付诸行动的事件，我怎能把我的罪责放在一边？说实话，我不能亦不再能抗过日复一日的内心审判。恩德科忒[原文如此]回到了东部地区的某处，我希望她能得到她应有的惩罚，我烧掉了她赠予我的那幅可憎画作，但我不觉得更清洁，更不污秽，因为已经做出的事。我已经什么都不剩了，除了我们招致的腐败。我再也受不了了。”
薇拉·恩德科特将其中一幅皮克曼的画作赠予了不幸的约瑟夫·查普曼，然后它对他的疯狂和死亡起了一些作用，我揣测得对吗？如果如此，其他人有多少从她那里收到了这样的礼物？有多少这些画布在距离皮克曼创作它们的那所巴特利街附近的潮湿阴冷的地下画室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被留存下来？这是我不愿多想的事情。
在恩德科特被报道返回曼哈顿之后，我未能找到任何关于她的下落和行为的记录，直到那年十月，皮克曼失踪以及我与瑟伯在法尼尔厅附近的小酒馆见面后不久。只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会新闻栏里草草提及了女演员薇拉·恩德科特在出席了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苏美尔、赫梯、巴比伦的古物的新展览的揭幕仪式。
我在试图用这一连串的日期、死亡、厄运、灾难、罪行做些什么？在瑟伯的藏书之中，我发现了查尔斯·霍伊特·福特的《被诅咒者之书》[注]的副本(波尼与李佛莱特出版社；纽约，1919年12月1日)。我甚至不确定为什么我带走了它并阅读它。我发现那位男人的著作好斗得近乎歇斯底里，倾向于不断蓄意地语焉含糊和错误引导。哦，难道不是这个好争论的混蛋喜欢同“该下地狱的存在”幽会？我的观点是，我被迫承认最后几页同福特的第一本书（我没读过他的第二本书《新大陆》，我从来也不打算读它）具有显著而令人恼火的相似性。福特意图书写呈现许多被科学排除在外的资料（也就是，受诅咒的资料）。
[注]Charles Hoyt Fort；The Book of the Damned
“无数被诅咒的存在，被我发掘出的乏味资料指挥，将会游行，你将读到它们——或者它们将会游行，它们中的一些是铅灰色的，一些是血红色的，一些是腐烂发臭的。”
“它们中的一些是腐尸、是骸骨、是木乃伊。抽搐着，摇摇晃晃着，被背负诅咒之生命的同伴赋予生命。存有经过的巨人，尽管在酣然沉睡。存有原则之物，存有破烂之物。它们会带着混乱的灵魂如欧几里得那般手挽手走过。小巧可爱的娼妓到处轻快地走过。许多存在是小丑，但许多存在由无上的崇高组成。一些存在是刺客，存有苍白的恶臭、憔悴的迷信、纯粹的幽影与活生生的恶意:心血来潮与和蔼友善。天真的存在、迂腐的存在、奇异的存在、怪诞的存在、诚恳的存在、虚伪的存在、深刻的存在、幼稚的存在。”
我认为我仅仅完成了这个，在我叙述薇拉·恩德科特的事业起伏，注意到某些更戏剧性的、更粗俗的故事部分，大体上，几乎不比无数其他的好莱坞丑闻来得不同寻常。福特会嘲笑我自己的“乏味资料”。我确定，我可悲地抓住了稻草，仿佛我能通过有选择地引用报纸和警方报道、竭力保存我的理性心智的基础结构使这一切看起来完美地合理。是时候把这些靠不住的、草率的企图放在一边了。在这个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福特们了，没有我加入他们的行列，也有足够多疯子、煽动者以及才智超群的异端分子了。我会将我所收集的文件附在这篇文章后面，我所有的“无数被诅咒的存在”，倘若有人因某种缘由读到这封信，他们会凭意愿了解这些附录。是时候尽我所能地用这个来讲述真相了。
5.
的确，我曾观看了由薇拉·恩德科特主演的电影的放映，在哈佛广场附近一处满是霉味的小房间里。它仍然萦绕在我的梦境里，但是如上文记下的那样，那些梦境并非如那晚我所得见之事的准确重播。不存在漆黑水塘，不存在由人类躯体缝合在一起而成的柳树，没有装着毒液的小玻璃瓶倾倒在水塘。那些是我的睡梦中潜意识的修饰渲染。我能用那样的噩梦填满好几本日记本。
我所看到的仅仅在现在的两个月前，在我最终亲身见到了那位女人的一个月前，仅仅是一个恐怖的、但是平淡得怪异的情景。那可能仅仅是一盘测试影片，或许在17000帧左右，大约12分钟，截取自更长的电影。总而言之，这仅仅是对1918年广为流传的蒂达·巴拉与一具人类骸骨摆出有伤风化的姿势的宣传剧照的公然色情仿作（J·爱德华·戈登的《莎乐美》）。
电影拷贝的质量很糟，放映员不得不两次停下来以在胶片断掉以后将其接合。伊斯加略特·斯诺的女儿，更被世人熟知为薇拉·恩德科特，赤身裸体地与一具骸骨躺在石质地板上。然而，人类颅骨被替换为灰泥或混凝纸浆制成的“颅骨”，更像属于某条畸形的、头颅硕大的狗。她后面的墙壁或者说背景幕布呈现出鲜明的哑光灰色，这画面在我看来故意照明不足，企图带来更多粗劣作品的氛围。这具骸骨（和它的人造颅骨）被绑在一起，恩德科特爱抚它的手臂和腿的所有骨角，肆意亲吻它没有唇的嘴，然后自渎，先是用它右手手骨，接着在它的髂骨嵴上摩擦。
那夜前来看电影的其他人的反应有无聊的沉默、有全神贯注的专心、也有大笑，我自己的反应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对跻身于那些观众之列感到厌恶和窘迫。当灯光亮起时，我无意中听到，收纳胶片卷轴的金属容器刻有两个标题《恋尸狂》和《猎犬的女儿》[注]，也刻有两个日期1923年和1924年。后来，从某位与理查德·皮克曼有过一面之交的某人那里，我听到谣传说，皮克曼为一位电影制作人提供剧本，可能是伯纳德·纳坦，那位才华横溢的罗马尼亚裔法国色情电影导演最近收购了百代电影公司，将其合并入自己的电影公司——Rapid Film。我无法确认或者否定这点，但当然，我猜想那晚我所得见之物会使皮克曼无止境地愉悦。
[注]The Necrophile；The Hound’s Daughter
然而，那天夜晚如此牢固地驻留在我脑海里的，我所认为是在我的噩梦中恩德科特主演的一系列无限的、不存在的恐怖电影的真正创作者，在电影的最后几秒出现了。甚至，它到来和离去得如此之快，放映员被大量观众要求倒带重放电影结尾超过四次，努力确认是否我们曾看过我们认为我们看过的电影。
她的欲望显然得到满足了，女演员同她的骸骨爱人躺在一起，一只玉臂环过它空荡荡的胸廓，阖上了她抹花了眼影的双眼。在电影结束前的最后一刻，一道阴影浮现，某种东西缓慢地在相机光源和布景之间经过。甚至在看了5次后，我只能描述为那道阴影让我想起某个庞大的身形，某种在进化阶梯上比辟尔唐人和爪哇人要低得多的生物。坐在那间不透风的、满是霉味的房间里的人们普遍认为，那身影拥有一种古怪的口鼻，暗示了突出的下巴和如缠绕在骸骨上的人造颅骨一样的面容。
那里，那时。那就是那个夜晚我所真实见到的，尽我所能记住的，这令我仅仅剩下这个故事的一段单独片段要讲，那晚我最终见到了那位自称薇拉·恩德科特的女人。
6.
“失望吗？并非如你所期待的那样？”她问道，露出了一种令人反感的、苦涩的微笑，我想我可能还点了头作为回应。她看起来比她27岁的年龄至少老十岁，看起来像一个从一段相当混乱的人生中幸存、或许已经开始了第二段的女人。在她的眼角和嘴角有着细细的皱纹，双眼下面的黑眼圈透露了慢性失眠和毒品滥用，而且，如果我没看错，过早衰老的迹象已经通过她乌黑的短发中夹杂的银丝显现。我曾期待什么？在那真相之后，现在很难说，但我惊讶于她的身高，惊讶于她的虹膜，那是一抹引人注目的灰色，立刻令我想到大海、雾气、巨浪以及表面在海浪中被经年累月地打磨得光滑的花岗岩圆石。希腊人说过女神雅典娜有一双海灰色的眼眸，我想知道他们会怎样看待莉莲·斯诺的眸子。
“我过得不好。”她吐露道，用一种几乎像是我的过失的声音，那对无情的眼睛瞥向我的公寓门厅里的一张椅子。我为先前没有邀请她进来和让她在门厅里站着而道歉。我带她坐到离我画室不远的狭小客厅里的长沙发上，她向我说了声谢谢。她要了威士忌或者杜松子酒，接着在我告诉她我是禁酒主义者以后，她嘲笑了我。当我以茶水接待，她拒绝了。
“一位画家从不饮酒？”她问道“怪不得我从没听过你。”
我想我在那时咕哝了一些关于《宪法第十八项修正案》和《沃尔斯泰德法》[注]的事情，这使她露出了一种混杂了怀疑与轻蔑的表情。她告诉我如果我也不抽烟，她会离开。因为我自命画家的宣称已经被证明是赤裸裸的谎言，她知道我假借名义引诱她来我公寓。但我递给他一根香烟，一根黑色的吉坦尼斯，我在大学期间第一次尝过它的味道，然后她似乎有点放松了，向后靠着沙发，仍然带着苦涩的微笑，用她海灰色的眼眸望着我，她瘦削的脸被薄纱一般的烟雾环绕。她戴着一顶黄色毛毡钟形女帽，同她绛紫色的丝绸宽松内衣不是很搭，我注意到在她右腿的长筒袜上有一处脱线。
[注]the Eighteenth Amendment and the Volstead Act，即禁酒令，美国国会通过的两份法案。
“你认识理查德·厄普顿·皮克曼。”我说，不小心说得太快以致于没有直中要点，瞬间，她的表情变得有几分怀疑。差不多整整一分钟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那里抽烟，盯着我，我沉默地咒骂着我的急躁和缺乏机智。但接着微笑回来了，她轻柔地笑了笑，点了点头。
“哇哦，”她说。“好一阵子没听到这个名字了。但，是的，当然，我认识那个狗娘养的。所以，你是谁？另一个他的门徒，或者也许仅仅是他喜欢留作备胎的男同性恋之一？”
“皮克曼真的是男同吗？”[注]
[注]Then it’s true Pickman was light on his feet?这个light on his feet当时没查到什么俚语，上下文猜了一下写上去了。今天看了一会美剧《迷雾》，在第一季第八集出现了这样一句话“he always seemed a little light in his shoes”字幕翻译成“他总是看上去有点娘”，而且那段剧情也是同性恋之类的话题。这两个表达差不多，在美国人眼里，“娘娘腔”似乎被认为能和对同性恋的歧视联系起来，那看来之前的处理没啥大问题，虽然还是查不到这两个到底是什么。
她再一次笑了，这次存在一丝不容置疑的嘲弄意味。她再一次长长地吸了她的香烟，吐出，透过烟雾睨视着我。
“先生，我尚未结识怪兽——男性，女性，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倘若还有半分机会，那个堕落的混蛋就不会同它们搞在一起。”她此时，她停顿了一下，把烟灰弹到地板上，“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男同，那你是什么？或许是个犹太佬？你有点像犹太佬。”
“不，”我回应道。“我不是犹太人，我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但我，恐怕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你从未听闻的画家。”
“你在？”
“我在什么，恩德科特小姐？”
“害怕。”她说道，烟雾从他的鼻孔涌出。“而且不敢一开始称呼我为恩德科特小姐，这让我听起来像一个该死的中小学老师或者别的同样讨厌的人。”
“所以，这些时日，你更喜欢薇拉这个名字还是莉莲？”我得寸进尺地问道。
“莉莉怎么样？”她彻底困惑地笑了，据我所见，仿佛这些全部仅仅是她上周排练的剧本里的台词。
“很好，莉莉。”我说着，把玻璃烟灰缸移得更靠近她一些。她对着它皱了皱眉，仿佛我在给他一盘十分讨厌的食物并希望她吃下去，但她不再往我的地板上弹烟灰了。
“我为什么在这里？”她要求得到一个答复，但没有提高音量。“为什么你不顾如此多的麻烦也要见我？”
“并没有如那般困难，”我回应道，尚未准备好回答她的问题，想要将这次会面稍微延长一点，我明白她一旦得知我邀请她来的缘由可能就会离开。事实上，曾有相当多的困难，开始于给她的前经纪人打电话，接着是打给半打日渐声名狼藉也不再合作的联系人。我不得不贿赂了两个人，而且用涉及波士顿警局里一位不存在的联系人的大量空洞的威胁来胁迫了一个人。但是，当做完这一切，我的用功见了成效，因为她此时坐在我面前，只有我们两个，只有我和这个女人，曾经是一位电影明星的女人，曾经对瑟伯的精神崩溃推波助澜的女人，曾经为皮克曼作模特并且近乎确定地在好莱坞一个春季的夜晚犯下谋杀的女人。这就是那个能够回答我不敢询问的问题的女人，那个知晓是什么投射出我在那肮脏的色情电影里看到的阴影的女人。或者至少，这就是她剩下的一切。
“现在不剩多少人愿意管了。”她盯着她的吉坦尼斯闷燃的烟蒂说。
“好吧，我一直是那种有几分执着的家伙，”我告诉她，然后她再次微微一笑。那是诡异的怪兽一般的微笑，令我想起一段我对她最早的印象——距今超过两个月的那个闷热的夏日，在希普街的公寓里研究一叠老旧的剪报。她的面孔不过是一张面具或者是小精灵的魔法，唤来向世界隐藏她的真相。
“你是怎么结识他的？”我问道，她把香烟捻灭在烟灰缸里。
“谁？我是怎么结识谁的？”她皱着眉头，焦虑不安地瞥向客厅里朝向东方的窗户，瞥向海港。
“抱歉，”我回应道。“你是怎么结识皮克曼的？”
“有些人会说你的兴趣非常病态，布莱克曼先生。”她说着，她怪异的食肉动物一般的微笑迅速褪去，任何含蓄的威胁意味也一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只有这一无所有、疲惫不堪的女人的躯壳。
“当然他们也是这么说你的，许多许多次，莉莉。我已经阅读了关于杜兰德大道和德尔加多的一切。”
“当然，你读过了，”她叹了口气，没把视线从窗子移开。“我对你这样执着的家伙有不小的期待。”
“你是怎么结识皮克曼的？”我第三次问道。
“这很重要吗？那是很久以前了，好多好多年以前。他现在已经死了——”
“从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然后，这时，她的视线从窗子转向了我，她脸上所有难以想象的皱纹似乎突然加深了；她可能生理上是27岁，但是倘若她声称自己40岁也没人会去争辩什么。
“那个男人已经死了。”她冷漠地说。“倘若他意外地没死，好吧，我们应该会很幸运地发现我们内心的渴望，无论它是什么。”接着她回头盯着窗子，一两分钟内，我们两个都没再说什么。
“你说过你有那些素描，”她最后说。“那仅仅是引我来这里的谎言吗？”
“不是，我有，不管怎么说，有两张。”我伸手拿放在我座椅旁边的画夹，解开了绑住它的线。“当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你作模特的画。有更多吗？”
“多于两张，”她现在几乎耳语着回答。
“莉莉，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个执着的家伙。”
“是的，”我给予肯定，从那堆东西里取出两张裸体画作，拿起来给她看。她端详了片刻，面容仍旧松弛、不带感情，仿佛看到它们没有唤起一点记忆。
“他需要一位模特，”她说着，视线转回窗子和十月蔚蓝的天空。“我从纽约来，住在一位朋友家里，她曾在画廊或讲座或诸如此类的某个地方见过他。我的朋友知道他在寻找模特，而我需要钱。”
我再次瞥了一眼那两幅炭笔素描，那些丰满髋部的曲线，圆润、结实的臀部，以及那尾巴——弯曲的、畸形的东西，从尾椎底部长出，伸到她弯曲的双膝之间。如我曾说过的，皮克曼拥有现实主义的天赋，他对人体解剖的眼光近乎同他笔下的食尸鬼和恶魔一般不可思议。我指着其中一幅画作，指着尾巴。
“那并非纯属虚构，是吗？”
她没有回头看向两幅画作，但是简单地、缓慢地摇了摇头。“我在21年在泽西城做了外科手术切掉了它。”她说。
“你为何等得如此之久，莉莉？在我的认知里，这样的缺陷通常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被纠正了。”
她几乎再次露出那种微笑，那种饥饿的、蛮荒的笑容，但不完全地消失在她的双唇上。
“我的父亲，对这些有他自己的见解。”她快速地说。“你知道的，他一直非常骄傲于他的女儿的身体有幸继承了她的血统，这令他非常高兴。”
“你的血统……”我开始说，但莉莉·斯诺举起左手，让我安静。
“先生，我认为对一个下午而言我已经回答了足够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你只有这一对，而且我们谈话时你没有告诉我这点。”
不情愿地，我点了点头将两幅画作都递给她。她接过它们，向我道了谢，然后起身，拂去在她的绛紫色宽松内衣上的一点绒毛和灰尘。我告诉她我很抱歉没有其他画作，甚至我不曾想到她作模特的画作超过两幅。后一个当然是谎言，因为我知道皮克曼在见了如此非同寻常的身体时会确定无疑地做尽可能多的研究。
“我可以自行离开，”当我开始从椅子上起身时，她告诉我。“而且你将不会再打扰我了，永远不会。”
“是的。”我赞同道。“永远不会。我向你保证。”
“你这撒谎的狗杂种，你们统统如此！”她说，随着那话语，活着的幽灵一般的薇拉·恩德科特转身离开客厅。几秒后，我听到门被打开再被重重地关上的声音，我坐在那，在晚霞的微弱光辉中，看着遗留在瑟伯的画夹中令人担忧的痕迹。
7.1929年10月24日
这就是最后剩下的部分了，仅仅再写几句，我就写完了。我现在知道曾试图捕捉这些可怕的事件，我完全没能成功捕捉它们，而是仅仅给了它们一些新的、更清晰的焦点。
四天前，在10月20日的早晨，一具尸体被发现悬荡在一棵长在靠近国王礼拜堂墓地中心的橡树树干上。据报纸报道，尸体悬在离地足足十七英尺高的地方，被长长的交织在一起的黄麻绳和钢丝绑在腰部和胸部。这位女人被认出是前演员薇拉·恩德科特，很久以前叫莉莲·玛格丽特·斯诺，很多人知道她的恶名，以及她不成功的企图——目的是隐藏与富甲一方、但神秘诡谲、充满不祥谣言的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的斯诺家族的联系。她的尸体被剥去所有衣服、开膛破肚、切开喉咙、移走舌头、用羊肠线缝合双唇。她的脖子上挂着木质标语牌，在上面被认为用她自己的血写成了一个词：叛教者。
这个早上，我几乎连同我所有文件一起烧毁了瑟伯的画夹。我甚至把它们带到火炉旁，但接着我的决心动摇了，坐在地板上，盯着那些剪报和皮克曼的素描。我不确定是什么停止了我手上动作，除了毁掉这些文件不会救我命的疑虑。如果它们想让我死，那么我就会死。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以致于无法通过消除我的调查的物理证据来饶恕自己。
我会把这份手稿连同我所收集的所有相关文件放在我的保险箱里，接着我会努力返回昔日瑟伯死之前的生活。但我无法忘记出自剧本作家约瑟夫·查普曼的自杀笔记的那行字——“一旦一个男人瞥见了如我那般不幸目睹的光景，他该如何从容不迫地、完全地、永远地忘却？”的确，如何呢。而且我也无法忘记那位女人的眼眸，那一抹冷漠的、汹涌海洋一般的灰色。以及在可能拍摄于1923年或1924年、可能名为《恋尸狂》或《猎犬的女儿》的电影的最后几刻，瞥见了那一道粗略的阴影。
我深知那些梦境不会离我而去，既不会在现在也不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但我祈求这样的好运，尽管已经窥见了因我愚蠢的、窥探的心灵唤起的那最终的清醒恐怖。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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