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上：从罗曼诺夫王朝开始~
上：从罗曼诺夫王朝开始~
俄国人到底从什么时候获知中国的存在？
其实俄国人对这些问题也早就开始探索了，17世纪中期俄国政府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节巴伊科夫曾就此问题询问过清朝的官吏，被告知他们的祖先元朝时期就来过中国，而且在中国的史书中留下了记载，这里所说的史书就是《元史》。
《元史·文宗本纪三》和《元史·文宗本纪四》载：“辛未，置宜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立宜忠扈卫亲军都万户营于大都北，市民田百三十余顷赐之。”“宣忠扈卫斡罗思屯田，给牛，种、农具。” 所谓“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实际上就是由俄国人组成的负责京畿防卫的军队，13世纪蒙古对基辅罗斯发动进攻，杀死了很多罗斯人，也产生了大量战俘，一部分年轻力壮的男子被俘虏到当时作为蒙古帝国一部分的中国，成为蒙古人的兵将。
《元史》中对罗斯人的记载曾引起过19世纪俄国东方学家的兴趣。1894年，《活的古代》杂志发表了《14世纪前半期在中国的俄国移民》一文：“应该指出的是，两国不仅存在地理上的关系，而且也存在历史的联系，很久以前，俄罗斯的灵魂就在天朝帝国游荡…在令我们痛苦的蒙古统治时期，俄国人的名字就已经出现……俄国和俄国人在蒙古统治时期的中国被称之为斡罗思、阿罗思，斡罗斯，有时叫兀鲁思。”
正是在元代，“俄罗斯”一词经蒙古语转译进入了汉语，但遗憾的是，有关这个东方国家元代的具体情况，无论是在俄国的文献中，还是在俄国的民间传说中，都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
17世纪初，为了避免与已经在中国南部沿海立足的葡萄牙等航海大国发生正面冲突，英国开始寻求对华陆上贸易的可能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获得已经将西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版图的俄国政府的许可。尽管英国多次要求俄国政府允许其考察队前往鄂毕河上游进行陆地考察，但都遭到了俄国人拒绝。1617年，英国再次要求俄国政府准予英国人过境前往中国和东印度，俄国人自然是没有同意，反而决定自己组织使团前往中国，以抢在英国人之前掌握同中国陆路贸易的主动权，使俄国成为中国和欧洲贸易的中转国，在获得巨大税收收益的同时，提升俄国在欧洲的地位。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看看这个时候俄国国内什么情况。十七世纪初期，准确的说在1598年—1610年，留里克王朝终结到罗曼诺夫王朝上台之间，对于俄国国内来说局势并不乐观，其实是很糟糕，贵族之间内部的互相攻击，波兰的外部侵略，农民和贵族的阶级矛盾等等糅杂在一起，非常的混乱。
1605年，波兰扶持的一个假扮伊凡四世之子德米特里的人攻入莫斯科，在当地大贵族的支持下推翻了戈杜掿夫政权；但可想而知，“假德米特里一世”（1605-1606）对于农奴制的态度和波兰人的退让比起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606年，“假德米特里一世”的婚礼上，愤怒的民众杀死了这个君王和前来莫斯科的2000多名波兰使团，随后瓦西里窃取了政权，成为新沙皇（1606-1610），他与同年爆发的农民军起义互相仇视，最终在次年成功镇压了农民起义。
在农民战争期间，波兰再一次打起“假德米特里二世”的旗帜，入侵俄国。在1608年春击败了沙皇瓦西里的军队，包围了莫斯科；瓦西里在1609年和瑞典缔结盟约，波兰国王一看立刻亲自率领全部波兰军队进行“特别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收到波兰国王的号召，“假德米特里二世”军队中的许多人也跑到波兰国王军队中，对部队逐渐失去控制，在1610年被部下所杀。
同年，俄瑞联军被波兰国王率领的军队大败，莫斯科的大贵族眼看局势不对，立刻向波兰称臣，莫斯科被波兰占领，遂俄国彻底失去了中央政权，波兰几乎占领大半个俄国。但在这种国家存亡之际，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被大大的刺激和觉醒了（这几乎成为俄国后来的发展一大秘宝），各地的起义军从四面八方涌来，最大的一支力量在诺夫哥罗德集结，它在1612年成功解放了莫斯科；在1613年莫斯科的沙皇会议中，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洛维奇·罗曼诺夫继位，至此结束了大动乱年代，至此，罗曼诺夫王朝开始（1613——1917）。俄国军队整军再战，在1615年击败了瑞典军队，在1618年击败了企图再次入侵莫斯科的波兰军队，于是双方签订14年休战协定。在1632年俄国和波兰准时再次开战，这次运气没有站在俄国人一边，在1634年的和约中，波兰仍然占有斯摩棱斯克和第二次征俄时期占有的大量其他城市
在这种背景下，根据1618年沙皇米哈伊尔的授意，彼特林.马多夫和随从一起从莫斯科出发，经过阿勒坦汗驻地，在两名向导的指引下进入北京；由于没带贡品，彼特林未能见到大明皇帝，在驿馆内住了四天后离开北京，在张家口停留了约一个月，于10月1日踏上归途；1619年春天彼特林使团回到托木斯克，同年9月他向沙皇晋呈一份报告，题为《中国、腊宾及其他定居和游牧国家、乌卢斯诸国、大鄂毕河、河流和道路一览》（简称《一览》），此外，还有一张中国地图以及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国书。
彼特林的地图至今没有被找到，而中国皇帝的国书由于没人能够翻译，在俄外务衙门沉睡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675年斯帕法里（1625~1708)出使中国途经托博尔斯克时才由一名军士译出大意：
“中国男女都很整洁。他们穿的衣服有自己的式样：两袖宽大，像肥袖女上衣的袖子，内衣好像俄国男式半长外衣。” “店铺内各种货物应有尽有，有各色的丝绒、花缎、绢、塔夫绸、绣金缎、各色镶铜丝的绸缎，有各种果蔬和各种糖类、丁香、肉桂、八角、茴香、苹果、西瓜、香瓜、南瓜、黄瓜、蒜、葱、萝卜、胡萝卜、大头菜、芜菁、白菜、肉豆蔻、罂粟、杏仁，也有大黄，还有一些我们不知名的果蔬。” 彼特林的关注点非常平民化，这主要和他在北京的经历有关——明朝外国使节的驿站是不被允许随意离开的，相当于被防疫管控了四天，而且处于一个语言不通的环境里（彼特林并没有带翻译）
他首次引用了明朝官员对于中国对外礼仪的说明，知道了外国使节“没有带礼品来的，不能觐见我大明皇帝”，与此同时，他在中国所获得的许多印象是错误的或扭曲的，譬如，彼特林称北京为“大中国城”，将紫禁城呼为“磁铁城”，可能误以为用以建造城墙的巨石块都是磁铁矿石……他将在东北崛起的女真人称为蒙古人等等。
沙皇米哈伊尔在1645年去世，其子阿列克西·米哈易洛维奇继位（1645-1676）。在十七世纪中期，沙皇的地位日益上升，俄国的最高统治机构虽然还是“领主杜马（相当于大贵族议会）”，但已经逐渐失去权力。在十七世纪60年代，俄国因为经济情况恶化和其他诸多原因，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包括1670年斯捷潘·拉辛的哥萨克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对于后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1919年5月1日，苏联人民就在莫斯科为斯捷潘·拉辛树了一座纪念碑——列宁亲自参加了揭幕仪式并发表了演讲：“这个纪念碑就是几年一位起义农民的代表人物的。他为了争取自由，就在这个台上献出了头颅”
这一时期尽管战事不断，俄国也没有停止东进的步伐；1649年起，沙俄政府多从派武装部队进入黑龙江，四处抢掠，屠杀原住民；在1658年在尼布楚修筑要塞，以此为基础反复入侵黑龙江流域，作为回应，边疆的军民开始在1652-1665年间开始了反击殖民者的行动。
沙皇阿列克西在1654年向中国派出了正式的外交团，携带了大批礼品和货物，团长是费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巴伊科夫率领的代表团于1654年6月25日从托博尔斯克出发，于1655年3月到达北京。他携带了有史以来沙皇致中国皇帝的第一份国书，在国书中沙皇自称是罗马皇帝恺撒和留里克大公的后裔，声名远播，希望能和中国建立牢固的友谊，和睦相处，国书用俄文和鞑靼文写成，日期是创世纪7162年，即公元1654年2月11日。
此外，俄国政府为巴伊科夫制定了一篇极其详尽的训令，要求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商业，物产和民风等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谋求与中国建立联系；这一次俄国政府汲取了彼特林因为没有携带礼物和国书而被拒绝的教训，但对在觐见中国皇帝时外交礼节的每一个细节作了明确的规定，不允许损害沙皇的尊严和声誉。
使团受到理藩院的接待，被安顿在国宾馆，不准巴伊科夫及其随从随意进出，几天后，清廷依例令他行礼，国书要由中方大臣转交——巴伊科夫不敢违背训令，拒绝照办——他顽固态度让清朝官员非常不快，最后双方僵持不下，清廷退回了俄国政府的礼品，并责令巴伊科夫尽快境。1656年9月4日，俄使团不得不离开北京。
沙皇阿列克西·米哈易洛维奇晚年在莫斯科修筑了一所剧院，请了一些外国人来演圣经故事，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听白老师的“苏联美学”节目，这里就不啰嗦了。在阿列克西（1645-1676）之后的沙皇就是著名的彼得大帝——彼得·阿列克西耶维奇·罗曼诺夫（1682-1725），1713年他正式把原来的“莫斯科大公国”改名为“俄罗斯帝国”。
沙皇彼得的战略就是取得可供贸易和军事的出海口——在1695-1698年彼得南下占领了亚速城，但是对土耳其在黑海的海军束手无策，在西欧周游一圈也没有找到可以对付土耳其的盟友后，彼得只能匆匆和土耳其媾和，重新把目光放到北方的波罗的海。
通过联合同样对于瑞典不满的丹麦和波兰，彼得拉起一个“北方同盟”，在1700年秋天，对瑞典宣战，从而拉开了大北方战争的序幕（1700-1721）。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连续机动作战，先后击败了丹麦、俄国、波兰，但彼得在瑞典转移主力的空隙中又掏出了五万新军；1708年瑞典再一次入侵俄国，这次在波尔塔瓦的战斗中瑞典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全军覆没，瑞典国王逃往第三方国家，说服土耳其参战，又流浪许久后才回到瑞典。面对新一轮的俄土战争，俄国无意于土耳其人过多纠缠，割让亚速城媾和后匆匆撤军，全力投入北方战争，遂1721年，俄军兵临瑞典首都斯德哥摩尔，迫使瑞典接受了《尼什塔德和约》，俄国获得了北方战争的全面胜利，包括芬兰湾、里加湾、卡累利亚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大片土地。
在彼得刚刚继位的时候（1675年），俄国政府再次派出了一支庞大代表团，团长为时任俄外务衙门翻译的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俄国政府对这次出使非常重视，为其制定了十四条指令，内容涉及外交礼仪、商业贸易和调查旅途路线等方面，斯帕法里在临行前做了精心准备，随身携带了几部欧洲汉学家的著作，在整顿一番后，就出发了。
使团于1676年5月25日抵达北京，1676年9月1日踏上归途；凭借自己的拉丁语修养，斯帕法里在北京广泛结交拉拢耶稣会士，时任清廷饮天监监正的南怀仁(1623~1688)为了开辟从罗马经莫斯科到中国的交通路线，向斯帕法里提供了许多清政府的机密，并给了他一幅中国地图；自此以后，俄国政府非常重视保持与发展同北京耶稣会士的关系。但斯帕法里对于康熙的觐见并不顺利，时任理藩院侍郎事务的马喇负责接待斯帕法里一行人，但是斯帕法里拒绝由中方大臣转交国书，并且清廷对于俄国人在黑龙江领域持续不断的侵略，甚至公开占领雅克萨等清朝领土等行为极其不满。
对此，斯帕法里的报告做了生动的记载：他说，清廷无法弄明白他的使命，哥萨克人在进攻，使臣却说是为了友谊，“究竟使臣是奉派前来打仗的，还是来宣战的，还是来向博格达汗收贡税的，还是要使臣前来要挟的？” 时任理藩院侍郎事务的马喇抱怨道：“一方面派使团前来，一方面却在进攻，这样哪里会有什么友谊与和平呢？进行战争的时候有什么贸易可言？”
另一个双方的争执点在于根特木尔——一个叛逃清廷的边疆民族首领——有关，清廷坚持引渡根特木尔，对此耶稣会教士告诉斯帕法里，根特木尔是全体异族人的首领，如果沙皇交出他，则其余的异族人就会跟他走，或者逃散。如此，则沙皇没有在边境驻军的理由，冲突也就化解了。一些耶稣会教士提醒斯帕法里，如果俄方不交出根特木尔，清廷就会攻打阿尔巴津和尼布楚。清廷之所以要引渡根特木尔，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们不会把他交出来，于是他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借口，似乎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从而可以把尼布楚和雅克萨两处地方夷平。
在回到莫斯科后，斯帕法里向外务衙门提交了四份亲笔誊写的材料和一张绘有从莫斯科前往北京道路的地图。那幅地图和其中的一份材料已经失传，其余三部书稿以17、18世纪各种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这三部书稿分别是《中国及其省市所在的天下第一洲亚洲记述》、《旅途日记》和《1675~1678年斯帕法里访华使团文案实录》。《记述》一书被认为是当时有关中国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最可信的新材料，它很快传到了欧洲；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斯帕法里的著作才在俄国正式发表，他在报告中以日志的形式记录了他与清朝官员有关中俄关系和外交礼仪的交涉过程。
1694年根据沙皇彼得的授意，义杰斯出访中国；同年，康熙皇帝接见了义杰斯的使团，葡萄牙耶稣会士徐目升充当了翻译。1704年，其出使中国的笔记在阿姆斯特丹以《中国三年旅行记出版》，1706年该书被译成英文，1707年被译成德文，1718年在法国出版。而在俄国，直到1789年才由俄国启蒙思想家诺维科夫翻译出版了义杰斯的笔记，亚当·勃兰德1698年在德国汉堡发表其《出使行程》，对义杰斯使团出使中国记述非常详细，莱布尼茨和伏尔泰也都注意到了他们的笔记。 曾任同文馆俄文教习的柏林1828~1870)将之节译为汉语，名日《聘盟日记》，同治十一年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编定的清档《觐事备查》首先将其收录其中。陈其元所著的《庸闲斋笔记》对义杰斯使华亦有记录，来新夏先生评日：《庸闲斋笔记》“卷五《聘盟日记》条译载康熙三十一年俄使由通州至北京的日记，读之甚有趣味。当时的朝觐赐宴礼仪，禁城官殿，御座设置，街市景物，新年风俗等等，均历历在目”。
17世纪的俄国使节报告不似西方前汉学时期的作品那样属于个性化的创作或者对旅行的口头陈述，而是按照临行前沙皇政府所定的详细指令而作的日志，作品的最终形式大都是写给政府或沙皇的报告，从形式上与西方前汉学时期的游记有较大区别。作为政府使节，他们关注的重点乃是前往中国的道路、物产和风土民情，目的是为了与清朝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及贸易联系，以期获得最大的利润。
而且由于使节报告都属政府文件，算是机密，在提交沙皇或政府有关部门之后，往往被尘封于档案之中。因此，就对社会的影响力而言，远不及西方旅行家们的游记，但有时候这些文件却在俄国公布之前就已流传到国外，并被翻译成数种欧洲语言广为流传。
中俄在外交礼仪上的隔膜主要有四：
- 一是国书的呈交方式
- 二是觐见清帝的跪拜仪式
- 三是代表俄皇接受清帝赠物的方式
- 四是中俄两国国书的形式及内容问题
（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问题）
虽然外交多有隔阂，但是17世纪俄国来华使团大都在贸易方面取得成功。彼特林来华时便肩负为俄国政府采办货物的任务，巴伊科夫一行在北京逗留了半年，在贸易上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回国后，他大力宣扬中国的富有，强化了俄国人与中国贸易的愿望。《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迅速形成了以北京为重要交易地、以俄方商队单方面来华为特征的中俄贸易热潮。中国史籍称这一时期的中俄商队贸易为“京师互市”。参加“京师互市”的俄国商队既有官营，也有私办，有纯粹的商队，也有的集外交、贸易等使命于一身。
“1697年以前，每年都有俄国商队到京，有时甚至不止一支商队，但其中大多是私人商队。1698年，俄国政府为排除私商竞争，独揽对华贸易之利，下令禁止私人商队来华，而由国家商队垄断京师互市。此后二十年间，共有十支俄国国家商队来京。”随使团或单独来华的商队在北京出售毛皮等物，把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棉布等物运回俄国，将中国的物质文明传播到了俄国。此外，他们在北京经商期间，“有机会接触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可以亲身体会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们必定会把自已的耳闻目睹传回国内
进入18世纪，沙皇彼得依然在继续国内的改革，他确信“全面西化”是俄国的必由之路，包括把新年改成1月1日（以前的教会历法是9月1日），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按丁纳税”等等，但不得不说，他的改革基本还都是建立在农奴制的剥削之上的，包括1721年公开允许贵族买卖农奴、持续不断的大兴土木建设、连绵的对外战争，其实征用的基本都是农奴，因此在十八世纪初，俄国又一次爆发了若干场农民起义。
1725年1月，沙皇彼得去世，但他未能制定继承人，这引起了后续一系列贵族统治的争夺：在彼得死后，先继承王位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叶卡捷琳娜一世（1725-1727），但其实政权还是被其宠臣亚科所掌控；不久叶卡捷琳娜一世病死，彼得的孙子（彼得的儿子因为谋反被处死）继承王位，称彼得二世（1727-1730），但他不久就患天花死了，至此，罗曼诺夫王朝的男系绝嗣。在彼得二世死后，国家大权其实已经掌握在莫斯科的几个大贵族手中了，他们邀请了彼得一世的侄女，安娜·伊凡诺夫娜为俄国女皇（1730-1740），安娜无心政事，把权柄交到了宠臣比隆手中，比隆当权时期，俄国贵族纷纷被排挤出宫廷，所有军政要职都由德国的公爵担任，彼得一世建立的制度被破坏殆尽，后来俄国人称其为“比隆苛政时期”
1740年安娜病死后，原本她所指定的外孙应该作为继承人，即伊凡六世，但是比隆一伙人发生内讧，手握兵权的米尼希于1740年逮捕了比隆，宣布由安娜·伊凡诺夫娜的侄女——安娜·列奥波利多夫娜继位，但其实是米尼希本人掌权；新安娜女皇继位一年左右，彼得的女儿伊丽莎白借近卫军推翻了刚刚会爬的小皇帝伊凡六世，自己成为女皇（1741-1761）。伊丽莎白重新任免了许多俄国贵族，这个时期被称作“俄国贵族复兴时期”，但其实伊丽莎白也是一个不喜欢朝政的主，每天只喜欢梳妆打扮，传言她有一万件衣服。既然君主自己放权，那么枢密院自然重新获得了权力，俄国在此期间参加了1757年的七年战争，并且赢得了东普鲁士的胜利，在1761年伊丽莎白去世之前，她指定了她的外甥，荷尔斯泰因公爵为继承人。
俄国在国内政局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参战，幸好是七年战争，普鲁士在欧洲大陆一打四（ 瑞典、俄国、奥地利、法国 ）而不败，也是腓特烈大帝留名青史的一场战争，但是普鲁士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呢？英国人在七年战争中获得了法国人的大片殖民地，普鲁士人却在战争后期一度濒临崩盘，最后靠着新沙皇是普鲁士的粉丝从而主动退出战争才获得喘息之机。
七年战争中还有一个段子： 1758年8月25日 ，俄国的菲默伯爵和腓特烈在曹恩道夫(现今波兰的萨尔比诺沃附近) 相遇，面对战术和素养水平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普鲁士人，菲默伯爵显然知道自己的部队不是对手，于是下令全体士兵在开始战斗前都狂饮伏特加，这使得俄军方面的士气大振。 在经历一阵排枪与榴散弹射击之后，双方开始开始了残酷的刺刀肉搏，这种异常血腥的搏杀在欧洲除了普鲁士人靠变态的军纪能够承受以外，几乎没有人能够顶住压力不溃败，但这条定律对于俄国人来说并不适用，酒精显然起到了非常卓越的效果，俄国人似乎已经完全不知道疼痛，不知道恐惧，不知道疲惫，悍不畏死的与普鲁士人整整厮杀了八个小时，一度击溃了普鲁士人的步兵阵线和炮兵阵地，但是在训练有素的普鲁士骑兵的迂回冲击下，还是产生了巨大的损失，最终酒劲过去俄军才开始慢慢撤退，但普鲁士军队也已经精疲力尽，无力追击俄军。 此战普鲁士人损失了一万一千人，俄国人损失了两万一千人，但是对于俄国人来说，这些本来就是从农奴组成的训练部队，损失并不心疼；而普鲁士人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他们实行的是精兵策略，每一个士兵都要经过长期训练和实战磨合，才能完整、悍不畏死的在战场上实行所有的战术指令，这一战的损失已经让普鲁士人元气大伤——腓特烈后来对此评价到： 你永远不能击败他们，你只能消灭他们，这是一个不会被击垮的民族，这是一个战斗的民族——这其实只是对于俄国士兵惊人搏杀意志的称赞，不像现在被泛化的这么厉害。
荷尔斯泰因公爵继位后称彼得三世（1761-1762），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和一个德国公爵的女儿索菲亚·奥古斯特结婚，婚后索菲亚改信东正教，更名为叶卡捷琳娜。彼得三世从小在普鲁士长大，崇拜腓特烈二世，他显然把这种个人崇拜带入了国家事务，号称愿意尽俄国一切力量为普鲁士效劳，这引起了俄国贵族的强烈不满；并且曾作为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彼得三世和丹麦不和，如今做了沙皇，想要发动俄国军队去报复丹麦，但是近卫军不愿意为了彼得三世的个人恩怨流血，在叶卡捷琳娜的参与下，1762年近卫军发动了宫廷政变，谋杀了彼得三世，遂叶卡捷琳娜登上王位，称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
既然都写到这里了，那就超简单地把俄国最后一个王朝罗曼诺夫带完吧。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爆发了波及整个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但叶二世采取的是镇压策略，并且答应英国人让苏沃洛夫元帅带领六万军队前往法国（但此事由于叶二世的去世而搁浅）；之后她做了一件非常有名的事情，联合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为人性化的欧洲版图作出了一大贡献，叶二世在1796年去世后，继位的是彼得三世和叶二世的私生子，称保罗一世（1796-1801）——他与彼得三世一样，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对于普鲁士军风非常崇拜，于是试图在国内嫁接和推行军改。但是其实俄国的军事动员基础和策略与普鲁士的精兵政策是很不一样的，这种单方面的照抄引起了国内军队的普遍不满——包括后来一系列政治外交方面的失误，让保罗一世在国内积蓄了非常多的不满，最后在1801年被一伙解雇的醉酒官员谋杀。
之后继位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和尼古拉一世（1825-1855），亚历山大一世由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战争缘故，开始实行一些“自由思想”，虽有有所成果，但这同时收到了贵族和进步势力的两面夹击，晚年亚历山大一世因风寒病逝（另一说法是隐居了）。
在它之后的尼古拉一世一继位就面临1826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他显然吸取了亚历山大的教训，对内采取了果断的镇压策略；另一个问题是此时俄国思想界的分化，在1840年初主要有“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股文学政治力量，他们都批判农奴制度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似乎昭示了两条不同的未来道路。另一方面，十九世纪是一个英俄争霸的大背景，双方协同盟友于1853年在克里米亚爆发了战争，但是由于军事装备和后勤的缘故，俄国的关键城市塞瓦斯托波尔沦陷在1855年沦陷，这宣告了俄国的惨败，面对这样失利的局面，尼古拉一世以自杀作为结局
火枪在演变中其实主要就在：激发装置（引火）、子弹、枪身、刺刀四个部位上，这些部位的区别其实就几点：射程、射速、精准度、近战搏斗能力。为什么以前会有线列步兵战术，其实主要是射的不远也不准，所以把射击面压缩一下，争取在同一个宽度有更多弹丸。
亚历山大二世在这样的背景中继位(1855-1881)，对外战争的失败和国土沦陷极大的动摇国内的政府和各层阶级，在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并且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开放言论自由、提高妇女地位、改革兵役制度、大力发展工商业等等，这取得了非常良好的功效，但也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大问题。对于亚历山大二世在内政和外交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俄国的知识界并不满足，很快又联合起来反对他——因为他们受不了改良，他们只想要彻底的变革社会，并且对于现存的体制充满了不满——这让亚历山大二世始料未及。原本循序渐进的改革正在一步步实现，似乎马上俄国就能走出克里米亚战争中暴露出来那个虚弱不堪的形象的了，但是一放开言论自由，社会上立刻充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激进思想，局势开始变得非常混乱，随着亚历山大二世主导的改革深入，沙皇制度居然成为了知识界的攻击目标，大量受到蛊惑的年轻人开始建立各种暴力团体，我们现在一般称呼其为革命恐怖主义，他们纷纷认为只要刺杀沙皇，社会就能好起来——这亚历山大二世自然不会放过这些要他命的暴力团体，抓捕行动在这些人看来就是新的罪状，这证明他骨子里就是反动的，因此更多人奋不顾身去刺杀他。
因为他的改革，贵族和地主阶级积蓄了不满，但是代表进步的知识阶级居然也视他作为仇敌，整个社会改革开始变成一团浑水；面对这一局面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想坐以待毙，于是开始扶植泛斯拉夫主义，希望用民族主义的理想来对付这些奇奇怪怪的激进思想，但这反而让他陷入巴尔干（土耳其）、奥匈帝国境内斯拉夫人的躁动中去，因为作为斯拉夫民族的代表，他无法坐视不理——但是在柏林会议的调停下，俄国被迫放弃了在第十次俄土战争中的获利，这使得他鼓吹的民族理想威信扫地，于是激进思想又一次占据了上风。最终在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身亡。
随后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很显然吸取了这个教训，上位后加强了君主专制和对于自由化浪潮的遏制态度，在1887年的刺杀行动中，警察逮捕了刺杀者，其中五位自愿走向绞刑架——因为他们拒绝向沙皇政府忏悔他们的罪行——如此就可以得到赦免，其中的一位就是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他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哥哥。另一方面对于亚历山大二世专注于经济发展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政策也得到了延续，总的来说可以用俄国无战事来形容，最后的一位沙皇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尼古拉二世（1894-1917），到了这个年份大家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了，在中国的传统里，王朝的末代君主一般叫做“哀宗”或者“思宗”，比如明思宗朱由检，唐哀帝李柷，金哀宗，忘了叫什么了……
亚历山大三世的名言：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它的陆军和海军。 这和我们的传统很不一样，我们从来都是喜欢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不然怎么叫做“天下无敌”呢；天天鼓吹树立敌人的大家一定要小心
中：文明的往来
中：文明的往来
在十八世纪，伴随着欧洲一些早期启蒙主义者兴起的“中国风”研习，俄国也顺其自然的加入了这场文化思潮，根据美国学者马格斯（Barbara Widenor Maggs）在《俄罗斯与“中国之梦”：18世纪俄国文献中的中国》大概对这一时期的三类书籍做了讨论：
- 一类是耶稣会教士的记述，我们知道耶稣会可以说是将中国文化大规模介绍的欧洲的一大推手，影响了伏尔泰、莱布尼兹和很多人想象中的中国形象。
- 二类是西欧的中国游记，比如1748年英国海军上将安讯的《环海航行记》，中间记载了他在1740—1744环球航行中两次到访中国，安讯以一种讽刺的口吻批判中国官场的腐败和国民的虚伪和自私，这和当时崇尚中国的风气可不太一样。
- 三类是以前两者的基础上创作的文学作品，就比如伏尔泰，又是他，写的《中国孤儿》（讲1215年蒙古人攻陷北京之后的动荡时期的故事）、《查第格》（主人公受到一个中国哲人的教诲而解开心结）、《巴比伦公主》（这里面把中国的皇帝描述成世界上最公正、最开明、最热忱的统治者——没什么道理）、《亨利亚德》（主角就是孔子的弟子——更加没什么道理了）。
这些畅销书鱼龙混杂，观点不一，有些甚至自相矛盾，启蒙思想者和耶稣会称颂其道德的一面，贸易和航海家愤怒其闭关锁国的政策，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形象；即使在俄国本土的汉学家介入之后任然如此，而欧洲则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把东方国度作为“他者”的文化自我，正如俄罗斯东方史研究者库里科娃（1935—）所说的：“与西欧东方学发源于闪学不同，俄国首先学习的是蒙古语、汉语和日本语。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俄国的东方学科是为了达成实际目的而产生的，其具体内容决定于历史现实”
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曾大力推动过东方学的研究和通商，由于叶二世在1762年取消了国家垄断的中俄贸易，因此兴起了像是恰图克的边疆贸易贸易，作为中方对外商业主力是晋商，这一点在晋商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到。
但这种间接的交流难免还是有滞后、模糊等个各种问题，清朝政府出于边疆部族和对俄国的了解，在18世纪往俄国派遣过三个使团：
1712年由康熙派出的殷扎纳为首的使团，其实主要是慰问驻扎在俄国境内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土尔邑特部，毕竟清朝一直和蒙古各部有着类似联盟的良好关系在，整个历程经过三年，行程三万里，回国后写下了《异域录》，虽然殷扎纳经过的都是俄国村庄，但也都受到了俄国地方官的接待。
1729年，由托时和满泰率领的使团前往俄国，这次收到了1730年登基的安娜女王的隆重接待；在托时使团还没有来得及回程时，清政府在1731年又派出了德新使团，为的是回复俄国征服的咨文，和祝贺安娜女王的登基，次年4月，在圣彼得堡女王接待了他们，并且引荐他们参观了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这次记录现在还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中。
俄国算是中国出使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对于俄国来说，一个“书本上的中国”和“商品上的中国”形象渐渐清晰了起来，但这个对于中国的映象，与其说是一种“形象”，不如说是一种“图景”，它由无数个碎片化的商业的、使团的、文学的和其他私人的乡野传闻组成，非常丰富，但不具有自我意识。我们一般看形象学的基本思路，即异国形象是如何在注视者的集体想象中产生的，它一定会有观察者作为一个群体的自我意识，在亚·罗金的《熊看龙——18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中国理念和中俄关系演变》中，他在认为“东方”和“西方”的二分法其实是欧洲人的一种预设，是在启蒙运动中产生的一种话语权。
下：民族的起源
下：民族的起源
一个民族对于自己民族形象的产生的基础是一个想象共同体。美国学者安德森认为：
“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平等的同志爱。” 当我们在讨论“民族”的时候，有两个潜在的绑定词汇是“平等”和“联结”，但这种潜在，不一定是事实。
他认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应该包括：
- 宗教信仰的领土化
- 古老王朝家族的衰微
- 民族的“传记”的叙述
- 民族语言的认同
- 民族地域的相对固定的空间的想象
我们认为，正是这些内容的某些方面，恰好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想象他国形象的自我意识，用个比较书面的用语，叫做“前结构”或者“前认识结构”，其实就是说主体在完成的一切学习和认知时，都是以已有的内部条件为前提的，于是就可以愉快的用同化概念来解决认识问题，其实这个事在生活中并不陌生，教室里上课，老师说，你们一定要把新学的东西整合到自己的知识框架里，才能为你所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有时候人太习惯把一切都当成已有的东西来为我所用了，这就形成了偏见和误会，而不自知（也可能是故意的）。
俄罗斯的民族想象或许可以追溯到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东正教开始，11世纪末在基辅洞穴修道院中修士涅斯托尔所写的《往年纪事》被认为是俄罗斯最早的历史文献，因为它距离俄罗斯文字初创的10世纪最近。在这本书里俄罗斯的谱系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约》中的诺亚，传说洪水灭世之后，诺亚的三个孩子——闪、寒和雅弗分领了土地，雅弗所占领的是北方和西方土地（斯拉夫），闪是东方的土地，寒拥有的是南方的土地。在稍晚的16世纪的《大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家族记事》中，极力创造从雅弗到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统治联系：
诺亚的子孙统治着希腊、中东和古露西。该《纪事》记载道：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征服埃及，诛杀自己的女婿安东尼，生擒克拉佩特里奥，实现了对埃及的统治。后来古露西发祥地诺夫哥罗德的君主戈斯托梅斯勒临终时，他吩咐自己的臣属去普鲁士找其君主的家人来统治诺夫哥罗德，“他们行至普鲁士，寻获奥古斯都皇帝罗马世系之留利克大公。诺夫哥罗德的使节恳请留利克大公，希望他移驾去治理诺夫哥罗德。留利克大公带领他的两个兄弟，移幸诺夫哥罗德；兄弟之一，叫特鲁沃尔叩，之二叫西涅乌斯，另有他的侄，名为奥列格。从这时开始诺夫哥罗德，留利克大公即王（wang）该地 这编的确实不太容易信服，总不能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吧
某种程度上说，基督教可以是一张通往欧洲世界的门票，叙述者把《旧约》和异教的罗马帝国皇帝联系在一起，也是在把俄罗斯民族和他们认定的文明发祥地希腊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
-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俄罗斯的宗教界就形成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救世方案，这可以说是后续自我认知和想象的一个出发点
-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在沙皇的引导下，俄罗斯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种“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他和过去的第三罗马相互呼应，在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1863年的波兰起义中尤其高涨
- 以宗教为核心的民族认祖归宗为核心，第三罗马和斯拉夫帝国是其派生的幻象，他们一起组成了观察中国的镜子
1945年荣格讲具有普遍意义的梦，他认为：“对一个意味深长的梦的讨论，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如果只停留在个人范围内，是绝不够的。这种梦包含着一种原型，这总是表明，做梦者的心理状态绝不是只局限在个人的无意识中，他的问题不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了，而是触及到一般人类的问题了——鬼怪的象征就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通过“梦”这一途径，他认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会自发地出现在个人的心理中。 其实就是借了最后一句的结论
闫国栋老师和刘亚丁老师在《世界之中国》中认为俄国眼中的中国形象具备了欧洲若干的特点：
- 承接启蒙运动所塑造出的古老中国精神的想象，一种乌托邦
- 通过地缘发现和现实要求产生的一个衰朽帝国
- 苏联时期全球布局的情感性想象，当然扩张和控制的本质呈现出来后，这种想象很快就迎来了“背叛”
俄国对中国的想象是由其自我意识决定的，尽管俄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变革，但其地缘政治传统观念基本未改变，俄国对中国的想象的深层结构也因此基本固定，各阶段的中国形象只是该深层结构的转喻形式。由于俄国的弥赛亚意识和建立庞大的斯拉夫大帝国的自我认知和世界的想象，它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想象中国，在这种想象中，中国总处于受造，消极和被动的地位
在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自由思考，独立行事，在文学领域产生了大量颠覆国家意识形态的作品，但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他们居然主动、自愿与国家共谋，表达了与国家战略一致的内容，这只能以在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空间中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来加以解释。 具体而言，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政治立场有相当大的差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俄罗斯现存的社会体制采取批评态度。但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他们存在的分歧消弭了，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钝化了，因为他们都作为俄罗斯民族的一分子，在自觉或者不自觉间，变成了一个整体
参考资料：
- 《波兰军队占领莫斯科与“波兰沙皇”——正说波兰史（二十二）》——张益唐（网络）
- 《俄国通史简编》——孙成木 / 刘祖熙 / 李建
- 《简明俄国史》——洪宇
- 《俄国历史地图》——马丁·吉尔伯特（英）王玉涵（译）
- 《世界军事战争史-159 七年战争》——麟剑的人类史（网络）
- 《步枪发展简史》——无产阶级解放人类（网络）
- 《阿尔丰斯穆夏：斯拉夫史诗》——glow（网络）
- 《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演变》——周宁
- 《晚清沧海事》——罗马主义（网络）
-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与拉康》——张一兵（2006）
- 其他网络词条和资料
评论区
共 7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