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应当主动与其他学科及领域建立联系：专访中国科幻研究者吕广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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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吕广钊，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伦敦大学学院（UCL）比较文学博士，伦敦中国科幻协会（Londo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Group, LCSFG）创始人，曾任伦敦科幻研究协会（London 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Community, LSFRC）联合负责人（2019—2021），并入选科幻研究协会（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SFRA）2021-2022年度“青年学者支持计划”。曾获得第二届“外研社杯”全国高校外语学科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第十二、十三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科幻评论银奖，其论文发表于《乌托邦研究》（Utopian Studies）、《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推测》（Extrapolation）、《比较批评研究》（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等A&HCI与CSSCI期刊。
有关个人
河流：您最早是怎样接触科幻文学这一门类的？可以为我们推荐几部科幻作品吗？印象最深的是哪本？ 
吕广钊：印象里能记起来的第一部科幻作品应该是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的科幻启蒙读物。虽然严格意义上说，《海底两万里》应该被称为“科学浪漫”或是“探险小说”，不过故事字里行间体现的那种向外探索、拥抱未知的努力，还是给当时的我留下了深刻感触。
说实话，我一直都算不上真正的科幻迷，很多朋友都是在科幻的陪伴下长大，而我直到将科幻看作研究对象以后才开始真正认真地感受这一充满魅力和可能性的文类。不过也正因如此，当我们把某件事当做“工作”之后，这件事便不再是纯粹的“兴趣”了。所以，我不敢随便给大家推荐小说，毕竟文学研究觉得重要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很好的文学故事。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喜欢的作品，除了像《三体》这样的名家名篇，有几部我感觉被读者低估的作品，大家有时间或许可以了解一下。
罗杰·泽拉兹尼的《光明王》（Lord of Light，1967）J. G. 巴拉德的《撞车》（Crash，1973）、伊恩·M.班克斯的《武器浮生录》（Use of Weapons，1990）、柴那·米耶维的《地疤》（The Scar，2002）和《钢铁议会》（Iron Council，2004），以及苏珊娜·克拉克的新作《皮拉内西》（Piranesi，2020），这几本恰好都有中文译本。
河流：除科幻研究论文外，您有没有尝试写过科幻评论？一篇好的研究文章分别应该有哪些结构？
吕广钊：自然是有的，前几年每月“伦敦中国科幻协会”的研讨结束之后，我都会根据大家的讨论，为每期作品写一个短评，其中有关张冉《晋阳三尺雪》的文章获得了第十二届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评论银奖，还蛮不好意思的。
其实对我来说，研究性文章的结构是很多样的，每位学者也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行文风格。这几年，我一直在尝试用更加灵活、不那么刻板的方式来调整论文的结构，我最近的一篇文章写的《黑暗森林》，发在英国比较文学协会会刊《比较批评研究》（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在这篇文章开篇，我先引入了一段比较个人化陈述，介绍了我对于《三体》系列比较复杂的态度，编辑老师还蛮喜欢这段“抒情”的。在更早的一篇文章里，我讨论了郝景芳《北京折叠》和未马《从前慢》中的时间与空间隔离，写这篇的时候我恰好刚回国，隔离了两个礼拜，于是我也把我隔离的心路历程也加进了文章。
所以说，很多正统的主流文学期刊也在鼓励更多元的论文结构，希望作者能有独特的个人风格，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作品。
河流：您真的很谦虚。2019年4月您还在英国读博，当时与一群同在英国的小伙伴共同创建了一个中国科幻作品研讨小组“伦敦中国科幻协会“，邀请了许多科幻作家参与研讨，同时总结研讨记录，并由小组成员对作品进行评述。这推进了英国科幻迷与中国科幻的距离，也在为中国科幻作品“发声”，对自己的学术能力也是有所提高和精炼的。
如今四年过去，您目前已经回国，在复旦大学英文系任教，小组的成员也大都变成了一些年轻的中国科幻研究者，包括今年如此多科幻研究会议和分论坛出现，都是多年难遇的机会。同许多非营利性机构相同，它总会不可避免地转变一些发展方向，小组发展至今是否有失“伦敦”之实？未来可能会向哪些方面变动，会在哪些方面吸纳更多核心成员？
吕广钊：“伦敦中国科幻协会”在成立之初，是一个“在地性”很强的阅读小组，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在伦敦搭建一个平台，给喜欢中国科幻的读者提供一个互相讨论、认识新朋友的空间，不论是本地人、华裔还是留学生。这用项彪老师的话说，是一个基于“附近”的平台。线下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人多些，有时候人少些，这都不要紧，重要的是大家能够在一起玩耍。当时，活动场地附近有很好吃的西安面馆和韩式炸鸡，讨论结束之后我们有时候会去加餐。
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组织活动的方式，线上研讨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物理空间似乎不再是隔阂，像某次大家由于“伦敦下大雨把地铁淹了”而无法参加活动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现在大家更常用的理由是——“我网不好”。正因为此，我们在网络上的影响力似乎大了一些，也尝试着邀请了许多非常厉害的作家老师一起与我们交流。我们活动的参与者也不仅仅局限于伦敦，而是来自世界各地。这一方面让我们感到激动，但另一方面也很遗憾，毕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失去了和“伦敦”的连结。许多朋友毕业回国，或是找到了新工作，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关于我们接下来的变化，我们其实还在讨论，等有了结论，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河流：您对推想小说这一概念有何看法？
吕广钊：英美学界很早便开始逐渐淡化“科幻”与“奇幻”作品的边界，达克·苏文在“认知陌生化”理论中明确定义了二者的区别，但这一点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目前来看，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二者并置在一起，并用“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这一概括性术语加以统称。
我个人是赞同“推想小说”的。科幻与奇幻作品虽然有着重重差异，但究其根本，都是对于或然性、可能性和希望乌托邦的想象和建构。借用德勒兹的术语来说，当我们基于科学元素“生成”这种想象的时候，我们便拥有了科幻小说；而当“生成”所需的元素没那么“科学”的时候，形成的作品也便更倾向于奇幻这一文类。但很多时候，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边界并不那么清晰，曾经人们奉为科学真理的事情，随着时间推移，也很有可能变为谬误；而曾经如神话般无法想象的事情，在今天或未来也可能变为现实。
对我来说，强硬地区分科幻和奇幻作品，既无必要，也不应当，所以“推想小说”概念的提出恰逢其时，为我们理解、认识科幻和奇幻文本提供了新的视角。
河流：有学者认为提出“推想小说”概念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草率地把科幻文学与奇幻文学”大一统”，而未能尝试对其进行细分，您怎样看待这一观点？
吕广钊：科幻与奇幻从文类的角度来看，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应该基于这样的分类，拒绝科幻作品中的奇幻元素，或是奇幻作品中的科幻元素，毕竟J.K.罗琳和马丁大爷作为“奇幻”的代表作家，也都是雨果奖的常客。很多人对于科幻的认识，都源自于达克·苏文的经典定义“认知陌生化”，认为与天马行空的奇幻作品相比，科幻小说有着更扎实的认知基础，更“科学”，更中立。但实际上，我们对于“认知”的理解也是流动的，某种程度上，超光速旅行、超级人工智能等元素并不比巨龙和精灵更具认知性。
我们当然不能说，科幻和奇幻作品就是完全一样的，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在二者之间竖立泾渭分明的边界。它们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联系。
有关创作和研究
河流：您为何会选择走上科幻研究道路？未来有更多其他的研究计划吗？研究这些小说的知识基础来源于书籍还是其他地方？这和您大学时所选择的专业有关吗?
吕广钊：其实我本科时就尝试过关于科幻的研究，一开始是学校本科生的学术项目，关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后来又正值《三体》出海，所以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就选了《三体》英译本做翻译研究（这里实名感谢大连理工大学的隋晓荻和邱进老师）。
真正决定将科幻文学作为长时间的研究课题大概是2017年。随着《三体》效应的持续发酵，中国科幻在世界范围也取得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力，但在英语世界尚缺乏比较系统的整理和讨论。也正是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了解到英国自20世纪90年代，同样也兴起了一轮科幻热潮，一般称为“英国科幻热”（The British SF Boom）。我就想，是不是能将这两个科幻热潮放在一起来讨论，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联系——这也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课题“The Boom and The Boom: Historical Rup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Chinese Science Fiction”，现在正在和出版社协商出版。
这一过程里，得失自然都是有的，刚才我也介绍过，把科幻文学当做“工作”之后，也就没有办法再从纯粹的兴趣出发来审视这些作品，不管看什么书，都多少带了些许目的性，每次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总会想着“能不能写篇论文”……当然，这些付出给我带来了现在的工作（手动狗头），这年头找工作不易，能把这个领域发展成自己的专长和名片，得到一定的认可，我还是很荣幸的。
有了工作，后面自然就需要按照学校的要求申请各种项目基金，所以肯定会有更多的研究计划。幸运的是，科幻研究最近涌现出很多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我也有更多的空间进一步发掘。相关的知识也不仅仅来自书籍，大量阅读文献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我个人经验来看，参加领域内的各种会议，反而会带来更多前沿的新知，得到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兼听则明。现在科幻奇幻研究的会议每年都有很多，大家有时间和精力的话，我还是很推荐大家投一投摘要试试看。
河流：看来伦敦中国科幻协会的建立是有其群众基础的，同时不少国家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日本科幻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只有《S-Fマガジン》一本专业科幻杂志。您自身也是一开始便对科幻小说投入了许多精力，锻炼自己的学术能力，这很值得大家学习。那么，您在研究小说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偏向于某个风格？有没有研究性论著对您的影响特别大，大到影响研究风格的程度？还是说您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出路？
吕广钊：我觉得这个还是看课题需要，倒是不会拘泥于作品本身。博士论文里我把刘慈欣和著名英国作家约翰·哈里森（M. John Harrison）放在了一章，用我导的话说，他们的作品“Cannot be more different”，但即便如此，如果两个文本都能够回应某一个问题，即便它们风格迥异，依然可以放在一起。
对我影响最大的，除了我导师之外，应该还有著名英国学者罗杰·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现在是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University of London）教授。他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科幻文化史》（Science Fiction: A Cultural History），在我看来是目前观点性最强的科幻史，可惜的是，本书目前还没有中译本。作为文化历史学界的学者，卢克赫斯特认为我们不应该局限于科幻文本本身，而是应当以文本为起点，来探讨由科幻生发出的其他政治和文化现象。这也是为什么我博士论文的最终落脚点，并不是“科幻”本身，而是科幻创作背后映射的中英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转向以及政治经济转型。
河流：外国有许多经典的科幻研究著作，不过都尚未有中译本，所以深入研究往往需要啃一些英文大部头。您是如何进行英语学习的？如何看待中国科幻翻译出海的现状？有没有了解过国外科幻读者对伦敦中国科幻协会的看法？您觉得他们和国内的科幻读者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不同之处？
吕广钊：相较国内，科幻研究在英美国家有着更为悠久的学术历史，也有着大量经典的必读文献，因此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在我看来是必要的学术素养。我是英语系本科出身，虽然不敢说英语学得多么好，但毕竟还是专门学了四年，现在来看应该还是够用了的。我很激动地看到，很多来自其他专业的同学和朋友也都有着非常好的英语基础，从我的经验来看，中文和哲学出身的朋友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储备比我扎实不知道哪里去，我花了很多功夫，补了很多课，才终于赶上他们一点点。所以说，语言是门槛，是必备技能，是“形式”，而真正决定学术高度的，还是学者对于“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中国科幻出海”固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从本世纪10年代中期开始，各大科幻出版机构纷纷与海外的科幻杂志、出版社建立了联系，组织起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译者团队，正是由于各个行业的一致努力，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幻作品被译介到海外，甚至也拿到了各种奖项。去年中欧文学节的主题正是“科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国科幻行业在过去10年中取得的卓越成就。
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现象背后科幻产业，正是在这种成熟体系的推动下，中国科幻作品才能够在海外获得如此多的出版机会。相对来说，其他国家和地区尚未建立起类似的体系，但我们不能因此便忽视来自其他文化的科幻作品。某种意义上，英语世界在近几年尤其关注来自“边缘”的科幻作品，中国作为科幻版图上曾经的“边缘”，得益于强大的产业助力，率先跻身英语读者的视野，其背后显然还有更多样的影响因素。
我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本质上是参与了一种“交互”过程，即“我”与“文本”的交互。那显然，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于同一文本，显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和他们交流，我自己也很长见识。在组织科幻研讨会的过程里，我也和一开始就参与过合作的陈裕彤（Angela Chan）有过很多交流，她从华裔英国人的角度出发，常常能够发现许多被我忽视的问题和细节，而从她的观点，我也能够看到强烈的“地方感”。所以，我们在与不同文化科幻读者交流的时候，需要理解并尊重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和连结。
有关中国科幻
河流：中国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专业科幻发表平台，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业余科幻练笔平台，每年都有许多练笔作品在这类民间科幻平台诞生。绝大部分科幻创作者都会有一个从读者到非专业平台（练笔）写作再到专业平台（发表）写作的过程，您对非专业平台和专业平台有何看法和见解？它们各自有何特征和区别？
吕广钊：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也是一个渐渐成长的过程，虽然我从没有过虚构类创作，但搞学术的过程也大同小异，先是在比较灵活、鼓励学生的学术平台上，比如《科幻研究协会评论》（SFRA Review）试试水，有了经验之后，再去尝试比较严格的学术期刊（比如《科幻小说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和《外推》（Extrapolation）。每个平台和期刊显然都有自己的偏好，这取决于编委会，他们首先关注的，并不是文章的行文和语言，而是文章的选题和意义。如果很不错的选题，好期刊的编辑会很耐心地帮作者打磨文章结构和语言的。
河流：近年来，纯文学刊物和研究刊物发表科幻专题的频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纯文学创作者开始尝试科幻创作？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科幻文学如何与主流文学视角磨合？外国科幻文学和主流文学的关系怎么样？
吕广钊：这其实更说明科幻文学不仅仅是当代通俗文化产生的类型文学，科幻在叙事层面的潜力，使其能够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发生共鸣，能够回应主流的文学创作。
相对来说，科幻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文学研究领域，也还是很年轻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达克·苏文的“认知陌生化”，科幻的学术价值才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值得一提的是，苏文对于“认知陌生化”的论述，最早正式发表于一本比较主流的文学研究期刊《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此后，随着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科幻作品逐渐被更多学者所认识，詹明信就认为赛博朋克小说是研究后现代主义绕不过去的文学亚类，而乔安娜·拉斯以及勒古恩的诸多作品，也体现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义内涵。近些年来，后人文主义以及新物质主义的兴起，都在邀请作者和学者关注人类主体的退场，如此一来，科幻作品所提供的独特叙事空间，甚至能够成为某些哲学概念的重要试验场。
河流：从您的视角看，国内各大文学研究平台在录用科幻研究稿件时可能会更偏向于某些风格吗？对已经发表了一两篇科幻论文的新人有何建议？
吕广钊：所谓“文学研究”的平台应该就是各大文学期刊了，由于编委会构成的不同，每个期刊的文章风格都很不一样，有的喜欢较短的稿子，比如《当代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动态研究》，一般在8000字左右，而有的期刊则倾向于刊发长文章，比如《外国文学评论》等等。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首先需要明确各个期刊的征稿范围，有针对性地进行选题和写作。
河流：之前我有注意到一个现象，某位作者的作品被某平台退稿后，该平台不会再转给其他平台做推荐，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会不会在明年世界科幻大会上设置一个科幻研究的讨论会？
吕广钊：这个我感觉显然是正常现象，每个平台或期刊的编委会显然都只能对自己负责，决定是否录用投递至此的稿件，现在也有期刊在退稿时，会推荐某几个期刊作为改文章未来的投稿方向，但这样仅仅是“推荐”而已，毕竟他们也没有办法代替其他期刊做决定。
我感觉今年成都世界科幻大会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可以促进各个出版社的合作关系。希望大会能够顺利举行，如果时间和经历允许的话，我说不定可以攒一个专题研讨，不过这还好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再看也来得及。
河流：您怎样看待近年来“高校科幻青年人才”这一概念的兴起？如果未来有其他大学希望邀请您去他们学校做讲座，您对此有何意向？ 
吕广钊：最近一段时间，“科幻”显然是备受关注的学术关键词，而且在诸多官方机构的支持下，科幻领域举办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并逐渐形成了某种学术“共同体”，并且有意识地培养青年人才（我也得益于此），维持该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最好也不要将自己圈定于此，而是还有主动地与其他学科、其他领域建立联系，切忌圈地自萌。“科幻”毕竟是形式而非本体，对我来说，我更倾向于穿透科幻，把握科幻背后更为基本的哲学原理和文化因素。
2022年11月份，应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团委学生会的邀请已经做过一次讲座，主题是《当代英国科幻文学与文化政治》。如果有幸能收到其他邀请，我也很开心能够分享自己的观点，这也是一个自我促进的过程，毕竟如果时间允许，我更倾向于每次讲新的内容，而不是重复之前的讲座，这样一来，每次我都需要酝酿新的想法和课题，这对我来说也会很有收获。
河流：国内有不少高校开设了“后人类时代”有关的课程，有不少研究也开始涉及这一概念，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有人认为“朋克类型什么都能概括”的现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吕广钊：个人倾向于将“Posthumanism”翻译为“后人文主义”，我在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讨论过这件事情：“如果过于强调对 ‘人类之后'的想象，我们便会陷入新一轮二元论的误区。人与机器、人与动物、人与环境、人与非人之间的对立非但不会消除，反而会变得更加紧张。所以，我们对 ‘Posthumanism '的探讨不能停留在‘人类之后'这一层面，而是在反思人文主义和各种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来建构一种基于普遍性生命（zoē）而产生的游牧主体。”
在欧美（尤其是美国），所谓“朋克”文化的形成有着非常独特的文化与政治背景，所谓的“朋克文学”也都指涉了特定的文学类别。我当然对当下这种“用朋克来概括所有亚文类”的倾向持有保留态度，不过我也理解出版商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对作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包装，有的时候，这样的包装会很成功。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审慎地来看作品的分类，目前来看，只有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是学界普遍认同的术语，当我们将某部小说列为“朋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论证该部作品与朋克文化的联系。
去年11月，我们邀请到了梁清散老师，探讨《济南的风筝》，研讨中他讲道，“提到蒸汽朋克，我感觉对于我们国人来说，不管是谁来写，都不太可能写出蒸汽朋克这个类型。蒸汽朋克的内核在于怀念维多利亚时期的辉煌，但对于我们来说，那个时期并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得分。同时，我们其实也没有朋克的这样的精神。”这一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但话说回来，顺着梁老师的逻辑，是不是我们其实也有着自己的、尚未充分发掘的朋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