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姆对《路边野餐》的评论与我对评论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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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路边野餐》是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作品，启发了一众电影与游戏创作。但与其巨大影响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界对其的解读与研究却相当杂乱，其中最具价值的是波兰科幻大师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长达一万四千字的《关于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路边野餐>》，因为篇幅关系，在此就不逐字翻译列出，而是简要概述《路边野餐》的故事情节与莱姆的分析理路，并对其加以补充与辩驳，厘清其中包含的复杂面向。
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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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厄休拉在序言中所说的，《路边野餐》讲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第一类接触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由于外星人的造访，地球上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区域，散落着神秘的物品。人们没有见过外星人，也不知道外星人的目的是什么，诺贝尔奖得主皮尔曼博士推测，造访不过是一次路边野餐，外星人来了又去，人类根本不值得他们注意。在这样的背景下，故事围绕瑞德里克·舒哈特展开，他曾经是一名“潜行者”，以非法进入造访区获取有价值的物品在黑市出售为生。现在他受雇于外星文化国际研究所，在一次任务中，研究员基里尔因为碰到银丝网而在回来后意外死去。瑞德里克将朋友的死归咎于自己，与此同时，他的女友库塔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他，尽管潜行者的后代有很高的突变的风险，但她还是想要留下孩子。婚后，库塔生下了一个除了全身长满毛发以外一切正常的女孩，他们叫她“猴子”。为了养家糊口，瑞德里克重操潜行者的旧业，在他与“秃鹫”伯布里奇的一次探险中，伯布里奇被“地狱黏液”溶解了腿骨，他以可以实现人内心深处愿望的金球的位置为交换央求瑞德里克救出自己。潜行归来的瑞德里克遭到了通缉，在将地狱黏液卖给客户后，他让他们直接把钱给库塔，随后自己去自首。服刑归来的瑞德里克发现自己的女儿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越来越像一只真正的猴子，而他的父亲也从墓地中复活，整个家庭变得十分怪异。瑞德里克决定去寻找金球，伯布里奇曾向它许愿获得了两个美丽且健康的孩子。他嫉恨伯布里奇，因而偷偷带上了伯布里奇天真善良的儿子亚瑟，抵达金球的道路非常危险，只有牺牲掉一个人才能停止一种名叫“绞肉机”的现象，他打算牺牲亚瑟从而许愿让自己的女儿恢复正常。在到达地点后，亚瑟冲向金球，无私地喊出希望所有人都变得幸福自由的愿望，却被绞肉机残暴的杀死。瑞德里克穿过绞肉机，面对金球，思考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愿望，却发现自己脑海中只有亚瑟的遗言，希望每个人都幸福、自由。
读完《路边野餐》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迷茫，诚如厄休拉所言，这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完全没有告诉读者关于造访的外星人的任何信息，我们也无法推测出造访区中的物品的用途，叙事的背后是一团巨大的迷雾，充斥着未知的神秘。正是这种神秘感，成为了莱姆所认为的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莱姆《关于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路边野餐>》

在《关于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路边野餐>》中，莱姆认为，有些主题是不能穷尽的，对于神学来说，这个主题是上帝，而对于科幻来说，则是外星人。神学家处理上帝主题的策略往往是保持沉默，将理性驱逐以确保上帝的神秘，从而可以用有限的话语描述一个是由无限品质组成的存在。而这对科幻小说来说是不适用的，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必定是有理性的但绝不是人类的存在，在科幻小说中理性决不能沉默，科幻作家面临着如何用人类的理性描绘一个同样有理性的非人存在的难题。
最简单的可行策略是设想智能生物只在肉体上存在差异，而在精神上与人类相同或相近，也就是说，宇宙中只有一种理性形式，如此我们便可以用人类的理性描绘一切理性。这种策略在乔治·威尔斯《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展现，火星人除了外貌丑陋外，在精神和社会上都与人类无异。这样的做法有其内在合理性，威尔斯实际上是希望以火星人讽刺人类的极端理性主义，因而必须将两者设定为具有同一种理性的生物。
但这却被不假思索地认定为是科幻小说的范例，被后来的作家机械地模仿，他们只想在渲染外星人的丑陋与可怕上超越威尔斯，造成的结果就是超出了理性和可信的界限。他们给外星人配备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但外星人的力量越强大，他们对地球的入侵就越不合理，科幻小说变成了一种欺骗和偏执妄想的幻想，他们不考虑入侵的代价与战利品的价值的对比，天真地想象着无比强大的外星人侵占地球，却没发现这就像超级大国动用全部兵力远渡重洋只为了征用一个便利店那样可笑。
他们实际上将对宇宙中理性命运的思考转化成了对星际探险的耸人听闻的刻板印象，由此，他们站在了科幻小说的对立面，用一个恶毒的、颠倒的童话世界取代了科幻小说应该模仿的真实世界，他们从不考虑自己的描写是否合理，就像童话作家从不质疑为什么女巫更喜欢吃孩子而不是吃鸡那样。他们忽视一切社会学与物理学的反对意见，甚至为了噱头而为蜥蜴、昆虫等动物赋予智力，而且是缺乏理性的智力。
在这个意义上，另一种策略的重要性便凸显了出来，就像《索拉里斯星》那样（经典的莱姆式自我引用），作家可以描述一种不同于人类理性的生物，而在理性无法互相理解的情况下，最佳的策略就是保持外星人的神秘。但这种神秘绝不同于神学中上帝的神秘，它必须要精确的具体化，必须在大量的细节确保真实可信的情况下还保持神秘，而不是像神学那样借由教条强加一种模糊与矛盾。《路边野餐》就是这一策略极好的典范，它将外星人的造访呈现为一个谜题，并引导读者试图通过皮尔曼博士的科学解释以及小说中居民所遭受的影响去探寻这个谜题，但即便有部分谜题得到了解释，这也无法抵达造访的本质，甚至反而让其更加神秘。
这是真实且合理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是这样获得的，认识世界的规律并不会减少有待解决的问题的数量，而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现更多的谜团，量子物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斯特鲁伽茨基兄弟通过对造访的近乎微观的定位，将核心放在潜行者的生活场景中，故意限制读者的视野，以激发其迷恋感与沮丧感。在传统科幻中，造访所引发的科学革命必然是争论的焦点，思想、艺术、宗教不可能不受影响，但《路边野餐》并不描写这些，而是让潜行者严格扮演着两种文明碰撞中的蚂蚁角色。这实际上也是历史上决定性时刻的规律，历史事件越重大，人类命运的伟大与渺小、崇高与悲惨之间的距离就越明显。
在这个意义上，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时代精神深深地烙印在小说中的奇迹上，《路边野餐》实际上成为对历史的隐喻，奇迹以具体的方式被引入到消费社会中，社会尽可能将其纳入自己的范围。在中世纪，造访区会成为天启的象征而成为新的宗教信仰中心，但在《路边野餐》中，造访区只能被训化，人类不能理解它，但可以消费它。这意味着与外星人的接触不能一举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人类不可能突然跳出自己的历史，从而为“历史实验哲学”领域的思想实验建立了起始条件，而这是那些追求耸人听闻的科幻小说所忽略的，但确实最具价值的。
在肯定了《路边野餐》的神秘化策略后，莱姆接着用同样的篇幅（经典的莱姆式批评）点出了小说的两点不足。
其一是小说没能排除的一个假设损害了其神秘性，并且反驳了作为标题的路边野餐的类比。莱姆根据小说中的细节作出了一系列的假设推理。
六个造访区中的其中一个在哈蒙特市区，而其他五个的情况无法从小说中得出，但至少说明有六分之一的概率造访发生在城市，而城市的面积不及地球表面的百分之一，千百年来从未有流星落在城市上，足以说明其概率之低。因此，哈蒙特的造访不应被视为偶然现象，皮尔曼路边野餐类比的前提是外星人对人类的命运完全的漠不关心，但蓄意破坏城市的恶意与冷漠并不是一回事。
造访区的物体的大小和重量与人体相匹配，潜行者可以顺利地将其带走，这意味着这些物品本来就是为人类所准备的。造访区附近人类的复活表明，造访者对人类的生理结构非常了解，甚至可能是一种补救措施。
造访区的边界是严格且固定的，造访区中的奇异生物从未越过分界线，这意味着一种人为的限制。
物品杂乱的分布在这一区域，且其周围往往存在着各种危险现象，我们可以假设这些物品在着陆时被损坏了。
最终莱姆认为可以用一种最经济的方式解释小说中的所有异常现象，那就是一艘自动驾驶的太空飞船带着高度发达的文明产物来到地球城市附近上空，但却遭遇意外断成了六个部分坠落到地球。这并不与皮尔曼辐射矛盾，辐射点是地面观测者在观测到流星辐射弧线后沿切线方向绘制的直线与某一星团的交点，坠入大气的太空船可以产生同样的弧线。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没能排除这种假设的可能性，降低了作品的神秘氛围。
于是，莱姆指出了保持神秘的两个要求，一是作者不能引起读者对某些事实的怀疑。二是作者必须精确地平衡各个事实以使它们既不会明确地指向一个方向，又不会因为过于混乱和分散而无法形成证明，即必须有证明，但证明必须是没有定论的。
第二个缺陷在《路边野餐》的结尾。随着亚瑟和瑞德里克对金球的追寻，小说重新引入了童话的结构：英雄克服障碍获得价值连城的宝藏，并通过血祭来破除宝藏的诅咒。童话的刻板印象破坏了小说前文一直营造的神秘氛围，因为通过刻板印象，人们可以轻易地得出童话中宝藏的主人的身份，造访者的身份也就在无形中固定了下来，变成了童话中的独眼巨人。如此高度值得赞扬的尝试都在最后一刻重新落回童话的刻板印象，足见通过虚构事件的展开和呈现来保持科幻小说神秘性的策略的困难。
总的来说，莱姆评论的核心在于科幻小说在处理不同理性的非人生物时最佳的策略是保持其神秘，必须通过具体的细节与论证保证其真实可信，没有定论的证明越是真实就越是神秘。而童话式的刻板印象将阻碍其真实并赋予其定论，构成对神秘的侵害，这是神秘化需要克服的最大的阻碍。神秘与童话是莱姆评论的两个关键点，接下来的分析是我对这两点的补充。
对神秘化的补充
莱姆对神秘的分析更多是从创作与审美角度展开的，而没有谈到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为什么要采用神秘化的策略，对这一策略与作品内蕴之间的关联性的论述也有所欠缺。事实上，就像威尔斯为了讽刺人类理性而赋予火星人人类同样的理性那样，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设想一个拥有完全不同于人类理性的外星人的目的也在于展现人类理性的有限与傲慢。
凯文·里斯将其称为宇宙学的迷失，通过摧毁或修改一些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概念与定律，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笔下的世界与读者所居住的世界产生了差异，而使读者陷入到可怕的迷失之中，并根据新宇宙规则重新定位自身。这是由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在职业生涯早期形成的一种写作原则所促进的，他们称其为“拒绝解释”[the otkaz ot ob”iasenii (the rejection of explanations)]。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说：“你可以打破任何规则，无论是文学上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你可以抛弃逻辑，摧毁真实性，你可以无视一切，无视所有可以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规则和规定，只要最终你达到了主要目标——在读者心中燃起了共鸣的意愿。这种准备越充分，作者就会被允许越多的侵犯和破坏。”
通过对造访区中物理原则的破坏，《路边野餐》唤起了读者对未定型世界的共鸣，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借皮尔曼博士之口表达了对人类这种“静止系统”的讽刺，科学理性自视为唯一的理性试图将所有现象纳入自身范围内，而只有在迷失中，人类才能回想起那些被他们遗忘的诸多理性。
科学理性精心维持着自己的帝国，对于那些不致命的反常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无法容忍那些致命的反常。就像皮尔曼对努南说的，僵尸的反常程度与永续电池没有区别，只不过一个违反了热力学第一定律，一个违反了第二定律，但却在人心中激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人们接纳甚至渴望前者，而对后者避之不及。根源就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比第一定律具有更强的因果性，僵尸的存在不仅仅是违背了熵增的规律，更是对其背后的因果关系的颠覆，而这是科学理性的根基。
梅亚苏在《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中借由阿西莫夫的《桌球》与休谟的桌球问题反思了基于因果性的科学理性的边界，在这一点上《路边野餐》与其达成了一致。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说：“熵的观点也正在被重新审视，但是，尽管如此，还没有人废除热力学第二定律。”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重新审视第二定律，并进一步重新思考因果关系基础上的科学理性。
第一章中的空盒子成为了科学最好的隐喻，对于科学家来说，他们关注的是两个圆盘之间的空缺，以及如何摧毁这个空缺，换句话说，是对虚无的征服而不是对虚无本身的发现。空代表着造访区的特性，即科学无法理解的东西。空是科学规律的视野被阻塞的入口，而理性对其的态度是想尽一切办法摧毁它。基里尔之所以要冒着风险去造访区取得一个装满东西的空盒子，原因在于这将使他得以重新思考虚无，重新审视被理性排除在外的存在。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神秘化策略的根本目标也就在此，通过一次次的迷失，打开理性掩饰自身的缝隙，重新思考现实。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很容易陷入莱姆所批判的“为了不断迷惑读者而保留外星人的神秘”的怪圈之中。
为童话辩护
而在童话问题上，就像莱姆所说的，《路边野餐》的结局与前文割裂严重，甚至破坏了作者原本的目的。但我并不认为这样的童话元素是莱姆所说的在追求神秘化过程中的无意识的回归，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使用童话元素。我不是要为《路边野餐》的结局辩护，实际上我也并不满意其对结尾的处理，但有意识地为了某个目的运用童话和无意识的回归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改进的可能，后者则是需要完全剔除的对象。
关于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对童话的运用，目前学界已有诸多研究，达科·苏文将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创作分成四个阶段，从第三阶段开始童话和民间故事元素大量出现在他们的创作中，而《路边野餐》作为第四阶段的作品，是在第三阶段有意识使用童话元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以此探索童话中隐含的乌托邦主义与科学中隐含的批判理性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哈琳娜·斯蒂芬也在《苏联科幻小说中的童话和民间传说》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童话的技巧在苏联科幻小说中相当流行，并作为一种“小而独立的、反常的趋势在文学中继续存在”，其目的在于说明科学的逻辑并不比幻想的逻辑优越，后者比科学事实更能成功拓展对现实的感知。实际上，童话故事一直是俄罗斯文化中最受欢迎的叙事模式之一，它被认为是古老的传统的保留，在一个由启蒙理性主义的系统化和国际化力量主导的世界中反映人民精神，从而成为宗教的象征系统和科学的机械论世界描述的解药。
也就是说，童话元素在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创作中与我们在前文中论述过的通过神秘化重新思考人类理性与现实的目的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而不是像莱姆所说的“挫败了自己的目的”，《路边野餐》结局的问题在于没能找到消除科幻小说与童话元素之间的割裂感的方法，而非错在引入童话元素。
事实上，在《路边野餐》中，我们随处可以见到对童话元素的征用，只不过与结尾的处理不同，这些征用全部是以一种颠倒的童话的形式出现。瑞德里克的所有行为都围绕着童话式的愿望展开，而最终的结果是事与愿违，与童话中最终的收益相反。第一章中他希望缓解基里尔的沮丧，进行了一番寻宝式的探险，但却最终导致了其死亡。第二章对独立与尊严的愿望最终导致其入狱。最后一章他的愿望是使女儿变回正常，但却事与愿违地走向了对乌托邦的愿景，不同于前两章，尽管这看似构成了愿望的违背，但却并没有构成一种颠倒，实际上走向了一个更高层面，乃至更童话幻想式的结局，由此构成了一种割裂与矛盾感。
《路边野餐》的政治解读
更进一步来说，童话元素的使用实际上不完全是一个形而上的审美问题，而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苏联在当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童话范式，成为苏联意识形态正式化和传播的工具，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在后记中记述了他们长期与苏联审查机制斗争的经过，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童话的态度实际上可以转化为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态度，由此我们进入到《路边野餐》的政治解读之中。
这是所有解读中最复杂的一个面向，西方读者普遍将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认为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是他们被西方迅速接纳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弗兰德里克·詹姆逊以及厄休拉都对这一论点进行过反驳，认为他们并不反苏联，“仿佛对意识形态完全不感兴趣”；西塞里-罗奈和波茨则宣称《路边野餐》具有鲜明的共产主义政治倾向，抨击了反乌托邦的西方。从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创作历程来看，最后一种观点比较贴合其整体的写作脉络。
在《路边野餐》中，作为故事发生地的哈蒙特是一个工矿小镇，小说中唯一提到的街道名叫矿工大街。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中，朱莉·格雷厄姆指出，在构成工人阶级的知识方面，激进的、有阶级意识的煤矿工人的形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造访区方面，其中的物品带有强烈的资本主义隐喻，尤其是当它们在黑市上进行交易时这种隐喻变得更加明显。会说话的大头针指向通过针头发声的黑胶唱片，可以自我繁殖的永续电池指向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分割开哈蒙特与造访区的是一堵围墙，在第一章时造访已经发生了13年，此时这堵墙正在准备修建，而到了造访发生的18年后的第二章，这堵墙已经修建完毕，甚至已经出现了断裂的缝隙。无论是在修建时间还是分割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作用上，这堵墙都与柏林墙存在着相当紧闭的关联，哈蒙特成为了二战后德国的隐喻。

但尽管存在着这样的隐喻，像这样的政治解读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否则很容易将造访区简化为纯粹的资本主义，潜行者简化为走私犯，外星物品简化为西方商品，故事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污染，结尾的金球就变成了向资本主义祈求乌托邦式的背叛。但实际上，这样的隐喻充其量只能说明小说中的政治元素的存在，而不能进行简单的一一对应。
《路边野餐》的前半部分或许可以纳入这样的政治解读的范畴，指向改革运动失败背景下“对纯粹物质满足的默许和所有更高道德目的的放弃”的绝望的寓言。但金球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寓言，金球是第一件不会被拿去市场中交易的东西，第一件不作为商品的货物，第一件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物，瑞德里克向其祈求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这实际上蕴含着对两种对立的制度的思考，60年代，苏联的酒精消费翻了一番，而婴儿死亡率则开始上升，社会问题迫使着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思考共产主义的出路，并认真对对待资本主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金球的结尾很割裂，可以改进，但绝对不能取消掉的原因。金球的存在意味着他们没有背弃共产主义理想，但也不完全认同现实。就像神秘化的策略的两极，他们在嘲弄童话的同时嘲弄科学，对两种制度同时发出警告，而始终没有背弃共产主义理想，因而最终在反对童话的同时留下最童话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