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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中国与南洋的交往始于何时？
根据中国史籍较为明确的说法，始于秦汉。
但现在一部分学者综合人类学、考古学、古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主张在（秦以前的）上古时期，中国与南洋就存在着交往关系。比如马来半岛、印尼群岛上马来族与中国南方古越族颇多相似之处，认为马来人是蒙古利亚种的南支从中国南方大陆南迁后，与当地尼格罗人(Negro)与印度尼西亚人(Indonesians)混血而成的，这个时期大约发生在新石器时代。
但在具体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对南洋这个区域做一个解释：
一般来说，中原与南洋除了中南半岛的陆路联系之外，主要依靠沿海航行，尤其是唐代的海上丝路，它更多的扮演了一个丝路中转的角色，这么说起来其实和波斯非常的像。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的航海行动都容易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海图技术、造船工艺、海贸政策、朝贡关系和最重要的——中原王朝自身的意志或者说稳定性——这其实是因为正如同“西域”一样，“南洋”对于中原王朝也是一个重要但非核心的组成，重要是因为他提供了数量繁多的朝贡国和丰厚的海上贸易，什么叫天朝上国、什么叫做万国来朝，做不到这一点也好意思叫正统？
“风下之地”
“风下之地”
“风下之地”是阿拉伯人对于东南亚的称呼，因为航船需要借由季风来通过印度洋缘故，而“南洋”是一个非常中国的说法。据记载在秦亡后，原南海尉赵佗“击并桂林、象那，自立为南趣赵武王，在番禺建都，国号南越”，越人的分布很广，往南至越南的北部，其沿海地区及附近岛屿，皆为越人居住地。
到了西汉，汉武帝锐意拓边，于元鼎六年（纪元前111年）置岭南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那在现越南境内，现雷州半岛一带遂成为当时国人航海贸易的中心
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两使西域，这其实为汉人在南方开辟海路铺垫了基础，为了加强与东南亚、南亚、西亚沿海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到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又遣使积极探索从海上直达东罗马帝国的航路
公元前125年，汉武帝曾一度采纳张骞建议，试图开辟一条由四川经云南、缅甸而至印度的“蜀身毒道”，但因受西南昆明地区少数民族部落之阻挡与骚扰而终未成功。为了改善陆路交通被动的格局，汉武帝在统一东南沿海，扫清沿海航路后，即利用雄厚的航海实力，大力开拓南海对外的交通与贸易活动，以扩大汉王朝与海外各国的改府、经济与文化联系。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历史记载上第一条印度洋远洋航路的产生。由于当时中国对海外的航运货种以“杂缯”一各种丝绸织物为主，因此，这条远洋航路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又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据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该航路情况如下：“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多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巴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汉书·大秦传》说：
“大秦国…与安息、天竺（今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不得自达。”
在大家被这些错综复杂的古今地名绕晕之前，我们还是先回到南洋地区的早期历史：最早被中国记载的东南亚国家是扶南（1-7世纪），早在三国时期，扶南王范旃派遣使者至东吴访问，东吴皇帝也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回访扶南国：
《梁书·海南诸国传序》称：“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于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澄代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微外诸国，自武帝以来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遭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部将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
此后扶南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稳定的朝贡关系，在南齐、梁、刘松历代的史书中都有记载。在返回中国后，朱应和康泰曾将航行与访问的所见所闻，分镤成《扶南异物志》与《吴时外国传》，可借这两本史料价值极高的文献久已失传，仅有个别鳞瓜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古籍中。
该时期，孙吴所属的交广一带，为海外来华经商或朝贡的必经之地，“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故交州太守士燮常向孙权奉献各类珍奇之“舶来品”。据史载，曹魏方面也曾遣使至吴，“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而环权则踌躇满志地说“彼此求者，于我瓦后耳”，于是独排“不合于礼”的众议，同意“魏使以马求易”之情。由此可见，孙吴与海外各国的航海贸易确是相当密切了——到了两晋时期，中原战端蜂起，基本上无暇颅及海洋了
来到南北朝，对已经对扶南人文地志有了相当多的描述了：
扶南国，在日南之南大海西蛮湾中，广袤三千余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为王，名柳叶。又有激国人混填，梦神赐弓一张，教乘舶入海。混填晨起于神庙树下得弓，即乘舶向扶南。柳叶见舶，率众欲御之。混填举弓遥射，贯船一面通中人。柳叶怖，遂降。混填娶以为妻。恶其裸露形体，乃叠布贯其首。遂治其国，子孙相传。至王盘况死，国人立其大将范师蔓。蔓病，姊子旃篡立，杀蔓子金生。十余年，蔓少子长袭杀旃，以刃镵旃腹曰：“汝昔杀我兄，今为父兄报汝。”旃大将范寻又杀长，国人立以为王，是吴、晋时也。晋、宋世通职贡。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它说的是扶南国的起源神话，是一个叫做混填的海上来客，有一把神弓，会航海技术，降服了原来的女王柳叶，教授礼法，于是嗣孙相传
到424一452年时，林邑或“侵暴日南（西汉置郡)、九德(三国吴置郡，约当今越南荣市)”，或“求领交州（东汉始置，三国时分交、广二州，交州辖境约当今越南北部及广西广东部分地区)”，其间虽在元嘉十年(433年)、十二年(435年)、十六年(438年)、十八年(440年)“频遣贡献，而寇盗不已，所贡亦陋薄”。为此，南朝刘宋宋文帝在永嘉二十三年(445年)遣军攻讨，大破林邑王于区粟城（今越南顺化香江南岸），这就是《南史》所谓的“象浦之捷，威甓冥海”。于是，海南诸国纷纷航海而来，与刘宋建立以“朝贡”为基调的交往关系。
林邑国是扶南国北方的一个国家，其实它就是汉代的日南郡，秦时的象郡，象郡又称作象林邑，略去象，就是林邑。林邑国在汉末起兵反抗，此后不朝中国——当然只是一段时间内不朝中国啦，到了隋大业年间604年，隋将刘方征服林邑，遂设置林邑郡，纳入统一管辖，占人南渡，随后定都占城（占婆）
林邑在区粟城之役后，又与刘宋恢复了外交关系，455年、458年、472年数次逢使入贡通好。扶南国在434、435、438年，也曾三度遣使，贡送方物。位于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的诃罗随国，在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文中称道刘宋是“市廛丰富，珍贿无量”，“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请求“市易往反，不为禁闭”，希望刘宋能救谕广州，遣舶将使命送还，表示“愿自今以后，赐天天奉使”。这说明南洋各国对南朝已颇为了解，并要求与南朝建立航海贸易的关系。
如今印尼爪哇岛上的呵罗单国，于永嘉七年，也“遣使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布、叶波国古贝等物”。还有南洋的婆皇、婆达国、整婆婆达国等，也都在元嘉时遣使取海道送来方物与表文，进行通好与贸易活动。南亚的海外诸国如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迦吡黎国，在元嘉中，也遣使奉表贡献，与南朝交好。如师子国王刹利摩河南在元嘉五年（428年)给宋文帝的表文中即说，“虽山海殊，而音信时通”。
484-503年，憍陈如·阇耶跋摩多次遣使入华，并在503年被南朝梁武帝萧衍赐诏封为“安南将军、扶南王”。
憍陈如·阇耶跋摩会与梁朝如此亲密，源于他的梦境。他晚上经常会梦见鸠酬罗，这是一个叛臣。根据他和国王的亲密程度，有人猜测他实际上是国王的儿子。也有人对外宣称他不过是一个恶逆的奴才。但真相已经不重要了，在一次与国王的争执中，鸠酬罗出逃邻国林邑，并取得了林邑国王的信任。如今，他已经通过政变取得了王位，改名为范当根顺，并宣称永远不会向扶南臣服。此时扶南王国由盛转衰、属国真腊不断强大，范当根顺及林邑对自己的敌视态度，更是使得阇耶跋摩感到了强大的压力。
永明二年（公元484年），阁耶跋摩听说南朝新主受命，复遣那跏仙上表奉贡入齐，申告其叛臣鸠酬罗，窃据林邑，凶肆掠，清求遣军将讨伐凶逆，以使边海诸国，得以入齐通好。
那伽仙的到来，给了国王一个启发。同时，佛教在中国十分盛行，光是在南朝境内就有成百上千座寺庙，统治者也十分虔诚；更为重要的是，南朝对林邑国有明显的敌意，曾在数十年前出兵林邑。那伽仙向阇耶跋摩建议，“中国有圣主受命”，国王可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度过困境。于是阇耶跋摩立即任命那伽仙为专使出访中国。那伽仙携带着阇耶跋摩的亲笔信和礼品，跋山涉水来到了中国。此时中国南部的统治者为南朝齐武帝萧赜，对于这位来访的高僧，萧赜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但在得知那伽仙渴望中国出兵林邑的来意后，萧赜有点迟疑，因为此时齐国国内面临的局势同样严峻，不宜大动干戈。
虽然尽管没能获取来自中国的军事支持，但那伽仙的这次出访推动了两国宗教交流。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盛行礼佛，佛教的交流成为了两国交往的推动剂。之后，阇耶跋摩大力支持国内僧侣前往中国云游，并积极地将扶南打造为天竺与中国的中转站，在南北朝时期流传入中国的很多天竺佛像、佛经，都是从扶南出发的。
安南五国
安南五国
唐朝调露元年(679年)设“安南都护府”，安南正式列入中国版图，安南地区形同中国内地。宋濂《使南藁序》称：“（安南古交趾地也）汉唐以来，其地皆入职方，称臣奉贡，比内诸侯。” 这里的“安南”也就是后来越南的一个古称，在历史上安南长期以北部的河内为中心，皈依中原王朝统治或者保持朝贡关系，在北宋年间，越南李朝多次北犯，宋神宗联合与安南相邻的占婆、真腊（扶南）征讨安南；到明宣宗时期，中原决定退出安南地区的用兵和管控，以节省人力财力，此后遂独立
这里的真腊可以认为是隋朝以来中原对于柬埔寨的一个古称，它原先是扶南的属国，它们的关系有点类似中原和越南，但在7世纪左右真腊逐步吞并了扶南，到了8世纪初，已经大一统的真腊又因争夺王位的问题发生了动乱，最后导致分裂为南北真腊，也就是陆真腊（北），与水真腊（南）。陆真腊位于现在的老挝境内，北方多山，过著平凡的农耕生活，但水真腊就不同了，由于位居中南半岛海运要道，同隔壁的占婆一样，透过海运获取中国往来南亚的极大利益，可能也基于此，与同样靠海运维生的爪哇的夏连特拉王国产生了一些冲突。
与南方扶南合并之后，真腊迁都于三波坡雷古（Sambor Prei Kuk），这个遗址是当今柬埔寨三大世界遗产之一（吴哥古蹟群、柏威夏、三波坡雷古）。然而真腊始终没有将原先扶南的疆域完全纳入自己的版图，原因可能是这些领土当初只是隶属于扶南的属国，并非由扶南直接控制，所以当合并后，国力无法控制马来半岛以北与泰国以南等地的属国，失去了管辖权。同时，被打败的扶南王子，趁著国内外动乱，带领一群乡亲跑到了南洋。根据 George Cœdès（曾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的推测，这群扶南遗民跑到了爪哇岛 ，成立了夏连特拉王国（Sailendra），而夏连特拉王国正是建立著名婆罗佛屠（Borobudur）的爪哇国家。不过关于这点，有一些学者并不认同。
也正是从隋唐开始，中原与南洋的交流开始走向了兴盛，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古国开始出现在中原的史书记载中，这可能还是要从隋炀帝“多远路”的政策说起，隋朝604年遣军征占婆，顺中南半岛南下，一路与沿国建立航海朝贡关系：
《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真腊》：“水真腊国……西至堕罗钵底国，南至小海，北即陆真腊。”
在旧唐书中所提到的在水真腊国以西的堕罗钵底国，或者称暹罗，它最早是在公元6世纪，孟人在湄南河下游建立的，堕罗钵底国的使者曾于638和649年两次访问中国唐都长安，送来象牙、火珠、白鹦鹉等礼品。
《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骠国》记载：“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馀里，去上都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并述其方位，“东邻真腊国”，“北通南诏”
这里的骠国主要聚集在伊洛瓦底江下游平原，近现代的考古调查表明，骠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他们建立了东南亚最早的城市——毗湿奴城，因此被称为毗湿奴时期。到了公元4世纪左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骠国就此进入室利差旦罗时期。从5世纪到8世纪，是骠国的鼎盛期，南抵孟加拉湾，北接南诏国。
此外，“自交趾浮海”可至的婆利(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或以为在今加里曼丹岛)、丹丹（约今马来半出中部)、盘盘（约今马来半岛北部）等国，均曾道使入隋朝贡，进行海上通好。而隋朝也对之回以厚礼，并派出船队出访南洋，其中最著名的航海事件，即是常骏出使赤土国。
“赤土国，扶南之别种（猛篾种族）也，在南海中，在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其地多赤，因以为号”。据考，其地约在今马来半岛南部。
集权王国的兴起
集权王国的兴起
802年，水真腊的王子阇耶跋摩二世建立了吴哥王朝（802-1413），在它鼎盛时期，只有西部的泰族人、东部的安南和占婆不在它的疆土范围之内，于是真腊和安南、占婆（非常能苟）快乐的玩起了三国时代；在不久之后，在泰族人的西部，披因比建立了蒲甘王朝（849-1287），也是缅人的第一个统一王朝。
在此之前，伊洛瓦底江流域只有诸个骠国等诸个小国——这就有一个问题，缅人从何而来，他们如何吸收了原先的孟人文化，并且缔造了自己的成就——现在有几种说法：从印度、中国的西北以及西藏东部、印度尼西亚，基本把方向罗列全了，掸国，骠国，蒲甘，都是宋以前中原对它的称呼。公元1106年，缅使随大理使节到宋，宋鉴于缅甸山川遥远，道路阻隔，因此称为“缅”，又因中缅边区一带称山间谷地为“甸”，“缅甸”即其合称。
在吴哥王朝、李朝安南、占婆三方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在它们的西部，泰族人渐渐强盛。中国史书对泰族最早的记载其实就是三国时期金邻和林阳，前文提到的吴国的使节朱应和康泰于245年出使扶南（中心地在今柬埔寨）等国的时候，提到了扶南的周边国家有这两个国家。7世纪湄南河下游的堕罗钵底国应当就是这些孟人国家的后裔，中原王朝一直和他们保持了良好的互动，直到这些孟人国家灭亡为止。到1238年，第一个以泰族为主体建立的统一国家素可泰王国建立了——老问题就又来了，泰族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般认为泰族（掸泰语族）自古就居住于中南半岛的北部，通过对西汉越语语音语法的分析和现在泰语僮语对比，两者有较高的相似度，因此推测祖先可能是春秋越人的后裔，因为春秋时期浙江以南到中南半岛广泛分布的各个部族互不统属，旧有“百越”的称呼。
古文《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南半岛出现了一个国家叫做掸国，《后汉书》中说其“塞外掸国诸蛮夷通也，不管别人如何称呼，正如泰国历史学家丹隆亲王所提到的：现在居住于各国的泰族（缅甸掸邦、老挝泰人、泰国泰人）尽管名称各异，但都属于一个语言系统的族群。唐宋以后，中原对于掸泰各族统称为“金齿百夷”；根据老挝和泰国的历史传说，他们的祖先坤·宝隆（坤博隆）的故事：
一日，天神博滕下凡视察人类生活。为了使大地上人们生活得井然有序，他派儿子坤·宝隆降临凡世。星期天，坤·宝隆降临在那内威努江(即湄公河)地区。护送他下凡的天神返回天界，向最高神报告他平安抵达人间。坤·宝隆发现还没有教会人们音乐，于是请求滕·法肯立即派遣西·干他帕作为音乐教师下凡。直到后来，为了避免人们的纠缠烦扰，滕·法肯才砍断了连接天地的藤桥。坤·宝隆留在大地治理人世。他生有7子，于是把人民分成7批，7子各管辖一批。他向这7个国王留下训诫：奉公守法，公正无私地生活，不许滥肆征战，要关心人民疾苦。他把老挝划分为几个部分，分封给自己的7个儿子，使其自立为国王。
“到这里插播一条中原新闻，1279年元朝平定南方，南宋灭亡，元军顺势继续南下，安南（越南）、素可泰（泰人）、蒲甘（缅人）都陆续对元朝称臣，吴哥此时已经衰落，但是元军对安南的后续战役很不顺，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对于更南方的吴哥与占婆就鞭长莫及了，而蒲甘王朝在两次对元朝的军事行动失败后直接分裂成了各个小邦，进入了缅甸历史上的战国时代，老挝地区则在1338年被元朝设立为老告军民总管府”。
元朝时期东南亚的主要国家是室利佛帝国，它主要的疆域在今天印度尼西亚西部的苏门答腊岛，强盛时期也曾经控制马六甲海峡并且扩张到海峡北岸的马来半岛；对于南洋岛国元朝大臣纷纷谏言忽必烈，指出其僻远而无收益，不赞成兴师讨伐，但爪哇岛上的新柯沙里王国在1289年杀害了元朝使节，对于蒙古人来说，杀害使臣是不可饶恕的罪过。1292年，元朝皇帝忽必烈派海军从中国出发、越过赤道远征爪哇岛，灭亡了新柯沙里王国，投靠元军的罗登·韦查耶在利用元军消灭其仇敌后反戈一击，将元军赶回中国，建立了满者伯夷帝国。
13世纪以后吴哥王朝在闍耶跋摩七世去世后（1181—1201）从巅峰日益衰落，泰族人趁机摆脱了原先从属于强大邻国的境遇，分别在1238年和1351年成立了素可泰王国和阿瑜陀耶王国，阿瑜陀耶王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吞并了素可泰，并且连续东击吴哥王朝，逐步拓展边疆达到鼎盛，最终迫使吴哥王朝在1431年迁都金边，改称金边王朝，金边王朝也就是今日的柬埔寨的前身；柬埔寨的君主传承之久在亚洲仅次于东瀛，这也没办法，毕竟东瀛自称“万世一系”；同样在吴哥王朝萎缩中独立的还有湄公河中游的若干泰人城邦，1353年它们组成了联盟国家“澜沧王国”，它的疆域基本就在澜沧江流域，东起长山山脉（今老挝与越南界山），南接真腊，北抵勐泐（今中国西双版纳）。
明成祖即位时，澜沧王国遣使至南京朝贡，永乐二年（1404年），明朝政府授予澜沧国王三森泰官职，明史记载“成祖即位，老挝土官刀线歹贡方物，始置老挝军民宣慰使司。永乐二年以刀线歹为宣慰使，给之印。”此处刀线歹即三森泰。嘉靖年间始称南掌。南掌与车里关系密切，南掌人常到普洱一带贸易。南掌王国于1694年分裂为琅勃拉邦王国、占巴塞王国、万象王国三个小王国。
阿瑜陀耶王国（1351—1767）的创立者乌通王原先是罗斛国国王（泰族城邦），在其期间，与明朝保持了密切贸易关系，洪武十年（1377年），阿瑜陀耶王国王太子昭禄群膺奉命出访明朝，洪武皇帝不胜欣喜，派使臣往赐阿瑜陀耶国王以“暹罗国王之印”。《明史》记载称：
“自是，其国遵朝命，始称暹罗。”从此，“暹罗”这一名称正式固定下来。 古文据《明实录》统计，从洪武四年（1371）到崇祯十六年（1643），暹罗国派遣使臣到中国入贡共111次（包括暹罗使臣来华朝贡贸易活动在内），其中洪武至宣德时期为68年，入贡有72次；正统至弘治时期共70年，入贡有22次，正德至崇祯时期共139年，入贡有17次。
当然如此频繁的海外活动，和明朝1403年起七下南洋的官方行为是分不开的，也就是郑和下西洋，当然这里的“西洋”是明代的一个说法，明朝的海外贸易税率根据东西洋为分界，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记载，西洋包括交趾、占城、暹罗、柬埔寨、麻六甲、柔佛等19个国家和地区，其范围大概在今天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以及南婆罗洲一带；东洋包括吕宋、苏禄、文莱等10个国家和地区，其范围大概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苏禄群岛以及北婆罗洲一带。
满剌加王朝在被满者伯夷驱逐后成为了暹罗的属国，恰逢明朝为了查证建文帝流落南洋的传闻而多次远航，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意欲求助大明王朝为其打破暹罗统治的枷锁，建立独立的国家。据《明史·满剌加传》记载：“永乐元年十月，遣中官尹庆使其地，赐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其地无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拜里米苏剌充分利用此次机会，带上朝贡物跟随使臣一同前往南京觐见皇帝，永乐三年（1405年），永乐皇帝诏封拜里米苏剌为国王，赐以诰印，使他获得了与暹罗平起平坐的地位。暹罗国王得知这一消息极为不满，采取了一些行动让满剌加人“惊骇不能安生”。满剌加遂派使臣将此事奏与明廷，永乐皇帝得知后，派遣郑和再次出访暹罗，斡旋两国争端。
阿瑜陀耶开国以来一直与缅甸战事不断，1548-1549年，缅甸王莽瑞体与阿瑜陀耶王国主动开战，结果失败；第二次大战在1563年，缅甸王莽应龙与阿瑜陀耶王国摩诃·查克腊帕交战，此次大战叫“白象战争”，阿瑜陀耶王国损失惨重；第三次在1568年，阿瑜陀耶王国马欣国王与彭世洛王（摩诃·昙摩罗阇）发生内讧，莽应龙抓这个机会与阿瑜陀耶王国开展战争，结果以阿瑜陀耶王国被吞并结束，但此后泰人的反抗和独立并没有停止。
率军攻灭暹罗的莽应龙所属的缅甸历史上的东吁王朝，之前讲到缅人建立的蒲甘王朝在元朝铁锤下解体，缅人进入各邦分离的状态：北部的阿瓦王朝和南部的白古王朝在1386年到1425年爆发了“四十年冲突”，人民流离失所，纷纷逃往战争波及比较小的其他缅人城邦，东吁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壮大之后东吁联盟白古王朝对付北方的阿瓦王朝，其实背后是三个民族的问题（掸族、孟族、缅族），在1551年莽应龙完成了缅甸的第二次统一，此后开始对外扩张，1565年征服暹罗首都，迫使暹罗国王削发为僧，留下3000缅军镇守；1581莽应龙病死后，莽应里继续拓边，一直行到云南、老挝，前者被明军击退：东吁王朝建立的是殖民统治以前中南半岛上最大的帝国，它的首都建立勃固，一位在1569年到达勃固的意大利人曾写道，“勃固在海上没有什么军队或势力，但在陆地上，就居民、版图和金银而言，在财富和实力方面，它远远超过了大土耳其的势力”
东吁王朝的兴起建立在一系列的战事上，在抵达明朝边疆后遂与明朝产生了长期的边境冲突，明缅战争中，明军招降缅甸阿瓦王，并率大军御缅，缅王莽应里召集各藩属北侵及抵挡大明讨伐，缅甸因此大规模抽调兵力，纳黎萱趁机恢复暹罗独立；到了1606年，由于东吁王朝内部不稳，重新转向统一战争；而大明也陷于自身的统治动荡中，无力收复失地，于是两国战事结束
1644年满清入关，大明王朝风雨飘摇，各地投机军阀和流离皇室一路南逃，联合了部分大西的残军，永历帝听取黔国公沐天波的意见，1659年初，放弃昆明，经永昌（今保山）、腾冲进入缅甸。
永历帝和他的随从人员入缅甸后，被解除武装，安置在阿瓦附近的赫硁。寄人篱下，日子十分难混。李定国和白文选分率大西军，于1659年进入孟定、孟艮、木邦一带。1659年4月，白文选率数万军队进入缅甸“迎驾”，“杀缅兵四、五万人”，“缅人大恐”。1660年9月和1661年初，李定国和白文选的军队又两次入缅“迎驾”，曾逼近阿瓦，与缅军大战于洞帕、象腿等地。大西军少火器，又转战多年，疲惫不堪，未能取胜。
1662年在“咒水之难”中，永历帝及其随从被绑缚交给吴三桂率领的清军，随后吴三桂绞杀南明永历帝，遂南明灭亡
1752年，东吁王朝因孟人起义灭亡，同年雍籍牙建立贡榜王朝，这个时候雍籍牙的局面其实和莽应龙非常相似——又四分五裂了，在统一全境后，缅人再次东进至掸邦、暹罗和老挝，这引发了新一轮的清缅战争：
从1765年到1769年，清缅边境再燃战火，战争的起因还是边境土司们的纳贡及归属。清军与缅军进行了四次战役，前三次都是清军败归。
第一次，清军盲目冒进，中了埋伏，云贵总督刘藻被乾隆革职，郁闷自杀。第二次，清军不明缅甸内陆地理，在穷山恶水间屡战屡败，总督杨应琚还编造虚假的“胜利”战报，其实缅甸贡榜王朝的主力部队都在暹罗，正攻打大城，留守云南边境的也非正规部队，但清兵还是不能取胜。乾隆震怒，将杨应琚逮捕进京赐死。第三次战役，乾隆派出皇亲明瑞率满洲王牌骑兵入缅，但缅军坚持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再次打败清军，清朝将士死伤惨重，次年清军统帅明瑞率领1万清军大破缅军攻到缅甸首都阿瓦附近，但在缅军大规模的坚壁清野下，清军粮尽退走，遭到缅军5万主力包围。清军趁夜色沿小路撤退，为保大军顺利撤退，统帅明瑞、扎拉丰阿、观音保让大军先走，率数百八旗兵拼死殿后皆殉国，清军万余官兵及伤病员和体弱文官都得顺利撤退。缅军惧怕明瑞，不知明瑞殉国，多次乞降，乾隆不许。最终战役，清军前线出动1.8万士兵。缅军出动主力三万余士兵，还有数百法国兵。依然是缅甸兵力占优，但双方野战能力有一定差距，整个战役，还是清军保持攻势，而缅军保持守势。
第四次乾隆动用满汉兵五万，水陆并进，但由于雨季进军，列阵数月，双方各无进取。清军方面，士兵精疲力尽，将领厌战情绪严重，疫病横行，统帅傅恒卧病不起；双方均无心恋战，在没有奏明各自主上的情况下，两边的前敌将领私自决定议和停战。
清缅战争对于中南半岛的格局又是一次全新的冲击，趁着贡榜王朝集中精力对于清军，郑信并平定了各地的割据势力，收复北部的清迈和南部马来半岛一带的领土，并于1767年12月28日被拥立为吞武里大帝，重新统一了沦亡期间四分五裂的泰国全国，恢复阿瑜陀耶时代的疆域，并在1774年至1775年间再次指挥军民击退了缅军大规模的入侵，但不久被部下杀死篡权。新君主迁都曼谷，于是吞武里王朝结束，曼谷王朝开始（1782——至今）；此后暹罗和缅人都先后加入了清朝的朝贡体系，而另一边的“小三国”——安南、占婆和金边王朝，也已经分出胜负了，安南在1471年彻底伐灭了占婆国，此后金边以尽可能灵活的态度在两个邻国之间制衡。
1587年，暹罗人攻下了柬埔寨的首都洛韦，并将它焚毁。亨利·吕西耶认为，柬埔寨的衰落时期，应该从这时算起。至于造成这次灾难的原因，吕西耶举出继巴隆·拉嘉为王的索塔一世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索塔一世答应了暹罗人的求援，帮助暹罗人对抗缅甸人，1568年，暹罗在柬埔寨的援助下，赶走了缅甸入侵者，结果使暹罗对柬埔寨的威胁死灰复燃；第二个错误是索塔一世厌倦于当国王，宣布逊位，让他的八岁儿子吉·哲塔嗣位为王，结果造成国家内部倾轧，给暹罗人提供了入侵的借口和机会。
束埔寨有一个传说，认为洛韦之所以最后被攻陷，是由于暹罗人使用了一个诡计。暹罗人发现他们第一次入侵没有能够攻占柬埔寨的新首都，是由于有一片茂密的竹林保护着洛韦周围的木栅墙，于是他们从四面八方向城墙发射银制的子弹，故意让这些银弹打不到城墙而落进竹林里。随后，他们就撤围而去。柬埔寨人发现暹罗人的子弹是银制的，便出城去拾取；为了便于找到银弹，把护城的竹林全部砍光。这时暹罗军队去而复返，轻而易举地攻破木栅和胸墙，蜂拥入城，大事劫掠，而后将全城付之一炬。 特洛伊木马（柬埔寨版）
到这里，中南半岛的格局大概呈现出一点现在的样子了，至于老挝，在澜沧王国覆灭之后一直经历安南、暹罗和法国人的统治，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得以独立
千年侨史
千年侨史
在我们讨论南洋历史的时候，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群体，就是广泛参与东南亚地区发展和演化的历代华侨。近代以前，出海的华人主要与汉唐兴盛的海上商路有关，到宋元期间为了拓展商税和寻找前往伊利汗国更加便利的水陆交通，对于航海营造也相当上心，这带动了大批商人频繁往来于南洋诸国之间：
元代周达观奉旨出使真腊，遇见不少寓居此地的华人。其同乡薛氏，寓居真腊已达35年，周达观并未沼渝其回国或要求真腊国引渡彼等。周氏回国后所著的《真腊风土记》对华人娶当地妇女谋求贸易便利和华人水手逃逸于当地的现象也未如以谴责，可见元代对民众出国的禁令并不严厉。
但到了明清，随着“海禁”和“迁海”策略的之行，合法的航海贸易急剧下降，这也对海外华侨团体带去了噩耗，郑和下西洋一大任务就是招诱南洋华侨，同时，对有害于期廷利益的华侨集团则加以镇压。1406年，明成祖再次诏令华侨归国，“尔等皆良民，为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岛劫掠荷活，流离失业，积有岁年。天理良心，未尝泯灭，思还故乡，畏罪未敢。联此闻之，良用树然。兹特遣人赍敕谕令：凡前所犯，悉经赦宥，臂如春水，涣然消释。宜即还乡复业，毋怀疑忘，以取后悔”
但是对于已经在海外经营多代，有所基业的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能接受的，强硬的决定，理所当然的，他们被视作不忠君的叛国者，明朝不惜与西班牙殖民者联手剿灭这些不愿回归天朝的逆贼，而真正给这些汉人的海商集团致命一击的也是这些殖民者，历代以来，汉商都是东南亚贸易的主要流动者，殖民者的到来先是让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得不归顺与殖民地政权，面临相同命运的还有上文提到的南洋诸国中的大部分，这对后来的各个主权国的民族认知和矛盾产生了相当深的影响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形容他们为“殖民地民族主义”，它既是群众的，也是官方的，是由欧洲帝国先后创造出来的两种异常事物所造成的：
- 边界的任意性
- 危颤颤地悬在各种各样的单语人口上的双语的知识分子阶层。
他们到底算是什么？关于这点，荷兰人可是很清楚的：不管他们说什么母语，他们都无可救赎地是本地人——如同说法语的原住民一样，荷兰人则用这样的语言派给他们自已优越性和“不属于那里”的地位；殖民地的法律术语中也包括了一个叫做外籍东方人的范畴——这个名词听起来有一种极其暧昧和吊诡的感觉，仿佛在说“外籍本地人”似的。在东南亚这种主要指的是华人、阿拉伯人和日本人——尽管他们可能住在殖民地一拥有高于“本地的本地人”的政治法律地位。不仅如此，弹丸之地的荷兰对明治藩阀的经济力量和军事才能是如此敬畏，以致从1899年起在法律上将殖民地的日本人擢升到“荣誉欧洲人”的地位。经由所有这些“分类”措施，就像经过沉淀一样，本地人——除去了白人、荷兰人、华人、阿拉伯人、日本人、土著、原住民、印第安人之后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明确：然后，就像成熟的幼虫一样，直到有一天，它突然就蜕变为一只叫作“印度尼西亚人”的美丽蝴蝶。
但事实上从唐宋到元明，长达千余年的中南交往史上，东南亚各国统治阶级基本上持善待华侨的态度。他们欢迎华商前往贸易，着意招徕有技艺的华侨予以重用，甚至委以高官，华侨在社会上、政治上享有优待；在世界史上，像东南亚地区那样长时间地优待某种外国人尚无出其二：
“官人可以打两头花布（一种服饰)，百姓间惟妇人可打。若新唐人打两头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杀故也。暗丁八杀，不识体例也”
这不得不提到中原的“天下观”：
汉代以来，缅甸诸邦、爪哇各部、中印半岛、婆罗洲、苏门答腊各地的政府先后派遣各种使团前来朝贡。仅在宋代，跨马来半岛南部、苏门答腊东部的三佛齐国在公元960——983年的23年中，就向北宋政府朝贡23次，从1137——1178年的41年间，向南宋政府朝贡5次；缅甸蒲甘王朝于1103年、1106年、1115年、1136年的30年间，派使团到北京、大理朝贡4次；越南交趾独立后，从1073年到1251年，丁、前黎、李、陈四朝先后向宋朝入贡57次，这些使者不但带回中国馈赠的丰厚赐物及大量商品，而且对社会文明发达、生产技术较为先进的中国十分仰幕，并且在管理中也乐于聘用汉人，可见，作为曾经的“天下系统”中的一员，南洋诸国也在这一系统中找到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民族的艺术
民族的艺术
众所周知，在近代西方进入东亚之后，传统的朝贡体系就迅速的解体了，南洋诸国都不得不独自的去面对一轮全新的冲击，并且找到自己新的位置，这也许是一次重新审视中国和自己命运的机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与自己历史的一次切割。
拉玛五世（曼谷王朝）1868-1910年在位期间，以一种更加隐性的方式保卫他的国免受西方扩张主义的入侵，他没有通过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来推动官方民族主义。事实上，初级教育要到他死后十年才变成强制性教育，而该国的第一所大学要到1917年才出现，因为他所师法的对象不是英德，而是荷属的东印度群岛、英属的马来亚和印度这种殖民地官僚国家。
这意味着将皇室政府予以理性化与集权化，以及促进某种殖民地式的经济发展，最明显的例证一一是他鼓励大量年轻单身的外国男人赴泰国使之成为建设港口、铁路、挖掘运河和扩大商业式农业所需的一批人生地不熟，政治上乏力的劳动力——这种进口外劳的做法事实上是模仿巴达维亚利和新加坡的殖民当局的政策，这些在19世纪被引进的人有大半是来自中国的东南地区。到了拉玛六世，也就是他的儿子(1910一1925年)，师法的对象则是欧洲那些自我中心化的君主，他热烈的鼓吹民族主义，然而，这个民族主义的目标既非控制了50%的泰国贸易额的联合王国，也不是席卷了若干泰国东部领土的法国，而是他父亲不久前才愉快地引进的华人——《东方的犹太人》(The Jews ofthe Orient)(1914)以及《吾国前进之轮的障碍》(Clogs on(huneels)(1915)这两本他编纂的官传小册子的标题，毫不掩饰的宣扬他的排华立场的：
这包括已经取得进步或所谓的“文明”的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日本，它在创纪录的时间内达到了“文明”。虽然日本仍然被许多泥渍覆盖，但它的车轮现在是自由的。 我们暹罗民族呢？ 我们也设法谨慎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专心和谨慎是有必要的。即使与日本相比，我们的进展似乎很慢，但我们并没有那么泥泞；但是我们的轮子呢？他们完全被泥土弄脏了！当然，我们的车子仍然可以继续前进，但泥浆将成为我们的障碍。但总有一天，在我们急于迅速行动以逃避危险时，会因为泥泞而失败。 很难信任这种人。他们很容易改变国籍，当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时，泰国人，他们看起来像泰国人；当他们与敌人在一起时，他们就变成了自己人。如果他们可以在一个和另一个之间做出选择，那就更好了；如果他们能是中国人，那就好了。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到它们是什么，它们就像蝙蝠，既不是鸟类也不是哺乳动物，这让他们真的很难忍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也许与他于1910年继位前后所发生的事件有关：那年6月，曼谷的华裔商人（向上流动的早期移民子女）发动了的总罢工——当局必须要动用警察镇压了。翌年，北京的天子被各式各样的团体赶下了皇帝宝座，而这些团体中当然也包括了商人，“华人”就看起来像是深深威胁到王朝原则的一种群众性共和主义的先锋了。
不过，除此之外，拉玛六世事实上可说是某种“亚洲的波旁"。在民族主义以前的年代，他的祖先早就曾经将华人女子纳为妻妾：结果是，若从孟德尔的遗传法则观点来看，他本身拥有的华人“血统”要多于泰国血统。和我们在此处所看到的，是关于官方民族主义性质的一个绝佳例证——当一个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正在浮现时，面临将要从这个共同体之中被边际化或被排除在外威胁的支配集团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性的先期策略
在安南，1895年左右之后，“越南与中国间的”这些长期的关系就更加不受欢迎了。由此，科举制度于1918年在安南地区废止，新的文官体系的人才甄拔就完全通过一个发展中的法语的殖民地教育体系来进行了。一个最初由耶稣会教土在17世纪所设计，并且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为“交趾支那”当局所采用的罗马字表音系统——国语(ucng)——也被刻意地提得，以便使新一代的越南人因无法接触到王朝时代的文献与古代文学而断绝与中国——可能也包括越南本地过去的联系
战后新世界
战后新世界
在《世界之中国》中，负责东南亚地区的刘宏、鲁虎、施蕴铃三位老师把主要目光放在1950年以后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上，这可以视作南洋对中原的第三个观察阶段。
这里就选取两则例子，我们先把目光看向印度尼西亚的国父，苏加诺（1901-1970）身上。
苏加诺在1950年代对中国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因为他看到了一种真切可行的范例，他明确表示西方民主和思维模式在印尼不适用；同时他也断言美苏过于发达，印尼很难从中学习到有用的东西——而作为一个同样沦为殖民地，在战火中独立的新兴国家——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对苏加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我希望印尼可能拥有的民主不是西方自由化的民主……我希望的民主是一种有指导的民主、有领导的民主。有指导的民主受到准则指导，仍然具有民主性，尤其是如果我们试图像我所访问的国家的人们一样建立民主制度
简而言之，苏加诺眼中的中国，对新民族的想象占了主要的位置——“一种广泛参与的平民政治”——他重新分解了自己眼中的中国，得到两个武器：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苏加诺显然用一种非常实用和折中的方法对待了新中国：
苏加诺一次对采访他的法国记者说，我的哲学是由民族主义、宗教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构成的，当记者暗示他说他的穆斯林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是互相违背的时候，苏加诺友好的、带着同情和嘲弄的目光看着记者说，你们西方人不懂我们，我就是这样复杂的个体。
第二位介绍的可能对于现在的人们更加具有思考性，就是马来西亚的国父东姑（1903-1990），为什么都是国父呢，因为他们都是战后新生独立民族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
在马来西亚，华人很早就和马来人以及其他民族混居在一起，东姑从小的成长环境中就有很多的华人，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知道，东姑正是在马来西亚社会中华人群体的变化上感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击：
早先的马来西亚华人，除了吃猪肉，说话、衣着、饮食之外，其他都与马来人一模一样，从来没有种族差异和信仰的问题，这些差异都是在一战后带着新观念的华人移民带来的，随着外国的影响进入本国，年轻人的生活开始改变，中国文化对于海外侨民的改变非常巨大：华文学校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扩张，而在以前，根本没有华校，许多人被中国思潮的变化所吸引，华人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先是国民党，然后是红色…… 这些新华人轻而易举的控制了华人社会的思想，促使所有人接受中国作为效忠对象……马来人开始担心自身的安全和国家的福祉。
在东姑看来，华人移民一般都保留着对中国的效忠，因为国内马共和左翼势力的存在，华人忠诚的转向在他看来是安危攸关的大事，在巴铃会谈中，东姑坚持警察调查马共成员，检验他们是否效忠马来西亚，甚至到了70年代，他仍然相信有4/1的华人移民效忠新中国，而本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共产主义威胁”。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在1951年他就表态马来西亚是马来人的国家，只有马来人才能决定那些人是马来西亚的合法居民——这让华人社会甚是担忧，此后，华人到底具不具有公民权变成一个长期的政治问题，在新马问题上，东姑首先想到的也是新加坡社会中大量的华人可能对合并后的新马来西亚形成的冲击。
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东姑有意地混淆了“华人移民”、“中国问题”、“外来文化”三者的关系，他把“中国文化特征”当做“中国”的存在，把“华人移民”视作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这显然是荒谬的，在这种压力下，华人要在政治上摆脱“不忠诚”的尴尬，就必须彻底的与中国切断联系，从语言、文化、联络各个层面上，“忘掉中国”。
引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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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海洋史》孙光祈 （1989）
《世界之中国》 周宁
《东南亚：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 [澳]安东尼·瑞德
《泰国史》 戴维·K.怀亚特
《老挝史》 [泰] 姆·耳·马尼奇·琼赛
《缅甸史》 贺圣达（2015）
《柬埔寨简史》 M.F.黑尔兹
《越南通史》 张笑梅 郭振择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东南亚华侨通史》 吴凤斌（1993）
《Émotions nationales et héroïsme dans les écrits de propagande antichinoise du roi Vajiravudh》 Wasana Wongsurawat
《Nationalism In Post-Independence Southeast 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 Sidel
《The Fate of Nationalism in the New States: South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0rspective》 J. Si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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