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部公房，日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作品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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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搁浅》最初引用的一段话：“有绳与棍之处，便有人。”便来自安部公房的《绳》，小岛秀夫称其为“在我十几岁青春期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而写出《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也曾说：“我们外国的作家说日本作者就只知道安部公房，不知道其他作家。就我来说，安部公房是一位重要的作家。”而在科幻领域，安部公房曾写下日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作品《第四间冰期》，并且被星新一视为自己最有力的对手。但与其成就不相匹配的是，安部公房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获得大众的认可，在科幻界更是长期被忽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出现？
本期将和大家一起了解安部公房的生平与主要作品，辅以其关于科幻小说的随笔，探究安部公房的创作风格，及其所关切的问题与对科幻的看法，最终给出我认为的安部公房在科幻界被忽视的原因。
本文涉及大量剧透，还请注意。
一、没有故乡的人
安部公房原籍是北海道旭川市，1924年出生于东京泷野川，其父安部浅吉是一名研究营养学的医师。而母亲安部赖实则具有不俗的文学素养与革命意识，她曾因在校内公告栏张贴“想研究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演讲传单而被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开除。即便在婚后她也没有放松对文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她在怀孕期间出版了一部名为《斯芬克斯的笑》的小说，描写了一场男女战争，随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发表了三篇作品，都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彼时女性的贞操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赖实在《叛光》中写道：“贞操使妇女遭受了太多的痛苦。贞洁是通往地狱的大门，妇女从那里跌落。”遗憾的是，赖实最终还是放弃了写作，她从未对安部公房提起自己的这段经历，直到升入大学后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母亲曾经是一名作家。
在安部公房八个月大时，因为安部浅吉在奉天医院儿科工作，居家搬迁到了沈阳，安部公房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他在小学遇到了第一个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宫武城吉。他是一位非常重视指导学生读书的老师。四年级时，安部公房所在班级的人均阅读量为每年八十本，很多学生更是超过了一百本，安部公房就是其中的一员，此时他已经可以熟练的作诗。在一首诗中他写月色而不直接展示月光，而是描绘反射在窗帘上的光。作为一名小学生，有这样的文学意识属实难得。
而到了初中阶段，他阅读了《世界文学全集》和《现代戏剧全集》，对爱伦·坡情有独钟。在严寒的沈阳的冬天，学生们因为无法外出而没有娱乐活动，有次安部公房根据自己模糊的记忆复述爱伦·坡的《黑猫》，旁边十几个同学听得入迷，并请求他明天讲一个爱伦·坡的故事，长此以往，安部公房的库存很快就用完了，迫不得已之下他只得自己编故事，但总也达不到爱伦·坡那样令人着迷，因此很快大家就不再听他讲故事了。也就是在这时，安部公房将爱伦·坡视为自己最敬仰的作家，并对其日后的短篇创作与科幻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初中毕业后，安部公房回到了日本，在旧制成城高中读书，在那里他遇到了第二位良师益友。这一时期的安部公房在文理两方面都展现出惊人的天赋。一方面他痴迷于高木贞治的《解析概论》，被誉为建校以来的数学天才，归纳演绎的思维方式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方法论。另一方面在德语教师阿部六郎的影响下，安部公房开始接触到德国与俄国的思想资源。阿部六郎曾将尼采与俄罗斯哲学家舍斯托夫的著作译成日语，安部公房在这一时期接触到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的学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把现实和对现实的认识区别开来思考，分析作为精神内部现象的‘现实’的学问，把自我本身也当作对事件的反应来理解。在单人牢房里不可能见到自己。所谓自己，就是对外部客体做出怎样的反应，这种想法成为了安部公房文学的骨架思想。”同时安部公房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卡拉马佐夫兄弟》给了他青春期难得的热情。如果说爱伦·坡影响了安部公房日后创造不寻常情境的短篇小说，那么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学到的是长篇小说作为发展哲学思考的自由空间。高中期间的安部公房也试着阅读日本文学，但始终提不起兴趣，日后他看到鲁迅的《青年必读书》，对“多看外国书”的观点深有同感。
高中毕业那年，安部公房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题未定（灵媒的故事）》。这是一个流浪者憧憬安定生活的故事，流浪少年阿帕从小在马戏团长大，这里从未使他产生过家的认同感，在利害关系中长大的他一直以讨好对方的虚伪方式生存，备受老板娘的喜爱，但也因此招致了其他人的嫉妒与排挤。在一个村庄中，地主婆婆指责老板娘出于利益关系才对阿帕好，阿帕第一次感受到他人的同情与关爱，萌生了对家庭的憧憬。于是他从马戏团中逃了出来，并假扮成突然离世的地主婆婆的灵媒，住进了地主夫妇家中。但在欺骗的负罪感的驱使下，阿帕越来越感到痛苦，他只有在假扮灵媒的虚伪中才能成为家庭的一员，而就像马戏团经历所显示的那样，虚伪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与他人之间的深厚关系的。最后，阿帕逃出了梦寐以求的地主家庭，不知何去何从。
这成为安部公房早年生活的寓言，一方面安部公房早年一直隐瞒着自己对文学的爱好，虚伪地按照父母的意愿生活。安部公房大学在东京帝国大学就读医学系，但实际上他并不爱好医学：“不是因为我真的想从医，而是因为家庭压力以及我想不出有其他事情可做。”所谓家庭的压力其实更多来自母亲，追求文学受挫的她其实并不希望安部公房重蹈覆辙，希望他能够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医师。但实际上安部公房最终也没能获得从医资格，甚至据说在毕业口试中回答人类的孕期是两年。在这个意义上，安部公房并非弃医从文，而是自始至终没有过从医的念头。大学期间的安部公房仍然嗜书如命，甚至在空袭来临时为了继续读书而不想熄灯，在被因此训斥后不耐烦地走到院子里指着天空大喊：“敌机在哪里？”
另一方面，阿帕不断寻找家庭而不得的经历成为了安部公房战后的写照。1944年，感到日本即将战败的安部公房因为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全，而未经大学允许就回到了沈阳，要不是朋友替他补办手续，他很有可能直接被大学除名。一直到战争结束，他都在沈阳担任父亲的医学助手，但就在日本战败的那年冬天，安部公房的父亲在治疗斑疹伤寒病人时被感染去世，安部公房原本打算就此在沈阳住下，实际上他早就将这里看作了他的故乡。但就像阿帕终究不是地主家庭的一员那样，安部公房再怎么批判日本侵略者都无法消解他内心身为侵略者的同族的负罪感，他说：“我曾经对‘五族共和’这一虚假的口号深信不疑，可是将其践踏的日本人的行为使我感到强烈的憎恶和耻辱。”“日本人全部是武装的侵略者。正因为如此，我没有资格自称沈阳是故乡。”于是最后，安部公房带着家人乘船返回日本，再也不曾踏上中国的土地，成为没有故乡的人。在安部公房的情感中流淌着的深切的恐乡感，这成为他早期存在主义作品的最重要主题。
二、初出茅庐的存在主义作家
回国后的安部公房在1947年以自费印刷的形式出版了《无名诗集》，受到里尔克和海德格尔的明显影响，高野斗志美如此评价这部诗集：“作为祖国的日本，作为故乡的‘满洲’，作为思想根据的存在主义哲学，从这些一切中获得自由的人的决心已经存在了。”但相应的，这部诗集极为晦涩，虽然总体上表达的是从沈阳撤回后对失去的青春的苦恼和与现实对决的意愿，但却很难让读者心领神会。以其中一首诗《蜘蛛》为例，
当你的身体像心一样闪耀的时候，梦在无形之中张网，缠绕的死亡之网，在无边无际的巢穴中，你面前的是幻觉，一群向湖边奔跑的干渴野兽。
繁杂的意向交织在一起，在刻意的晦涩中只能感受到一种模糊的阴暗与悲伤。直到1957年小说《野兽们奔向故乡》重新运用这首诗中的意象，表达主人公久三乘着偷渡船离开拒绝自己入内的沈阳，却被近在咫尺的日本同样拒绝上岸时，我们才能得以知晓这首诗中的复杂意象之下所埋藏的诗人真正的所思所想。
这样不考虑读者接受的诗集自然不可能获得什么商业上的成绩，实际上，安部公房的初入文坛的尝试相当失败，当时他以五十日元的价格出售书籍，甚至发动亲戚朋友帮忙推销，但最终也只卖出去几本，收入甚至买不起一张回到北海道的火车票。这次失败迫使安部公房重新反思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意识到文学不仅仅是自我内心的抒发，更重要的是与他人沟通的通道，而“打通通道是有诀窍的。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是不行的，必须从对方的角度出发。”此时的安部公房绝不认同曲高和寡式的孤芳自赏，文学最重要的是让别人理解自己，而不是自顾自地自说自话。从此，安部公房放弃了诗作的尝试，而是采用更易接受的小说、戏剧等形式，通过幽默和现代主义风格的譬喻建立起与他人的连接，这或许是小岛秀夫的《死亡搁浅》从安部公房那里受益最大的地方。
痛定思痛的安部公房在1948年出版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道路尽头的标志》，彼时安部公房经由老师阿部六郎的介绍，加入了花田清辉、埴谷雄高等人组织的“夜之会”，那里聚集了包含画家、诗人、音乐家在内的各式各样的艺术家，彼此交流不同艺术领域的观念，以求互相理解。花田清辉极为推崇综合艺术的概念，希望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的各个领域能够形成整体从而更加吸引一般民众。这与安部公房将文学视为与他人的通道的想法相当契合，在这样的理念的驱动下，在商业杂志上发表的《道路尽头的标志》中尽管仍然存在着会使小说叙事陷入瘫痪的哲学思辨，但相较于《无名诗集》已经大为收敛。这部长篇采用了三部笔记的形式，由在拒绝一切故乡的流浪之后，成为满洲马贼俘虏的日本青年写下，他在这一过程中与打入其中进行秘密策反工作的中共党员相识，最终追问人类存在的意义。三岛由纪夫认为在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主体和方法的较量，那个青年特有的形而上学热情既热烈又痛快”，安部公房第一次将丧失并拒绝故乡的感受传达给了他人，但对于一般民众而言，距离仍然存在。
1949年随笔《牧神之笛》的发表是安部公房创作历程中的一个巨大转机，它是“对一种表达方式的反思，可以作为对诗歌的告别”，在这之中安部公房重新思考里尔克的世界观，试图摆脱他的阴影。他认为在那之中，有悲伤的事物，但没有悲伤，有爱的事物，但没有爱，有的只是事物而不是真正的人，这些事物不过是一张被翻过来的人的脸，诗歌却要试图把自己翻过来以适应这张脸，从而排除了面向他人的可能性。安部公房认为这样的翻转是不正确的，文学不应该展现内翻的人脸，不应该局限于自我认知的停滞的现实，而是应该将原本的脸展现给对方，从而达成一种理解的可能。缺失了这点，所有的作品都会变成一种悲伤和悲剧性贫乏的诗性表现。安部公房日后回忆起自己这段存在主义的创作，认为那是自己在不了解萨特的情况下，误认为人的意识是先于并且能够解释现实的东西，实际上转向了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于是，在《牧神之笛》后，安部公房彻底放弃了诗歌创作，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为了能够让对方接受作家原本的脸，接受与自己认知不同的现实，引人入胜、幽默风趣、“从对方角度考虑”成为一种必要的策略。
而在思想层面，安部公房转向了对现实的思考。就像在《牧神之笛》中区分内翻的脸和原本的脸那样，在安部公房看来，存在着两种现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部部分(地图)和外部部分(现实)，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区分它们，实际上把它们当作一件事。”在这种混淆下，人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并不是真实的现实，而是被简化为功利标准的私人的内部部分。内翻的脸，实际上是一种故步自封的绝对自我的对于现实的理解。而只有当外部现实发生了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变化时，内外的差异才最终被识别出来。人们就会以某种方式试图回到合一的原始感觉，从而变得精神慌乱，从而建立起真正打破自我与现实认知的边界的可能性，最终抵达一种真正的人际关系与间性的现实。而科幻小说，或者说超现实主义小说，作为改变外部现实最佳的试验场，被安部公房寄予了探寻真正的现实的重任。在这个意义上，安部公房短篇小说创造的巅峰时期与他和科幻关系最密切的时期相一致，绝非一种巧合。
三、在幻想中思考现实——49-62
1949年安部公房发表了第一部带有超现实幻想色彩的短篇小说《蟹甲木》。故事中，主人公古门（common）在一个早春的日子里，偶然在路边踢石子，他的脸却忽然被翻转了过来，似乎有植物从自己腿中展开，他变成了一株植物。而一会儿之后，他就恢复了原样，他最终说服自己相信这一切不过是一次幻觉。一年后，他收到一封奇怪的信，写信者K要求与古门在甘蓝咖啡馆见面。自我暗示的幻觉使他确信，这是他前女友写来的信。在等待的过程中，古门再一次经历了变形，但在他拼命把自己的脸翻回正面朝外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逃出咖啡馆的古门听到“植物是给我们废墟般的心带来调和”的绿化计划广播，对现实感到疲倦的他决定放任自己变成植物。而一个古怪的男人发现了他，并一边叫他蟹甲木一边采集他的枝干，他无意中碰到了古门残存的脸，古门再次变回了人形。回到家的古门再次收到了K的来信，他是那个古怪的男人，自称植物园长。他与古门会面，并以蟹甲木先生称呼他，K邀请古门去到自己的植物园中，那里有许多变成了植物的人，古门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照顾。古门拒绝了K的邀请，并在之后的一天决定杀死K以释放所有变成植物的人。但在最后时刻，古门相信了K所说的这是世界的疾病的托词，屈服于变形。而K则在他的树干上挂上了名牌：“蟹甲木”。
《牧神之笛》中提到的内翻的脸的意象再次出现，并与自我暗示的幻觉密切相关。变形成植物意味着自我封闭，将自身的意识误认为是现实，最终的结果就是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这种误认，一方面来自人自身的惰性，不愿意接纳真正的现实；另一方面则与统治阶级的愚弄有关。古门的数次变形，几乎都与政府的绿化计划有关，军国主义国家机器将意识形态强加于现实之上，妨碍了日本国民对于真正的现实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安部公房由超现实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1951年，安部公房在极端贫穷以至于靠卖血维持生计的同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S·卡尔马氏的犯罪》一经发表即获芥川奖，正式确立了他在文坛上的位置。
故事的主人公卡尔马是火灾保险公司的普通职员，在某日清晨醒来后，他忽然记不起自己的名字了，所有原本写有名字的地方上的名字都凭空消失了，而且他还感到胸膛中莫名的空虚，填进多少食物都无济于事。不久，他就找到了原因，是他的名片偷走了名字，化为人形顶替了他的身份。在无法自证的恐慌感与其胸口俱增的空虚感的驱使下，他去往医院看病，却因为胸腔的负压将杂志中的沙漠风景吸入空虚的心中。在动物园里，骆驼因为他心中的沙漠亲昵地接近他，却也被吸入体内。于是，他被两名彪悍的私人警察以现行犯的名义抓捕并送往法庭，但却因为没有名字而无法宣判。因此他成为了永远的被告，即便在家里也要受到监视，而名片此时带领着一众事物发动了反对人类的革命。最后，在一张广告单和女人体模型的邀请下，他来到一家电影院，被人推入电影屏幕中，成为世界尽头的一堵墙。
在这部小说中，安部公房“尽了最大努力去写废话”，在这背后是安部公房对曾经信仰的理性的反思，他说：“卡尔马很认真地对待自己，通过他的认真，他暴露了这是多么没有意义。我特意安排，让他在勒死自己的时候也能带着一种哲学的表情。”与之相对的，安部公房开始异常关注细节，将与人物相关的细小的、看似不重要的物质事物分类，实际上带有讽刺意味地唤起了对现实世界的感觉。通过意识与理性无法抵达的现实，在纷杂的物质中有可能实现。这构成了对安部公房存在主义时期意识先于物质的观念的唯物论式的颠倒，故事中的领带、名片、服装等物质正在计划对人类进行一场“恢复主体”的革命，最终卡尔马变成一堵生长的墙，实现了“从死的有机物到活的无机物”的变形。
变形作为一种意象作为一种共产主义式的隐喻，频繁出现在安部公房这一时期的创作中。《红茧》中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变成茧，他因此得到了一个家，却也因此失去了自我。《洪水》中人类变成了液体，引发了第二次洪水。这些液体人随后淹没并破坏了诺亚方舟，从而将人类和所有动物从地球表面抹去。《棒》中人变成棒、《手》中鸽子变成子弹、《水中都市》人变成鱼。变形，改变的是对现实的感知，而不是现实本身。安部公房笔下的变形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被统治阶级愚弄的自我封闭，将自我的意识误认为是现实；另一种则是由于外部现实的改变，自身意识无法将外部现实纳入其中，因而产生了窥见真正的现实的可能性。安部公房对变形的态度是复杂的，因为这两种变形的倾向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解放和异化是作为压迫的反作用与反抗而产生的，变形既可能使人变得疏远又可能使其得到解放，这在《洪水》中表现的尤其突出，无产阶级的液化最初是因为极度的疲惫，但转变成的洪水却具有颠覆性的力量，最终遏制了意识的惯性，例外成为规则，虚幻成为真实，非自然成为自然，自然成为超自然。这也就是安部公房热衷变形主题的核心，变形是对现实的日常看法被颠覆的时刻，秩序只是强加于经验之上的东西，逻辑与理性只是无法理解“现实”的抽象概念。
即便是安部公房在这一时期所书写的不涉及变形的幻想故事，其内核也指向了对于某一既定认知与现实的颠覆。比如1955年《盲肠》写了为克服粮食危机，将羊肠移植到人类身上，从而创造出“食草人”的故事；1956年《反对食用人肉的请愿团和三个绅士》描写了一个食人制度化的反乌托邦，权贵统治下的社会并不将食人看作野蛮与非理性的行为；1957年《铅之卵》中八十万年后的未来人发现了一个来自1987年的休眠仓，双方都因为长相的巨大差异而感到诧异，未来人的皮肤是绿色的，像人一样直立，似乎通过脸上的小孔吹口哨进行交流，宛若一株仙人掌。原来是之前发生了大饥荒，有人将叶绿体移植到体内，他们拥有了极长的生命，但除了赌博什么都不做。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吃变成了一个忌讳的词汇，而饥肠辘辘的古代人因为违反了这项规定而被放逐到了奴隶之城，在那里他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人类，他们说他们才是现代人，只是绿色人贬称他们为奴隶。古代人陷入混乱之中，他不知道究竟谁才是自己真正的后代。在这三个与最日常的食物息息相关的故事中，安部公房不断地挑战着读者对于现实的认知，最终引发出如古代人一般的疑问，究竟何种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就像安部公房所说的：“幻想总是对公认秩序的一种破坏，是对一成不变的日常法则中不可容许的一种干扰。”
而安部公房对于现实的颠覆的集大成之作是1958年的《第四间冰期》，在这部被誉为是日本第一部硬科幻的小说中，苏联率先开发出可以预测未来的计算机，莫斯科1号与2号，准确地预言了天气和经济发展，并最终预言“未来将是共产主义世界”。而日本技术研究所的胜见博士受到苏联的启发，开发出了日本版的预言机器，但无论是赞助这项研究的政府委员会还是胜见本人都因为害怕它可能揭示什么样的未来而不敢打开机器。作为妥协与测试，他们决定用它来预测一个随机选择的人的未来，而不是社会的未来。但在这一过程中，这个随机选择的人却在神秘的情况下被谋杀了，胜见为了找出犯人，再次启动预言机器将死者数据化从而成功地看到了男子生前的“记忆”。这场谋杀与一个秘密组织有关，该组织一直在秘密使用这台预言机器来预测世界的未来，而它所描绘的未来与胜见所担心的一样可怕。计算机预测了一个海平面上升淹没所有大陆的世界，一种全新的水下呼吸人类种族在海底生活。而那个神秘组织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保证人类的延续，正在秘密地将流产的胎儿放在玻璃罐中饲养以将其改造成“水生人”。胜见的妻子被神秘组织欺骗，被迫堕胎，他们未出生的孩子被送到工厂转化成了水生人。随着调查的深入，胜见发现这起阴谋的策划者正是预言机器本身，组织用胜见的人格给它编程以至其产生出了自我意识并克隆出了第二个胜见。胜见拒绝接受电脑的预测，并计划终止水生人的培养，即便这意味着杀死他自己的儿子。而故事的最后，胜见的计划暴露，预言机器准备杀死胜见以保护它的计划。
之所以称《第四间冰期》为颠覆现实的集大成，在于此前安部公房的幻想故事虽然也致力于表明人们认知的现实的不可靠性，但大多通过认同一个异常的事件或迥异于现在的未来来说明这一点，实际上是将另一种不同于现实的现实认定为现实来达到对现实的颠覆。换句话来说就是安部公房在两个现实中选择了不同于既有认知的那个现实。但在《第四间冰期》中，安部公房放弃了这种选择，在《铅之卵》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不再追问“究竟何种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转向了一种对真正的现实的不可知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认同还是简单地反对某种现实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反对某种现实的同时其实已经规定了另一种现实的框架，实际上并没有逃脱出以认知强行规范现实的陷阱。正是因此，在《第四间冰期》中，无论是推动未来实现的预言机器与神秘组织，还是在反对未来预言的胜见，他们逻辑的底层是一致的，赞成或反对未来的前提是相信某种现实的延续性，赞成是因为未来符合他们认知的静止的现实的延续，而反对则是因为未来不符合这种延续，二者的区别只在于立场，而非对现实的看法。
在安部公房看来，以既有的现实的观念去评判未来既愚蠢又傲慢，他曾强烈反对别人称赞他的作品具有预言性，认为那是对一部科幻作品最大的贬低。从当下经验的角度来评判未来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还是危险的，那样的未来不是未来，而只是静止的日常秩序的延续，真正的未来出现在断裂的另一边，超越了日常价值判断与既有的现实。对于这样的未来，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努力维持自己的现实观念不被日常所限定，以不封闭的姿态防止当下对其的阻碍，并等待其的到来。
四、在都市中寻找身份——62-73
随着《第四间冰期》对现实的彻底颠覆，安部公房也彻底切断了描写未来的可能性，从而将目光投向了日常价值更加根深蒂固的当下。安部公房的创作在六十年代迎来了又一次转型，从此远离了通常意义上的科幻。
彼时的日本经济进入了高度增长期，城市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社会趋于稳定，日常的统治得到了绝对的加强，此时的安部公房意识到无论是设想另一种替代的现实还是揭示未来与当下现实的不延续性，都无法再像五十年代那样唤起人们对日常的拒斥。文学可以超越时间，但文学的效果在不同的时代是不同的，就我而言，我会被安部公房的作品所吸引，但如果没有安部公房本人的访谈与他人的研究，长期生活在日常统治下的我已经很难自发地感受到安部公房科幻小说中对于日常的那种警惕与抗拒了。或许因此，安部公房在六十年代几乎完全放弃了科幻小说的创作，转向了对都市中的失踪者的描述，失踪者作为日常的更贴近的例外，是打通安部公房与读者之间关于现实与日常观念的更切近的通路。
1962年出版的《砂女》或许是安部公房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小说中中学老师仁木顺平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在沙丘采集昆虫标本，却由于沙丘村落缺乏劳动力被诱拐并囚禁到沙穴中，被迫与一位寡妇生活在一起。每天从事着单调乏味的清沙工作，仁木多次尝试逃跑却未能成功，他的逃亡意志被沙穴生活一点点磨灭，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尝试，他利用乌鸦向外界传递求救信号，种种的努力让他偶然间发明了一种储水装置，这一转折让他对世界、生活以及自我产生了新的认识。故事的最后，与他一起生活的寡妇因为宫外孕被村民抬出沙穴，仁木趁机也从沙穴中逃出，但此时他却放弃了逃跑的念头，因为他渴望将自己发明的储水装置的事告诉村民。小说的结尾，法院因为仁木顺平的长期失踪而宣布其死亡。
在《砂女》中，安部公房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意象，主动的失踪者出现了。仁木成为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隐喻。一开始他对各种证书感到厌倦，这是对都市中依靠外部力量证明自身存在的质疑，于是他渴望找到稀有昆虫，通过为物种命名将自身的存在永远留存下去。这是他找寻自我身份的第一阶段，虽然突破了短暂的都市证件式的身份证明，但终究还是依赖外物证明自身。而被诱骗进入沙穴后，经历了周围环境的绝望，仁木的身份找寻进入了第二阶段，通过拒绝另一种身份，在一次次逃离中确认着自己的身份，通过拒绝外物证明自身。而经历过沙穴中的生活，在一次次的清沙和与自然的抗争中，仁木走向了自我身份的最后一个阶段。他本可以逃离沙穴，但却因为想与村民分享储水装置而选择了留下，这看似回到了第一阶段的依赖外物，但实际上储水装置不过是一个借口，经由此仁木意识到自我身份的变动性，证书中蕴含的是人将自身身份化为静止的倾向，而沙穴中的生活实际上打破了这种身份的静止，展现出我们所使用的固定概念与人及其他事物的真实本质之间的差异，赋予了人突破静止的身份与现实的可能性。
1964年出版的《他人的脸》采用了一位旁白者撰写的三本笔记的形式，故事的叙述者是一名科学家，他的脸在一次实验室事故中留下了可怕的伤疤，因此被社会抛弃并与妻子疏远。因此他决定发挥他的科学才能来建造一张新的脸，一个与真实的脸难以区分的乳胶面具。戴上面具后的他无论是从外貌还是精神上都仿佛受到面具的控制而变了一个人。于是他伪装成一个陌生人，并试图与他的妻子重建关系。但扮演自己妻子的不正当情人的角色并不像是重逢，他对妻子的不忠感到愤怒，因而写下了这三本日记作为事件的记录，既是为了坦白自己的欺骗行为，也是为了谴责她的不忠。他以陌生人的身份安排了与她的最后一次约会，并将面具和笔记放在约会的地点，他希望点明真相后两个人的关系能够回归正常。而妻子最后留下的书信表明，她其实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伪装，她只是假装被愚弄了，她以为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假装欺骗对方从而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又保持自我。她没想到他从未察觉，甚至不承认面具是一种虚构，于是离开了。故事的最后，妻子的指责刺痛了男人，他重新戴上面具解开手枪，等待着女人的脚步声接近他的藏身之处。
与《砂女》一样，《他人的脸》同样表达了对变动的身份的探寻。男人通过面具获得新的身份，但又担心被新的身份反噬因而最终选择坦白，希望以此能够杀死面具所代表的新的身份。妻子的信构成了这部小说最核心的内容，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本真性的身份，也不必去追寻，丈夫想要揭示真相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一个可能性的身份的背叛，重新退回到那个已有的所谓原本的身份之中。而妻子则选择了真实与虚拟之间的道路，不追求所谓真实的身份，也不对虚拟的身份信以为真，知道其虚拟才能永远拒绝将身份真正固定下来。
1967年的《燃烧的地图》也是对既有身份的逃离。在其中，一个私人调查所人事调查部的侦探被雇佣来寻找一个女人失踪的丈夫，侦探为了搜集调查资料去了好几次委托人那里，但她只拿出火柴盒等敷衍了事的材料，一幅不愿意合作的态度。侦探拿着火柴盒来到与之相关的咖啡店，却发现委托人的弟弟似乎一直在跟踪自己。侦探对委托调查本身产生了怀疑，认为这可能是为了进一步隐藏失踪者行踪的手段。后来侦探从委托人那里得知弟弟有一本失踪者的日记，但在拿到之前，弟弟在黑道争斗中被杀害了。侦探又见到了失踪者公司的下属并得到了新的线索，失踪者的爱好是拍摄女性裸照，下属还给侦探看了失踪者失踪前拍的照片。但后来下属又向侦探坦白那只是个谎言，还坚称自己见过失踪者，但侦探没有听，结果下属因此上吊自杀。备受打击的侦探辞去了工作，在路上遭到袭击，受伤的他的记忆开始模糊，他似乎想起自己就是那个失踪的丈夫，他用公用电话给妻子打电话，但当她来接他时，他只是躲在附近巷子里的一个藏身之处看着她。最后，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想迅速逃到自由的世界里，把自己藏起来。
小说中侦探与委托人等人形成了一组对比，无论是妻子还是下属，他们参与调查的目的并不是找到失踪者本人，而是借由此证明自身的存在，妻子模糊的线索实际上维持了与侦探的定期接触，不断提供线索的过程也是她们确定自身身份的过程。而最后侦探选择了逃离，就像安部公房说的：“从消失的一方来说是逃亡，从留下的一方来看是失踪。”都市中的失踪被转化成了主动的逃离，成为抵抗都市日常逻辑与固定身份的手段。
1973年的《箱男》讲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住在街上的一个箱子里的故事，他不受其他人的关注和打扰。但当他痴迷于一个试图引诱他离开他的箱子的庇护所护士时，他的孤独被打乱了。在那之后，经历了出卖箱子与真假箱男等事件，在一个超现实的结局中，护士似乎和他一起进入了箱子里，他们在医院里过了两个月左右的赤身裸体的生活，为了防止她逃跑出入口都被木板封住了，但最终她还是神秘地穿着衣服离开了上锁的房间。而原来是房间的空间变成了迷宫，越是挣扎，里面的结构就越纠结。
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娜拉走后怎样”式的小说，以《砂女》为代表的失踪三部曲描述了都市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失踪的，而《箱男》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描写已经完成失踪的人的处境，成为箱男的人放弃了原有的身份因而也不奢望理解，于是在叙事中夹杂着不知所谓的肖邦的故事、贝壳的梦，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讲述中，现实的边界被模糊了。就像《他人的脸》中妻子所说的，真实与虚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信以为真。于是《箱男》运用了大量的新闻、笔记拼接，前后矛盾真假难辨的叙述造成一种混乱，这意味着安部公房写作的又一次转折。在此前，安部公房尽管提醒读者现实的不确定性，但在叙事层面上仍然是连贯统一的，而经由《箱男》开启的最后期的作品打破了叙事层面的连贯性，在元小说的层面提醒读者，即便是提醒你现实的不确定性的小说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安部公房最后期的小说开始变得难以理解，在纷杂中消解一切。
五、在纷杂中消解一切——78-93
1978年《密会》的故事以男人与马在黎明前的会面开始，马交给男人六盘卡带，并请他对磁带上的人进行调查，并将结果记录在笔记本上。而当男人第一次听磁带后，他才意识到调查的对象是他自己。一个夏天的清晨，一辆救护车忽然带走了男人的妻子，男人追踪救护车来到了一家医院，守夜人似乎见过男人的妻子，并称值班医生喜欢别人的妻子。于是他跟踪医生回到一个废弃的住宅区，他发现医生在那里听着医院的监听磁带自慰，于是二人扭打在一起，这导致医生从二楼摔下昏迷。医院的一组高级工作人员赶到，把叙述者和失去知觉的医生拖走了。在那里他见到了医院的副院长和安全主任，他们给了他使用监听设备的权限，但男人仍然没有自己妻子的线索。在搜索过程中，男人通过窥视孔看到了副院长的实验，他试图将值班医生的神经系统与自己相连以治愈自己的阳痿，但这次实验并没有成功。而就在同时，安全主任被秘书所谋杀以报复他五年前的奸污。副院长截断安全主任的下半身将其与自己相连，因为这样的造型就像半人马，于是副院长开始以马自称。在找寻妻子的过程中，男人见到了种种奇怪的病人，安全主任的女儿患有骨头溶解的病症，在医院扭曲的环境中长大。小说的结尾，医院周年纪念日举办了一场高潮比赛，男人看到一位参赛选手疑似自己的妻子，男人无法忍受这种疯狂的性派对，救出病入膏肓的溶骨症少女颓然离去，消失在医院黑暗的地底深处。
尽管对于故事的梳理似乎可以明确一个事件发生的顺序，但在原文中，一开始就有两个独立的叙述同时进行，一方面男人不断地听着卡带中的声音寻找妻子，另一方面时间又在不断推进，更多的声音被录制进卡带，最终男人发现自己根本跟不上卡带产生的速度，在两种时间中迷失。而卡带中的声音也呈现出一片复杂的混乱，喘息声、窃笑声、撕纸声、完全走调的口哨，这些声音无法理解且不连贯。而在空间关系上，男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厘清迷宫般的医院的道路，每个房间都像一系列分散的孤立的点。在这三重迷失中，《密会》实际上打破了安部公房先前作品所维持的那种微妙的平衡，迷失或失踪曾经既是破坏性的又是创造性的，而到了《密会》中，迷失就是迷失，一切都过于杂乱以至于很难再将迷失视作某种威胁或承诺，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安部公房最为彻底，但也最为悲观的作品。此前的作品在提醒读者现实的不确定性的同时还许诺了读者认清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心灵的宁静与慰藉，而到了最晚期，安部公房甚至连许诺的确定性都放弃了，现实是不确定的，但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会好吗，不知道。
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安部公房的作品似乎在刻意拒绝阐释，拒绝被某一主题所规定。大量与叙述无关的但又似乎具有深意的细节杂乱地排布在小说中，从每一个点出发都可以发散出大量的解读，但似乎又没有一处能够触及小说的根本。因此接下来的两部小说中，我们只大致介绍一下主要情节，仅就标题简述一下我的想法。
在1984年的《樱花号方舟》中，一个外号为鼹鼠的男人，倾尽所有的智慧和精力将自己唯一的容身之地——一个荒废的地下矿坑，改造成为了与外界隔绝并具有抵御外敌入侵功能的军事要塞。鼹鼠花费数年的精力储备各种生存所必须的食物和物品，幻想着终有一日世界毁灭，自己能带领由自己精心挑选的海员存活下来，并担负起再度创世的重任。鼹鼠每月一次从地下居所前往城镇购买各种物品，并招募具有幸存资格的成员。一天，他在一个展销会上被一种名为时钟虫的甲虫所吸引，视之为对人类宿命的启示般的存在，由此决定招募昆虫贩子为海员。与此同时，一对专门在展览会上做托儿的男女盯上了鼹鼠，并偷偷地潜入了他的方舟。另一方面，鼹鼠血缘上的父亲猪突，带领着扫帚队也对方舟发起了进攻。扫帚队由村镇中的老人们结集而成，打着清洁城市、净化心灵的口号，每天深夜身穿深蓝色制服、高唱着昔日的军歌打扫街道，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在于强占他人的住所和追逐女高中生。于是，围绕着方舟领导权的争夺、对抗扫帚队的入侵、如何确保方舟的资源供应等问题，鼹鼠等人陷入了一场胶着的战斗。最终，方舟未能启航就毁灭了。
1991年的《袋鼠笔记》是安部公房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主人公的公司中每个员工都被要求每月提出两次产品创意，而他什么都想不出来。于是他随手写下了“袋鼠笔记”的创意，但当他的想法被选中，经理亲自来见他讨论产品细节时，他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前言不搭后语。在与经理的紧张讨论后，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小腿上开始长出胡萝卜，在就诊的医院被医生绑在自行式病床上，开始了一场前往地狱的超现实之旅。为了在旅途中生存，男人吃了这些萝卜，在旅途中他遇到了一系列比有袋类动物更奇特的奇怪生物，比如吸血鬼护士、妖精孩子、杀手脊椎按摩师，甚至他去世多年的母亲。男人的奇异旅程在一辆驶来的火车撞上他的床时结束了，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孩。故事最后以一篇报纸文章的节选结尾，在一个废弃的火车站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男子尸体。
之所以要在意两部书的标题，是因为在其中发生了转变，《樱花号方舟》的名字来自鼹鼠对托儿的一句话，如果他死了就任命托儿为船长，日语中樱花有托儿的意思，因而称为樱花号方舟。这与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是相合的，樱花所代表的虚构与欺骗是现实不确定性的隐喻。而到了《袋鼠笔记》中，袋鼠笔记仅仅是主人公随手写下的一个创意，与奇异旅程之间并没有太多关系，由此也消解了小说标题的意义，文章不再能够被标题所命名，一切都不需要一个意义。就像小说中所说的：“活着就是活着，没有什么目的。因为不想死，所以活着而已。”这实际上构成了对安部公房最早期存在主义的回应，不必也不应该赋予生命与现实以意义，否则就是一种对其的限定，只有在没有意义中，真正的意义才能得以呈现。
1993年1月22日，安部公房死于急性心力衰竭，人们在他的书房的文字处理机中发现了两部未完成的作品，《会飞的男人》和《鼹鼠日记》，这或许是对安部公房后期核心思想最好的隐喻，对于固定现实抗拒的永远未完成。
六、安部公房的科幻观念
在最后这一部分中，我们将简要介绍安部公房在《科幻小说的繁荣》(1962)与《科幻小说，这个无法命名的东西》(1966)中所阐发的对于科幻的看法，以此表明安部公房后期的创作并没有脱离其科幻观。在《科幻小说的繁荣》中，安部公房认为科幻小说的基础就在于其伪科学精神，科幻小说决不能执著于科学的严谨性，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规则体系，与日常生活中的现有规则完全不同。由此安部公房将科幻小说转换为假设文学，与之相对的日常只是没有假设的思考，即便存在假设也只是顽固地依附于现实，那些一味追求科学严谨性的小说就属于这一类。而真正的科幻小说，势必引入一个新的假设，从而让日常生活变得不稳定而呈现出新形式，从而撼动我们的意识。鬼故事作家写的鬼故事相信自己有鬼，而科幻小说作家写鬼故事时不相信自己有鬼，这就是科幻小说的根基所在。如果你不打算打破日常逻辑，那么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引入假设，也就没有写科幻的必要。
而在《科幻小说，这个无法命名的东西》中，安部公房引用了托马斯·曼的一段话，在狮子还没有被命名前，它是像恶魔一样令人恐惧的超自然生物，但一旦它被命名为“狮子”，那么它就变成了可以被人类战胜的野生动物。科幻曾经扎根于对未命名事物的追求，但最近已经越来越站到命名事物的一边，因此他呼吁科幻重返未命名，重返在前文中所论述过的假设文学，重新确立起对日常现实的反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安部公房后期的写作不仅没有背离科幻精神，反而是对反抗日常的一以贯之的落实。在安部公房看来，只要是打破日常逻辑的假设，都可以被视为科幻精神的延续。这样的科幻观念即便放在当时的美国，在新浪潮尚未出现的年代，都可能因为太过于偏离科学而遭到拒斥，更不用说在科幻刚刚起步的日本。对于日常逻辑的打破要求安部公房不可能信任既有的科学，而在不断地设立假设的过程中，奇幻与科幻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了。这种过于前卫的科幻观念或许是安部公房在科幻界长期受到忽视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