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硕士文凭换得的那份编辑工作终于一去不复返——原因是副主编在卫生间马桶上性侵了她。自那以后,她对人类的手患上了严重的恐惧症,生着汗毛的、不安分的手,指甲缝里总藏匿着洗不净的污垢,狼蛛似的爬行游弋。她急匆匆地打包行李,把猫和咖啡机送了人,狼狈地钻进回老家的高铁车厢里。
父母对她也谈不上欢迎。失业本身,和失业的过程,算是双重的耻辱。所幸她平日也只是憋在自己的房间里写简历、投简历,或者看些电视剧,大部分时候都能与他们维持表面的和平——吃饭时除外。
通常是这样的过程:母亲在厨房尖声喊她的全名,反复几次,而后父亲推开她房间的门,催她去上桌。她不情不愿地摘下耳机,趿拉着拖鞋走出去,再陷进饭桌旁的椅子里。母亲煞有介事地把汤端到桌子中央,和父亲一同落座,搓搓手、动动筷子,而后开始唠叨,话题包括但不限于红楼梦、流俗的心理学、亲戚或同事的琐事。但无论如何天花乱坠,终点总是同一个:她该嫁人了。
“读书是为了找好的工作,结婚是为了有好的生活,不矛盾呀,”母亲又开始滔滔不绝,“你看我们为你操了多少心……”
她拧着自己的双手,咬咬嘴唇,挤出几个字:“我真该去告那家伙。”
“你想告谁?”父亲话刚出口便明白了,“哪来的证据呢?又何苦再找这个麻烦?”
她忿忿地低下头,盯着碗里冷却的米饭,把手掐到出血。
相亲是一门庞杂的产业,牵涉到人员配给、礼仪规范、消费场所、信息差等等。她终于开始淌这趟浑水,权当是给父母交房租,哄着他们留自己暂住。
第一个男人是连锁餐饮店的店主,常年在上海,手指上套着金指环,相貌和行为都堪称豪迈——不时对着服务生吆五喝六,扬起浓眉,催着上菜,而后又自顾自地打量餐厅的装潢,咕哝道:“这块屏风倒是不错……”
他们边吃边交换信息,临近末尾,对方握着筷子评论道,“您确实是个不错的人,只是有一点可惜了。”
“不不不,”对方急忙仰起身,摆摆手, “绝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年岁略有些——”
第二个男人是本地文化局的公务员,食指和中指总习惯性地摆出夹着烟的动作。他先是曲意逢迎地称赞了她的专业,而后以光明磊落的语气介绍自己的工作、家庭和教育背景,甚至郑重其事地强调:“我家那辆沃尔沃虽是二手的,质量绝对没问题。”
“好的,好的,”她忍着笑咽下一口柠檬水,“您没必要搞得像接见领导一样。”
第三个和第四个她已记不太清,好像都是互联网大厂中比较边缘的员工,临时回家被催着相亲。第五个是她的冤家。
那家西餐厅贵得近乎奢侈,灯光暗淡,客人不多。她努力让自己的高跟鞋迈得沉稳些,走到桌旁,瞥见一支玫瑰花。深红,略显干瘪,颇有几分美人迟暮的样态。
“你的?”她问对面那副面孔——还和记忆中一样瘦,有种奇异的无辜。
“这花吗?”他环顾四周,“不是我的,其他桌子上也有,应该是店家的。”
她坐下,抵着靠背,不去和他对视。两人默契地沉默片刻。
“项目裁员了,有竞业,暂时不好找下家,先回来。”他没头没尾地回答。
瓷器一般锃亮的服务生端着餐盘走来。前菜,冷牛肉、沙拉之类的。她报复似的拿起刀叉来回扒拉,仿佛受不了灯光和烛火的昏暗,要自己敲打出星火。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我们回不去了。’”她低声说。
“怎么又是《半生缘》?”他笑道,带着她也扬起嘴角,“记得你们几个女生把书藏在抽屉底层,老师转过身的时候就偷偷传。班主任来搜查也没找到。”
“还是你好。”她像个货比三家的主妇般评论道,随后举起高脚杯,灌下一大口红酒,“北大怎么样?”
“谁让你考那么高的?”她哂笑道,“所以你接下来打算去哪,深圳?北京?”
主菜来了,沉重的餐盘盛着牛排。服务生颇为周全地介绍了些相关知识:一代牛到四代牛的区别、饲养方法、牛排肉等级划分等等。两人似懂非懂地点着头,而后开始大快朵颐。
“至少收入还算可以?如果不急着买房的话,生活质量也不会太糟。”
“呃,”她一时语塞,而后试图转移话题,“其实我更在意的是,能见到你。”
“对,”她又咽下一口酒,“如果你是女的,咱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他讪讪地埋下头,扮出认真切割一块肉的模样。他的指节很长,握着刀时像在操作什么精密的仪器。
“我还有好多事想做,读写书、去些新地方,”她似乎在对看不见的第三个人说话,“许多事一直没做。”
莫名的郁愤从喉头冒出,伴随着酒精带来的刺痛,“你说,”她皱着眉,努力对抗酒力,“假如我为你生了孩子,一个女儿,你又打算怎么对她?”
“不清楚,”他张开手,作投降状,“我可能愧对她。”
“这就是问题所在呀,”她用叉子敲了敲桌沿,忽然间又泄了气,像个使性子的小孩对自己的软弱投降,“你能……等我吗?说不定以后还能见面。就当是订了一桌菜,不知什么时候来。”
“很难,你我各有各的事——我会记得一些事,比如你在你在晚自习上睡得很香,比如你替我写的那半篇作文,还有那次国庆……”
“好吧,”他伸手去取那瓶红酒,缓慢平稳地为自己倒上一大杯,石榴红,波涛汹涌,“那就,劝君更进一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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