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基扬年科与斯特鲁伽茨基的乌托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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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是冰冷的玩具》是俄罗斯作家卢基扬年科于1997年创作的科幻小说，是其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然而在俄罗斯的特定读者群体中，这部小说却引发了相当的争议，甚至有读者直言：“我不能原谅他拿走并毁掉了我们童年的一个美好、甜蜜的童话故事。”这个被毁掉的童话故事正是俄罗斯科幻文学泰斗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乌托邦，正午世界。在《星星是冰冷的玩具》中，卢基扬年科构想了一个酷似正午世界的几何学家星球并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抨击，这几乎成为一种公开的宣战。但另一方面卢基扬年科又坦言自己深受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影响，希望成为其文学信念的追随者与继承人。那么卢基扬年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继承了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乌托邦构想，又是什么导致了二者对于这一相似社会的根本分歧？大家好，我是阿二，欢迎收看科幻解毒第七期，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简要概述《星星是冰冷的玩具》的故事情节，探究几何学家与正午世界的异同之处，最终说明二者的差异不仅仅是两位作家之间的争论，更是苏俄两代知识分子在教育理念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深层分歧。
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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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基扬年科将《星星是冰冷的玩具》称为一部非标准的太空歌剧，故事开始于俄罗斯飞行员彼得·赫鲁莫夫的一次超空间跳跃返航，一只名叫卡列尔的计数器偷偷搭乘飞船来到地球。他声称自己有对人类生死存亡至关重要的信息要传达给彼得的祖父，地球与银河委员会首次接触式谈判的参与者，安德烈。银河委员会被强大种族所统治，人类等弱小种族被各自分配了最适合的狭窄专业以服务他们。而数日前，骁勇善战的阿拉里在宇宙中俘获了一个未知文明的侦察舰，这成为弱小种族改变地位的一次机会。死去的驾驶员来自大陆被改造成规则形状的几何学家星球，具有与人类极为相似的生理构造，他凭一己之力就摧毁了四十多艘阿拉里族战舰。为防止人类被委员会视为威胁而被消灭，彼得等人代表人类与计数器、阿拉里、库阿里库阿秘密组成了弱小种族联盟。库阿里库阿与彼得共生并将其伪装成死去的几何学家驾驶员尼克，潜入到几何学家星球之中。那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孩子们由导师培养长大，其发展目标在于为其他文明带来友谊。彼得发现在这个世界中没有自由，所有个人的自我表达都受到压制，因而他被视为异端而关入疗养院，好在最终在库阿里库阿的帮助下得以顺利逃出几何学家星球。在逃走之前，他从尼克的导师的口中得知，几何学家正在躲避暗影世界的侵扰。回到弱小种族联盟后，大家在是否要与几何学家结盟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彼得决定前往银河系中心调查暗影世界。在那里众人发现了门，踏入其中的人会被传送到在潜意识层面的星球并使其永生。但库阿里库阿告诉彼得，委员会已经决定摧毁地球，拯救地球的最后手段就是使其加入暗影，为了进入暗影，地球必须接受门的种子，种下种子的人必须真心想要加入暗影。彼得费劲千辛万苦拿到了种子，但尼克残存的意识却控制着他带走种子并将几何学家的世界引入暗影，万念俱灰的彼得发现种子发生了分裂，而那颗种子属于库阿里库阿。彼得等人并不能真正接受这种由潜意识决定的自由，因而暗影也不会接纳人类。故事的最后，彼得与强大种族谈判，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如实汇报，最终使他们放弃了毁灭地球的想法，而人类也将成为强大种族的一员。
异同之处
熟悉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科幻小说的读者不难发现几何学家与正午世界的相似性。正午世界是《正午：22世纪》、《神仙难为》、《蚁巢里的甲虫》等小说所共同构成的虚构宇宙，在这个世界中人类有能力进行近乎瞬时的星际旅行；其主要管理机构是由最杰出的科学家、历史学家等专家组成的世界理事会；孩子们由专业的教师抚养长大，教师将在每个孩子身上发现最有利于其个人发展与造福社会的才能，这些特征无一例外地都出现在了《星星是冰冷的玩具》中，构成几何学家世界的框架。在《星星是冰冷的玩具》中，对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作品的致敬随处可见，比如尼克与《蚁巢里的甲虫》中的列夫·阿尔巴金都被赋予了内在的“外星属性”，甚至就连他们写下的诗句的都大同小异。再比如彼得将番茄泥误认成学生的血的桥段与《神仙难为》中安东手上的草莓汁被误认是血液的情节如出一辙。事实上，就连暗影与几何学家的对立也可以在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创作中找到原型，在他们1985年创作的《浪起风平》中，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描绘了智能生物的进化路径：任何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在抵达与生命完整性达到最大和谐的个人状态后将面临两种截然相反的可能性，它可以停下来转向绝对的自我，不再关注外部世界而追求内心的平静；或是走上有计划并且受控的二级进化之路，也就是通向单一世界的道路。在那里，一滴水就是整个海洋，每个个体都是整个文明社会的缩影，新个体由生理学家、工程师、教育家、哲学家等联手创造，这是它们最光荣的事业。暗影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几何学家对秩序与同化的渴望，成为这两种进化可能性的具体而微的推演。
但遗憾的是，在推演的过程中，卢基扬年科只是将正午世界的所有外部属性转移到了自己的作品中，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属性在本质上服务于这个社会的主导道德标准，即绝对的人道主义与至高的人性化，甚至反而引入了许多完全不符合这个道德标准的怪诞元素，比如禁酒与身体接触的禁忌。结果就是，推演变成了诽谤，对话变成了独白，几何学家只在表面上与正午世界相似，是后者的一个扭曲的倒影。卢基扬年科曾坦言几何学家的世界是对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教育理念与正午世界的有意识的论战，他不喜欢他们笔下的教育体系，不喜欢导师制度与寄宿学校的构想，但卢基扬年科借彼得之口表达的抗议却是情绪化与冲动的，他并没有真正切入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教育体系内部来表达不同的意见，恰恰相反，在他重构的故事中，卢基扬年科选择诉诸感性而非事实，在《星星是冰冷的玩具》中构成对乌托邦批判的是一系列天然会调动读者厌恶情绪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不仅在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正午世界中从未出现，更是与其人道主义精神截然相悖。在这之中最突出的就是退化使者，卢基扬年科赋予几何学家崇尚友谊的道德理想，却将其中的人道主义观念抽离，将其扭曲成帝国主义的形式，退化使者为了迫使他们遇到的所有文明都接受几何学家的友谊甚至不惜降低其他文明发展水平，这已经很难称之为友谊，而是一种建立在对其他文明的个性的忽视之上的冷冰冰的支配。在正午世界中，进化使者并不会将自己文化的道德准则强加到其他文明之上，恰恰相反，他们必须偏离正午世界的价值判断以感知目标文明的道德和伦理，甚至可以为此付出心理创伤的代价。卢基扬年科将对个性的压制悄然混进善意和普遍的友谊和爱的幕后，从而将其转化成了一种令人生厌的伪善。同样的对于个性的压制还出现在导师对尼克的教育的过程中，导师不顾尼克的热爱在很小的年纪就强迫他放弃诗歌，这似乎符合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对教师发现和发展孩子的主要才能的任务的表述，但就像将友谊扭曲成帝国主义那样，卢基扬年科同样剔除了其中的人道主义理想而将其重塑成封建家长式的权威压迫。在正午世界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才能而不是规划道路，教师的意见只是决定学生未来生活方向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还会有专门的委员会进行审议，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绝对不可能赞成迫使一个孩子放弃诗歌而从事进化使者的行为，这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们可能同意一个孩子在诗歌上没有才能，但绝不会将其视为一种需要纠正的错误来加以禁止，孩子仍然存在专业自决的自由。更何况在其高等教育体系的构想中，将孩子培养成有创造力的人是最为基本的一个要求，《蚁巢里的甲虫》中的列夫身为进化使者同样可以光明正大地书写诗歌。卢基扬年科特别选择了一个被阻止写诗的年轻人作为几何学家世界青年的代表，恰恰就是因为诗歌本身就是创造力的代表，禁止诗歌意味着一个拒绝变动与冲突的世界，意味着一个可以冷漠地将其他文明纳入自身道德准则的故步自封的社会。可以说，卢基扬年科虽然填补了部分正午世界的空白，对其加以细致的推演，试图从里到外地审视，发展这个想法，但却在这一过程中剔除掉了正午世界最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理想，从而实际上站在了正午世界的对立面。
人性分歧
卢基扬年科之所以要剔除掉正午世界的人道主义理想并引入对个性的压制，其原因就在于和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对于人性的看法分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书店的一次讲座中，卢基扬年科梳理了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ZZ和创作观念的演变，在他看来早期的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具有一种近乎天真的乐观主义，而到了《蚁巢里的甲虫》等作品时，他们开始意识到最好的口号与愿望并不总能带来好的结果，而晚期的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则陷入到对于人性的极度失望之中，因而在晚期创作的正午世界故事中，一些秘密机构与特工组织开始出现，乌托邦变得岌岌可危。卢基扬年科认为当代俄罗斯很多作家都沿着晚期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想法进一步创作了正午世界，通过揭示其因为审查机制而隐而未发的观念与未被展示的机制，进一步研究与剖析这个世界。尽管卢基扬年科并没有列出这些作家的名单，但他自己显然就是其中的一员。但问题就是晚年的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真的对人性失望了吗？这一问题的答案正存在于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对于《星星是冰冷的玩具》的评论之中，他称几何学家的世界是“对安东·马卡连柯突然想到按照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蓝图来建设的社会的一个诙谐尝试，这是一个人性被理解成了合理性的世界，伴随着所有随之而来的后果。这是不可能的，人性和合理性不能装在同一个瓶子里，否则人性将不复存在。”苏联教育家安东·马卡连柯最为人诟病之处即在于其试图压制人性并赋予集体对个人过多的权威与压力，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认为几何学家将人性视为对绝对正确的追求实际上贬损了人性。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并没有对人性彻底失望，尽管其中晚期的小说一改以往乐观的基调，几乎放弃了这个乌托邦：“我们很快意识到，正午世界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这是建立在当前人性达不到要求的前提之上的，斯特鲁伽茨基并不是对人性感受到了极度的失望而放弃了乌托邦的设想，而是认为当前人性达不到乌托邦的要求因而必须提升人性。这两种说服尽管十分相似，但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并不涉及人性的提升，而侧重于对于人性的不完美的发掘，乌托邦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构想；而对于后者而言乌托邦是可能的，但只在改善人性这个极其重要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至于当下的人性究竟不完美到何种程度则是无关紧要的。卢基扬年科与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共同点在于，在他们看来人性达不到乌托邦的要求，而区别之处在于斯特鲁伽茨基兄弟选择提升人性而卢基扬年科选择思考人性的不完美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处在过去的斯特鲁伽茨基的正午世界朝向的是未来，而当代的卢基扬年科的几何学家则指向过去。
过去的未来与俄罗斯当代的过去的交点正是苏联解体。正午世界的故事结束于苏联解体之前，彼时GCZY是一个尚未到来的光明未来，苏联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如何通过实践抵达这一未来。而对于卢基扬年科来说，这一未来的承诺已然失效，实践的问题被转化成了反思的问题。如果说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关注的是如何，那么卢基扬年科则需要追问为何，这构成了两者的根本区别。对于斯特鲁伽茨基兄弟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GCZY的实现并不是被抽象地描述为以数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光明力量战胜黑暗的胜利的画面，而是一整套关于各种文化的和谐、和平共处和人性本身的提高的实践方案。1962年，在赫鲁晓夫在艺术展览上引起公众骚乱，并向艺术名人提出了一些严厉的意识形态最后通牒之后，这一实践问题变得愈加迫切。正如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所言，GCZY在知识分子与苏联ZF间的含义出现了裂隙：“对我们来说，GCZY是一个自由和创造性的世界，而对他们来说，GCZY是一个人民普遍迅速而愉快地执行所有指示的社会。”尽管他们无法公开讨论ZZ思想、批评制度，对苏联社会的所有苦难进行彻底的审视，但通过科幻小说，他们实际上可以说出一些关于他们将如何生活、社会的未来将如何组织的事情。就像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并不将自己的小说视为反乌托邦小说那样，其更适宜被称为警示小说，他们创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读者相信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是不好的，而是为了不让这个不和谐的模型在现实中被实施。在这个意义上，消极代表积极，因为有害代表理想。进步使者成为了苏联知识分子的隐喻，其存在的根基是一个非理想化的现实到一个理想化的世界的提升，而这条道路在91年之后不复存在了。对于卢基扬年科来说，过去的一切已成定局，因而彼得在反对几何学家的伪善平等与暗影的绝对自由时更多地是谴责其社会秩序而非试图改变它。对这两个社会的具体分析实际上揭示了当下对社会模式的普遍的循规蹈矩的态度，要么欢迎现有秩序并适应它，要么被动地观察它并异常激烈地拒绝它。但无论如何，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都不会再试图重组世界，结果就是乌托邦中对对现存现实的批评减少了，反乌托邦中的抗议也减少了。就像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所批评的那样，几何世界比正午世界更不可能。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是否可能的问题已经并不是卢基扬年科所要关心的了，对于他来说乌托邦就是乌托邦，而非现实发展的可能阶段，创作反乌托邦故事的目的并不在于让这个不理想的模型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而是让读者意识到自身思维的局限性，从而得以反思。对于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来说，乌托邦是他们的目的，人性只是他们的手段，相较于当下的人性的状况，完美人性的塑造才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卢基扬年科那里，乌托邦成为了手段，人性才是目的，完美人性究竟是什么样子是无关紧要的，而对当下人性的批判与反思才是其反乌托邦创作的重点。 
教育思想
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二者在教育思想上的根本分歧，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教育思想直接服务于其乌托邦理想，他们深知乌托邦的问题在于满足每个人的所有需求并不能使另一个人幸福，普遍幸福并不能保证精神幸福，在一次采访中他们说：“人类活动有社会需要的也有不需要的，有足够的也有不充分的，这对组合创造了快乐与不快乐的人，后者是不合时宜的人，被清结折磨”。在他们不同时期写的完全不同的作品中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即人的幸福与价值的实现有赖于适宜位置的占据，而当下的人性阻碍了他对这一位置的获取，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教育，通过教师在学生身上发掘出最适宜其的位置以使其在创造力和工作中获得最高的乐趣，赋予生命以意义与目的。这样的社会将成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劳动来满足自身与社会的需要，个体的幸福与集体的幸福是一致的。但这实际造成了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斯特鲁伽茨基的教育理想的前提是一个完美的人性的导师的出现，而其目的是培养完美人性的学生，完美人性的导师成为一种机械降神式的存在。而卢基扬年科则放弃了这一假定，赋予了导师以并不完美的人性，从而破碎了个体与集体幸福之间的递进链条，导师甚至会操控学生以使其背离自身的精神幸福而为集体奉献。在这个意义上，卢基扬年科“不喜欢导师制度与寄宿学校的构想”的宣称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他所厌恶的是这两项制度可能存在的对于个体性的压制，无论是导师还是寄宿学校都隐含着对于学生的控制的危险，因为他们对于学生而言是绝对的权威，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没能解决如何避免他们不合理使用权威的问题，而只是简单地将其寄托于导师自身素质与灵魂的高尚，而这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在当前的人性条件下，无约束的权力只会导向压制，因此无论是在直接与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论战的《星星是冰冷的玩具》还是在不那么尖锐的《创世草案》中，卢基扬年科笔下的所有主人公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抵制着任何操纵他们的行为与企图。甚至不仅仅是主人公，就连卢基扬年科本人也在尽可能地避免操控他的读者，在绝大多数他的作品中，卢基扬年科都试图抛出一系列问题而拒绝解答，因而我们能够看到彼得等人在几何学家与暗影中摇摆不定，最终没能加入其中的任何一方。就像视频开头提到的，“他拿走并毁掉了我们童年的一个美好、甜蜜的童话故事”，卢基扬年科不厌其烦地提醒着读者不要相信，这一切仅仅只是个故事而已，甚至化身成一个角色出现在《创世草案》中以打破文学所虚拟的真实性：“让科幻作家相信奇迹，比让JN相信爱情还难”。他不允许读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描述的世界中，而是仅仅将文学理解成现实的一种反映，并且先验地不能以任何方式影响这种现实。在“幻影迷宫”中没有答案，没有现实的万能药方，有的只有怀疑的能力，批判性地分析现实的能力，拒绝盲目崇拜诱人的理想的能力。
现代与后现代
这实际上构成了现代与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分歧。就像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所显示的那样，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教学理想实际上是一种解放的宏大叙事，其源自法国大革命，是人类通过知识的进步而成为自身解放英雄的叙事，是启蒙运动的延续。苏联这一代知识分子错过了自1968年以来在欧美文化中一直进行的对启蒙运动的批评，乌托邦的教育理想并不是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独创，六七十年代的苏联科幻乌托邦相较于二十年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不再热衷于技术的救赎承诺，其目的不再是通过大胆的设计和发明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而是探索科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作用，科学技术成为一种隐喻，转变为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能力的哲学概念，从而将塑造新人的教学项目放在首位。五十年代后期，两种思想训练方式在莫斯科知识分子环境中萌芽，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基 · 谢德罗维茨基所领导的方法论者圈子，他们自认为肩负着改善人类思维的任务，并从斯特鲁伽茨基兄弟那里借来了进步使者的概念。而科幻作家和发明家根里奇·阿奇舒勒则开发了一套促进人类创造力的实用方法。寄宿制学校也出现在叶菲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乔治·古列维奇《我们来自太阳系》等一众小说之中。这些教育乌托邦基于一个共同的信念，通过一些特定的工具和技术可以实现人类认知水平的质的飞跃，经由这样的启蒙，社会将自然而然地步入GCZY社会。而卢基扬年科这一代苏联知识分子已经不再相信这样的宏大叙事，这在两个时代对《来自未来的访客》科幻短剧的不同解读中展现的尤为明显，1985年对于这部短片的评论倾向在于展现其中的乐观乌托邦构想，坚强快乐的人生活在闪闪发光的世界中。而在2016年的一期电视评论中，作家迪奥尼西奥则致力于揭示其中的反乌托邦特质，无休止的军事冲突和无政府状态，甚至人性本身也被扭曲了。这反映出在这一代知识分子那里，希望的视野已经消亡，他们对作为进步最终目标的人类幸福的信念减弱，对进步理念本身的否定，甚至对“未来”概念是否有意义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卢基扬年科反对各种至高无上的ZZ思想和制度权力：人不必改变生活的世界，即使目前的现实远非理想。与其进行伟大的社会实验或激进的改革，不如满足于自己的小世界。这构成了卢基扬年科创作的一个基本情节，精英式的主人公意识到自身的使命是错误的。《创世草案》及其续作《最终草案》并没有为新的后苏联乌托邦提供草稿，而是呈现了在当代后GCZY俄罗斯走入死胡同的乌托邦思想的终稿，揭示出在忠诚和对国家持不同政见之间摇摆不定的矛盾的大众态度，破坏了ZZ乌托邦的共同基础，扰乱了据称无处不在和过于强大的国家理性，主体性与个人行为超越纪律权力、国家成为更加值得追求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卢基扬年科笔下的主人公总是转变成非人式的超人，彼得通过与库阿里库阿共生获得了碾压式的身体素质，《创世草案》中的基里尔变得几乎无所不能，这样的超人不再是前一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通过教育培育的新人，而是一个非人，这反映了由二十世纪人道主义的灾难和知识分子的背叛引发的启蒙意识形态的危机，对进步理论、科学客观性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失望。《星星是冰冷的礼物》展现出苏联科幻经典所体现的现代X梦想已经破灭，卢基扬年科不再试图提出另一个可行的替代社会场景，而是像鲍德里亚在《终结的幻觉》中所说的，“历史、意义和进步不再能够达到它们的逃逸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