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物——这是我在学生时代面对教师“你们能否说出一些氧化物的种类”的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显然,我的回答并没有令教师满意。我并没有得到回应: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我得到的是无视和冷眼。对于我的化学老师而言,这不过是一个想要扰乱课堂秩序的人、一个自作聪明者、一个“并非好学生”的俏皮话。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为了预习这堂课,我提前查找了课本以外的资料。在前一天晚上,我翻出了dioxide这个词。和它相配的分别是carbon和sulphur——对于一个还没学到氧化物的学生而言,这两个英语单词无疑超纲了。因此,我满怀欣喜地把它留在脑中,期待着在课上一展风采。但结果正如上文所言:这是一次十足的失败。显然,我的老师认为:至少我应该把元素周期表上的其他元素和氧元素相配——就算是氧化氩也行。但我给出的答案显然离题太远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怀疑这个学生是否是在存心捣乱。
这一段小小的回忆实际上是我在最近对所谓“引导式提问”进行反思时才想起来的。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存在“引导式提问”——只要这个提问是在课堂上、是在机构里、是在学术组织中……只要它在这种权力机构中、在别人那里,这种引导就是一种假引导,所谓的提问也都是假提问,而研究的问题就更是假问题。
也许我们都听多了“我家门前有两棵树”的笑话,也看多了网上流传的各种“小学难题”图。这些所谓“创新题”的笑点就在于它们根本就不创新。在学生时代,每当遇上观点题的时候我都会大伤脑筋:虽然明面上“言之合理即可”,但是实际上却有着所谓的“采分点”——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所谓文科教育的“文科性”和“人文性”何在。一方面,我们好像走进了巴特“作者已死”之后的时代;另一方面,我们的另一只脚还踏在旧时代的尸体上。我们总有着这种割裂:写了,但好像没有写什么要紧的话;创(新)了,但是好像只是对上文进行了改造式的摘抄。我不得不去看这背后的目的指向什么。分数、劳动、阶级……这些“背后的因素”似乎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直接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
对于教师而言,教室就是他施展权威的所在地。在这片领域里,所有的思想都要为着这权力而绕路。但还请不要把教师想成一个绝对的暴君,因为在他身后的是分数线、是评级、是家长的质询乃至责骂、是工资的涨落乃至家庭的和谐……总而言之,他也是一个“受害者”,而不单单是一个“加害人”。
或许,我们可以把权威机构里的教师和学生想象成接生婆和婴儿,把教学想象成一场接生(就像苏格拉底追求智慧那样)。这场接生是在夜里。年事已高的产婆本来正窝在床上。她的耳旁放着老旧的收音机。收音机里面传来的是“教育理念”节目,那些节目老旧无趣,而且伴随着电流的杂音,听得这位产婆昏昏欲睡。突然,屋外发出了喧闹的声响——村里有个女人临盆了。于是,头脑还乱成一团的产婆被人八抬大轿架到了女人的家里:她现在就得给女人接生,否则女人和孩子今晚都要死在这里。这是一场危险的生育,而村里则只有她一个人曾经进行过接生。她不得不点上煤油灯,瞪大昏花的老眼,好看清婴儿和女人的产道。最终,她完成了接生:婴儿生出来了,但却是一个畸胎。这实难怪罪产婆,因为接生之前的宝贵时间已经被浪费了太久——即使她再年轻几十岁,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于是她只好向天祈祷:能否幸运地活下来,还要看这个孩子自己。当婴儿长大以后,他难免对产婆有所怨恨:为什么要让他这个怪物、这个杂种活在世上。而行将就木的产婆也难免有所抱怨(尽管她此时已经说不出来话了):既然注定是个畸胎,早年间为什么要她把这个婴儿救活。
这样的纠缠实在难以分清楚对错:好像每个人都被推上来,行使他不想行使的权力,承担他不想承担的责任。这背后有什么共同点呢?也许就是这“否定”二字。尽管教育理念层出不穷,但是为了所谓的生计压力、升学压力乃至自己的身体健康,教师不得不学会否定,他也只能学会否定。而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学生从他身上能得到的也只有否定。你也许会问:不是还有那些“好老师”吗?还有那些“关爱学生心灵”的“好老师”吗?但是,他们的“好”指向什么呢?是不是指向了他们以为的学生的“未来”、学生的“前途”?这未来和前途虽然没有明说,但就是性、权力与金钱,就是这“最低的”“人们赖以为生”的物质条件。
这些话都快被说烂了:“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就没有好前途”——这是含蓄版本。“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就缺乏学历资源、缺乏学习能力,从而缺乏金钱。你就会失去你原有的阶级,成为地痞无赖。你就会从一个学生变成皮条客和娼妇,从一个体面人变成下等人”——这才是威力加强版,是他们的原意。“而要避免这悲惨的命运,你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听我——你老师的话。”而这听话背后是什么呢?大概是“在最美的年纪奋斗”,是“不要玩耍”,是“不要恋爱”,是“和你的‘天生惰性’抗争”……总结成三个字:你不要。而事实也证明,他们的话往往正确,虽然“好学生”不见得有多光明的未来,但那些“坏学生”则更是鲜有成功者。而万一真出现一个反例,这个反例就会洋洋得意地跟别人去讲:“看看我吧。别再听那些老东西的话了。读书?读书有什么用呢?”此时,他的老师则会劝勉他新一届的学生:“你们能学他吗?他背后有着谁谁。就算靠他自己,那也只是个例。”恰恰是在这时候,这对冤家长得最像一家人:他们嘴里都只有一个词,那就是“否定”。
这“否定”让教师“灵魂工程师”的名号成了一个笑话:他们更像是学生们的“肉体保育士”。而学生们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无论是在街边撒泼打滚,还是在办公室里情绪失控,甚至是在政坛上破口大骂——他们的字典里已经没有除了“否定”之外别的单词了。也许他们早就忘了,最初那个踌躇满志的孩子并没有想着去反对谁、去伤害谁、去处死谁,而是只希望得到教师的表扬,只希望得到一句肯定。而教师也早就忘了,他这个灵魂的牧者本来是要培育而非摧毁孩子的心智;本来是要做参天巨树的根,而非压垮骆驼的草。
然而,这“否定”总是包围着我们,它包围我们已经太久了,甚至我们自己都忘了它的存在。例如我本系列的第一篇投稿:我使用了弗朗西斯科·戈雅的作品《农神吞噬其子》。尽管我进行了多次调整,但是稿件还是被一再打回——直到最后,我彻底把被吞噬的孩子抹除,这篇文章才得以发出。而此时,这幅令人惧怖的画面就改换了一副滑稽的面孔:画中只有肢体扭曲的克洛诺斯(在罗马版本的神话里,克洛诺斯被称为萨图恩——即农神),而无被他吞噬的孩子。对我而言,这幅“和谐版”的恐怖程度甚至超过了原作:血腥的吞噬的暴行被抹除了,成为无,甚至成为滑稽。这就和戈雅的另两幅作品相似:同《裸体的玛哈》相比,《着衣的玛哈》一定是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这“否定”一经展现,就要被遮掩,就要被抹除,然而它并非不存在。正相反,正因为被遮掩,就要被遮掩、被抹除,它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地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没有丢掉它。我们的遗忘意味着默许。这默许是从谁来的呢?在这里,我们终于来到了问题的原点:我们自身。
作为教育从业者,教师的眼里从来就没有学生。或者说,教师的眼里从来就没有“当下的学生”,而只有“未来的学生”,只有“拥有伟大前景”的学生、只有“拥有美好人生”的学生。就算再循循善诱,权力机构里的教师也还是要拿前途说事,而这前途则是以否定现在为基础的,这也就是令他们头疼的“不服管教者”出现的原因:总会有学生坚持“做自己”的理念——尽管这理念总是被看作是幼稚的,是轻浮的。这些“好教师”以未来担保,要求学生归顺自己,而“好学生”则从善如流。他们一起对现在这个“幼稚的”自己进行否定,把自己打扮成大人,继而从中获益。因此,越是能教出“好学生”的老师,对学生的“否定”也就越深,因为这否定是假借肯定之口说出的:“我相信你知道思考自己的未来”、“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因而,这否定也就如上述被和谐的《农神吞噬其子》一样,如《着衣的玛哈》一样,成为一种更隐蔽、更根深蒂固的存在——也许他们一生都不会认识到在自己的深处还有着这“否定”。就算是教师对离经叛道者的肯定也不过是一种伪饰:他们还没心胸宽广到能接受不同的东西,还没智慧到能看出这“否定”。他们只不过是懒惰。就让我在此明说吧——他们想说的是:“就算你成了妓女和皮条客,那也和我,和我家孩子不相关”。是的,这礼貌的背后就是冷漠、嘲笑乃至恨。
也许上述文字可能会让你以为我是一个教育体制的仇恨者,但我要告诉你:恰恰相反。没有人能比一个曾经的被教育者更懂教育,没有人能比一个曾经的学生更懂老师。我还记得学生时代因为“和坏学生玩”而被数学老师批评过。当时她使用的就是那种“你想没想过你的未来”的话语。在放学的时候,我和教师在校门口撞面,她小心翼翼地问我:“我课上说的话没往心里去吧?”最佳的回应当然是假装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这才是让她最快脱罪的不二法门。而她也正如我所料,看见我还在和周围的人说笑,以为我根本就没有记住这件事,哼着歌离开了。认为孩子没有记忆当然是种大人的一厢情愿:没有一个人忽略了她在教学上的刻苦——这种刻苦甚至都可以说是一种自残——由于孕假的问题,她还拖着沉重的身躯上了数不清的课,讲了数不清的题。
然而——我又说到了这个词——这种小心翼翼还不能解决问题。正是因为这种小心翼翼,因为这种自残,教师们获得了一种清教徒的“天命”,而这天命本就是基于反对和否定而生的。因而,这自以为的佳肴也就成了毒药。在互不知情之下,诞生了无数双向的被害人和加害者。
为此,我们不得不说:教育是失败的。它是注定失败的,是不得不失败的。就像鸡汤文写的那样,它还不是“素质教育”,还不是“灵魂的教育”。但是这些简单的回答遗漏了一个要素:教育究竟是谁的教育?以上我们所说的教育都是权力机构里的教育,都是外源性的教育,而外源性的教育注定失败。就像上文中在论及戈雅的画作时谈到的一样:我们需要一种内源性的教育——我们的自我教育。
II. 他者与自我之间的的两种面向:精英和庸众的小大之辩
事实上,“自我教育”这个概念也并不新鲜。在许多年前,它就成了各大机构的摇钱树:内在教育、灵魂教育、内在驱动力……而对我来说,这些教育也和第一节提到的教育并无分别:它们是权威机构里的教育,它们还没有脱离权力本身。而我所言的这种自我教育,则是意味着将教育之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请记住,你不需要任何所谓的灵魂牧者和精神导师——除了你自己,还没有人有资格能胜任这一圣职。
然而,当我们离开权力机构,投入生活与社会中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象牙塔外的世界远比象牙塔里凶险。这里的人不是否定,而是谩骂;这里的人不是冷视,而是讥讽。
然而,这些恶劣的态度并不代表他们就知道些什么。譬如上面的这张图(它是从一个中国古典乐分享的视频下方截出来的)。你自以为“高雅”。那么让我问问你:你央音十级了还是英皇八级了?让我考考你:你能看懂几种谱号?让我请教你:您在哪个乐团高就?让我教训你:如果都没有,就请闭上你的嘴。
一旦抛出这些问题,这些杂碎呈现出来的态度就会像我在第二章提到的一样:当剥开他伪装的严肃,他就会露出那副嬉皮士的面孔。“他想用这种嬉笑怒骂、恣肆妄为的脸孔混过去,但却难以躲开我们的质询。所以,他们也只好保留着这幅混世魔王的态度,直到把它铸成自己全新的脸。”
这些人还没有资格谈严肃,因为他们还没看到一种快乐、一种轻盈。与这种快乐和轻盈相比,他们口中的严肃正是一种浅薄,他们口中的高雅正是一种媚俗。我想起了曾经的一位同学,他以Hallelujah合唱为高雅的代表,而以街边放的“最炫民族风”为噪音。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过那些“最炫民族风”乐下的舞者:他们的表情是那样欢快,就像重返了无忧虑的童年。我还记得曾经清晨在公园中的漫步:在某个凉亭里或者大树下总有那样一个老年乐团。这个小小乐团里有着指挥,有着演奏者,有着演唱者。他们的乐曲偶尔间也会有错音,但是这个不和谐音很快就被抛在脑后了。他们的乐曲总是流动的,伴随着欢笑和以往的回忆。这样一种快乐之曲正是我所言的轻盈。
我们严肃了太久,这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严肃,而是因为我们缺乏快乐。这严肃是对我们无能的掩饰。而即使把自己掩盖在严肃之下,我们又能获得什么呢?
就以我自己的阅读为例,在我悲剧讲座的第一讲里,你可以看到这种明显的错误——这很明显是一个青涩读者犯下的错误,他还不熟悉文本,甚至不熟悉 [jiāo liáo] 这二字的读音。这正是他在匆忙中复制之后只把“鹪鹩”粘贴出来一半的原因。 但是这又如何呢?他的阅读不是一个定点。他还会阅读下去。昨日的阅读已经过去,然而它还在延伸,还在激励着这个孩子阅读。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那“安乐场”这个名号下出现的第一次庄子文本和最后一次出现的庄子文本果然在同一个层面吗?它们果然归属于同一个阅读者吗?
或许庄子文本本身更能说明这件事的诡谲:就以我们学生时代接触过的《逍遥游》为例。“鲲鹏”果然如陆德明言,是“大鱼名也”吗?还是当从陈景元和罗勉道言,以《尔雅》释之,“凡鱼之子总名鲲”呢?而到了后文的“之二虫又何知”一句,这“二虫”是如陆长庚所言,为“彼二虫决起榆枋之下,不过如适葬苍者耳,岂知大鹏所积者厚,而所到者远哉”,还是同郭象之义,是“二虫,谓鹏、蜩也。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呢?而《逍遥游》外,又有《秋水》:如成玄英言,“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再如王夫之的《庄子解》言:“《秋水》此篇因《逍遥游》《齐物论》而衍之”,文本又指向了《秋水》。
在《秋水》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这句话:“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这句话常被人拿来证明自己的优越,但是这两句后面的那一句呢?——“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这句话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些生而有涯者还不知道涯在何处,倒以为自己是“无涯”之人了——今尔未出于崖,观于大海,不知尔丑,不可与语大理矣。这些人在求什么呢?是智性的累和吗?那不过是无涯之路而已。就像我上面的文本一样:鲲鹏是一重小大;二虫是一重小大;内外篇之分又是一重小大;井蛙、夏虫、曲士又是一重小大;《逍遥游》和《秋水》又是一重小大。这些小大又指向了别的小大:它们指向了《养生主》的“以有涯随无涯”;指向了《天下》的“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指向了《山木》的“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而这些小大又指向了《寓言》的“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而《庄子》之外复有《列子》:如《汤问》之言,此乃“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朕以是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
这些小大之辩还远没有结束:对于并不在乎《庄子》文本的人而言,这些解释只是一种徒劳。而对于我而言,他们的无谓态度也只能算得上好笑。在这里,彼此之间就有了一重自认“精英”和视他人为“庸众”的小大之辩。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描述的泰勒斯:据说泰勒斯在观察天象的时候不小心掉入水坑里。有人嘲讽他:“泰勒斯知道天上的事情,却看不见脚下的东西”。然而,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为这位哲人小小地挽回了颜面:他声称泰勒斯正是从夜观天象中找到了致富的秘法,因此大赚了一笔——他想要以此说明哲人的智慧。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找补”让哲人的形象更接近阿里斯托芬《云》中的那个苏格拉底,那个满口天上之言的疯人。
另一个故事看起来更像是凡夫俗子的俏皮话,故事是这样的:哲学家乘船出海。一路上,和船夫的交谈让他感受到了后者的庸俗。哲学家连番质问后者懂不懂哲学和数学,得到的答案都是不懂,因此,船夫也接连“失去了”一半和百分之八十的生命。突然,海上扬起了大风,巨浪将小船打翻。这时,船夫问这位哲学家是否会游泳。哲学家给出的答案是“不会”,而他也就因此失去了百分之百的生命。
这两个故事看起来也像是一种小大之辩:哲人和俗人、精英和庸众。每一方都在塑造一个自己更加优越的故事。但是他们的心底果真有那么自信吗?还是说他们不得不通过对彼此的批判和否定来确立自身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这个“自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异常复杂。让我们先从它的反面开始:“自我教育”不是什么。它首先就不是一种二分法,不是一种分类的形而上学。对于人们来说,二元论和形而上学无疑有着极大的魅力,以至于人们总会让自己的思想屈服于这样一种分类之下:小/大;男人/女人;庸众/精英;通俗/艺术;表象/本质……
这种“二分形而上学”其中的一种表现就是:当他们对使用自己的“智力”感到自满时,就会发出这样的宣言:“这些人对我的理解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本质如此。他们的发言不过是蠢货和疯子的言语,而他们的遭遇则是他们要为此付出的代价。”而当他们遇上心目中更大知识权威的“压迫”时,他们又会这样说话:“这乃是一种精英级别的傲慢,它导致的就是种族主义、非人道主义甚至大屠杀。”如果你觉得这两句话过于拗口,我这里还有一个通俗版本:前者是“这帮傻*就欠管,他们活该死,活该受苦”;后者是“我们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你算老几”。这些发言就属于我所提到的两种面孔:精英的和庸众的。
它们看上去似乎有力,似乎“解气”,但它们还不是你的发言。这两张面孔看上去亲切,看上去可靠,但它们还不是你的面孔。那个隐藏在“精英”后的、畏缩在书堆里的人是谁呢?那个藏身在“群众”后的、放浪在狂欢里的人是谁呢?那个把自己行径隐藏起来,打扮成黑客模样,到处“锐评”他人的人是谁呢?是你吗?还是如叔本华所言,是在你脑中跑马的别人的意志,别人的思想呢?这些怒骂、这些训斥是朝向谁的呢?是朝向你的敌人吗?那么,它们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当把这些假面剥下来,下面隐藏的是什么?是溃烂的肉骨吗?还是一望无际的深渊呢?你到底在用什么腔调和别人说话?是你这个“爱国者”在训斥“叛国者”,还是你这个“圈里人”在棒喝“门外汉”?当你说出这话的一刹那,你本身也就同这“有翼飞翔的话语”一样,消失在存在之中了。或许我们在这时候还能去想想上面故事中的那个哲学家之死的寓言:他的死不是因为他“缺乏”知识, 而是他的所学和其生命并不相关,和他本身还没有联系 。
那些被呵斥者和你的言论有关吗?也许无关。不如说,正是这无关的态度让他成为他自己:他还不在乎你说什么。然而,这种态度正是那种“否定”的态度,而在“否定”里,人还不能成为他自己。就像我们提到了两张面孔一样:你靠着否定他人存在,但是当拆下你“精英”和“庸众”的面具之后,你究竟还能剩下些什么?是之前说的那种嬉皮士精神吗?是在网络上肆意辱骂,一击脱离,然后又洋洋得意,精神胜利的态度吗?那你还什么也不是。不过,你总要凭借着这否定去找寻到你自己,总要用这虚无去填补你的充实。让我告诉你吧,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讲的那个可怖预言一样:你最好的结局就是立即去死。
这些盲目之徒啊。他们的嘴里已经念了太多遍“洞见(Insight)”和“审查(Review)”,他们用前者标榜自己,用后者批判他人。但是,他们还没有这两者——他们还从来没有过内视(In-sight)与回望(Re-view)自身。因此,他们自身也就永远地迷失了。
当我谈到教育和阅读时,我能想起什么呢?或许正如百年孤独的开篇所述的那样:多年以后,面对《圣经》时,我将会回想起独坐在图书角旁,沐浴在日光之下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然,那时的我看的还是某个不知名出版社的注音故事版。 对于一个字都认不全的孩子来说,想要记清楚那些圣事、那些先知的名字显然难如登天。 就算有了拼音的注解,这个孩子也还是记不住“亚伯拉罕”的名字,还认不出“燔祭”的读音与含义。但是这个孩子仍然津津有味地看着。从创世而始,他走出埃及,一路伴着数不清的人名前行。基督降生了,随后又死去,继而又复活。这些故事都在他的脑海里。当这个孩子兴冲冲地跟别人分享这份喜悦时,“亚伯拉罕”总会变成“亚伯拉”,而故事也总会截止在伊甸园,《新约》中永远只有一个永恒的圣者,而没有被他忽视的“拿撒勒人”……
希腊悲剧对于这个孩子而言又如何呢?这些故事和这个孩子更遥远的回忆纠缠在一起。那时,这个孩子的外祖父还没有离世,伴随着他们的那条狗也没被埋进黄土,而是还安稳地趴在桌旁。狭长的茶水桌紧贴着墙摆放。墙面上贴着的是从报纸上剪下的节目单。每到晚上十点,孩子就吵闹着要从外祖父手里拿来遥控器,好播到那个有着“奥林匹斯星传”的电视台。而孩子的外祖父呢,也总是把电视的所有权转让给他的孙辈。在无数个夜晚中,这一老一少就是这样度过的,直到他们之中的一人用尽了此岸的时光。
这些回忆总让我联想到建造巴别塔的这份苦工。我们的此岸生活就如同筑起一座巴别之塔:任凭知识如何累积、体魄如何强健、权力如何膨胀,最终也会在死的一刻轰然倒塌。在这苦工里,有人盲目地累着砖块,有人则察觉到了这份事业的徒劳,但他还不能停下——岁月这位严厉的监工挥舞着他的皮鞭。不管这个聪明人如何智慧,他也要被逼迫、被拉扯着前行,直到走尽他的时日。于是这些人开始哀嚎,开始流泪,开始变成最古老的书里的最刻板的形象:他们就是那些在战争中垂泪的女人。其中的更聪明者是哲人、是诗人,他们是日神、是酒神,以哲学和诗学去掩盖着苦痛。在冷酷的思索或迷醉的狂乱中,他们带领着自己的子民过完了这一生。而我们呢?我们这些渣滓、这些败类、这些蠢货、这些白痴。我们用什么来完成我们的面对呢?
我们拥有更强力的武器。我们的武器就如同现代战争中的核弹,就如同诸神之战中的雷霆。我们向着生活本身挥鞭。我们的武器就是这爱。
你到女人那里去?别忘带你的鞭子。
——尼采,“年老的和年轻的女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尼采的这句话饱受争议,这是因为他以往的解读者都是学者、都是抄工、都是瞎子。尽管在这世上度过了许多时日,但他们还不曾生活过。这鞭子还不是训斥、不是严厉、不是冷言冷语,而是一种抚摸,是一种温柔,是一种宽慰。并非所有鞭打都是由恨而生的。尼采的鞭打正是这例外:这乃是由于爱而施行的。或许王洛宾的歌曲正能唱出这种倾诉:在人心头挥鞭的,乃是一种出于爱的击打。
是的,就是这爱让我们的敌人胆寒。我们这些精神贵族邀请末人聚餐。我们提前约好:为对方准备晚宴的食物。我们摆上鱼肉、无酵饼和葡萄酒,而我们的敌人则准备了鱼刺,生牡蛎和毒芹汁。当晚宴开始时,我们彼此交换饮食。他们的眼中闪过阴鸷:他们以为我们会蠢到把这些东西喝下去而不是倒掉。但是,在我们把他们送上的食物打翻之前,他们自己就把这食物换了回来:他疑心我们会使用什么恶毒的魔法,在他的眼皮下把健康的饮食变成致命的毒物。他笃定:这份看上去更加可怖的饮食才是无毒的,而我们的那份健康饮食才是真正的毒品。于是,他带着轻蔑吃下了自己准备的食物。鱼刺卡在他喉中,牡蛎沉在他胃里,毒芹让他面色铁青。而我们吃下为高尚者准备的食物,这鱼和饼让我们得以果腹,这葡萄酒让我们得以解渴,而这末人的惨状则让我们发笑。这笑缓解了我们的压力。我们健壮更胜往常。最后,出于关怀,我们为敌人送上慈悲之刃,结束他们的痛苦。在更远处的敌人看来,这分明是我用爱杀死了其他的敌人, 他们怎能不惊怖?怎能不胆颤?
一个健壮的人当有一个好胃口:他当然能消化这些不满和否定,但他也不至于愚蠢到亲口喝下毒汁。若有人用右手打你的脸,连左手也给他砍去;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夺走;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押送他走二里。这些人是贫瘠之人,他们需要的就是鞭打。因此: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你要爱自己远超你的邻舍:因为他们还不爱自己。你岂能去这无水的井中汲水,去无鱼的塘中垂钓呢?这就如同查拉图斯特拉和老圣者的交谈:人们身上背负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基督背负了人的罪,因而这罪也就永远也不能脱除了。
“不要把你的罪推给基督”——这就是尼采的警告。人的罪业永远无法抹除:你的每一句恶言、每一次伤害都刺在牺牲者的魂灵上,召显着你的平庸之恶;你的每一次贪婪、每一次放纵,都刻在你自己的肉身上,显明了你这庸碌之徒。而鞭打则是一种警醒,则是一种触目。不正是从这鞭打中,我们才幡然醒悟,学会爱了吗?我们是爱自己,然后连同着爱邻人。我们是爱这原罪,因此把荆棘冠戴在头上,让它刺痛我们,好永远在眼前流下警醒我们自身的罪血。正是因为有了这无可饶恕之罪,我们才有了爱。正是因为有了死,有了这永远无法宽恕之罚,我们才得以生。
蔑视拥有和承担的人如同哈姆雷特:他还没有一个好胃口。他空在思想的宫殿里踱步,却不愿踏上行动的路途。生存抑或毁灭?这一问题就如同忒修斯之船一样困扰在王子的心头:何时才有真正的正义、真正的复仇、真正的忒修斯之船呢?“这样,重重的疑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而我们的爱——我们的奥菲丽娅在哪里呢?她死在了我们的迷惘中,死在了我们的踟蹰中。当我们幡然醒悟时,这具浮尸已经被水泡烂,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光彩。
而真正的醒悟是什么?就是这鞭打,就是这屠杀,是我们连同自己一并贯穿的利刃,是这爱的行动。
像我之前所言的一样:我们需要内视(In-sight)与回望(Re-view)。而这内视和回望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绝非出自我口,而是出自你自身:这圣既已在你面前昭显,你何以还要另铸金牛呢?这律既已在你胸中呈现,你何以还要他造石板呢?
你是否想过?有什么教育和阅读是属于你的呢?有什么被别人否定的阅读恰恰是你本身之爱呢?是别人骂过几个来回的成功学书籍吗?是别人迎头痛批的“引流狗书单”吗?是专家学者的著作吗?是从录像和视频中窥见的别人的人生吗?是从便利店或回收站成捆抱回家的色情杂志吗?
或许你曾钟情于成功学这种“废纸”。但你知道吗?那个被说烂了的“延时满足”正出自柏拉图《普罗泰格拉》篇中的苏格拉底之口(尽管它并不是一个主要论题)。或许你经常背诵爱情诗歌。但你回想过吗?那辞藻的华丽也并不比被色情作品激起的性欲更贴近你的自身。也许你看了无数篇家书和书信。但你没有记起来吗?只有自己的母亲的电话和乡音才能让你流泪。
因此,正视你自己,爱你自己吧。别人还没有这种威力,还没有这种至高的权能。我们的阅读和教育乃是出自于这种自我之爱。别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正像那个被讲了无数遍的海边拾贝的故事:在大海旁漫步的孩子听到的永远只有海浪的奔涌,永远只有他自己耳中的自然之声。别人的意见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无数的反对都消融在了浪里,因而转变成了一种诱惑。正是这种诱惑吸引着孩子的脚步,让他缓步前行。
谁在乎那些怀恨者呢?他们既然恨这生命,就让他们去死吧——这岂不是正遂了他们的愿了吗?既然他们总是这样的怀疑者,那我们的真诚就难免被当成心怀叵测;既然他们总是这样的否定者,但我们的褒奖就难免被当成冷言冷语;既然他们总是这样的末人,就永远不要把他们当成主人,而是要把他们当成奴隶。因为他们爱做奴隶:他们爱怨恨、爱责骂、爱受难、爱被人杀死,唯独却不爱这“爱”本身。这些个末人们啊,我们能为你们提供什么呢?再健康的饮食,到最后也要被你用自己的毒药换掉。我们只好给你想要的:我们只好给你“死”。
我该怎样面对你们呢?我爱我的读者,我也爱我的敌人。但只有他们学会爱自己,他们才能看到这爱本身,才不至于让这爱杀了他。为此,我不得不克服这同情。我是冷眼旁观者,我看着这些人打滚、受苦,我在一旁欢笑。他们总是怀恨在心:他们以为这笑是对他们的。而实际上,这笑是属于我自己的。我在笑我自己克服了多余的同情。 而他们则由于长久以来把眼睛寄托在别人那里,已经让这恨在心里生了根,失去了内视和回望的能力。 于是我笑着看他们被碾成齑粉,笑着看他们去死。在死了之后,他们才能到达“我”这里:
你们说,你们信仰查拉图斯特拉?可是查拉图斯特拉算什么呢?你们是我的信徒:可是一切信徒又算什么呢!
你们还没有寻求过你们自己:那时你们找到我。一切信徒都是如此;因此一切信仰都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我要求你们,丢开我,寻求你们自己吧;等你们全都不认我,我才愿意再回到你们身边来。
真的,我的弟兄们,到那时我要用另一种眼光寻找我所失去的人;那时我要用另一种爱来爱你们。有一天,你们还会成为我的朋友和同样一个希望的孩子:那时我要第三次来到你们身边,跟你们一同庆祝伟大的正午。
伟大的正午就是:人站在从动物到超人之间道路的中间点,把他走向黄昏的道路当作他自己的最高希望来庆祝:因为这是迈向新黎明的道路。
那时,走向没落的人将把他自己看成是一个走向彼方的过渡者而为他自己祝福;那时,他的认识之太阳将高悬在正午的天空。“所有的神全都死了:现在我们祝愿超人长存。”——让这个愿望,在伟大的正午时刻成为我们的遗愿!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我有我的使命。而现在,我正迈步在寻找我自己的途中。我要到哪里去找寻我呢?我要找到快乐的先知。我要找到欢乐的精灵。唯有在这条路上,我才能找到我自己。而在这条路上,我还能看到查拉图斯特拉,还能看到你们。我们向着比雷埃夫斯港下降,向着山下下沉,离开我们的山洞,就像从阴暗的山后升起的晨曦,热烈而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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