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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8日咨询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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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接着上一周，或者说上几周的话题去谈：我们之前说过许多——比如海德格尔、索绪尔、拉康等等。这次我们不妨把这些话题抽象一下：我们在谈的是时间。关于时间，我们的认识总是模糊不清的。之前我有过几次没及时付费的情况，甚至提到过我有几次忘了还有咨询这件事。这对于您来说也许会意味着不尊重或者不重视。但是，这周又发生了新的情况：您也忘了我上周是否付费过了。当然，最后的查证是已经付过了。但是这个“忘”究竟说明了什么呢？钱财是重要的，对于您而言，这是合法劳动所得，对我而言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却把这件事忘了。进一步来说，我们是把付款的时间忘掉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忘掉呢？我在私下里也会用文字去记录咨询中我认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在11月1日那天，我把时间写成了11月11日。这听上去也许像是个悖论，但是换一种表述方式，它就不是悖论了：无意识之为无意识，恰恰是因为它是无法被意识所觉察的。
或许时间这个东西有着类似的性质。我们不如想想：这个时间是谁的时间？这周我获得的一个新的思路就是从音乐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详见此文）。这难道不像是无意识本身吗？那些受过音乐教育的人自以为听出了音乐下面的东西，而且以为自己听出了“真正的”东西，但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忘记了音乐本身是“无”的——这就是说，在这方面，他们比自己看不起的庸人还要不如。
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面：在夜晚的海洋上，一个人正乘船前行。他乘着小舟，手中提着一盏灯。这海就是无意识之海，舟就是身体或者脑一类的器官，人就是我们的意识，灯就是工具——它是语言或称符号。这个人把灯提起来，照亮了海面，船因此得以前行。最后，他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他以为，这一点说明了自己掌握了关于海的全部知识。实际上，他所掌握的不过是航海术，是在海面上航行的法门，而还不是海洋学。他凭借手中提灯看到的只是海的表面。水面把光反上来，虽然照亮了他的路，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与海底隔绝。而所谓的“目的地”则更是具有欺骗性的一种东西：它就是所谓的“痊愈”。
这就是现代循证医学从业者的画像：他们治疗了少部分患者，并且取得了成效。因此，他们就以为自己可以垄断对于心灵、无意识和精神疾病的解释了——这就像侥幸凭借着灯到达了岸边就以为自己了解了全部大海的人。他们掌握的现代技术不过是一种航海术，是一种表层，而还不是关于海乃至海底的知识。如果单论这一点倒也不是那么可怕。但真正要命的是：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关于无意识的全部，而对自己“表层观看者”的身份毫无觉察。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待精神分析的：如果真的把精神分析比作一种错误的知识，那么所谓的精神分析信徒就是没能乘船划到岸边的人，而那些“现代医学”从业者所做的就是对这些人发出嘲笑——作为医者，他们没有尽到救人的天职。想想他们会怎么说？“我的能力有限”、“我厌蠢”——这些言论恰恰出现在那些自以为不会说出这些话的人口中。并且，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句话就是对拉康复读的弗洛伊德的另一重复读：Es war, soll Ich werden——“在它所在的地方，我必在那里生成——这是我的责任”。在“承担创伤”的这一问题上，那些抵抗精神分析的人恰恰落入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的陷阱之中，尽管他们往往不愿意承认。
或许，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思路去想这个问题。让我们想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英文是什么？是不是Theism和Atheism？让我们分开来看这个问题。这两个词的词尾都是-ism，也即都是一种主义、都是一种视角、都是一种世界图像。这就是说：单纯凭借这一分析，无神论还没有得到自己的优越性。那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两个词的前缀。无神论的前缀多了什么？多了“A”。这个A的前缀就是否定的前缀。考虑到拉康的思想，这个A还有着另外的含义：它是大他者。这一重解释和之前的“否定前缀”并不冲突，甚至他们还重合。让我们再换一种思路：这两者还差在哪里了？如果我们能想起来“数字母”这件事的话，我们就能知道：无神论比有神论多了一个字母——它不是比有神论少了什么，而是比无神论多了什么。这一点特别符合无神论者的自我构建：他们以为自己比有神论者要更聪明、更智慧、更多了一些“什么”。多了什么呢？也许多出的就是欲望，或者说激情。
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说：虽然许多人自称“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并不具有相应的资格。我对这种事已经屡见不鲜了：有个人突然跳出来，说，“神学有什么好学的？我告诉你：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Q.E.D.”这种论证方法是轻浮的：我以为，就算是无神论者，看看有神论者对某些命题进行展开也并无不可，但是有些无神论者却急于在这上面显示自己在智力上的优越——即使他们连“quod erat demonstrandum”都写不出来。就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无神论者本应该是脱除诅咒的，是更强大的，是有着更多激情的。但是，更多的无神论者却堕落到连有神论者都要不如了——就连待人接物的态度上，就连他们心心念念的伦理上也要差有神论者一头。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一种更狂热的信徒：如果有神论者——尤其是一神论者的头上还有着一个至高的存在压着他们的话，那这些无神论者简直是撒开欢了——因为没有神，他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神；因为没有教皇，他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应该是教皇。这一点早就被尼采看出来了：更多的人不过是庸人，而庸人成为无神论者只会加重自己的庸碌，只会败坏无神论，只会比有神论者还不如。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就像是和大人撒泼打滚的孩子：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小孩，那他就总也是个小孩。就像是站在钢丝上的小丑：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小丑，那他就总也是个小丑。如尼采言：杂种之所以是杂种，就在于他以“杂种”为耻，不知道这是末人通往超人的路径。如此一来，他就永远是最下等的杂种与鬼怪。这就像某些人，在他们以为自己发觉了治疗真相的时候，他们恰恰是远离了治疗的道路。如果把精神分析置于更优越的位置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嘲笑他们就像是看到了海面的人在嘲笑看向海底的人。如果把精神分析置于更劣等的位置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嘲笑他们就像是侥幸划到岸上的人在嘲笑跌入海里的人。这其中的罪在于：嘲笑者不光是嘲笑，而且不伸出援手——这就是说，他们的恶不是技术性的、智识上的，而是根本性的、伦理上的。
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福柯那里看到了。无论是《疯癫史》还是《临床医学的诞生》，它们都诉说了这样一件事：所谓的精神病者乃是被人为生产出来的，它们是他者之恶的牺牲品。再想想上面的那个例子吧：如果我们以为精神分析是错的、是病态的，那么某些人对此的嘲讽就意味着医生对患者的放弃——这就是所谓的伦理之恶，这一恶的极致就在于他们往往以为自己是善的，因此这种“自以为善、实则为恶却不自知”的面孔就更令人作呕，况且这种恶还和他们自己定义的恶是一致的：他们的恶和智性的缺乏达成了统一。
我之前提到过：我有能力做语料的分析，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对的、好的、有用的分析。因为在那里，你也许可以看到一些关键词，比如“尼采”、“福柯”，但绝对看不到“拉康”。这就同无意识的机制是一样的：从中析出的主体性只是一种幻觉，是被回溯性证成的，而还不是所谓的“真相”。这就像我们前去赴一个男人的约：我们希望谈的可能是生活中的琐事，也可能是生活外的话题——比如文学或艺术。但是对方却拿出了一长串文档，开始喋喋不休地论证起房价是如何决定性影响我们的心灵；开始细数每一笔账单，试图从中发觉我们的灵魂的庸碌“真相”。这一发掘行为之可笑在于：明明有面前这样一个活人存在，而对方却要从死的资料里问到什么。用一个我之前举过的例子：这就像是剖开人体去寻找人的“本真”。虽然看上去像是有着大无畏的科研精神，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蠢货的妄想。这些文字和符号：无论是账单上的数字，还是医学报告上的数字；无论是咨询室里的语言，还是餐厅中的语言，其本身都是一种僵死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说的：针对某些过去的语料去分析我并不能预判我今天的言论。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从来不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人：从伦理和功利上来说，这分别是不正派和没有用的。所谓的主体性就像是蛇不断退去的皮，是被我们不断抛弃的旧日的尸身。在这上面努力就像是试图把死人治活一样——更别说这个医生身边还有着一位期待着他将自己治愈的活的病人。
关于无意识，我们可以想想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是本充满了美妙幻想的书，但是它的作者并非有着某些怪癖的或者是心智不成熟的人，而是一位在数学家、逻辑学家、神职人员——这多少和我们的预设相悖。在这本书的诺顿注释本版本中，我还发现了另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本书的注释者马丁·加德纳在书中痛斥精神分析毁了卡罗尔的作品。此外，马丁·加德纳还对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也就是卡罗尔的本名）进行了辩护：因为后者喜欢和小女孩玩耍的事实被人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联系在了一起，而《洛丽塔》讲述了一个中年老男人和未成年女孩的故事——尤其是其中还有着不正派的情节。加德纳认为，这是对卡罗尔本人和这部杰作的玷污。然而，在《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第三版导读中，加德纳终于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事实：卡罗尔确实有过一些“不正派”的行为，他拍摄过未成年女孩的照片，而且还是裸体照片。这一事实让加德纳之前的激烈辩护多少变得有些尴尬。
在该书的序言中，卡罗尔声称自己带着几个小女孩泛舟于金色的午后。加德纳对之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他又是写信问别人，又是自己搜集资料，最终不得不承认那一天根本就不是阳光明媚的天气：“也许卡罗尔记错了天气”。如果我们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加德纳的这种做法无疑是有些神经质，而且是没必要的。幻想或回忆中的时间不准确又能如何呢？这就像我们的咨询一样：时间没有那么准确又能如何呢？在这上面寻求一种“准确”恰恰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这就是说，在某些人以为自己是对的这方面，他们恰恰错得令人可笑。尤其是这些人还指责拉康“不科学”、“在撒谎”：这些都是拉康本人已经承认过的。用别人承认过的事实去指控别人“不真诚”未免显得有些荒唐，更别提这些指控者还激情迸发，显得比他们口中的疯子更加癫狂。这就像是加德纳一样：如果他之前没这么严厉地谴责过那些反对者的话，在卡罗尔的“真相”浮出水面时或许就不会显得那么好笑。但是，我们还是要维护他：卡罗尔的这种行为并不能说明他做出了什么逾矩之事——这是加德纳亲自查证过的：就连爱丽丝的原型也没有说过卡罗尔什么坏话，这岂不是说卡罗尔是个更纯粹的正人君子吗？要我说，他根本就不用感到什么尴尬，因为他所谓的敌人不过是自己设下的心魔。这就像是在灯下看到海中巨怪的人：所谓的怪物不过是海浪在灯光的照射下形成的影。精神分析的要义在于：不光是看到无意识，还要勇于承认在这上面永远没有什么“真相”，就像承认一盏小灯并不能照亮海底一样。而精神分析之难以抵抗的一面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自驱动的机器，而还不是别人强加的。
不过，这方面的争论总是不会停息的，因为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现代性“除魔”思想的本质：人们总以为自己能弄懂一切。比如我们现在正在用的电脑：我们当然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魔法物件”——尽管我们本身还不会制造电脑。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造不出来它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学制造技术、电子信息通讯技术等等。换而言之，这种东西是“只要能学就能会”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技术本质，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言的那种机械性的世界图景：我们总以为一切都是可以计算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掌握知识，又能通过知识掌握世界，但这个“掌握”本身就是一重形而上学的预设。这就像是那些拿着数据对我们分析的人一样：他们以为自己有着“更庞大”的智慧和知识，有着“更庞大”的数据，因而我们这些底层人是可以被计算的。而“技术”这个作为现代世界图景的“庞然大物”本身是恰恰不可计算的：这就像我们总不能把一些具体科学的假设全部忘记然后再去搞研究一样：如果有人对从事会计的人说：“你们那些会计假设都是假话，都应该扔掉”，恐怕这个人才是发了疯。不过，现代性之弊病在于它忘掉了自己本身，忘掉了这个假设本身不过就是一重“假设”，这也就是海德格尔将西方漫长的历史称为“存在遗忘史”的原因。
而在这上面，一切计算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恰恰是问题的关键：就比如精神疾病。确实存在药物和一般性治疗束手无策的病例，但是这不是说这些人是有病的，而是说“治疗”这个概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病的。就像我在前面论述的那样：这些病人是被现代生产出来的。不光生产，他们还被二次加工——一旦通常的医学无法治愈他们，他们就被踢出去，成为不可理喻的存在、成为有神论者、成为精神分析的信徒、成为反社会者——因为他们不能符合医学的规范、不能符合社会的要求。这个罪责恰恰是那些治愈者本身犯下的：不是病人有了疾病才会被隔离，而是被隔离而成为病人——在这一问题上，很多人走了一条相反的路。这就是我称这些人为“杂种”的原因：他们理解的功利主义是和真正的功利主义相反的。他们的思路是：首先保住大部分正常人，然后切割小部分不正常人，以此维系整体的稳定。但是他们先进行了“阉割”——是切割在先，而不正常者的被生产在后。他们的意图是减少不正常者，但他们的行为却生产了更多的不正常者。这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不过，让我对曾经引用过的那句话进行一次倒读：不仅仅是痊愈的本质揭示了疾病的本质，而更是疾病的本质揭示了痊愈的本质。让我们想一想：残疾者是否渴望健康？孤苦者是否渴求爱情？眼盲者是否渴求光明？愚钝者是否渴求智慧？这一渴求或称欲望本身就昭示了我们的存在。它是无器官的身体，是无对象的爱欲，是无明之光，是无智之知。你也可以叫它称本体性——你叫它什么都好。在那些症状较轻的人身上，我们更能看到这一事实：自觉肥胖者可能会去减肥、自觉笨拙者可能会去学习、自觉丑陋者可能会去化妆——这些残与丑的一面无一例外都指向了通常意义上更美的一面。这就是说，这些伤痛本身乃是生命之光的构成。在这上面甚至不需要使用“希望”这种字眼：因为自从受苦的那一刻，它已经被先行许诺给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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