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屠杀”分析现代性困境的形成——关于韦伯、阿伦特和鲍曼的现代性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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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两年前写成的论文，当时原本想发到机核的，但是忙起来就忘了，最近闲了下来决定把这篇文章也发一下。
前言
随着时间进入20世纪，人类的科技水平空前发达，许多人们所幻想的一个美好的理性社会却没有形成，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一系列发生在理性社会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多数人观念中，这些暴行被视为理性长河中的反常，是意外的产物。但如果我们详细深入去探究其形成原因会发现，这些所谓“反常”的出现恰恰是现代性理性主义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结果，甚至可以说大屠杀一样的非理性行为恰好是现代性所提倡的种种理性思维所促成的。为何原本追求理性，追求秩序与科学的现代理性主义精神会滑向他的反面——一场全然混乱与血腥的大屠杀，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因此，通过对于大屠杀的种种分析与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产生一个对于现代性的更全面的认识。
一、“祛魅”所造成的“现代化铁笼”：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基础理论
（一）世界“祛魅”：理性主义的诞生
随着工业化的浪潮，人们逐渐掌握了理性思维的能力，而选择用一种全新的，理性主义的目光去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在工业革命前，“一直到18世纪，人们还认为：动物和人一样，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动物的审判屡见不鲜。罗马公教徒在物体面前常抱有一种仿佛是对魔法的敬畏，或对圣事的恭敬，生怕侵犯了自然中的神圣秩序。”[1]这种现象随着理性主义浪潮的到来一区不复返了。于是，人们开始坚信“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这样的一种抛开了过去神秘主义而去用理性主义的思想解释世界的方法便是“祛魅”。
韦伯说：“理知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它只表示，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但这一切所指唯一：世界除魅。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性的方法和计算。这就是理知化这回事的主要意义。”也就是说，“祛魅”的到来使得人们或者说人们开始相信：这世上一切都是可以被用科学理论解释的，或许我本人不能解释，但是总有人可以解释，甚至将来总会有办法用科学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于是，一个理性的，客观的，物质的世界在人的观念中首次成型了，这也正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将一种全新的思考认识世界的方法深入人心。这也成了我们现代社会以及科学理论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诸神之争：价值判断的迷茫
理性主义帮助我们树立了一套全新的，或许也是更好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促成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使得人的物质生活极度丰富，甚至造就了资产阶级革命，把人类制度也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理性主义可以给我们认识世界的行为提供一套方法论，但他却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世界，无法给我们一个目的依据。
世界的一切都是可以被用理性的理念解释的，太阳东升西落不是因为太阳神和他的马车，而是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这样一个世界必然是理性客观的，同时也是冰冷的，一切真正的终极意义全都消散了。一个神圣的，终极的，毋庸置疑的真理消失了，人与人之间所基本公信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复存在了。因为理性科学只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但他却无法论证什么是对的，只能告诉我们如何去做，却无法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至此，价值判断成为了每个人自己的人人不同的标准了。难以有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统一的，永恒的，终极的价值标准。而我们每个人所信念的观念就构成了一种类似旧日的神明的信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等等，都是个人所进行的价值选择，我们难以衡量其对错。用韦伯本人的话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最高贵的终极价值观，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进入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4]于是一个“诸神之争”的世界就出现了，我们各自有着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宛如各自所信仰的神明们互相征战。
（三）现代化铁笼：理性主义所造就的制度铁笼
理性主义在微观个人的精神上造就了“诸神之争”，而在庞大的国家机器或者说社会上则构成了“现代化铁笼”。理性主义在制度上的最好体现就是官僚制的出现，由层层课级组成的庞大官僚体系使得每个人都成为了庞大机器上的一个细小齿轮，各自完成着自己的细小工作，通过千千万齿轮共同铸就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或者企业机器。在这样的机器中，个人的意志几乎无足轻重，或者不如说，这样的官僚制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抹除个人单体意志从而提升工作效率。一台机器不会因为一个齿轮的故障而无法运作，整个官僚体系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心情而瘫痪，这就是官僚机器效率之上所铸就的。
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在大幅增加行政效率与稳定性的同时也必然将带来大量的问题。个人的情感好恶在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整个行政体系将势必变成一个冷冰冰的机器。而相应的政治体系制度也会逐渐变成一个冰冷的机器，行政人员的效率与专业能力的要求越发增加，而道德与同理心的需求则逐渐降低，一个追求极致效率的工厂流水线般的社会出现了，而这正是现代化理性主义所铸就的制度铁笼。
二、无思所导致的“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的个体现代性无思
汉娜·阿伦特以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而在世界上享誉盛名，此书围绕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艾希曼的审判开始。艾希曼在二战后逃亡到阿根廷，最终在1960年被以色列捉拿，并与次年在耶路撒冷对其展开了审判，阿伦特在当时作为记者在现场旁观了审判的全过程，这本书就是其报道的收集汇编而最终出版的。这本书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副标题，叫做“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那么，什么是平庸之恶呢？这要从艾希曼所表现出的形象说起。在我们印象中，纳粹屠杀犹太人集中营的刽子手必然是恶贯满盈，双手沾满鲜血的精神变态或者暴虐之徒。但在阿伦特眼中所展示出的艾希曼并不是这样，阿伦特说艾希曼怯懦，平庸，声称自己的行为无非是为了服从上级的要求进而可以有机会高升，他从未意识到自己所谓的“服从行为”所造就的是千万条人命的消失。而这并不是因为他精神变态或者道德败坏，仅仅只是因为其认识的过于平庸以及放弃思考的无思所导致的无法认知到自身的罪行，无法判断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6]这样一个平庸到甚至普通的人所造成的极恶就是平庸之恶。
阿伦特提出，之所以造成如此“平庸之恶”的原因分为两个方向。首先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制度体系所导致的道德盲视，而另一点就是个人的“无思”或者说放弃思考所导致的。
首先我们来看前者的制度上所导致“人的异化”，阿伦特说：“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 极权政府的本性，抑或每一种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我们在前文所提到的理性主义形成现代化社会的科层制并铸就了现代铁笼，这样的铁笼会使得人在其中逐渐成为冰冷的齿轮，将人从个体的人变成一个标签化的职员，这一点阿伦特与韦伯的观点异曲同工，下文鲍曼会有更详细的论述，所以在此不再进一步深入。
然后是阿伦特的核心思想，无思所造就的个人平庸，由此引发的恶。艾希曼的无思源自于其对自身行为责任承担认识的匮乏，缺乏自我行为的认识能力，同时也缺乏对于其行为对他人所构成的影响和后果的思考。这也标志着许多看似“正常”的人类实则已经丧失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了整体社会机器上一个简单上传下达的齿轮，他们可能“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作恶”这也就使得出现了一种极为可怕的现象，一种没有恶意，没有任何残暴的动机的罪恶开始出现。这一点与我们前文所提及的韦伯提出的价值真空所导致的价值判断的消失有着相互联系的关系。当所谓终极的永恒的价值消失之后，人们在一片价值观念的丛林中迷失，最终选择了放弃选择，放弃思考，成为了一个平庸的无思的人，这正是铁笼困住个人的微观表现。用阿伦特的话说：“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
随之表现出的更为可怕的结论就是：并非遵循规范就可以为善。在各种情况下，即便我们循规蹈矩地从事着诸多规范法律，但可能在一定情况下这就导致了恶。在纳粹德国，人们甚至依法行恶，这也使得做到不“无思”，做到真正的独立思考在我们现在显得尤为重要却又尤为困难。如前文韦伯所提出的“诸神之争”的观点，在价值多元的结果下，个人在终极价值上呈现出碎片化与个人化，阿伦特将其称为“内在世界异化”这使得平庸之恶的产生成为了现代性的一个几乎必然的结果，这是现代性在微观上于个人造成的影响的具象化体现。
三、秩序的理性化崩溃：齐格蒙特·鲍曼理论中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
（一）现代性及现代社会的形成
与韦伯相同，鲍曼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形成的理论，如果是韦伯身处于现代社会前期所提出的“祛魅”与“赋魅”理论像是先知对于未来社会问题的遥远洞见，那么鲍曼对于现代性的认识则是站在现代性已然成熟，甚至步入后现代时期，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其特点，以此可以撕开由“概念、刻板印象、假定的真理、未经证实的事实等编制而成的帷幕”。因此，鲍曼的现代性观点体系与韦伯虽有相承关系，但却以历史的角度得以更明确清晰地审视这一理念的特点。
1.现代性的形成
（1）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
在宗教时代，世界不是理性的而是神圣的，道德与行为的遵旨与至高无上的神意息息相关。而现代性以理性化的思维促成了世俗社会的来临，标志着人在脱离了神的旨意后也是可以独立思考的，理性替代了神意成为了世界通行的标准。因此，现代性的核心就是理性。而随着理性主义的深入人心，理性成为了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甚至一些问题我们短期内看不到具体的合理的解决方法，但我们坚信遵循理性的道路前进这个问题将必然得到解决，一个理性神话的现象以初具样貌。在这个神话中，我们坚信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必然进步，随着时间的推进，只要我们仍然在理性主义道路上前行科技就必然发展，因为现代科学就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兴起了加速主义的浪潮。
这一点与韦伯的“世界祛魅”理论一脉相承，用一种更为现代的方式再次诠释了世界从旧有的神圣社会走向理性的现代社会的过程，并指出了其中所潜藏的一种隐忧，一种科学神话的定时炸弹随着理性主义的开疆扩土，伴随着理性、科学一起被送入人们心中。
（2）现代性的核心需求是秩序
用鲍曼的话说：“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建立秩序的任务(更确切地同时也是极为重要地说是，作为项任务的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作为必然之最,确切的说,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将其他所有的任务仅仅当作自身的隐喻)现出来。”鲍曼提出，现代性的核心任务就是追求一种完美的秩序，将世间万物进行分类，进行解释，用一种经验的方式来给世界赋予一种科学化的合理解释。这个过程用韦伯的话说就是“祛魅”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科学化世界的同时也必将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用一种严格到近乎神圣的理性主义去看待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以期构建起一个秩序的王国，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误差，反例以及难以归类的模棱两可的事物。而理性主义对这样事物的难以处理造成了其一种近乎病态的“园艺观念”对于这样不和秩序的产物产生修建杂草的欲望。这一点会在下文中详细阐述。而悖谬的是，正是这种绝对秩序的要求，构成了越来越多的混乱，促成了一系列无序行径的出现。要求推行一种统一的理论解释世界，也就导致了更多此种理论无法解释的事情成为了失序。这一点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全人类的历史中的例子都不胜牧举。
（3）现代性希望消除矛盾性的存在
从上一点中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理性主义思维天生的对无序的、不可控的事物存在极其巨大的厌恶情绪。乃至我们创造了诸多理论希望将世界的运行合理化，把诸多事务可控化，让一切事物兴衰都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但秩序与混乱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伴相生，并非可以只求其一消灭另一方。我们追求秩序的行为都会促成新的混乱（或者称为矛盾性）的产生，每诞生一种全新的分类世界，解释世界的方法，必然会造成新的事物成为这一解释的特例而无法纳入体系中。也就是说，矛盾性会随着现代性的高歌猛进而越发强大。
2.现代社会的特征
前文中，我们分析了鲍曼观点中现代性的诸多特点，现代性的普及促成了现代社会的诞生，由这些特点形成的现代社会必然具有许多孕育于现代性之中，近似于“原罪”的特征，下文我们将阐述鲍曼理念中现代社会的特征。
（1）现代社会要求用理性的法律来控制人与万物
这一点就如同前文韦伯所说的现代性铁笼，现代社会通过理性构成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来构建框架，愿意是借此提升自身行为的效率，但却构成了一个体系，通过理性化的法来指导，教化其他处于理性之外的人或事物，以此构建起一种属于现代性的法制的“文明化”视角。
（2）现代社会追求可控的一元而非混乱的多元社会
如同鲍曼分析现代性特性中提出现代性追求秩序，希望可以消除矛盾性。由此诞生的现代社会天然的带有希望塑造可控的单一的，一元社会的期望。不能容忍在价值体系上与自身相左的“不合理”事物的存在，忽视了个体的多样性，更倾向于指导个人融入社会的一元，进而消退个人的多元特征。这一点借由冷战中美苏两国有关意识形态的分歧产生的诸多争端可以大概窥见一二。
（3）现代社会要求用制度来规范社会
在前两者的结合下，现代社会通过法律确认自身的合法性，而现代社会又希望追求可控的一元景象，而非多元的混乱不可控情况。因此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整体社会就成为了一个极为合理的必然手段。而这一点，正与前文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观点遥相呼应，在现代社会，人不再是单纯遵守社会规范便会正确地不作恶。因为理性的法律是合理化的工具理性产物，而工具理性是道德中立的。
（二）大屠杀：现代性铸就危机的具象化
在我们通过前文大量篇幅阐述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再将视野转回大屠杀上，通过鲍曼的理念再来审视大屠杀这件事本身，我们会发现成为了鲍曼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极为精准的注脚，也是其理论中现代性所导致的诸多问题形成的一个“近乎必然”的结果。之所以说“近乎必然”是因为大屠杀不仅是现代性的失败，也是现代性的产物，更准确的称呼是大屠杀是现代性的隐忧，或者用韦伯的话说叫“选择亲和性关系”。
1.现代性的“园艺”理念给予了大屠杀合法性
在前文中，我们谈及了现代性追求秩序，希望通过分类与科学解释，将世间种种都纳入进一个科学的、合理的体系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于自身的理性能力产生了高度的自信，认为可以通过自身的理性观念，按照自己提出的理性理论去塑造这个世界。“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荒野文化走向园艺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人走向台前，成为一个“园艺师”按照自身的理念对于“园中植物”进行裁剪，保留自身认为的秩序与规范，而裁去那些杂草与旁支。这么一个看起来非常秩序与理性的行为，却正是大屠杀这一现象的思想源流。在这些“园艺师”看来，自身的行为是为了维护社会整体发展的秩序，裁剪的杂草是为了整体秩序的正义而不得不为的小恶，是必要之恶。在他们看来，自身的行为是具有百分之百的正当性，因为他们将自身的理念视为理性与科学的化身。换句话说，这一裁剪行为的正当性正是由理性主义，对于进步的终极确信背书而得以具有绝对的正当性。因此，鲍曼认为：“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
将理念具象化到时间，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犹太人就成为了这一片“秩序花园”中的不合理的杂草，因此将其剔除也是极为合理的决定。他们拒绝被同化，被融入日耳曼民族，德意志民族体系的纳入合理化，规范化的理性世界，因此一种对于其不愿归化的不合理的，打破了现代社会规律的行为，社会整体逐渐产生了愤怒，而这种情绪积累的结果就构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在因为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雄心而显得独特的现代社会里，种族主义宣布存在着某一种群的人。他们顽固并死不回头抵制所有的控制，并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响”
2.现代官僚体制制度给予了大屠杀的土壤
在前文韦伯所提及的有官僚制体系构成的现代化铁笼在大屠杀中担任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阿伦特也提及艾希曼自身的不思所构成的平庸之恶，让他无法认识到自己在进行简单的上传下达的工作中，是如何构成了庞大的屠杀机器中一个齿轮的作用。官僚制体系将一个庞杂繁琐的工作流程拆分，分工，将其中无数的工作交由不同的人分门别类负责其中一个细小的部分，而使得人们难以看到整个工作的全貌，也让他们的责任承担意识被削减了。这么一个流水线化的办事体系必然造就了工作效率的提高，人们只要各司其职就可以保证整个机构顺利高效的运作下去，可能其中一个人能力不足，但这并不会影响整体机器的运作效率。但这样的行为导致的一个极为可怕的后果就是诞生了前文所述的艾希曼这样的“平庸之恶”。
人们无法从零碎的细琐的工作中窥见自己工作的全貌，一个负责填写表格的文员难以意识到自己在登记送往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名单，自己在表格上盖上的核实印章事实上也是这些犹太人的死亡宣判。也正是因此，传统的道德压力与道德规范在这种官僚体系的作用下出现了惊人的普遍性的失效，无数平日里甚至可以说是和蔼可亲的人，在流水线上犯下了令人发指的，难以原谅的罪行，而自身却对此毫不自知，完全难以意识到。这也正是“平庸之恶”这一概念在宏观制度上的构成原理。
在这样的流水线环境下，人不再将他人视为一个个鲜活的独立的个体生命，而是轻易将其视为一个抽象的违反秩序的概念的聚合体，人的概念被异化了；同时，个人与直接屠杀的距离被保持的足够远，使人难以遭受，甚至是难以觉察到对于自己的道德压力。所以一个可怕的现象出现：“现代性并没有使人们更为残暴；它只想出了一种办法：让残暴的事情由那些不残暴的人去完成。”
3.现代性的道德中立促成了大屠杀的实现
在前文中，我们阐述了韦伯提出的理性主义无法回答世界的终极意义，也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现代理性无法帮助我们实现价值判断，所以只能构成一种工具理性。而这一点在大屠杀中得到的很好的体现。
大屠杀在制度上的成功归功于官僚制的流水线式工作，而大屠杀在技术上可以实现则是归功于工具理性以及其去道德化的实现。根据米格拉姆的实验：残酷只是轻微与执行者个性有关，更多地是和权威与下属关系相关。这说明了并非是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构成了人民的道德滑坡，让人人都成为了恶贯满盈的罪人，只是道德与人们行为的相关程度被减轻甚至消失了，因为行动依靠理性进行科学的指导，而科学的理性指导并不会告诉你事物的对错，只会告诉你该如何去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居然出人意料地在思考是非对错时被中立了，或者也可以说是被忽视了。这也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阿伦特所说的“无思”。或者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换个说法，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我们可以形成道德规范，规范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但我们无法形成道德能力，道德能力需要你去思考是否应该这么做，或者为什么要这么做。也就是因此，阿伦特所提出的可怕现象得以成真，在这个时代，单单做一个循规蹈矩的、遵循道德规范的平庸之人并不能让我们免于行恶。
四、乌托邦的消退：理性的局限性
在探究完鲍曼对于大屠杀的诸多理论后，我们会发现，大屠杀可能完全不是理性社会的一个意外，而恰好是理性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理性社会的诸多情况天然地给大屠杀的产生造就了极为便捷的环境。而这便会令人联想到波普尔和哈耶克对于这种“园艺”工作类型的理性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
波普尔提出了对于“乌托邦社会工程”和“历史决定论”的批判。那什么是“乌托邦社会工程”？乌托邦社会工程就是人认为可以通过自身的理性设计出一套完美的社会蓝图，并且只要按照这么一套蓝图去设计改造世界就必然可以诞生一个完美的世界。而在这一套“乌托邦”的感念下有一套美妙的观念作为支撑，也就是“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会一套完备的理性规律决定，会必然地朝着某个确定的方向发展。哈耶克将这种现象称为“理性的自负”，哈耶克提出，人们会“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现代理性给了我们一个极为致命的诱惑，就是让我们希望用理性去进行整体设计，用理性的规划来摆脱和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不确定给我们带来的不安和焦虑。这一观点与前文鲍曼和韦伯所提出的这种想用秩序化，修建园林的做法恰好相合。
结语：
本文通过对于韦伯，阿伦特还有鲍曼的理论思想进行了简略的概述，最终通过波普尔和哈耶克的“理性的自负”作为对于现代性困境的一个集中反应。现代性困境的构成原因极为复杂且多样，许多大家都对其进行过论述，但归根结底，这些原因的根本中心都是理性主义的诞生所导致的改变。
上述几位大家都对于现代性困境提出了自己心中的解决方法，韦伯提出将艺术作为“赋魅”的方法，通过“赋魅”来使世界重新拥有一定的“魅”，以至其不成为一个完全的冰冷机器。阿伦特则将个体的“无思”视为最迫切也是最为力所能及的问题所在，其人生的后半生都在思索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鲍曼则是提出了“后现代性伦理”用一种非理性的多元化的方法来寻求出路。哈耶克则是现在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的先驱者。先人们用各自的努力寻找着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根本方法。
而当时代到了我们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世界看似焕然一新，许多人都认为互联网的到来会使得人类彼此连接，一个崭新的乌托邦将降临人间，但事实确实互联网永久改变了人类的世界，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并未出现，纷争，对抗，谩骂，暴力，乃至信息时代的“网络大屠杀”屡屡出现。在未来等待着我们去思索，探求的道路仍然漫长且艰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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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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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新星出版社 2021年
刘文瑾：《阿伦特与恶的现代性悖论》，现代哲学，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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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郁建兴等译，学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