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特里·伊格尔顿：后结构主义缓慢不确定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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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对于那些一开始就认为它是鬼话连篇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要紧的质疑。但，它无声的消亡中有令人感兴趣的部分。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巴黎，后结构主义粗暴地冲进知识界。那时，巴黎的学生正在起来反抗学院里的教师们。雅克·德里达【1】的《论文字学》出版于1967年（再版后配上了朱迪斯·巴特勒【2】的导言），就在这些被过度神话的事件发生的一年前。在文本的阐释中发生的事情和大学里正在发生的事有某种密切关联。除此之外，《论文字学》被认为展现了从卢梭、索绪尔【3】到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4】的文本片段是如何消解了支配它们的逻辑，在建立起等级和对立的同时又瓦解了它们的。你越是探究这些表面连贯的著作，它们的边缘就开始磨损，缝线开始脱落。

尽管德里达本人在五月风暴的参加者面前感到局促，后结构主义仍在以一种晦涩的方式去做那些要把巴黎撕裂的人们打算做的事。（一个不同点在于“新哲学家”【5】们没有被宪兵队袭击。）结构大厦的面目暴露出来，远比它们看上去更不牢靠，缺乏坚实的基础和武断的排除。从不稳定的能指到女性躯体，总有一些东西在它们的权威之外。文学作品被仔细审视，以求找出滑动和犹豫之处，这使任何对它们”整体性“的阅读都溃败了。多样性从整体性的暴政中被释放出来，差异性从同一性的专制中得到解放。明确的差别，清晰的定义是压抑的理性的产物，相应的，文体上的晦涩就是站在天使这一侧。在这种愉快的不确定氛围里，搞不清楚一个东西到底在讲什么成为了一种美德。从这个角度说，幸好那些脑外科医生和航空工程师目前看着不像是吉尔斯·德勒兹【6】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7】的狂热读者。不同于过往从亚里士多德到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大多数批判工作，后结构主义注重不一致和自我分裂。从某种方面讲，它是二十世纪早期艺术先锋派的继承者。学生们的反抗失败了，但后结构主义理论存活了下来。这种结果，一部分因为它是在思想层面上保持革命热情的一种方法，但同样因为，它联结了1968年的暴动热忱与一种更阴沉、幻灭的情绪，这种情绪属于那场暴乱的政治余波。在对怀疑论和幸福感奇特的混合中，后结构主义成为一种自由主义的悲观形式——它梦想着一个免于形式和制度（机构）压迫的世界。不过，它也没有幼稚得不可救药到臆断这会成真。朴实不是巴黎人特别中意的品质：人必须拒绝放弃他的欲望，但同时承认欲望永远不会被满足（雅克·拉康【8】）；权力可以被抗拒，但永远不会被推翻（米歇尔·福柯）；能指的“自由游戏”质疑形而上学的确定性，然而形而上学那监狱的高墙只能被动摇却不可能真地被打破（雅克·德里达）；乌托邦至福时刻大多数只存在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罗兰·巴特【9】）。事实上，这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后解构主义批评家们如同最死板的的官僚主义一样寄生在符号和系统中。毕竟，没了它们，也就无所谓颠覆或逾越了。如同后结构主义者倾向的那样，自嘲地认识到这点，并不比一个酒鬼自嘲地意识到自己过量饮酒并把它作为充分的借口更令人满意。
由德里达首创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标志性特色是试图解构文本及制度；但它只能在内部实行：紧紧依附着系统内在的逻辑，它考察系统，目的是暴露内部根本性的不一致。若解构把自己看成既不在它探寻的对象内也不在这对象之外，那部分是源于众多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们本身就是阈限性（liminal)【10】的角色——要么是字面意义上来法国的移民，要么是所谓的国内流亡者。结构主义真正意义上的元老，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位比利时犹太人亲马克思主义者，曾在圣保罗和纽约教书。他主要的（后）结构主义继承人们可以列出一串名单——巴特、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克里斯蒂娃、福柯、西苏、德里达、伊利格瑞——里面没有一个是法国出生的非犹太异性恋男性。

如此一来，后结构主义理论以一种固执的坚持关注那些无法调和的事物就不足为奇了。照这样，它代表了政治左翼的一种异端潮流，在气质上比起马克思主义者更像自由主义者。它哲学上的导师不是马克思而是尼采。后者可憎的政治学谨慎地倾向于无可挑剔的部分。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和他的阿尔及利亚同胞德里达有密切的个人关系。但后者的声明，称解构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版本，使得两个阵营都大吃一惊。阿尔都塞【11】也教导过福柯，后者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间接的批判。辩证法已经让位于差异。以僵硬的法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说，这些都是反常和异端。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肯定了那些被官方左翼大多数情况下冷酷镇压的一切：游戏，时尚，礼仪，寻乐，差异，放纵，身体，疯狂，性欲和无意识。如此这般，它成为连接索邦大街那令人兴奋的日子和今日后现代议题的一个通道。
然而，这种更加有吸引力的异议品牌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同于不那么精巧的自由主义思想，后结构主义足够精明，承认规范和系统会一直伴随我们。即使如此，它也无法提起对它们的热情。相反，是边缘和异常抓住了它的想象力。后结构主义最乏味的一点是，它仅仅打算倒转规范和偏离的对立而不是指出它的不足。事实上，边缘性变成了积极之物，仿佛连环杀手和新纳粹被人称赞一样。很容易地，法律具有的教化和保护功能这一事实被压制了。事实上，异见可以富有启发性，但也存在非常有害的那种。团结，而不是令人愉快的差异游戏，才是在是否要让儿童回到工厂这个问题上我们所需要的。并非所有的规范都是压迫性的，一致性也并不总是令人窒息。不能把垂死之人扔到垃圾堆里或射杀所有60岁以上的学者同样属于现代社会的规范，但后结构主义似乎对这些益处粗暴地视而不见。是团结，而不是差异和多元，最终击垮了种族隔离和苏联集团。至于身份和主体性，一些人可以承受把他们自身解构，但另一些人在他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上需要相当的确定感来达到自由和满足。后结构主义对传统和制度的嫌恶不仅在政治上缺乏远见，同样也是一种应该被怀疑的泛化的故作姿态。  
像某些更奢侈的法国产品一样，后结构主义的旅途并不特别顺畅。19世纪70和80年代，它在美国蓬勃兴盛过；虽然德里达本人从一开始就把后结构主义当作政治和制度上的事务，它却被美国去政治化的学院氛围迅速同化，成为了一套阐释文本的技巧。马克雷·德菲尔德【12】（Marc Redfield）的《理论在耶鲁》书中，对所谓的解构主义“耶鲁学派”给出了极为有趣的评价。此学派的首席权威包括保罗·德曼、哈罗德·布鲁姆、杰弗里·哈特曼、J.希利斯·米勒。德曼在1983年去世，布鲁姆现在则舍弃了文学理论，成为了德菲尔德恰如其分描述为的“西方正典乖戾的摄政王”，哈特曼已经转投大屠杀研究，而希利斯·米勒回到了他早年的一些兴趣方向，如维多利亚时期文学。无可否认，狂欢已经结束。德菲尔德的研究可能将其主题放在了令人感到疏远的历史视角中，但仍然富含真知灼见。  
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全盛时期，它受到的尊崇和谴责大概一样多。1992年，在激烈的反对中，雅克·德里达于剑桥大学被授予了荣誉学位（他被人常被误解持有这种观点：认为这个世界除了书写空无一物，任何事都可以意味着别的任何东西）。若是搞清楚剑桥评议委员会中投他反对票的人里有多少完整读过他一本书，甚至一整篇文章的人，一定会很有趣。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是否会容忍一年级本科生出现这样智性上的懒散？克里斯托弗·诺利斯是一位非常多才的学者，其兴趣涵盖了从诗学、科学哲学到音乐学、模型飞机制作的不同领域，和这些反对者不同，他在《一切之后的解构》(Deconstruction After All)中把解构创立者看作是一个颇为保守的思想家，而不是那些批评者们所幻想的虚无主义者。以他独有的博学和敏锐，诺利斯的文集与访谈漫游在从美学、文化研究到德里达与印度思想的联系中，还包含了对已故弗兰克·克默德【13】的优美的回忆录。  
德里达成为让-保罗·萨特以来这个星球上最时髦的哲学家，也算是他被学术机构轻视的一种补偿。他与其他文学理论家在电视和《时代》杂志上抛头露面，曾经的F.R.利维斯【14】也比之不如。研究生们可以通过发表一篇声称某部文学作品同时意味着五种或六种互相排斥的事物来积累宝贵的文化资本。一大批全新的批评用语应运而生：“悖论（aporia）”、“不可解（undecidable）”、“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不可能性（impossible）”、“无知（blindness）”、“不可思（unthinkable）”、“不可读（unreadable）”、“在场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presence)”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些当时最反对这些术语学者，后来将会发展出一系列新的他们自己文法古怪、用法新奇的习语。  
像那种低质平庸的理论一直以来都存在。不过当这种东西突然风行起来时，比如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文学研究领域内发生的那样，人们就可以确定有啥地方出了问题。不像一些保守主义批评家所想的那样问题出在这些理论本身，而在于这是一场潜在危机的征兆。当一种既定的智性实践开始走向失败时，它可能被迫转变成自我反思的形式来谋求生存，把它自己当做知识的对象。因此这个过程会有一种奇怪的自恋，任何不走运而接触过某一种知名文学理论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点。  
后结构主义在政治紧张动荡的时期发展起来（越南战争、学生和民权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上起到调和作用的人文学科越来越受到质疑。有一段时间，理论本身为产生它的那些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文学系有了新的、令人兴奋的、不拘传统的东西可以去做。到处都有一种异议的新鲜氛围，没有具体的政治上的不合时宜，在一些方面也与传统自由主义反教条的偏见非常一致。当如何处理人文学科这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时——即让它们营养匮乏希望它们能最终枯死——这一理论潮流也随之消逝。主要存在目的是为经济服务的大学并不热心那些堂皇的臆想。  
这些，就发生在后结构主义身上事情的一部分。这是以前尚未技术官僚化的学术界中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喘息。那时候知识阶层的工作是批判性的，而不是与市场偶像们同谋。它在所谓的德曼事件后仍然幸存——德曼，这位著名的耶鲁解构主义者1987年被发现（在他死后没多久），他曾在比利时被德国占领期间发表反犹、叛国的文章。这时，康奈尔大学整个后结构主义学派似乎都失声了。不过年轻德曼亲法西斯情结的曝光并没能有给这场运动最后一击——这场运动里德曼是美国方面的焦点人物。即使是神的失宠也不行——它让福柯被艾滋击倒，巴特倒在爱丽舍宫外的卡车下，德里达成为胰腺癌的受害者。  

911事件目送了这个思想流派的告别。20世纪90年代回响着一种声音：西方已经进入后历史、后理论、后意识形态、后形而上学时期；对宏大叙事的拒斥成为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鼓吹历史已经结束是一种冒险。就在911，两架飞机撞毁于世贸大厦，一种新的宏大叙事，所谓的反恐战争开始拉开帷幕。除此之外，历史也并不总是毫无差错，所以当这场悲剧袭击纽约时，后结构主义已经式微，转而代之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保留了后结构主义大量的概念，但使用它们时更加实际和接地气。与后结构主义是一系列观念相反，后现代主义是实在的文化。不是去投身有关差异和同一的玄奥的哲学话语，它带着同性恋权益的标语走进市中心。它更关心残障而不是人文学科的去中心化。后结构主义者谈论身体上的文化印痕，而后现代主义者在前臂上纹身，把头发染成紫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人能断言，后现代主义是去掉理论的后结构主义，因为在大众主义氛围中理论就意味着“精英”。如果这说法为真，那后结构主义根本没有死亡。它活着，但换了种形式，并不那么容易被看出来。  
总的来说，“理论”的高光时刻同样也是政治左翼崛起的时候。等风头过后，在屈服于务实的、反思辨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氛围之前，理论给了它幽灵般的几十年光景的来生。于是，后结构主义之死，主要是两种因素的后果。一是，死亡的并不是运动本身而是通常说的“理论”，不管怎样，这给那些更习惯发短信而不是文本性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第二点，后结构主义的见解并没有被对抽象概念毫无耐心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所抛弃，而是充为己用。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也特别有讽刺意味。因为解构一直以来否认它是任何一种理论、方法、系统或教条，从而遵从它自身的教义。简而言之，这就是理论化的反理论样式。即使那样，对于大多后现代主义的拉拉队长们也过于深奥难解。对他们来说，想法的重要性远没有图像高。尽管有诸多盲点，对于那些如今把整个批评的概念用男性鬓须和牛仔套装来分类的人来说，后结构主义也是一种过于批判性的观点，一种过于怀疑的阐释，已经无可挽救的过时了。罗兰·巴特被卡车碾过是一件憾事，但也并不全然可叹：他不必亲眼看到文化被大规模贬低为商品了。
【1】：雅克德里达，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代表人物。
【2】：朱迪斯·巴特勒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
【3】：索绪尔：语言学家，结构主义创始人.
【4】：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家。
【5】：new philosophers：指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一代法国哲学家。
【6】：吉尔斯·德勒兹：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7】：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8】：雅克·拉康：弗洛伊德后影响力最大的精神分析学家。
【9】：罗兰·巴特：法国作家、思想家。
【10】： 一种处于模糊边缘的状态。
【11】：阿尔都塞：天才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12】：Marc Redfield：布朗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13】： Frank Kermode ：文学评论家。
【14】： F. R. Leavis ：英国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