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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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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The Cybernetic Brain: Sketches of Another Future（2010）一书的最后一章。该书作者为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科技史学家Andrew Pickering。Pickering在书中以人物为单元，追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控制论史，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现代性的困境及其替代方案。
现代性（modernity），在Bruno Latour的论证中，是一种「强加于其他事物之上的力量」，它将世界上原本混合的「物的知识」和「权力与人类政治」凭借科学的纯化加速割裂，掩耳盗铃地声称建立两种了互不干扰的秩序（自然和社会），并认为肆意操作其中之一可以对另一方毫无干扰。而现实则是，越是追求对万物清晰可知的分类与操作，就越是使两方相互影响，越是造就不可知的中间状态和相伴而生的杂合体（hybrids）。
这即是海德格尔意义上对世界 「座架」（enframing，也被译为「框架化」）的失败。而Pickering认为由座架所造就的「极端现代主义项目」，对社会及自然产生了诸多意外的严重后果。更重要的是它建构的「人造世界」和教育体系强化了自身，在客观上形成一种现代性的霸权。 而控制论正是一种对现代性霸权的挑战。
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梅西会议-控制论著名的跨学科性，它本身即是现代性「在实验室中发明的杂合体」——梅西会议主席麦卡洛克认为与会者「只通过实验室俚语和技术术语构建的脆弱巴别塔相互联系」。控制论生成于那些被现代性强行二分的概念之间的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自然与社会、身体与心灵、有机与无机、非人类与人类……它是Latour所设想的「物的议会」（the parliament of things）民主制度的重要成员，帮助修补被现代性斩断的两部分。
原因之二，是Pickering所谓的「本体论戏剧」（ontology theater）。如果说现代性是通过表征（representation）认识并操作世界（科学表征了无声的物质客体，政治主权则表征了无法同时发声的公民群体），那么控制论就是一出打破现代边界的戏剧，在各种异质的本体之间上演。控制论言说出了现代性房间里的大象，并和它在中间王国一同起舞，而这正是「战无不胜的现代人」（the invincibility of the moderns）在实践中倚赖却闭口不谈的领域，他们经由此在自然和社会间左右横跳。控制论戳破了他们的二元辩证法的诡辩，那么它在主流话语中令Pickering震惊的边缘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即便如此，控制论也当然不是唯一的答案。Pickering将控制论的具体历史归入某种更大的文化集合，并作为一种线索串联起那些提出现代性替代方案其他的工作：复杂性科学、情境机器人学、生态科学甚至神秘主义……无论它们是否在具体知识上与控制论有直接关联。Pickering都希望由此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的开放性可能，勾勒出另一种未来的轮廓。
大目妖 2023年11月21日
可跳转阅读我此前写过的相关文字，作为本文补充：
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
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
Andrew Pickering（生于1948年），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拥有伦敦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和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研究博士学位。曾任直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社会学教授和科学技术研究主任。
他的著作《构建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1984）是科学社会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实践的冲撞： 时间、力量与科学》（1995 年）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实践的操作（Performativity）概念，重点关注非人类机构，有力地推动了科技研究的后人类主义潮流。
以下为正文部分，共约12,000字
另一个未来的草图 Sketches of Another Future
另一个未来的草图 Sketches of Another Future
安德鲁·皮克林
P379-388，The Cybernetic Brain: Sketches of Another Future（2010）
[*]注释和插图均由译者添加
明镜周刊：现在什么取代了哲学？ 海德格尔：控制论。 ——马丁·海德格尔，《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1981年）[1]
那又怎样？这个故事*现在能为我们做些什么？为什么要把历史研究描述为另一个未来的草图？
【译注：*故事，指作者Pickering在书中上文所进行的控制论历史研究，整理了Grey Walter、Ross Ashby、Gregory Bateson、Gordon Pask等早期英国控制论学者的思想和研究工作。】
答案很简单，本书试图将控制论从边缘拯救出来，并将其纳入主流话语，使其更广为人知。我心中的另一个未来，是那些尚未涉足这一领域的人们的「另一个未来」，也是在我看来目前被现代本体论及其一切所主宰的世界的「另一个未来」。通过重温控制论的历史，并从不可知性和「生成」（becoming）的非现代本体论*角度来解读它，我试图传达这样一种信念，即存在着另一种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方式，它是有意义的，而对其进行把握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对未来的构想并不是说，我们明天都应该去制造Tortoises机器人*或创立基于可生存系统模型*的管理咨询公司（不过，也许是时候再去建造一次「欢乐宫」*了）。我希望这些控制论历史的场景能够成为未来实践的开放式模型，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出无穷无尽、难以预测的未来项目清单。
【译注：*非现代本体论，作者认为现代本体论是某种人与物二分的二元论；而在以控制论为代表的非现代本体论中，人和物和其他存在的界限并不明确。*Tortoises机器人，1948年底到1949年初，Grey Walter在家制作的两个的机械装置，并将它们命名为Elsie和Elmer。*可生存系统模型，VSM即the viable system model，Stafford Beer在1950到60年代提出的系统管理理论，目的在于优化组织各部分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响应效率。*欢乐宫，Fun Palace，控制论学者Gordon Pask和建筑师Cedric Price在1960年代设计的由电脑程序调控的可动式建筑，选址于伦敦，未建成。】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这又回到了我一开始关于现代性霸权的思考，正如我所定义的那样，现代性霸权笼罩着我们的工作与想象力。如果现代性不是霸权，那才令人吃惊呢：西方几乎所有的教育体系、学校和大学，都是围绕着现代的可知性本体论（the modern ontology of knowability）组织起来的，它们实际上也是围绕着传播实证知识的目标组织起来的，该本体论认为世界是有限可知的。传统教育给人的印象是，知识就是一切。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科目或主题的教学不是如此。那么，创造另一种未来的部分工作就是要表明，上述情况未必是理想的。我会从三方面论证。[2]第一点很简单，且无需赘言。多样性是好事：它有助于我们适应未知的未来。最好能以两种方式（非现代的和现代的）而非一种来把握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如果能有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在现代性之外提供另一种选择，那就更好了。我从未听过脑电波音乐*，也从未玩过生物计算机*，但我宁愿生活在一个容纳而非排斥它们的世界里，总有一天它们可能会变得重要。
【译注：*脑电波音乐，1960年代基于Grey Walter的脑电波反馈装置，将阿尔法脑电波输出转换为声音。*生物计算机，1960年代Gordon Pask和Stafford Beer利用铂金电极和硫酸亚铁溶液的电阻特性，设计的具备一定程度学习行为的装置。】
第二个论点与控制论的具体内容有关。在我看来，控制论提供了一种现代性的替代方案，它有一些特别吸引人的特点。我在上文总结了其中的许多特点；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在其对称版本中，控制论本身就具有民主性。正如我之前所说，控制论本体论必然意味着对他者的尊重，这并非因为尊重是好事，而是因为世界本就如此。本体论本身唤起了一种民主立场。与此同时，控制论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趣的民主施行形式，这甚至可以延伸到我们与物质和自然的关系中（而不至于陷入现代主义的拟人化境地）。此外，我认为那些采取了与控制论相关的「解蔽」立场（the stance of revealing）的行动方案非常有吸引力，该立场对世界所提供的一切持开放态度。如果可以选择，谁会喜欢「座架」*而非「解蔽」*呢？如果有人这么做，我会倾向于认同 R. D. 莱恩*，认为他们疯了。
【译注：*座架，enframing，德语Ge-stell，海德格尔提出的术语，也有译为「架构化」或「框架化」，意为用以机械和确定的方式看待世界，认为其是可量化并计算的。*解蔽，revealing，海德格尔提出的术语，超越被遮蔽的状态，实现对存在本质的认识。*R. D. 莱恩，R. D. Laing，英国精神病学家，以对精神分裂的替代疗法而闻名。】
我认为以上论点是正确的；控制论式的正确；它们足以证明我在本书中所做的努力是值得的。但还有第三个论点，它不是指控制论的具体内容，而是其脱颖而出的现代背景。至少对某些读者来说，该论点可能更有说服力，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一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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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化意味着……扩大受理性决策标准制约的社会领域……此外，这种理性化只适用于可能的技术控制关系，因此，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社会，都需要一种意味着支配的行动。 ——尤尔根·哈贝马斯，《走向理性社会》（1970，81-82页）
这些悲剧与对进步和理性秩序的乐观看法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理由。 ——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1998，342 页）
现在人们变得越来越丑陋，而我却失去了时间观念。 ——鲍勃·迪伦：《Memphis Blues Again》（1966年）
现代性有什么问题？也许没有，也许有。马丁·海德格尔（1976 [1954]）将现代工程及其背后的现代科学等同于「座架」（enframing）以及将世界和我们自己简化为「储备资源」。尤尔根·哈贝马斯（1970）担心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即通过科学规划对自我和社会进行内在的政治重构，科学规划的隐患之力源于这一事实：正统的政治话语无法将其表征化。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004）更具体地指出，现代性（正如我跟随他所下的定义）正在重新困扰我们。它的阴暗面表现为座架的现代项目的「意外后果」，通常以生态危机的形式出现。几个世纪的工业化和全球变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更普遍地，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998）列出了他所称的「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t）项目——旨在理性重建物质与社会世界的大规模计划——提醒我们这些计划往往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例如，饥荒是农业科学改革的另一面。[3] 而我认为凶杀、骚乱和酷刑是将「民主」和「美国价值」强加给伊拉克的另一面。
如果我们赞同以上判断，那么可以做些什么呢？一种显而易见的策略是抵制——例如，在欧洲反对转基因生物的呼声很高，迄今为止也很成功。但我们要注意到，这种策略必然是消极的；它旨在遏制现代性的过度发展，但只是通过挪动天平以重新调整我们的野心，而不改变其特征。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仍然属于现代本体论的范畴；争论本身依赖于科学计算机模拟，目的在于了解未来，从而按照我们的意愿改变未来。我认为这种反对非常重要，但它的消极性也助长了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92）著名的「风险社会」*的残酷性，这是一个以恐惧为特征的社会——恐惧科学和工程学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译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的概念，认为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生存的风险，风险由工业社会所制造。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的承受者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这又回到了替代方案的问题上。除了咬紧牙关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海德格尔只想摆脱现代性，把目光投向古希腊，认为那是一个 「座架」不具有霸权地位的时代，同时他也承认我们永远无法回到那个时代，并得出结论：「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1981）。更具建设性的是从哈贝马斯到拉图尔的一条思想脉络，这一直在努力解决「如何将科学带入民主」（拉图尔著作的副标题）的问题——即如何从字面上或隐喻上将科学家、政治家和公民聚集在同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上，在其中任何一个群体的专长和利益都不一定高于其他群体。
我很欣赏这种思路。如果将其转化为崭新的社会安排，很可能会让世界少一些风险、灰暗和恐惧。这一愿景甚至可能正在实现：例如，科学家和政治家们正在就全球变暖问题举行集体会议。然而我们却很难为此感到兴奋，因为很多事情仍未改变。在这种对现代性阴暗面的明确的表征主义方法中，现代科学和工程学仍是霸权；拉图尔的雄心只不过想放慢现代性的紧张步伐，在我们匆忙进入下一个极端现代主义冒险之前，给我们一些民主的喘息空间。[4]言归正传，这对我来说正是控制论的「政治」魅力所在，因为它所承诺的不仅仅是重新安排我们已有的世界。它为现代性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替代方案。这是我对控制论感兴趣的第三个理由——就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而言，控制论是对现代性霸权的挑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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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完备的知识为前提而提出的关于未来的建议是多么罕见。 ——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1998年，343页）
挑战现代性霸权意味着什么？在底层，我想到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即识别控制论项目并将其道德性解读为本体论戏剧（ontological theater）*以及此类项目的增殖（multiplication）——可以说是一种「量」的挑战。但是，这种霸权到底在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斯科特的极端现代主义计划对世界的支配如此自然而然；我们或许会担心此类活动的具体细节，但往往看不到它们有什么普遍性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面我称其为「回响」（echoing back）。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不仅让我们觉得现代本体论是自然而然的，而且现代性的「人造世界」也在不断地向我们回响并强化这种本体论。我在一个工厂区长大，那里的主要产业是把不定形的金属板加工成汽车。从童年起，我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世界：为了达成目的，人类能动性明显地作用于表面上被动的物质，而该过程的任何意外后果都难以被察觉并谈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社会的物质形态与现代本体论相呼应。现代本体论认为大自然是被动的、毫无防御能力的，正等待人类的重新配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住在英国一个中西部小镇，那里的所有街道都是南北-东西向的网格状布局。若要出城，人们需要在一条线性的、毫无特色的高速公路上开车几小时，或乘坐飞机，穿越一个无标记的空间，在这里去旧金山与区伦敦的区别仅在于不同的不适小时数。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除了把空间看成是笛卡尔式的，或者把时间看成是线性的、统一的，还能怎么办呢？
【译注：*本体论戏剧，作者认为融合了机器人学、神经生理学、计算机科学的控制论项目，通过打破人与物（机器）二元对立的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重新看待人类主体方式，所以称其为非现代的本体论戏剧。】
通过这种方式，现代性的「人造世界」与我们基本的现代本体论相呼应（当然，反之亦然）。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哈贝马斯-拉图尔的方法不足以约束现代性。在我看来，对现代性本体论立场的这种物质强化提出质疑无济于事。相反地，在此我非常关注控制论的人造世界——那些可以向我们回响一种非现代性本体论的对象和人造物。挑战现代性的一部分工作，可能需要将这些对象和人造物从边缘移向我们文化的中心，正如我在这里所尝试的那样：将它们增殖，当作本体论戏剧来鉴赏，并认真对待。海德格尔孤注一掷地梦想着艺术家和诗人可以把我们从座架的世界中拯救出来。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但也许有其道理。这段旅途中遇到的控制论艺术、戏剧、音乐和建筑案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我们能学会把交互式机器人艺术作品（interactive robot artworks）看作是本体论戏剧，而非位于真正艺术边缘的含糊的消遣物件，那么现代性的霸权确实会受到挑战——这并不是说艺术就足够了，或像海德格尔那样认为艺术家是我们唯一应该关注的人。
另一个问题在此处浮现：对现代性的挑战应该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想象什么？非现代性完全取代现代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控制论常常被描述为一门信息科学，与通常的物质科学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是除了现代物理学，我不知道还能以什么方式来思考发电站；除了现代土木工程和电气工程，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来建造和运行发电站。去掉这些现代元素，我们的社会很快就会崩溃，陷入比我们已经生活在其中的灰色世界更可怕的混乱之中。当然，本书并不依仗于这种传统的信息-物质的对比。即使表征和信息已然岌岌可危，我仍然强调控制论的述行性*（performative）。对万物有生论*的讨论无疑开辟了一个空间，人们在其中可以考虑以某种方式驯化自然的可能性，这不同于海德格尔笔下横跨并座架莱茵河的原型发电站。科幻小说的读者可能会设想以发光地衣或细菌为特色的照明方案。然而，我们不应过于急切；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需要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
【译注：*述行性，作者提出两种科学思维的对比，表征式representational和述行式performative，前者既是现代科学的方法，将科学理解为对现实世界的表征。而后者认为科学是以可表述的行为与世界接触的模式，也就是控制论式的非现代方式。*万物有生论，hylozoism，又称为物活论，主张一切物体都具有生命、感觉和思维能力的哲学学说。】
另一个原因上文提到过：多样性是好事。如果我们能同时以非现代和现代的方式想象世界，那当然很好。消灭现代性会减少多样性——这很糟糕。不过挑战现代性霸权也可能意味着将现代性放归其位。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将现代性视为一种选择——有风险的选择，而非天然的、唯一可能的方式。非现代本体论会立即并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未来。无论计划经过多么科学的深思熟虑，我们都应该预料到它们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意味着要小心谨慎，从两种意义上说：首先，不要一头扎进斯科特的极端现代主义冒险中；其次，如果我们真的开始实施这些计划，留意会发生什么——对它们在实践中如何发展保持高度警惕，并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实会偏离预期（无论更好或更坏），并随时准备根据预期与结果之间的差异调整我们的理解和预期。
当然，这重申了我们在前几章中反复提到的控制论认识论，特别是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的意愿：整合科学模型和可生存系统模型的同时，又对科学模型持怀疑态度，并坚持认为科学模型在实践中的不断失败需要持续修正。这也让我们回到了哈贝马斯-拉图尔的思路，即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持续关注的形式民主地参与到现代科学和工程之中，但现在人们更广泛地认识到，即除了现代方式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方式，它们也是一种选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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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挡在了我们和洪水*之间？仅仅是控制论吗？仅仅是沃尔特、艾什比、贝特森、莱恩、比尔和帕斯克的工作吗？当然不是。正如前文所说，就未来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被视作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模型，这套模型既勾勒出了非现代的本体论，又带来了无尽的、开放的延伸。重要的是本体论的愿景和与此相适应的现实世界项目的实现，而非名称和历史实例。不过换一种说法也许会有帮助。我一直试图论证，控制论的历史确实勾勒出了另一种不同于现代性的生命形式，但我并不认为控制论是某种蛮横而孤立的历史奇点。例如，我曾谈到过控制论发展的各种前提，它开始于实验心理学的工作，包括巴甫洛夫流口水的狗和趋光性「电狗」*。但在此，我们不妨留意诸多当代的工作和思想流派，它们与控制论的研究领域大致相同，尽管给它们贴上「控制论」的标签可能没有太多历史意义。
【译注：*洪水，此处作者比喻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认为那些非现代的方法一直在调和现代性所带来的矛盾，阻挡「洪水」席卷人类社会。*电狗，electric dog，指Nobert Wiener、Grey Walter等控制论学者制造的趋光性机器人。】
实际上，我已经提到过许多这样的非现代传统。在哲学方面，我们可以考虑实用主义传统。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相对于我们的期望，经验在不断地「沸溢」（boiling over），这是一种进入生成本体论（an ontology of becoming）的美好途径。我们还可以考虑欧陆哲学的传统（在美国和英国为人所知），包括海德格尔、德勒兹和瓜塔里、伊莎贝尔·斯唐热等人的著作，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则是荣誉欧陆哲学家。在这里，我也许可以回忆一下我自己的领域并指出：「后人类主义」科技研究中非常活跃的群体，是他们发现了现代科学与工程学时间演变的非现代特征（Pickering，2008a）。[7]在另一个方向上，我已经指出了控制论与东方哲学和灵性之间的诸多交集：与自我去中心化的共同联系，作为能动性之舞的湿婆之舞*。我们还可以从新纪元哲学的角度来看待东方向西方的移置，新纪元哲学抹去了现代人对心灵、身体和精神的二分法。新纪元运动*出现之前是六十年代。如今反主流文化可能已不复存在，但与控制论一样，它作为一种实验性的生活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未来实践的模式，这些模式也展现了一种不可知性和「生成」的本体论。
【译注：*湿婆之舞，湿婆，印度教中的创造与毁灭之神，湿婆之舞象征着宇宙不断生灭的循环运动，同时也是一种艺术表演形式。2004年，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CERN）立起了一尊两米高的湿婆宇宙舞蹈雕像，象征着宇宙亚原子粒子的永恒运动。*新纪元运动，20世纪70年代起在北美基督教社会中兴起的反叛现代性的神秘主义思潮。】
我想说的是，控制论作为一个狭义的历史实体，可以被视为更大的文化集合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其元素延续到艺术领域。我们已经研究了许多或多或少与控制论有明确关联的艺术作品，但处于同一本体论空间的其他艺术作品不胜枚举，我只想提及其中几件。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的作品让人立刻联想到一种去中心化的本体论。我们不可能认为他那些丰富、厚重、污迹斑斑的画作是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构建出来的；我们必须把它们理解为一个去中心化和时间性偶发过程的共同产物，该过程涉及艺术家与画布上的颜料之间构成性的往返。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的一些最令人难忘的图像始于对他酒店房间地板上绳结痕迹的描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另一个本体论戏剧的案例——另一个关于「一切都已经存于自然中」的观点的舞台，即通过详尽设计所形成的现代性绕路（modern detour）可能不是必要的，且可以在发现事物的规律的过程中加以缩减。安托南·阿尔托关于「残酷戏剧」*的构想正是我们在此讨论的本体论戏剧，只不过现在却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戏剧。
【译注：*残酷戏剧，Theatre of Cruelty，由现代法国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 Antonin Artaud，在20世纪30、40年代提出的戏剧理论，他从印度教的宇宙观中得到启发，例如湿婆之舞的仪式性和神秘体验，并认为戏剧的功用就是使人摆脱文明的压抑，解放天生的能力。】
接下来转到科学领域，我们探讨了控制论与当代复杂性研究之间的一些共鸣和交集，我至少提到了控制论最初理解大脑的方法与脑科学最新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生物进化理论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对未知未来的述行性适应。这些科学的历史不能被简化为控制论的历史；不过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我试图描述的更大的非现代集合的一部分。
我们还应该考虑工程学。在第3章中，我探讨了控制论与情境机器人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之间的联系，罗德尼·布鲁克斯*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但我发现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开始在工程学领域内认识到现代性的阴暗面，并且着手开发新的方法，所以这里或许可以介绍最后一个例子。[8]
【译注：*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澳大利亚机器人学家，以普及机器人行动主义方法而闻名。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前主任。曾创立iRobot、Rethink Robotics、Robust.AI等机器人公司和研究机构。】
我的案例是关于水利工程的。该领域的传统方法通常是一种现代方法，利用科学来使水流符合人类预先设定的计划。例如，美国陆军工程兵团150年来一直在与密西西比河抗争，试图遏制其泛滥和改道的趋势。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新奥尔良和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健康（McPhee，1989）。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的破坏性影响应该让我们对该策略有所警惕（Pickering，2008b，即将出版），但一些工程师甚至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采取不同的思考和行动方式（Harden，2002）：「科学家们了解美国大河的病因，也知道如何治理。从哥伦比亚河……到大沼泽地......他们已被授权……控制生态环境受到威胁的河流。几十年来，这些河流一直被用来利阻挡洪水、灌溉农场和发电。科学家们没有拆除大坝，而是利用大坝操纵河水，模仿自然水道的季节性心跳。他们发现，春季涨潮和夏季退潮可以给濒危鱼类、鸟类和植被提供在已经机械化的河流中生存的机会。」由此可见，科学与工程学界已经认识到支配和座架并非最好的方法，我们还有其他选择，顺应水流、时间和季节会更好。一百年前，美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水面以下。通过理顺河道和开挖沟渠，这里的水被排干，变成农田。现在，「正在开展一场运动，以消除疏水造成的一些破坏」，其中包括破坏整个生态系统，消灭大量鱼类和鸟类种群。「即使让一小段沟渠或渠道化的河流‘顺其自然’，不刻意维护，这对鱼类和其他野生动物也会非常有益。」「这是科学与试错的混合体。我们擅长指挥和控制河流，而不擅长想办法让它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并让自然在其中发挥作用」（Pringle，2002）。
从更积极的角度看，如果说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是以指挥与控制的模式行动，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叫做适应性环境管理（adap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其目的在于探索和关注河流的述行潜力（performative potential）。如引文所述，它对自然的态度是实验性的。阿斯本（Asplen，2008）提到了科罗拉多河实验性洪水的例子，科学家们在过程中监测从上游大坝释放大量水时发生的生态变化，以此探索环境管理的可能性，而不是简单地对大自然发号施令。[9]因此，在现代工程学的中心地带，我们发现这里浮现出一种解蔽而非座架的非现代性立场，可以将其纳入我所勾勒的整体的非现代性集合。[10]
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份最新的清单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倡导一种观念，即现代性并非强制性的，还有其他有合理且值得认真对待的方式——这在尝试整合一个比前几章的集合更全面的整体，从而对现代性霸权提出更大的「量的」挑战（Pickering，2009）。当然，这反过来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先从控制论入手？这里有两个回答。其一，这与人类的有限性有关：如果要写一部关于这个整体集合的历史，那将永无止境；因此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而在我看来是，控制论是一个清晰的切入点。其二是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的收获。我事先并没有发现所有这些案例都可以被归类为非现代集合。这反映出我想象力的匮乏，但这也是我先前提到的许多元素之间相对孤立和缺乏相互联系的结果。佛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影响个体实践和行为的哲学和精神体系。很难想象它可能与某种工程学方法联系在一起（尽管我现在可以做到）。难道德库宁和恩斯特仅仅是画家吗？罗德尼·布鲁克斯的机器人与海德格尔或德勒兹有什么关系？[11]欧陆哲学也仅仅只是哲学吗？——词语和表述（正如科学研究和《实践的冲撞》-Pickering，1995）
从这个视角看，关注控制论行动的魅力在于，它使我们能看到所有这些传统、领域和项目之间的相互联系；找出它们在不可知性和生成式本体论方面的共同点；事实上还能从他们之中找出具有此类共鸣的部分，作为未来的资源。控制论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小型机器人到东方灵性、脑电波音乐、复杂性理论和「欢乐宫」是多么的容易。
最后一点。我曾强调过控制论的多变性，也就是控制论项目的无穷无尽的多重性。我想指出的是，多重性的提法意味着承认这些项目并非不可避免地绑定在一起。举例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认真对待比尔的可生存系统模型，将其作为进一步思考社会和政治组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承认对万物有生论和密宗不感兴趣。你可能会认为海德格尔是一堆难以理解的垃圾，但仍然对情境机器人学感兴趣（反之亦然）。对元胞自动机的兴趣并不依赖于对六十年代的美好回忆。作为对现代性霸权的挑战，重要的是非现代本体论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在实践中上演，而非出现在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具体历史之中。假如读者不喜欢德·库宁或恩斯特，也不应对此望而却步。
我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认识到控制论与复杂性、机器人和水利工程等领域的最新工作之间的关系，可以使这个整体集合在物质和概念上更加稳固，同时也有助于我认真对待我们所研究过的那些更狂野的项目和人造物：闪烁机器*、意识探索、密宗瑜伽、行走城市*。[12] 所有这些可能都与艾什比的相空间图*和平衡时间计算*中体现的彻底节制一脉相承。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也是在试图抵消我们想象力的收窄——关于世间万物，关于我们为何，关于我们可以如何，关于我们能做什么。
【译注：*闪烁机器，filckr machine，20世纪40年代Grey Walter根据实验心理学中的闪烁现象设计的研究中枢神经反应的反馈装置，60年代被艾伦·金斯堡等「垮掉的一代」用来产生迷幻体验。*行走城市，Walking Cities，英国建筑团体Archigram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建筑设想，用移动的建筑呼应变化的城市生活和科技。*相空间图，phase-space diagrams，英国精神病学家、控制论学者Ross Ashby绘制的图解，用来表示诸如大脑等超稳定系统中磁场变化。*平衡时间计算，calculations of time to equilibrium，Ashby提出，指计算多重内稳态系统在外部扰动下，自适应并达到稳定平衡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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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替代性可能在哪里蓬勃发展？显然，在我们的想象力中，在与非现代性想象相关的项目中。本书当然希望为此做出贡献。但我想最后再回到社会基础的问题上来。从制度上讲，控制论及其同类将来会在哪里发展？对此，我有两种不同但相互兼容的想法。首先，我们无法不对控制论在其整个历史中的社会边缘性感到震惊，这使我对近几十年来作为控制论的社会基础而出现的新机构产生了兴趣，无论它们多么边缘。与学校和大学相对应的控制论机构包括沃尔夫拉姆研究中心*、圣塔菲研究所*、行星学院*和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而金斯利大厅*、伦敦反大学*和六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则是更为激进的短暂模式，而新纪元哲学则是规模庞大但不知何故被隔绝的当代存在。无论这些机构已经或可能被证明是多么短暂，在我撰写本书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将它们或类似的非标准机构视为控制论的未来之家。我时常把这种可能性称为平行的社会宇宙——一个与通常的现代文化生产与传播机构截然不同的，控制论可能自我复制和发展的机构空间——就像特罗基在60年代设想的西格玛计划*一样。
【译注：*沃尔夫拉姆研究中心，Wolfram Research，美国科学家Stephen Wolfram1980年代创立，专注于复杂性科学研究。*圣塔菲研究所，the Santa Fe Institute，1984年成立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复杂科学研究机构。*行星学院，the Planetary Collegium，英国控制论艺术家Roy Ascott1994年成立于英国纽波特威尔士大学，2003年迁至普利茅斯大学，关注在远程信息、互动和技术媒体背景下新兴艺术和建筑形式的进步，以及它们与科学、技术和意识研究的整合。*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the Zentrum für Kunst und Medientechnologie，1997年成立于德国的跨学科的艺术博物馆和新媒体研究机构。*金斯利大厅， Kingsley Hall，开设于1965-1970年间，英国精神病学家R.D.Laing成立的当时最激进的心理学实验中心。*伦敦反大学，the Anti-University of London，1968年出现在伦敦的社会组织，目的在于挑战先有体制，希望提供一个人们可以抛掉自己被赋予的社会身份、充分交往的空间，约9个月后解散。*西格玛计划，Sigma Project，苏格兰小说家Alexander Trocchi，1960年代参与情境主义运动后发起的项目，以文学为主要媒介，创造一个强调个体创造与实验的文化社区。】
从该视角来看，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将这另一个社会世界纳入我一直试图拼合的非现代集合的整体图景中。正如我一直试图证明的，控制论本体论以及控制论的项目和对象是有意义且值得认真对待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重视那些时常支持它们的机构，即便这些机构有时甚至非常古怪。我希望将这些机构和控制论更具体的面向纳入主流话语和意识。我试图去想象的另一种未来，其中也有这种奇特的社会面向；这种平行社会世界的发展，或许确实是一种对现代性的重要挑战。
然而，我在撰写本章时想到了另一个思路。正如上文所总结的，很明显，许多的控制论式努力与其现代对等物极不兼容。确实很难想象金斯利大厅与传统精神病学之间不存在紧张关系。但就此刻而言，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则性的理由，不能在中小学和大学里教授本书提及的内容，而且不将其置于课程的显著位置。最后让我以这点结束。[13]
我认为，正如本章前文所述，西方的教育体系确实非常注重实证知识（positive knowledge）的传授，而且这与现代本体论中的可知性、可控性和可拓展性紧密相连。但奇怪的是，很少有人认为这是对世界的全部描述，并为此辩护。每个人都知道，惊奇是科学的主要标志，而意外后果则与工程项目相伴而生。然而，目前此类知识都是边缘性的。它不值一提，不断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我认为即使在我们的教学机构中也可以不必如此。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关注不可知性。
那么该如何做呢？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一直所说的「复杂性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complexity）。元胞自动机根本不难手绘，更别说用电脑了，甚至连幼儿都能欣赏它们产生的图案。我相信已经有学校把其纳入了课程，但似乎很有可能是作为数学教学的一个子领域——在包括算术、几何、集合或其他什么的序列中又多了一个数学分支。我的建议是可以按照这里讨论的思路，以不同的方式将元胞自动机纳入课程，将其作为本体论的图符，即一个可以用非现代本体论把握的世界的小模型。[14]这正是在我所设想的课程中学习它们的意义所在。我们本书研究的许多人造物同样能以这种方式讨论。吉森的「做梦机」*（Dream Machines）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考方式，让我们去探索（而非被赐予）我们的感知，进而探索我们的自我。学校旅行可以涵盖去当地博物馆参观互动艺术，这也可以同样明确地以本体论戏剧来讨论，而不是：这是伦勃朗，这是毕加索，这是Tortoise机器人。
【译注：*做梦机，Dream Machine，1962年，英国艺术家Brion Gysin和Sommerville根据Grey Walter的闪烁机器设计的产生迷幻体验，探索自我感官的装置。】
当然，除此以外，控制论的历史（以及我在上文归入的所有内容）提供了一系列绝妙的、可教授的案例，它们表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一个不可知的、生成的世界中前行，没有什么理由裹足不前。比如说，更有音乐感和戏剧感的学生可能更喜欢演奏（在电脑上模拟的）Musicolour机器*，而非长号。制作类似Tortoise机器人的DIY工具包相对廉价，学生能以此探索它们的互动模式。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模拟和使用多重内稳态装置。某种半有机的建筑设计方法可能比学校里传统的对计算机的使用更有趣。这里我似乎要再次重复本书内容了，当然，更高年级的学生也可以尝试阅读本书。
【译注：*Musicolour机器，Gordon Pask在60年代设计的可以互动演奏装置，机器的灯光模式会随着演奏者的节奏和频率而变化。】
我越想越觉得想法有希望。[15] 与我之前关于多样性的论述一样，我绝非在提出天马行空的建议让课程脱离现代元素。我再次强调，本书中没有任何内容威胁到现代性，它威胁到的只是现代性理所当然的霸权和普遍性。我建议在中小学和大学中开设一系列占有显著位置的课程，它们明确与非现代本体论相关。我在一所大学而非中学教书，我准备将这样一门课程作为所有新生的必修课，无论他们的专业。[16]
归根结底，我非常热衷于这种从小就开始系统地向学生介绍非现代本体论的想法。如果方法得当，很容易就能培养出这样一代人：他们在面对下一个极端现代主义的座架项目时会不假思索地说「等等」，他们会立即明白拉图尔的「自然的政治」的意义所在，而且，他们会恰到好处地提出以解蔽而非座架为中心的新项目。我很乐意与这样的人共享一个世界。
注释
注释
[1] 我不得不引用这段文字，尽管它的意思并非我所希望那样。海德格尔认为控制论是一门通用科学，可以包含和统一所有其他科学，从而取代哲学的传统角色之一，因此他在1976年发表的访谈中试图重新表述「哲学的终结」。关于控制论作为一门普遍科学的历史论述，见Geof Bowker (1993，How to be Universal: Some Cybernetic Strategies, 1943-70)。显然，英国控制论历史中的控制论并非如此。我们很想知道海德格尔会如何看待这里讲述的故事；卡罗尔·斯坦纳（Carol Steiner，2008，Ontological Dance: A Dialogue between Heidegger and Pickering）虚构了我和这位伟大哲学家之间的对话！
[2]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来自Ezekiel Flannery的有力建议），即本段和下文中的「我们」是指谁。我对该问题持开放态度：读者可以自行决定他们是加入还是退出。「我们」当然包括早先版本的我（在写作《实践的冲撞》和开始本书的研究之前），我认为自己至少在当代西方的相关方面具有代表性。从另一个角度看，有许多宗教认为非现代本体论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不认为许多佛教徒，会经常发现自己谈论机器人或元胞自动机。他们或许会发现控制论的历史令人震惊；因此他们也可能是这个「我们」的一部分。
[3] 斯科特列举的极端现代主义项目包括科学林业、苏联农业集体化、坦桑尼亚的「村庄化」、列宁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构想、城市规划以及勒-柯布西耶对巴西利亚的设计。感谢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向我推荐斯科特的这本书。
[4] 拉图尔传达的政治信息是，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科学、技术和社会：「如果我们能够反思一下我们的过去，如果我们能够回溯到一定程度从而明白我们根本从未现代过，如果我们能够将被霍布斯和波义耳所撕裂的两个象征部分重新黏合为一个可确认的象征，若能如此，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仅仅是认可我们过去之所为。作为一半的政治在科学和技术中被建构出来；而作为另一半的自然则在社会中被建构出来。让我们将这两半重新修补起来，这样，政治的任务就可以再次启航。我们所进行的讨论是否太过草率，以致无法公开认可已经发生的事情呢？」（Latour 1993，P144）。我在 Pickering (2009) 中进一步讨论了拉图尔的保守主义。
[5] 海德格尔和拉图尔都没有论及科学与工程（及其他）中不同类型实践的可能性。哈贝马斯（1970，87-88）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将其与马尔库塞联系在一起），但仅仅做了反驳：「技术发展可以被解释为人类已经掌握了目的--理性行动这一行为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而这一行为系统主要植根于人类机体之中，并一个接一个地投射到技术工具的平面上……首先是运动器官（手和腿）的功能被增强和替换，然后是（人体的）能量生产、感觉器官（眼睛、耳朵和皮肤）的功能，最后是控制中心（大脑）。因此，技术发展遵循的逻辑与......工作结构相对应。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设想，只要人体结构不发生变化......我们如何能够放弃技术，尤其是我们的技术，转而采用一种性质不同的技术……如果科学真的要保留现代科学的含义，而现代科学又是以可能的技术控制为内在导向的话，新科学与新技术的概念一样都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就这一功能而言，正如就普遍的科技进步而言，没有比它更'人性化'的替代品了。」从目前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循环论证；我认为如果把适应性身体而不是劳动身体作为思考科学技术可能性的出发点，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斯科特（Scott，1998年）提出了「混血」（metis）——以经验为基础的局域化、情境化知识——作为科学极端现代主义的解毒剂。这是一个有趣的提议，但几乎没有为我关联的控制论实验立场留下任何空间。
[6] 拉图尔（2004年）的自然的政治蓝图包括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持续监控和重新评估的机制。斯科特（Scott，1998，345）对发展规划和实践的建议是：「小步前进」、「支持可逆性」、「未雨绸缪」和「基于人类的创造力去计划」。
[7] 该领域现在已扩展到许多方向，有时甚至令人吃惊。我们在此不妨提一下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2003）对爱的精彩、述行性和控制论式的分析。她重点分析了人与狗之间的关系，不过这很容易扩展到纯粹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
[8] 在软件工程和信息技术发展中可以找到一系列与下文讨论不同的例子：参见Marick (2008) 以及Neff和Stark (2004)。我们还可以参考有关工程设计的文献：参见 McGrail (2008)，其中的分析将设计与本体论联系在一起。
[9] 关于「实验」的含义，需要思考一个微妙之处。在现代科学中，这指的是一种绕路，离开又回到被发现的世界，将世界的特定部分分离出来，在小规模的实验室实验中产生关于它们的知识，然后以「座架」（enframing）的方式将这些知识转移回世界中。拉图尔（1983）关于巴斯德和炭疽病的文章仍然是关于该策略的经典之作。然而拉图尔并没有讨论这样一个事实，即将知识转化回世界有时有效，有时失败。在这里，我们需要的非现代意义上的「实验」，是对事物本身（如科罗拉多河）进行的述行性实验，而无需绕路实验室。这是作为座架策略一部分的实验和作为解蔽的实验之间的对比。
[10] 斯科特（1998，327页）引用了1940年的一篇关于日本水资源管理的文章：「水土流失控制就像一盘棋[或一场能动性舞蹈]。林业工程师研究侵蚀河谷后，先下一步棋，选址并建造一个或多个拦水坝。然后等待大自然的回应。这决定了工程师的下一步棋，可能是再筑起一两道坝，增加前一道坝的高度，或者修建侧挡墙。接着再停下来观察，下一步棋，如此反复，直到侵蚀被制伏。自然力量的运作，如沉积和植被重建，都得到了指导和充分利用，以降低成本并取得实际效果。工程师所做的努力不会超过大自然在该区域的作用。」
[11] 布鲁克斯（1999 [1991]，97）在讨论情境机器人学时，以《这不是德国哲学》为标题：「在某些圈子里，人们非常推崇海德格尔，认为他理解了存在的动力学。我们的工作与受这位德国哲学家启发的工作有某些相似......但不要高估相似之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哲学辩论中将其作为任何一方的范例。」
[12] 杰夫·纳托尔（Jeff Nuttall，1968，253-255页）在英国地下文化的经典报告中以「稳固性」作为结尾，感叹反主流文化缺乏持久的物质成果，并期待构建更持久的文化元素，其中包括第7章中熟悉的一些元素：「是时候摆脱动态的艺术、诗歌、爵士乐、戏剧、舞蹈和服装了……对动态性的过度关注构成了对存在的拒绝。‘运动’（movement）就像毒品一样，是种不错的花招，但却无法替代既定的文化……我们能以永恒的内在激情来建设、思考和组织吗？当然可以…… 让我们离开沉思者，倾听建筑师、活动家、工程师、Archigram的插件城市计划、欢乐宫设计师塞德里克·普莱斯、杰弗里·肖和他的塑料结构、基思·阿尔巴恩和他的家具雕塑……让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未来吧。」纳托尔在书中从未提到过控制论，这表明了六十年代的结构性弱点——历史可能会有所不同。
[13] 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Frederick Erickson）和克里斯·古铁雷斯（Kris Gutierrez）就下文讨论的观点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克里斯提到，在美国「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因为她认为这种课程无法进行测验。事实上，如果以具体实例的方式教学，我认为在构建评估体系甚至设置正式考试方面都不会有问题。
[14] 「本体论」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词，但「世界是怎样的」却是通俗易懂的语言。
[15] 真正困难的智力活动，是将现代科学和工程学视为一种关于世界的特定立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向幼儿传授这方面的知识。
[16] 那么问题在于谁来教授这门课程（除了我之外），这又回到了社会基础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多数大学中找到具有适当兴趣和专长的学者，而课程本身既可以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也可以弱化他们的边缘性。本科教育中的这一举措甚至可以成为我曾经提到的应急研究系（Pickering，1995，第7章）的凝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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