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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本文作者 Annie Murphy Paul 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Paul本人是一位备受赞誉的科普作家。而译者本人仅具有一丢丢心理学背景，并不要将本文作为严谨的心理文献。这是一本大约300页的大书，由于精力所限我无法一次性完全翻译。翻译风格完全是一如往常的随心所欲。本章节为引言到第二章的翻译，介绍了早期颅相学和罗夏的墨迹测试。
引言：Introduction
引言：Introduction
“您好。很高兴认识您。请允许我告诉您您的内在是什么。“
通常来说，性格测试以这种礼貌而坚定的方式开场。
当我们初次遇见性格测试时，彼此都是陌生的（有些测试甚至认为我们对自己也是陌生的）。结束时，我们仿佛被贴上了清晰的标签，成为了可知的个体。
无论是问卷、墨迹测试、故事讲述法、绘画测试还是玩偶，性格测试的形式多种多样，但目标相同：将我们复杂、自相矛盾、易变的自我简化成一个整洁的标签。这些测试旨在衡量我们的性格特征，而非我们所知或所能。
如今（2004年），在美国，性格测试无处不在，从网络上的成千上万个小测试到研讨会和工作坊中的性格类型划分，再到求职者必须接受的诚信和性格测试。无论是你是临时工还是经理、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数百万美国工作者都需通过性格测试来获得或晋升职位。
在法庭上寻求公正的人可能因为监护权或情感方面的赔偿问题而不得不接受性格测试。甚至连儿童也需要进行性格测试，以便进入好的私立学校或者他们的诊断学习和行为问题。
但性格测试的起源何在？它们究竟对我们有何评价？ 本书揭示了这些试图捕捉人类本质的测试背后令人惊讶且不安的故事。它深入了解性格测试在美国公司、法院、学校以及从教堂到社区中心再到约会服务等机构中的使用情况。依据最新科学研究（2004年），书中揭露了性格测试的严重缺陷，说明了其结果常常是不准确、不可靠、不公正的。此外，书中还探讨了这些测试的创造历史，展示了这些表面中立的工具是如何受到工业和政府需求的影响，以及它们的创造者那独特且时常古怪的个性如何塑造了这些测试。 儿童正被以局限的方式加以标签化...
整个故事起源于赫尔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这位瑞士精神病学家致力于创造一种“了解人类本质的钥匙”。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墨迹测试，曾是心理学家们超过半个世纪的最爱，但在过去十年里遭遇了日益严峻的质疑。许多批评者认为这项测试 - 虽最初仅用于精神病患者，却现在普遍用于普通人。这容易让健康的人看起来像有病。多项研究表明，许多测试结果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尽管如此，有八成的临床心理学家（在2004年的美国）仍在使用罗夏测试，它被广泛应用于近三分之一的情绪损伤评估和几乎半数的儿童监护评估中。
罗夏在1910
更为流行的是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这是一个包含567个问题的问卷（最新版本的MMPI-3于2020年发布，此处为MMPI-2)，最初于1930年代在一家中西部精神病院开发。这项被称为 MMPI 的测试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构建：正如其创作者之一斯塔克·哈撒韦（Starke Hathaway）所言，“我们让病人自己设计测试题目。”尽管该问卷包含有关测试者性生活和卫生习惯的私密问题，它每年仍有约1500万美国人参与。但是就像罗夏墨点测试一样，MMPI 起初是为精神病患者设计的，但现在却广泛应用于包括医生、心理学家、急救人员、神职人员、警察、消防员和飞行员在内的普通人群中。它还催生了更多在工作场所中广泛使用的人格问卷，据2003年的一项调查，美国有30%的公司都在使用人格测试，范围从小型家族企业到像沃尔玛和通用这样的大公司。
而现在，企业界已经开始广泛采纳亨利·默瑞（Henry Murray ）这位哈佛大学才华横溢的教授创造的性格测试新方法。他与克里斯蒂安娜·摩根（Christiana Morgan）共同设计了一种名为主题统觉测试（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AT）的方法，让测试者对一些含糊的图画讲故事。虽然这种方法在专业和科学标准上远远不足，但它在心理学家中颇受欢迎（据最近的调查，60%的临床医生使用此法），市场营销人员也利用它来深入了解人性，以此来塑造他们的产品宣传。二战期间，默瑞曾被召集为美国情报部门挑选间谍，这项工作催生了另一种人格评估工具——评鉴中心法（assessment center method） 。尽管这个让参与者经历一系列模拟任务的方式获得了研究人员们褒贬不一的评价，但它们现今被众多美国公司、警察和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所采用。
Henry Murray（1893 – 1988）
可能没有哪个性格测试能像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那样拥有如此狂热的追随者。这个测试工具是20世纪40年代由宾夕法尼亚一位家庭主妇创造的。
创造者伊莎贝尔·迈尔斯非常自豪地称这个测试为“我的宝贝”，她相信它能促进世界和平，或者至少让每个人变得更加友好。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通过四个字母来确定每个人的性格类型，如今每年有250万人接受这一测试，它还被89家100强公司所使用，帮助企业“发掘员工优势”和“促进团队合作”。尽管研究显示多达四分之三的测试者在重测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而且迈尔斯-布里格斯描述的十六种独特性格类型并无科学依据，但仍有无数人在了解到自己的心理类型后产生了“啊哈”的顿悟，对此深信不疑。
个性测试通常从孩子们上小学，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其中一个早期广泛使用的测试是“画一个人测试”，由经历过极其艰难童年的纽约市治疗师 Karen Machover 设计（顺带一提她晚年几乎全盘否定了佛洛依德派的理论）。心理学家通过这个测试或类似的“房屋-树-人测试”，根据孩子绘画的风格和内容来分析他们的性格。然而，经过数十年的研究显示，这些测试几乎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近年来，教育工作者流行针对学生各自的“学习风格”进行教学，导致至少开发了六种以上的测试，将孩子们根据他们的性格特征分类，如感性或理性、富有想象力或实际、灵活或有条理。尽管支持这一理念的人声称，应用这些理论可以减少青少年犯罪、防止辍学，甚至缓解注意力缺陷障碍，但他们提供的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却非常有限。
英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 Raymond Bernard Cattell ）的研究以其科学性而著称。他利用复杂的统计手段，把繁杂的人类特质简化成更易于管理的数量。原本是一名化学家的卡特尔，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精确的“人格周期表”。尽管他最终因一些更危险的观点而声名狼藉，我们将在后文中了解到这一点。
卡特尔的研究成果包括他的“十六性格因素问卷”，这一问卷至今仍广泛应用于职业咨询和员工选拔，并引领了该领域数十年来最重大的进展：发现五大基本人格维度。一项测量所谓“大五”（Big Five）人格的测试，即NEO人格量表，目前在学界占主导地位，且正迅速扩展到职场、学校和法院等更广泛的领域。
但这存在一个问题：这些测试的高度抽象忽视了人的个体性，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陌生人的心理学”。
每年有数千万人进行这里所描述的测试，而市场上还有约2500种其他测试，每种都承诺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或是向老板、教师或法官展示）。现今，人格测试已成为一个年收入4亿美元、年增长率为8%至10%的行业。然而，尽管它们普遍存在且在重要事务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却却出奇地鲜少受到审视。这与能力、智力和成就测试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受到了政治和公众的密切关注（并且常常被指出存在缺陷）。人格测试在一种随意忽视的环境中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种种滥用行为，如侵犯隐私的问题、不准确的标签和不公正的结果也在无节制地增长。
但或许，人格测试最深刻的影响恰恰在于其不易察觉的细微之处。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不仅提供了一套技术工具，还带来了一整套词汇和思维方式来定义我们是谁，这些已经被许多美国人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人格测试的评价并不总是强加给我们的；很多时候，它们其实受到欢迎。有人可能会问，这有何不妥？毕竟，人类本身复杂难以捉摸，我们自然需要一些简化的方法来理解他们，以便生存。
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进行这种简化——我们选择哪些捷径，接受哪些近似解——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审视，特别是当这些简化的方法往往取代了真实本身。本书则将带你了解这种强大且普遍的自我理解方式：它的起源，为何盛行，以及它在哪些方面常常让我们失望。
第一章：一个典型的美国人（ A Most Typical American ）
第一章：一个典型的美国人（ A Most Typical American ）
1849年7月16日，在下曼哈顿纳索街的福勒与威尔斯办公室，一位六英尺（1.82m）高、既强壮又聪明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曾涉足各种职业，包括印刷、木工，甚至诗歌创作。但在过了三十岁生日的两个月后，他感到自己仍充满了未解的疑问和无处释放的躁动。他走进一间诊室，坐在了他此行要见的人面前。洛伦佐·尼尔斯·福勒 (Lorenzo Niles Fowler），这位男士拥有深邃的目光、引人注目的胡须和沉稳的权威感。他开始熟练地触摸年轻人的头部。一名速记员紧挨着，记录下了他的每一个评价：“好战性，六分；隐秘性，三分……自尊心，六到七分……责任感，六分……幽默感，五分”——总共超过三十个评分。
交付了三美元后，这位年轻人走回到纳索街的喧闹中。虽然在匆忙的商人和记者眼中他看似未变，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本质，而这份报告就是他的证明。福勒在报告中写道：“你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之一，你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的社交关系。你与人交往时既亲切又开放，但这并不会让你失去尊严。你是一个坦率真实的人，总是如实展现自己……你拥有独立的见解，思考问题独立自主……你对正义的追求，对是非的判断力非常强烈……你酷爱阅读，对事实和大事件有着出色的记忆力……你在比较、举例、辨别和批判方面都有着很强的能力……尤其是在激动的时候，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尤为出色。”
这是对年轻的沃尔特·惠特曼极为精准的描述，惠特曼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安慰和灵感。这位后来创作了《自我之歌》、《当去年的紫丁香在庭前绽放》和《哦船长！我的船长！》的伟大美国诗人，找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灵感来源——颅相学。
颅相学，或称“心理科学”，是19世纪美国人用来理解自己及他人的一种极受欢迎的方法。洛伦佐·福勒及其兄弟奥尔森是这一领域在美国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向众多追随者传授，每个人类特质都源自大脑的特定结构。当这些大脑区域得到有效利用时，它们会膨胀，推动头骨形成一个可感知的凸起。通过触摸一个人的头部，颅相学专家能够像阅读地图一样，解读这些凸起，洞察其内在特质。
福勒兄弟及其合作伙伴塞缪尔·威尔斯共鉴别了三十七种特质，从谨慎到直觉、从破坏性到仁慈，每种特质都对应一个大小不一的凸起。他们为这些特质起了一些独特或创造性的名称：“粘附性”代表一个人的奉献和承诺能力；“性爱能力”描述了对爱情和性欲的倾向；“食欲性”则指对食物和饮料的爱好。
惠特曼是福勒与威尔斯颅相学商店最忠实的客户之一。他花费数小时在这个柜子中游荡，这个类似博物馆的地方展出了近千个石膏模型，包括野蛮人、凶手和疯子等。他不仅阅读并标注颅相学的小册子，还把一些段落抄写到自己的日记里。他甚至亲自撰写文章，在《布鲁克林鹰报》（《Brooklyn Eagle 》) 赞扬颅相学的优点。惠特曼宣称：“颅相学像船只破浪前行一样，面对着非议，现在已被所有明眼人承认，它已在科学界占据了坚固的位置。”
福勒兄弟以慷慨的赞助回报了他的忠诚，他们让惠特曼成为他们旗下一份期刊的撰稿人。1855年他自费出版的第一本书《草叶集》，由他们在商店销售；第二版由福勒与威尔斯出版。每一卷都附有惠特曼的“颅疣图表”，他视这作为自己作为新型诗人和新型人类的证明。虽然他对自己的评价很满意，但惠特曼认为有改进的余地，他提高了自己的一些评分。他还为自己的作品写了充满激情且匿名的评论，在《美国评论》中赞叹：“终于出现了一位美国诗人！”
颅相学家对他的才华的早期认可，让惠特曼获得了足够的信心去开展一个大胆的项目——创造真正属于美国的文学。而颅相学的理念和词汇也深深影响了他的诗作。
惠特曼在笔记中提到：
“在美国，我们需要许多新的词汇。” 他从颅相学家对人类品质的详细分类中找到了这些词汇，并用它们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始终展现自我，印证自己的颅相特质，如享受生活、喜爱居住、好斗、有良心、注重饮食、直觉敏锐、友谊深厚、追求崇高、坚定不移、自尊心强……
他所期望的新一代美国人，最适合用颅相学这种神奇的方式来描绘和解释：
“他们将在各州崛起，他们将传达自然、法律、生理学和幸福，他们将是民主和宇宙的描绘者，具有食欲、爱欲、感知力……” 总的来说，颅相学对于惠特曼所倡导的这个年轻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面对那些想要 “向美国发声或唱歌” 的人，他提出质疑：“你是否深入研究了这片土地、它的语言和民众？你是否了解了这片土地的生理学、颅相学、政治、地理、自豪感、自由和友谊？”
随着时间的推移，惠特曼对美国及其人民的充满活力的愿景——这一愿景深受19世纪“心理科学”影响——已成为我们国家身份的核心元素。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美国人的自我认同的重要一部分，正是在福勒与威尔斯的办公室里的一个夏日诞生的。
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在我们复杂多变的本性中寻找秩序的线索。今天，这种对于一致性的需求主要通过关于个性的理论得到满足，通常是通过性格测试来评估。在惠特曼的时代，颅相学提供了答案，而在那之前，则有许多创造性强且（至少在我们看来）难以置信的体系。所有这些体系都满足了同样一组深层次的需求：它们抑制了人们之间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差异。它们使我们能够进行预测和提供建议，快速对陌生人做出判断，并将个体，包括我们自己，归入一个令人安心的群体。它们常常为现有的社会安排背书，给予人们一种稳定感。最重要的是，它们试图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成为现在的样子。
最早的这类体系是占星术，它认为我们出生时星星和行星的位置能够预示我们将成为的人。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占星家就开始根据天象来撰写性格描述和预测未来的命运。例如，相信在斯匹卡星（ 角宿一 ）出现时出生的人将会“非常有学问，喜欢探讨哲学，富有雄辩才华，创意无限，洞察力强，机智聪明，对音乐和艺术有浓厚兴趣”，这是公元379年的一位天文观察家的预言。
古人相信，气候和饮食也对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太阳的温度、树木的茂盛和河流的丰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曾断言，亚洲人之所以比欧洲人更温和、不那么好战，是因为季节变化温和，没有极端的热或冷。他认为，这种环境缺乏剧烈的精神或身体冲击，因此不易激发强烈的激情。这些早期的环境对人性的解释并未提到我们现代认为重要的因素，如童年经历。
人们对人类差异的看法随着“体液”理论的出现而发生变化。我们的身体被认为由几种基本的液体构成，这些液体的平衡影响着我们的情绪。例如，二世纪的医生加伦认为，忧郁症患者体内黑胆汁过多，多痰者行动迟缓，易怒者黄胆汁过多。他甚至描述了不同体液失衡引起的疯狂行为特点。
古人还认为，我们的外貌特征，如脸部的形状，能揭示心理特征。比如，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大额头的人行动迟缓，小额头的人性格反复无常，宽额头的人容易兴奋，而凸出的额头则意味着脾气暴躁。
这些古老的理论在十九世纪仍有一定的追随者，有些理论，如占星术，至今仍流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观点都被新兴的“颅相学”所取代，这种学说因其科学外衣、欧洲起源和全面性的吸引力而风靡一时。正因如此，像沃尔特·惠特曼这样的作家和许多美国人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它。
颅相学起初并非为了给全人类分类，而是为了缓解一个人的不安情绪。这个人就是：弗朗茨·约瑟夫·加尔（ Franz Joseph Gall ），一位在18世纪80年代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的年轻德国人，经常感到嫉妒。他看到自己比那些记忆力更强的同学更聪明，却总是被他们超越。加尔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比他优秀的同学都有突出的眼睛和显著的前额。他开始猜想，或许言语记忆的能力就藏在这些特征后面，当这种能力特别强时，会让眼睛和前额凸出。
弗朗茨·约瑟夫·加尔（ Franz Joseph Gall ）
这种对特殊天赋的好奇和安慰促使加尔开始寻找其他类似的联系。成为医生后，他认真研究起来，首先调查的是仆人、乞丐、罪犯和精神病患者，因为他认为这些人的特点容易识别（而且触摸他们的头部也不费力）。
加尔回忆说：“我在家里聚集了一些社会底层人士，比如马车夫、仆人等。我通过给他们提供啤酒、酒和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当他们愿意合作时，我让他们互相谈论对方的长短和显著特征。”
加尔仔细检查了他们每个人的头骨，进而确定了好斗、懦弱和傲慢等性格的特征。在扒手中，他发现了盗窃的迹象；在杀手中，发现了谋杀的特征。还有一次，他的一位名为“加尔的热情寡妇”的女病人突然晕倒在他怀里，他在帮助她时发现了她颅骨底部的一个凸起，由此发现了性爱能力的标志。
加尔在众多头骨上的细致探索最终发现了二十七种不同的凸起，包括“机械能力”、“形而上学深度”和“荒谬感”等。他年轻时的嫉妒最终意外地揭示了人类本性的钥匙，一直隐藏在头发下，被帽子遮掩。加尔的这一发现使他在欧洲享有盛誉，并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斯普尔兹海姆，他于1832年决定将这门新科学带到美国，探索新大陆的头骨类型（他特别对印第安人的头骨感兴趣）。但让加尔不满的是，斯普尔兹海姆带到美国的系统与他最初设计的有所不同。
斯普尔兹海姆做出了一个重大改变，他重新命名了这个学科。加尔曾称其为“ cranioscopy ”，但他放弃了这个术语，转而使用带有希腊风格的新词“ phrenology ”。斯普尔兹海姆还把加尔 探究出的一些阴暗特质转化为更积极的描述：例如，将“谋杀器官”改称为不那么可怕的“破坏性”，把“盗窃器官”改为简单的“获取性”。加尔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客观追求真理的科学家，而斯普尔兹海姆则热衷于宣传颅相学的种种实际应用。他声称，这是一套“实用的心理哲学体系”，可以用来改善儿童教育、罪犯的改造以及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
斯普尔兹海姆的理念恰好迎合了美国人的口味。他于 8 月 4 日抵达美国后不久，就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场演讲，让那里的教授们对他倾心。接着他又访问了哈佛大学，并在那里同样受到热烈欢迎，接着又进行了一连串的公开讲座和展示。有旁观者惊讶地说：“斯普尔兹海姆在美国时，他所到之处，大众几乎立刻就成为了颅相学的信徒。”人们纷纷摘下帽子和假发，“美丽的长发也被搅乱了”，大家都在热切寻找头骨的秘密。
斯普尔兹海姆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于经过三个月的狂热传播后，他突然去世时，那些曾热烈欢迎他和他的教义的人们，现在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所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脑之一”的逝世而哀悼。马萨诸塞医学会严肃地表示，斯普尔兹海姆的去世是“人类的一大损失”。他的葬礼堪称一位杰出人物的荣耀，由哈佛大学校长筹办，三千名悼念者参加，仪式中还特别演奏了 ”为他而作的挽歌“ 向斯普尔兹海姆致敬”。
很多人为这位“自然的牧师”的离世感到悲痛，他们不知道的是，颅相学在美国的辉煌之旅才刚刚开始。它的高潮将在两位才华横溢的福勒兄弟的独特天赋下达到顶点。
当洛伦佐·福勒从纽约科霍克顿启程前往大学时，大家普遍认为他会成为一位牧师。但在阿默斯特学院，他遇到的不是上帝，而是颅相学。1832 年，正值斯普尔兹海姆在新英格兰引起轰动的时刻，洛伦佐和他在马萨诸塞州某学院就读的哥哥奥尔森（Orson) 对这门新兴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决定与洛伦佐的同学、好友 亨利·沃德·比彻 (Henry Ward Beecher) 公开辩论此话题。
比彻原本应该反对颅相学，但他为辩论所做的准备阅读让他逐渐信服了颅相学。他接受了两位新晋颅相学家的分析，他们评价他具有“强大的社交能力”和“激情的气质”，拥有“极高的仁爱心”和“成熟的亲和力”。（后来，比彻成为著名的牧师，他建议信众，成为基督徒的最佳准备是掌握颅相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类心智的实用知识。当然我也相信主要是因为他们真的会夸人）
比彻只是众多信仰转变者中的第一个。不久，福勒兄弟开始以每次两美分的价格为同学们提供颅相学诊断。毕业后，他们放弃了从事教会工作的计划，转而投身另一种使命：“通过颅相学改造我们的国家，进而改变世界！”福勒兄弟热情呼吁。洛伦佐和奥尔森成为了心灵科学的专业讲师和从业者，于 1835 年在纽约市开设了办公室，并于次年出版了他们的首部作品《颅相学证实、阐释及应用》。他们以福音派的热情投身于此，承诺颅相学将“提升下一代的繁荣与物质福祉，大大增加人类幸福，甚至消除贫困和大幅减少犯罪。”
除了充满激情的宣传，福勒兄弟还展现出独到的商业头脑和戏剧性的表现力。他们的推广手段几乎无法抵挡：“一次评估无疑会揭示至少一个缺陷，并指导如何培养一种美德，更不用说它对健康的重振作用——这价值甚至超越了阿斯托的巨额财富！那么，微不足道的检查费用难道能阻止这无限宝贵的机会吗？您会因此错过心智进步的机会吗，尤其是在人生的起步阶段？没有其他方式能以如此小的代价为您带来如此多的好处和如此大的享受。”（眼熟吗？不眼熟可以去买一份DNA检查）
他们宣传的是免费讲座，实际上也确实只有个人咨询才需要付费，这吸引了大批观众。
这对被誉为“操纵术巫师”的福勒兄弟，非常善于在公众面前识别假冒志愿者，让观众大呼过瘾。有村里的傻子冒充市长，县法官扮成乞丐，当地医生装疯卖傻——但他们都骗不过福勒兄弟俩灵敏的双手。
奥尔森曾在触摸某人的头部时，惊呼着后退，就像碰到了蛇一样。“完全没有责任心！一丁点儿都没有！没有求好欲望！没有羞耻感！”他大声说道。结果那人是个被控过失杀人的罪犯。
福勒兄弟的表演非常吸引人，甚至开始吸引了名人客户。未来的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和泰勒都曾请他们读过头部。奥尔森曾暗示泰勒将来会“否决法案”。国务卿韦伯斯特听到了令人满意的评价：他的头骨就像圣彼得大教堂的巨大穹顶。
年轻的克拉拉·巴顿参加了洛伦佐的课程，之后成为了教师，她感叹道：“那一个月的经历，影响了我一生，怎么可能用言语来形容它的价值呢？”这位美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如是说。“怎样评估由此产生的自我和他人认知的价值呢？”查尔斯·狄更斯、埃德加·爱伦·坡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也是福勒兄弟的满意客户。甚至连著名暹罗连体双胞胎张（Chang）和英（Eng）都请他们读过头部。
（张和英:暹罗双胞胎，1811年于暹罗夜功府诞生的一对男性连体婴儿，哥哥叫英（Eng），弟弟叫张（Chang），医学研究最著名的连体婴儿，“暹罗双胞胎”也从此成为了连体婴的代名词。图片可能引起不适，请酌情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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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当然，也有人对颅相学持怀疑态度，包括那位尖刻的马克·吐温。小时候，他见过颅相学家在密苏里州汉尼拔 操纵邻居们的头部。
我觉得那位巡回专家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地判断出任何村民的性格，但他总是聪明地为客户提供与乔治·华盛顿相媲美的性格描述”他干巴巴地评论道“这已是很久前的事了，但我似乎还记得，我们镇上没人的头骨比华盛顿标准差多少。”
他在成年后接受了洛伦佐的颅相判读，这并没有改变他对颅相学的看法：福勒告诉他，他的头骨平平无奇，完全没有幽默感。
但是即便是像马克·吐温这样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对颅相学及其“古怪”词汇的戒备并不普遍。他戏谑道：“人们逐渐熟悉这些陌生的术语，并乐于在交谈中频繁使用它们，这种满足感，如果他们真正理解这些词汇的含义，可能会更强烈。”
当名人和杰出人物开始尝试时，普通人也纷纷跟随，他们走进福勒家族在波士顿、费城和伦敦设立的分支机构，或寻求四处游走的巡回颅相学家的指导，这些人就如同当时的世界真理巡回销售员。
如果约翰·斯普尔茨海姆在 1832 年没有把颅相学带到美国，这个国家可能会自己创造出它。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和地点，这种变化由马克·吐温所讽刺的普通人和福勒家族服务的对象深刻感受到。
当他们离开家庭农场和工作坊，迁往城镇和城市时，他们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选择。
选择与谁结婚、追求什么样的工作、如何取得成就，这些都是许多人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而颅相学承诺提供权威的答案。福勒家族的一份出版物承诺：“准确的颅相学检查能以科学的确定性，教授最有用的知识——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的缺陷及如何克服它们；发现自己的优点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找出自己的天赋，从而确定在哪些领域和追求中你将取得最大成功。”
兄弟俩将斯普尔茨海姆的实用主义推向更远，把骨相学转变成个人指南，为选择职业、配偶和人生道路提供高度个性化的建议。沃尔特·惠特曼自称为“典型的美国人”，在寻求骨相学坚定而安心的指导时，他确实如此。像惠特曼一样，美国人似乎对颅相学家的建议感到释然和感激（尽管他们会忽略那些不准确的建议，就像惠特曼忽略了成为会计师的建议）。一位颅相学客户代表了许多人，他表示，尽管之前一直承受“痛苦的混乱”，但在接受了颅相学的指导后，“所有的疑虑和困惑都像早晨的雾气被升起的太阳驱散了。”这是普通人街头的形而上学，一种以几美元的价格出售的智慧。
颅相学的另一种不可或缺的用途是，随着企业的日益壮大，公司们开始寻找评估员工的方法。颅相学，宣称能提供“完整的心理画像”，成了他们的首选，许多公司甚至要求员工提供颅相学推荐信。《纽约太阳报》上的一则广告这样写道：“招收学徒。年龄不超过15岁的德国或苏格兰血统的强壮男孩，来学习一项有前景但艰难的技艺。备注：需提供来自纳索街颅相学家的能力证明。”在一个不再单靠口碑传播的迅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颅相学所提供的客观准确性成为了商业的福音。对于美国的雇主们，就像对许多支持者一样，颅相学因其实用性而被普遍认为是真实的。
在距离福勒&威尔斯三千英里和一百五十年之后的今天，现代的颅相学家们的办公室坐落在另一条繁忙的街道上，旧金山的市场街。但现在，这里没有那些能吸引路人的奇异展示柜，也没有微笑着引导你体验阅读的速记员。想要到达这里，好奇者必须进入一个朴素的办公大楼，乘坐电梯到三层，沿着散发着新地毯气味的长走廊走去。在走廊尽头，他们不会看到一群吵闹的围观者和游客，而是会发现十几个年轻人在一个开放的大房间里，静静地敲打着天蓝色的 iMac 键盘。这家企业的客户遍布全国乃至全球，数以百万计。欢迎来到 Emode，“自我发现的首选地点”，(现在名叫tickle inc) 正如其网站所宣称。这家互联网公司提供了超过两百种在线性格测试，服务了超过洛伦佐曾梦想过的人数：自2000年网站上线以来，已有五千万人参加了其测试。就像过去的流动颅相学家一样，这是一种可随时带入顾客家中的神秘服务。
紧邻主房间的是这家充满雄心的组织的负责人所在的办公室，阳光明媚。詹姆斯··克里尔（James Currier）35岁，高瘦，穿着一件与他眼睛颜色相称的蓝色衬衫。他被 Women.com 提名为“互联网之人”，擅长提问，就像他的网站一样。给人一种冷静自信的感觉。他在新罕布什尔州长大，1998年在哈佛商学院学习期间，产生了创立 Emode 的想法。当时哈佛商学院为所有学生提供流行的 MBTI 性格测试
“我发现这对人们来说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体验，” 克里尔说。“人们天生就想了解自己和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他的同学们在收到测试结果时，“笑着、指点着、谈论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 克里尔看到了机会：“我意识到我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生活探索服务。”
一年后，克里尔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个漏水的砖石地下室开业，雇用平面设计师设计网站和心理学博士编制测试。虽然有些测试声称可以全面分析个性，但他表示，还有一些测试“纯粹为了娱乐”，比如“你的内在摇滚明星是谁？”和“你是什么狗？”（克里尔的结果是金毛寻回犬）。网站免费提供这些轻松的测试，而对更深入的测试收取14.95美元的反馈费用。Emode 迅速走红，首两周就吸引了三百万访问者。克里尔意识到，随着公司不断增长的需求，需要迁移到互联网活动的中心地带——旧金山。
虽然这一切发生在几年前，但Emode的创立故事已经像淘金热的传奇一样古老。不过，与众不同的是，Emode 依然蓬勃发展，而许多其他互联网公司却逐渐消失。克里尔对自己网站成功的解释很简单：“每个人都对自己感兴趣，”他说。“自人类诞生之初，我们就一直在探究‘我是谁？’和‘我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在哪里？’我认为这些在线测试正好切中了这个问题的核心。”
克里尔的项目愿景宏伟非凡，堪与福勒家族相媲美。公司的使命宣言称：“Emode 将利用互联网技术引领一场革命，改变人们认识自己和提升生活品质的方式。”目前，他正朝多个方向拓展业务。2003年初，他推出了一项服务，通过匹配个性档案来帮助人们寻找浪漫伴侣；潜在的伴侣通过“兼容性指数”（1至100分）来评估匹配度。“这项服务将原本分散、不精确、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变得更清晰、简单、深入且有趣，”克里尔表示。他还计划推出一项职业咨询功能。“我们利用人们个性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选择——比如，推荐适合的工作、约会对象或旅行目的地。”克里尔解释道。“我们希望帮助他们做出这些改变，从现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虽然产品高科技，但克里尔销售的内容本质上与半个世纪前洛伦佐·福勒所提供的类似：在自我认识的探索和日益错综复杂的选择中提供指导。
Emode 只是这种极受欢迎的信息和指导形式中的一员。现在，成千上万种在线个性测试——从轻松娱乐的 “你是《星球大战》中的哪个角色？” 到声称 “由心理学家设计”的严肃测试 ——已经加入到书籍和杂志中数不胜数的个性问卷之列。
当然，许多最知名和最关键的人格测试是临床工具，仅能由心理学家或其他有资质的人员执行和解读。本书将重点审视这些测试，部分原因是它们通常是更非正式测试的基础模型。但人格测试在各种形式中的普及表明，它们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自我认识方式，也是描述人类本质最普遍接受和易于理解的方法。
这曾是颅相学的生存区间，直到科学的介入使其失去了地位。从19世纪中期颅相学风靡一时，其声誉随着对大脑的一系列先进研究迅速陨落。虽然这些研究证明了某些心理功能，如视觉和语言，确实局限于大脑的特定区域，但这些区域几乎从不是颅相学家所预测的那样。此外，这些局部化的功能总是非常特定的，而不是颅相学家宣称的全面特征。而且，他们认为头骨上的隆起可以显示这些功能的位置或大小，但并无证据支持。到了19世纪末，颅相学已与占星术和体液学说一样，成为人类本性之谜的错误解答之一。
人格测试作为现代的产物，是否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科学再次发起挑战，发现当今许多人格测试无效且不可靠。同时，也有其他担忧被提出：这些测试可能侵犯工人的隐私，以限制性的方式给学生贴上标签，甚至向法庭提供误导性证据。现在是时候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测试，询问它们提供的答案是正确的，还是仅仅符合使用者的期望呢？（就像全村人均华盛顿一样）
尽管科学界宣布颅相学已成过去时，这门学科并没有随之消失。Fowler & Wells 一直宣传他们的服务直至 1904 年；《美国颅相学杂志》持续出版到 1911 年；而美国颅相学研究所直到 1925 年还在培育新学生。在大萧条时期，颅相学作为职业咨询帮助失业者，1933 年芝加哥的进步世纪博览会上，一种名为 Psycograph 的“机械颅相学家”成为了热门展览。
但颅相学信念最为持久的，恐怕是那些最初在其美好形象中看到自我反映的人。沃尔特·惠特曼便是其中一位坚定的信徒。在他的一生中，颅相学一直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塑造了他的理想自我形象，并开阔了他对人类潜能的广阔视野。它甚至影响了他对私人感情的表达，比如在 1870 年日记中，他对一位男性的爱慕之情被描述为：“抑制过度的粘附本性，它让生活变得痛苦。” 对于惠特曼来说，颅相学不只是一个理论，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他的名字和身体一样重要。即便科学界不断推翻这一学说，这种深植于心的信念却难以动摇。
即使当时许多人开始对颅相学持怀疑态度，惠特曼仍坚信这门心智科学。他在 1878 年给一位密友的信中提到：“我知道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对颅相学的看法，他认为这就像通过摸保险箱的把手来判断里面有多少钱一样荒谬，我猜我的大多数朋友都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你看，我是个守旧的人，可能还沉浸在颅相学阶段。”
惠特曼在 1892 年去世时，他最珍贵的文件中保存着半个世纪前洛伦佐·福勒为他做的颅相分析。一位传记作家指出：“连他的手稿都没有被如此小心地保留。”惠特曼一生都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起他对福勒颅相学商店柜台的访问，“我经常去那里，有一次为自己做了一次非常详尽的检查，并得到了一份‘头颅凸起图’（我至今保存着它）。”
第二章：罗夏的梦（ Rorschach’s Dream ）
第二章：罗夏的梦（ Rorschach’s Dream ）
赫尔曼·罗夏，当时20岁，是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医学生。那个梦发生在他第一次观看尸检的次日。在那场尸检中，他见证了肉体被一步步解剖的过程——皮肤被切开，肌肉分离，腔体显露——这让他这个年轻学生怀着敬畏和渴望。他后来说，当时他思考的是“灵魂的剖析”。
罗夏回忆，那个夜晚，他梦到自己的大脑正在被切割，梦境如此逼真，以至于醒来后仍能感受到刀刃的刺痛。这次非凡的经历激发了他一种强烈的愿望：深入探究人类本性。颅相学家们的研究止步于头骨，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的探索者。而罗夏希望将探究的光芒投射得更深，深入到外科医生们用手术刀割开肉体的程度。
罗夏最终创造了我们时代最知名的图像之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不定形墨迹测试。这个图像最初代表的是对普遍理解的追求，被视为“通往人类知识的钥匙”。从某种意义上说，罗夏是20世纪一系列梦想家的先驱，这些科学家们梦想着能够测量人类本性。虽然这个梦想存在缺陷，但其影响至今犹存，在今天，包括罗夏测试在内的性格测试每年吸引数百万人参与。
赫尔曼·罗夏之所以会出席那次尸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意外的。从小，他并非梦想成为一名医生，而是渴望成为艺术家。罗夏赫于1884年出生于苏黎世，父亲是一位未能成名的画家，以在男校教授绘画为生。与父亲一样，年少的罗夏赫具有艺术家特有的敏感与超脱。他能够将牙痛的感觉转化为音乐旋律，回忆起名画时，他会通过模仿一系列动作来表达。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绘图者，他即便是匆忙的草图也能深刻捕捉到主题的核心特质。
罗夏12岁那年，母亲离世；18岁时，父亲也去世了。当他面临上大学的抉择时，他陷入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纠结：到底是成为艺术家还是科学家？他对艺术有着深厚的爱好，而父母的疾病又让他对医学产生了兴趣。这一困境，不仅是罗夏一生的主题，也是个性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议题：人性，究竟是艺术的领域，还是科学的范畴？是需要创造性、主观的直觉，还是冷静、理性的逻辑思考？
1904年，罗夏选择就读医学院，专注于精神病学。正是在这时，他见证了一次尸检，这成为了他毕生事业的启示。
五年后，罗夏在瑞士东北部门斯特林根的一所精神病院担任住院医生。他因为和蔼可亲的态度和组织各种有趣活动而深受病人喜爱。他向病人提供纸张和颜料，并把他们的作品挂在医院的墙上。他甚至将医院的教堂改造成剧院，自己设计布景和服装，用木偶进行表演。
罗夏面对的病人迫切需要帮助，所以他暂时搁置了自己的墨迹实验——直到六年后的一个重大发现促使他重拾研究。
1917年，罗夏不仅是一位丈夫和小孩的父亲，还是位于瑞士与奥地利边境附近的赫里索精神病院的一名资深精神病医生。就在那年年底，波兰医学生 西蒙·亨斯（Szymon Hens) 发表了他的墨迹研究，他对精神病患者以及正常成人和儿童进行了墨迹测试。读完亨斯的论文，罗夏既感到了职业上的嫉妒，也有了重要的领悟。
他认识到，亨斯关注的是受试者在墨迹中看到的具体内容。但对罗夏而言，病人看到的不如他们的观察方式重要：他们是关注整体形状还是某个部分？他们看到的是动态图形还是静态图形？在看到彩色墨迹时他们有何反应？罗夏相信，这些感知过程比他们的回答内容更能深入揭示观察者的内心世界。
罗夏重返墨迹实验，热情更高，他邀请了病人甚至是同事作为实验对象。任何想与他合作的员工都必须先参与他的“程序”。一名护士回忆：“有趣的是，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与解剖学有关，我只能说我看到了脊椎。”不久后，罗夏赫测试了405人,测试用的卡片因为被成百上千双手触摸而变得肮脏。同时，他也在不断深化对测试结果意义的理解。他早就意识到，每一个墨迹都是生活的缩影，可以是一张脸、一幅风景、或是一种情境。罗夏推测，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知，寻找相同的特征，对相同的因素作出反应。
他开始深入研究最初的观点，探究人们描述墨迹斑点时的差异。比如，他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常给出一些古怪且独特的回答，这些回答与斑点的实际形状几乎毫无关联。而正常人则通常从一套常见的图像中选择答案——如蝴蝶、花朵、狐狸——他们指出的形状别人也能轻易识别。罗夏把这种解读墨迹的方式称为“形式”。
另一个让罗夏感兴趣的要素是人们对颜色的反应。他从直觉上把这与个人风格联系起来：“人们早已认识到颜色与情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他说。他观察到，忧郁的人总觉得一切都是‘黑暗’的，而乐观的人则好像通过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他认为，“颜色”的反应能反映出一个人与外部世界积极互动的程度。
第三个评判标准是“运动”，即观察者是否想象墨迹中的图形在动。罗夏认为，是否可以感知到运动与个人内心世界的丰富程度有关，他解释道，这其实是“创造新颖、个性化作品的能力，即内心创造力。在其最高境界，我们称之为艺术灵感或宗教体验。”
正如罗夏所预见的，墨迹测试成为了有效的诊断工具。一位赫里索精神病院的护士指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这个测试深入了解精神病患者的内心世界，而成果令人称奇。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理解了不同病患，如癫痫病人、精神分裂症患者或神经症患者，对测试的反应，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们对周围环境及生活的态度。罗夏自己也向朋友夸耀，他的方法能“提供如此准确的诊断，让人惊叹不已。”但此时，他已经开始展望更为宏大的可能性。
罗夏梦想着深入探究人格的核心。通过分析受试者对测试的反应关系，他认为自己实现了这一目标。运动反应与颜色反应的比例，即一个人对内在或外在世界的倾向，他将其定义为“经验类型”（Erlebnistypus）。在这个分类下，给出更多运动反应的人被标记为“内倾型”，他们创造力和想象力丰富，但社交上可能显得笨拙或疏远。而那些更偏向颜色反应的人被称为“外倾型”，他们社交能力强、性格随和，但可能在情感深度或稳定性方面略有不足。同时兼具这两种反应的被称为“扩展型”，他们兼具内倾和外倾的优点；相反，“限制型”则在两种反应上都表现得较为迟钝。罗夏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被归入这四个类别之一。
罗夏对这种探索人类本质的工具深感敬畏。他断言，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难以找到足够的词汇来描述由“经验类型”衍生出的个性细节。他的想法不仅停留于此，还包括反复向孩子们展示墨迹图，直至成年，从而描绘出个性发展的详尽图景。他甚至考虑研究历史上的伟大绘画，通过分析其中的形式、颜色和运动，预测整个时代的心态。他还提出在远离的文化中进行人类学研究时使用这个测试。由于“测试技术简单，可通过翻译进行”，因此无论是对“原始”的非洲人还是文化程度高的欧洲人都同样适用。
正如他的妻子所述，对她丈夫而言，这个测试是“理解人类及其潜力的钥匙，是对文化、人类精神劳动的理解的钥匙”。他的神秘墨迹图就像符文，可以解读一个人的整个生活，甚至是整个时代或文明。罗夏自己感觉的梦想则更加宏伟，他设想自己的创造将引领他发现“所有人类统一的可能性”。随着他对这项测试的雄心日增，他也更加坚定地要与世界分享它。罗夏如同一个时间紧迫的人一般，开始急切地将他的理论写在纸上。
在重拾墨迹实验不到两年后，罗夏完成了他的手稿，这是一部详尽的论文，名为《心理诊断法：基于感知的诊断测试》 （Psychodiagnostik） 。这部作品虽然汲取了众多来源的精华，却独树一帜，颇具奇异色彩。在瑞士的高山之巅，罗夏脱离了主流心理学的洪流，包括正开始影响欧洲思潮的精神分析法。尽管他对这一崭新视角颇感兴趣，但仍持保留态度。他曾讽刺地对同事说：“在维也纳，他们可能很快就会用分析法来解释地球的自转。”
然而，《心理诊断法》最大程度地反映了罗夏复杂的性格。按照当时的标准，他的研究注重数据和量化分析。当时的精神病学研究多依赖于对单一病人的定性观察，而他的大量样本和精确记录，则彰显了他作为严谨科学家的一面。但同时，这也是一位艺术家的创作。赫里索精神病院的一位同事曾这样描述罗夏：“虽然他侧重于实证和统计的可靠材料，但我们仿佛看到一位艺术家在作品中注入生命，他凭借自己的知识和同理心，让这些材料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我常常联想到米开朗基罗和他的未完成作品，看着原始石块中逐渐显露出的手臂或整个人像。”
书中包含了二十八个病例研究，这些生动的例证展示了罗夏方法的应用，也是最早的人格评估案例之一。
比如，一位女士在看到系列中的第四张墨迹时，她想象出了一个童话中的小国王正在迎接两位挥舞面纱的女王，以及一只沿河边游泳的天鹅、一位站在墓碑前的弯腰老妇，和两个垂唇的流浪者侧脸。罗夏称赞她为“富有想象力的个体”，拥有“卓越的体验能力”。而另一位女士看到同样的墨迹时，仅仅认为它像“动物皮”。罗夏斩钉截铁地评论，她是“墨守成规”，缺乏创新和想法。（他还补充道：“这是对一位家庭主妇的测试，这种结果在这个群体中并不罕见。”）罗夏坚信，通过一个人对一系列墨迹的反应，他能够了解到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罗夏曾认为他的这一重大发现会让全世界都印象深刻。然而，1918 年 12 月，他在赫里索医学协会初次汇报工作时，便显露出情况并非如此。那次，习惯于日常医疗的乡村医生们对这位年轻精神病医生大胆的假设感到茫然。
但罗夏依旧非常自信，欧洲的学术出版界将会意识到《心理诊断学》的开创性价值。1919 年，他将手稿和他偏爱的 15 张墨迹测试图寄给了六家出版社，但均遭拒绝。尽管沮丧，他仍未放弃。
他后来对朋友说：“不幸的是，我们在出版上仍遇阻”，并幽默地补充：“看来只剩下黑暗，黑点和黑灵魂。”1920 年，罗夏对手稿进行了修订并再次提交。如果不是他的朋友、精神病学家沃尔特·摩根塔勒 （Walter Morgenthaler）的介入，这本书可能再次未能找到出版商。摩根塔勒劝说了瑞士的 Bircher 出版社印刷 1200 份。但即使如此，由于成本问题，罗夏不得不将墨迹测试图减少到 10 张。1921 年 6 月，这本书终于面世。然而，出版引发了新的危机：印刷商将其清晰的黑白墨迹图变成了灰色斑驳的情况。
令人意外的是，罗夏却认为这为解读提供了新视角。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书籍发布后遭遇的冷漠，甚至是敌意。瑞士唯一的精神病学杂志完全忽视了这本书，其他欧洲期刊仅发表了简短摘要。最多的关注来自德国实验心理学会年会，著名心理学家 William Stern 公开批评这项测试为人为和肤浅。大部分书籍最终都留在了 Bircher 的仓库中，出版商甚至对出版这本书感到后悔。而对于罗夏本人而言，这本书同样是亏损的：据他妻子估计，他从中仅赚取了约 25 瑞士法郎（当时约合五美元）。
在这之后，罗夏病了。1922年4月1日，他因患上腹膜炎——一种腹部腔壁内膜的炎症——被急送至赫里索医院。不幸的是，第二天早上十点，罗夏就在37岁的年纪去世了。
他的传记作者感叹：“赫尔曼·罗夏的命运实在令人心酸”，并表示罗夏可能因对自己心爱的梦想破灭而心碎身亡。
在罗夏去世的时候，他的测试还处于发展阶段。他认为该测试在出版时已经过时，并持续对其进行改进。他的精神病学家朋友埃米尔·奥伯霍尔泽，负责将他的一篇论文在他去世后出版。奥伯霍尔泽提到，在罗夏去世时，他正忙于解决测试中引发的许多问题。“他的工作近乎天才，预示着心理学研究的新阶段。遗憾的是，他的许多经验和结论都随他早逝。”
此时，似乎没人相信像莫根塔勒和奥伯霍尔泽这样的少数支持者能够使这个测试继续存在。一位赫里索的同事回忆道：“能与罗夏一起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但他去世后，我们失去了一个真正了解‘罗夏测试’的人。” 接着，Bircher出版社破产，导致《心理诊断学》的存货在拍卖会上被抛售。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罗夏测试”在美国找到了新的生机。
1934年7月4日——独立日，布鲁诺·克洛普弗抵达纽约港的怀抱。在自由女神像的引领下，克洛普弗和他的儿子瓦尔特安全登陆。瓦尔特误以为节日庆祝是为了欢迎他们。但克洛普费尔知道他也不是空手而来：他的行李中带着一套罗夏墨迹测试。
克洛普弗家族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在纳粹势力日益增强之时逃离了德国。克洛普弗在柏林时是位知名心理学家，有自己的广播节目，还在柏林儿童指导信息中心工作。然而，当纳粹政府发布关于区别对待雅利安和非雅利安儿童的指令时，他感受到了不可忽视的威胁。
一次，在学校，他的儿子沃尔特目睹一个同学在操场上被嘲弄，询问校长原因时，校长回答说：“因为他是犹太人。”沃尔特困惑地回家问父亲：“什么是犹太人？”克洛普费尔说：“下周告诉你。”但在下周到来之前，他们已经逃往瑞士，最终前往美国。
在苏黎世，克洛普弗学会了如何进行罗夏测验，并将这项技术带到了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了研究助理的工作。罗夏测验的传言已经在他到来之前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大学里的心理学学生们对这位专家的到来充满期待。尽管学生们急切希望学习罗夏测验，但由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对这个欧洲的新方法持怀疑态度，他们没有开设正式课程。因此，克洛普弗开始在布鲁克林的公寓里每周举办两次非正式聚会。
这些聚会并非总是进展顺利。一位早期参与者回忆，克洛普弗对自己的英语水平过于乐观。更重要的是，学生和老师共同发现，罗夏在他的研究中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他过早去世，很多关于测验执行和评分的基本问题尚未解决，这使得聚会常常持续到深夜，大家热烈讨论，试图找出解决办法。
尽管（或部分原因是）他那独特的外国口音，克洛普弗开始吸引了一群忠诚的追随者。他身材不高，戴着眼镜，说话温和，但却散发出意想不到的魅力。“每次他走进一个房间，所有人都会停止交谈，”一位熟人这样回忆。他散发出一种温暖而亲切的氛围，让周围的人感到被深刻理解，同时他也有一种顽皮和爱开玩笑的一面。谦逊而不造作，他偏爱开襟衫和凉鞋，这在那个时代的学术界，人们还习惯穿西装和尖头皮鞋时，显得格外不同。
唯一让温和的克洛普弗显得激情四射的话题是罗夏测试。正是这种炽热的热情，加上他作为教师和组织者的才华，使得克洛普弗成为美国日益兴起的罗夏测试热潮的核心人物。围绕他，产生了许多传说，比如他几乎能像魔法般地从测试反应的书面记录中提取出人们的性别、年龄、职业和外貌等详细信息。他试图解读墨迹测试卡片时，会将它们举至距离脸部仅几英寸的地方，这引发了人们关于他通过嗅觉或以其他神秘方式感知罗夏测试的形式本质的传言（实际上他只是高度近视）
在厨房和客厅聚会，围绕罗夏测试辩论，一边享用家常菜肴，一边在即兴派对上讨论，克洛普弗周围的这个小组感觉好像他们正在探索研究人性的全新方法。他和他的同事们还制作了一份复印的简报《罗夏研究交流》，用以分享新发现和解决关于测试的争议。尽管如此，这个运动仍然带有一种秘密的气氛。虽然罗夏测试受到心理学研究生的热切欢迎，但他们的教授却保持着谨慎甚至是强烈的敌对态度。一些信徒不得不将罗夏测试材料藏起来，以免被上级发现；大多数人继续在私人公寓、咖啡馆，甚至废弃的电影院里聚会，而非在教室内。
罗夏测试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在美国流传开来，主要靠着对话和辩论，而非传统的讲座和教科书。这种测试在年轻的临床医师中颇受欢迎，因为它能做到其他测试做不到的事：全面描述一个人的特质。当时虽然有智力测试（比如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但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言，这些测试并不足以全面解释一个人：“有些智商极高的人，行为却远非聪明。” 还有些测验只能单一地评估人是否“神经质”或“内向”，但与克洛普弗这样的专家利用罗夏测试绘制的丰富细致人物画像相比，这些测验显得过于简单。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小圈子内，克洛普弗被视为赫尔曼·罗夏及其直觉艺术家天赋的继承者。但他不是唯一自称继承了这位瑞士精神病学家的专家。另一位名为塞缪尔·贝克的专家也在这个紧密团体中声名鹊起。这两位男士的努力不仅推动了罗夏测试在美国的普及，也引发了一场可能导致其地位动摇的危机。
贝克与克洛普弗大相径庭：他更加内敛严肃，没有克洛普弗那种个人魅力和幽默感。他是罗马尼亚移民之子，在俄亥俄长大，他在学校表现出色，获得哈佛大学的奖学金，1912年开始在那里学习。
不过，在大学三年级结束时，他的父亲生病，无法工作。贝克不得不回家支持家庭，导致他的学业中断长达十年。他先后在《普莱恩迪勒报》和《克利夫兰新闻》做记者，报道少年和刑事法庭的新闻，这让这位年轻学者大开眼界。
在他二十多岁后期，他下定决心回到大学完成正规的学业。他希望“弄清楚一切的真相”，因此选择心理学作为他的研究领域，希望能通过科学方法探究“人类到底是什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院获得研究奖学金，在那里他首次接触到了罗夏墨迹测试。对贝克来说，科学的准确性极其重要：“我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我要清楚自己在讨论什么”，他解释道。“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测试方法，我可以对很多人使用同一套刺激，并根据这些刺激制定出符合科学要求的标准。” 他对墨迹测试印象深刻，甚至前往瑞士向罗夏的朋友埃米尔·奥伯霍尔泽学习。但他对欧洲心理学家应用这种测试的松散、直觉方法感到非常震惊。回国后，贝克编写了第一本罗夏测试的英文指导手册，为其实施和评分制定了严格的规则。不久后，贝克像克洛普弗一样吸引了一群以科学方法研究罗夏遗产的追随者。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克洛普弗和贝克已成为罗夏测试社区的核心人物，这个社区正变得越来越大且充满活力。一位墨迹测试的狂热支持者回忆说：“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乐观的时期，我们认为我们找到了一种深入剖析人格的工具。” 支持者们用各种比喻来形容他们所推崇的罗夏测试：它被比作“心理学显微镜”、“深入灵魂的荧光镜”，能提供“个性结构的蓝图”，就像“对人格的万无一失的X光扫描”。凭借他们的传教士般的热情，这些自称为“罗夏工作者”的人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即便是主流心理学界也开始认可这项测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仅有两所美国大学开设了有关罗夏测试的正规课程，而《心理诊断学》一书的英文版也是直到 1942 年才首次出版。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间，罗夏测试几乎被所有主要的心理学课程纳入教学内容。到了 1950 年，围绕罗夏的学术论文和期刊文章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任何其他心理测试；在 1955 年到 1965 年间，有关该测试的研究每月都有十几篇文章发表。连最初对罗夏测试持批评态度的德国心理学家 William Stern 最终也改变了他的看法。意识到罗夏取得的巨大成功，1938 年 Stern 和一名学生甚至设计了他们自己的版本——云图测试（Cloud Picture Test），但这个测试不过是原版的模仿。
对罗夏测试的信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在战后的困境中，它被用于一项特殊的调查任务。1934 年，布鲁诺·克洛普弗逃离德国，把罗夏测试当作他在美国新生活的敲门砖。十多年后克洛普弗的同事道格拉斯·凯利（Douglas Kelley） 将这个著名的墨迹测试带回欧洲。
当纳粹被盟军击败后，他们最可怕、最令人憎恶的二十二位领导人被单独关押在纽伦堡监狱。国际军事法庭不久将审判他们的战争罪行，他们都命悬一线。但在法律作出裁决之前，心理学对他们做出了自己的评判。
在战争时期，凯利担任欧洲战区的首席心理学家；而在平时，他是罗夏测试的专家，并与克洛普弗共同撰写了一本书。他和他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e Gilbert），是唯二被准许与关押的德国领导人自由交流的人。在纳粹狭小的牢房中，凯利和吉尔伯特与他们面对面坐着，展示罗夏的墨迹，并记录下他们惊人的回应。
希特勒的副手赫斯看到的是“两个人在讨论犯罪，他们心中充满血腥。”德意志劳工阵线领导人莱伊最初看到的是“一只滑稽的熊，毛发蓬松。”当被要求详细描述时，他变得焦躁不安：“你可以看到它的头和牙齿，以及可怕的腿。它有阴影和奇怪的手臂。它活生生的，代表着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席卷欧洲。”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一旦开始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得暂停一会儿，直到我们能将莱伊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话题上拉回到罗夏测试的卡片上，” 凯利记录道。）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被试者是赫尔曼·戈林，他是德国集中营的幕后策划者和空军指挥官。起初，戈林对这些卡片不屑一顾：“哦，又是那些疯狂的卡片，”他在看到凯利拿出测试卡片时叫道。
然而，经过多次接触罗夏测试后，他开始赞赏其敏锐性，甚至告诉凯利他很遗憾德国空军“没有采用这样优秀的测试技术。”他也对凯利产生了个人的依赖；这位精神科医生报告说，这位冷酷无情的纳粹“在我离开纽伦堡回到美国时，毫不掩饰地流下了眼泪。”
回到家后，凯利依据这些“纳粹份子的罗夏测试”的记录，对美国和德国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像戈林这样强势、主导、侵略性强、自我中心的个性，并不罕见，”他在 1947 年出版的《纽伦堡的 22 个牢房》中强调，“这些人与普通人的主要区别在于缺乏良心，而这样的人在我们国家随处可见——他们可能是坐在大办公室里，作为商人、政治家、黑帮头目决定重大事项的人。”他在其他地方警告：“无疑，有些人会愿意踩过美国一半人民的尸体，只要这样做能让他们控制另一半。”
但或许比分析内容更引人注目的，是它所依据的工具：一种直到不久前还难以得到认可的性格测试。凯利和吉尔伯特获得了对当时最臭名昭著的罪犯的独家访问权，希望借助几张墨迹斑点测试揭示那些深奥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比如关于善恶、正常与反常，曾经只属于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讨论范畴，现在却由心理学家来解答。尽管这些纳粹时期的罗夏墨迹测试并未改变德国领导人的命运，但它对未来接受该测试的数百万美国普通人却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他们的反应可能决定了他们是否能保有子女的监护权、是否因犯罪而受罚或因伤害而得到赔偿、以及是否适合从事危险而重要的工作。所以，尽管罗夏测试在纽伦堡的作用更象征性，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实质性的挑战：如果社会赋予这样的测试如此巨大的权威，那么它迟早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回到美国，罗夏测试的迅猛崛起恰逢其核心支持者团体因为一场戏剧性的纷争而分裂。这场冲突的核心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人性是艺术的话题还是科学的课题？
布鲁诺·克洛普费尔坚定地支持艺术方面。他的欧洲背景、临床取向以及富有同情心的性格使他更倾向于主观地理解人性，而非追求那些他所不屑的、枯燥的心理学公式。他坚决反对在“统计女神的祭坛”上牺牲洞察力和直觉。而塞缪尔·贝克则坚定地站在科学的立场，他的美国教育背景、研究重点和冷漠性格让他坚持这一点。他认为，要真正科学地研究人性，每位检查者都需要采用精确且一致的方法。“如果克洛普费尔及其同事能停止用‘罗夏’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的方法
20世纪30年代末，两位专家在 Klopfer's Rorschach Research Exchange 杂志上爆发了激烈争论（讽刺的是，这个平台原本旨在友好解决此类争议）。他们互相猛烈批评对方的技术，随后陷入沉默，拒绝进一步交流。本来紧密却松散的追随者群体因此分裂成敌对阵营。忠于贝克和克洛普弗的支持者很快增加了三个新派别，由不满前门徒领导的分裂团体组成。
如此，罗夏测试不再是单一体系，而是分化为五个各自有独特规则的系统。
各派的不和，对这些微小差异的热情，仿佛在嘲讽罗夏关于“全人类统一可能性”的梦想。他关于理解人性的独特愿景，在他去世后几乎消失。现在，它是否再次面临被遗忘的风险？
这里是一个普通教室：绿色黑板、荧光灯闪烁、投影仪的嗡嗡声。但学生一开口，便释放出一系列奇异而神奇的形象：蝴蝶女士、胡子龙、跳舞的兔子、捉迷藏的虫子、头发插羽毛的女孩、伸舌的青蛙、戴领结的怪物。一位罗夏测试的专家曾称这个测试为“实验性梦境”，这些醉人的图像似乎源自超越清醒的领域。
2003年4月的一个早晨，十九名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集合，学习罗夏测试，70年前，克洛普弗不得不在自己公寓授课，而现在，这个测试已在全国多数研究生课程中教授。尽管如此，罗夏测试的教学仍带有些许叛逆气息：这个课程安排在周六，由另一所机构的讲师主持，因为这个特别的项目（在该大学教师学院）并无常驻专家。
Barry Ritzler，长岛大学心理学教授，是罗夏测试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他身材矮胖，面带和蔼微笑，常因激情而声音高昂。他着装普通，但领带却格外醒目：鲜艳的红蓝色斑点。他站在教室前，询问学生们在训练中从病人那里获得的测试结果。解读罗夏测试的反应像是在瓶子里造船般复杂神秘，他正细心引导他们掌握这门艺术。
“在第六张卡片中，我看到了怪物和火山，”一位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的年轻女学生这样描述。她问：“这些怪物是在火山上，还是正在爬火山呢？”Ritzler 追问。得知怪物正在爬火山，他回应说：“那么，这就是一个移动反应。” 另一名学生询问，当她的病人总是专注于墨迹测试某个小区域时，这意味着什么。Ritzler 解释说，这种反应暗示了狭窄的视角，与整体或“W”反应不同：“W”代表有抱负的人——就像你们，”他说。“你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在纽约生活。要有这样的抱负，就需要很多‘W’。” 学生们举手提问，表情认真。
似乎罗夏测试仍在引发混淆，这种混淆曾让克洛普弗的追随者整夜辩论，甚至导致整个社区分裂为争议的派系。但今天情况有所不同。每位学生面前都放着同一本厚重的书——《罗夏解释入门》。Ritzler 自己也有一本更小的口袋指南，他在详细解释形状、颜色和移动时常常参考这本指南。他的讲话中经常提到一个名为“Dr. Exner”的神秘人物，总是带着敬畏提及。Dr. Exner 显然是权威人物，对罗夏测试引起的争议有最终的裁决权。
午餐后，Ritzler 在投影仪上展示了一份由 Dr. Exner 及其同事解读的罗夏测试协议。这份得分表密密麻麻，充满了字母、数字和符号，看起来就像是火箭燃料的复杂公式。Ritzler 耐心地引导学生们一步步理解 Dr. Exner 对一名15岁有问题男孩的分析，这名男孩在墨迹测试中看到了嘶嘶作响的猫、被压扁的蚂蚁和裸体摔跤手。
“就这样，”Ritzler 说，暂时走进投影仪光线中。他眨了眨眼；得分表上的 F、C 和 M 字母在他的脸和宽松衬衫上显现出来。“有问题吗？”
这位埃克斯纳博士究竟是谁呢？1953年，小约翰·埃克斯纳（John E. Exner Jr）. 当时是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他对罗夏测试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回忆道，第一次看到墨迹时，“我对能进入临床心理学的核心领域感到震撼。”一年后，他有机会和贝克本人学习。一天，他带着一本小绿皮书《罗夏测试技术》（作者：克洛普弗）去参加午餐会议时，贝克看到书后显得有些紧张。“那是什么？”贝克疑惑地问。埃克斯纳解释了这本书的来源。
埃克斯纳, 对两位导师间的隐秘纷争毫不知情, 被 Beck 浓厚情感的流露所深深吸引。随后的夏天, 他成了克洛普弗的徒弟。埃克斯纳回忆道：“我深深爱上了他们两位，他们就像我的教父。” 就如同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梦想着能让父母和好一般，埃克斯纳也试图弥合两位导师间的裂痕。他带着一丝遗憾地说：“我曾希望，因为他们对我那么好，[我能够]让他们坐在一起，我用录音机记录他们对话，探讨他们的分歧，或许能帮助他们重归于好。”
然而，贝克和克洛普弗并不愿意这样做。自从他们分道扬镳以来，他们的方法之间 — 事实上是所有五种罗夏测试系统之间 — 的差异愈发扩大。每个团队都在为这个复杂的工具增添自己的独特元素和细节，以至于有人警告说，这个系统变得太过繁杂，不再适合日常使用。但这些复杂性仍在累积：比如，“Shading”（阴影感知，被认为能揭示出无助感）和“Texture”（对墨迹的触感归因，被认为显示出对情感接触的需求）。还有一系列的“标志”，这些特定反应被认为能指向整个综合症或病症：如同性恋、自杀倾向、脑损伤等。甚至有些创新者引入了 罗夏本人曾拒绝的内容分析：他们认为个人对特定墨迹的反应主题十分重要，尤其是与特定墨迹激发的主题相关：例如，第七张卡片成了“母亲卡”，第六张卡片成了“性卡”等等。
由于贝克和克洛普弗拒绝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埃克斯纳决定于 1961 年对他们的方法进行比较性评估，这可以看作是一场他将判定胜者的“美丽竞赛”。两位专家都同意参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方法将会占上风。然而，这场持续了近十年的评估，最终涵盖了所有五种罗夏系统，结果并非任何一方预期。
正如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所言，埃克斯纳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政治家”，他的最终判决非常谨慎且具有外交手腕。他写道：这五种程序每一种都“包含了一些极其有价值的成分，但同时也存在严重的不足。没有哪一个能够完全超越其他。”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提升现有技术中的某一种，而是创造一个新的系统，这个系统将结合每种方法中最优秀、最具“实证防御性”的元素。看来，埃克斯纳自己也有一个梦想。
《全面系统》于1974年首次问世，是约翰·埃克斯纳对赫尔曼·罗夏“探索人类之钥”梦想的现代改进版。埃克斯纳以相同的十张墨迹图为基础，打造了一个全新的、闪耀着科学光芒的体系。尽管他对外宣称并非如此，实际上他在哲学上做出了选择：支持贝克而非克洛普费尔，倾向于科学而不是艺术。
他别无选择，因为自罗夏测试问世以来，美国心理学已向精确度、量化和标准化方向迅猛发展。一系列被认为是“客观”的新型人格问卷测试正在取代罗夏测试的地位。同时，一些独立的心理学家开展的新研究对墨迹测试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1965年的一篇评论指出，在罗夏测试的支持者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之前，建议在临床实践中完全废弃罗夏测试，并且不应要求临床心理学的学生浪费时间学习这一技术。
埃克斯纳带着科学综合视角的更新版本，如骑士般进入了这场争议。他的系统不仅为罗夏测试的拥护者提供了支持，也为持观望态度的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很快，《全面系统》成为了普遍的标准，在大学教授、研究者应用，并被心理学家广泛使用。1998年，美国心理学协会因他对罗夏测试的贡献而授予他最负盛名的奖项，宣称他几乎独自一人使罗夏测试重获新生。如此，罗夏测试再一次从遗忘中被挽救。
今天，罗夏测试每年在美国进行数十万次，应用范围广泛，包括学校、工作场所、监狱和军队等，用以检测心理问题和描述个性特征。在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中，它是第二受欢迎的人格测试。最近的调查显示，八成的临床心理学家至少偶尔在测试组合中包含罗夏测试，四成报告称他们经常或总是使用它。像巴里·里茨勒的学生一样，多数心理学研究生项目都会教授罗夏测试，且大多数临床从业者认为心理学学生应掌握罗夏测试的技能。
罗夏测试在心理学界的地位原本看起来牢不可破，但它的命运似乎总是多舛。在约翰·埃克斯纳使之重获新生的二十年后，这个测试又一次遭遇了危机。
这一次对重新定义的罗夏测试的打击始于1996年1月。德克萨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成为了该测试最大的反对者之一，和他的两位同事在著名的《心理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极具挑战性的文章。
文章中他们指出，“对于综合系统（Comprehensive System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存在基本的未解决问题。（ 在心理学中，“Comprehensive System”通常指的是一种评估工具或方法，它被用来全面分析和理解个体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和人格特征 ）”
他们认为，对于接受测试者的评判往往缺乏充分的证据，甚至是错误的，并且埃克斯纳的相关支持性研究充满了缺陷。这些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让人对整个综合系统都产生了质疑。
不久，更多的批评者加入了对罗夏测试的质疑。《心理评估》杂志上的两位科学家写道：“目前没有科学依据支持使用罗夏测试。”他们总结称，几十年的研究仅仅为罗夏测试提供了“微薄的支持”，以证明它是一个有效的测试工具。
匹兹堡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甚至呼吁立即停止在实验室外使用洛施哈测试，他警告说，如果不停止使用，临床医生可能会继续对人们作出错误的推断。《心理学、公共政策与法律》杂志上的另一组批评者指出，洛施哈测试的流行并不代表其价值，他们提到，就像曾经的颅相学一样，流行并不等于科学。
一些忠于罗夏测试的人对接连不断的批评感到愤怒。在一个关于这项测试的邮件讨论组里，一位愤怒的成员甚至称伍德和他的同事为“恐怖分子”和“刺客”。但大部分人，因为坚信这项测试的有效性，对这些批评不屑一顾。
巴里·里茨勒就把这些批评称作“一派胡言”，还说：“我对我的学生说，他们学了半个学期的罗夏测试，就比那些批评者更懂这个测试。”国际罗夏学会的主席欧文·韦纳对于这场“所谓的争议”也不以为然，他轻描淡写地说：“罗夏测试是一项很棒的老测试，已经有八十年历史了，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都觉得它很有用。”
但也许，他们应该更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次，似乎人们大部分的热情都在那些反对罗夏测试的人身上。詹姆斯·伍德给人的感觉很和善，他戴着呆板的眼镜，脸颊像花栗鼠。
然而，当谈到墨迹测试时，他的批评却异常尖锐。他说：“如果心理学家们用茶叶来测试而不是用罗夏，可能还会更好，至少那样别人就不会把结果当回事了。”（茶叶占卜是一种西方流行的预测未来的手段）
伍德开始关注这个测试的潜在缺陷的契机，是在他被要求参与一起涉及虐待儿童的监护权案件时。让他不安的是，尽管案件中的母亲被多个可靠的来源描述为诚实、有爱心和理智，但她的罗夏测试结果却显示她精神严重失常，有病态撒谎的倾向，而且不能对孩子表达爱。
伍德说：“我当时还不知道罗夏测试是个骗局。我开始深入调查。”他的研究成果包括一系列文章，最早的一篇发表于 1996 年的《心理科学》杂志，最终还写成了一本书，名为《罗夏测试有什么问题？》，与 M. 特蕾莎·内兹沃斯基、斯科特·莉莉恩菲尔德和霍华德·加布共同撰写，于 2003 年出版。
伍德和他的同事们对综合系统提出了三项重大批评。首先，他们指出，该系统的许多评分几乎没有有效性。例如，当罗夏测试报告某人表现出抑郁、自恋或过度依赖等特质时，实际上这个人可能根本不具备这些特质。这部分原因是罗夏测试基于很少的证据就对许多人类特质做出判断。比如，只要测试者看到一个对称的墨迹中的“反射”图像，他或她就被认为是自我中心，过分重视个人价值。如果看到一个食物图像，就被认为比常人更依赖他人。然而，伍德指出，综合系统中的一百多个变量中只有少数几个在研究中被证实是有效的，这一点也得到了《临床心理学杂志》一项研究的支持，该研究发现仅有 20% 的评分能够在正常人群和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之间区分出显著差异。
其次，该团队批评了综合系统提供的“常模”或评价标准。他们认为，罗夏测试常常使健康人看起来比实际更有心理问题。他们写道，如果根据埃克斯纳的常模解读正常成年人的罗夏测试得分，那么这个人可能被误判为自我中心、思维非常规且判断力受损、感知现实扭曲、抑郁、焦虑、情感表达受限、不安全、害怕参与、效率低下、缺乏同情心、逃避情感和情感控制能力差。他们指出，综合测试所描述的“正常”实际上并不代表真正的正常人。
他们的第三个质疑焦点直指 Exner 方法的根本。在 1993 年出版的《综合系统》中，埃克斯纳大量引用了自己的研究来支持罗夏测试的有效性。不过，这些研究中不到四分之一达到了科学领域的黄金标准：发表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超过半数的研究是未发表的，源自由埃克斯纳组织的罗夏研讨会（常由 Barry Ritzler 主导）。
自 1968 年起，罗夏研讨会已进行了超过一千项研究，但许多都未曾发表——有些甚至仅以原始数据形式存在。埃克斯纳对依赖这类松散的数据毫不避讳：“我对此无需道歉”。他表示，很多调查是研究生或博士后在研讨会上进行的，他们“并不愿意花时间写一篇十五到二十页的论文投稿给专业期刊”。
当伍德等人想要查阅这些构成综合系统核心的研究时，他们却遭到了埃克斯纳和其罗夏研讨会团队的阻挠。他们被告知，一些研究并不在研讨会的档案里，其他一些则无法提供。他们可以获取特定问题的原始数据，但可能需要支付从过时的计算机系统中检索数据的费用。至少有一次，埃克斯纳直接拒绝向伍德及其同事展示相关研究。
在一个重视同行评审、公开辩论和信息自由交流的科学领域里，这样的做法显得相当不寻常。Scott Lilienfeld 斥责道：“这是无法容忍的，简直是一个丑闻。他们声称这些研究支撑了他们关于罗夏测试效果的主张，却又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些数据。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伍德等人提出罗夏墨迹测试缺乏有效性、存在偏差标准和科学支持可疑的观点，看似只是心理学界的一场内部纷争，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罗夏测试常在美国法庭上出现。
现今，罗夏墨迹测试用途广泛：诊断精神病患、评估问题儿童、选拔高风险职业人员，甚至用于评估职业运动员和天主教神父。（实际上，近半数罗马天主教修道院和宗教团体的申请人筛选中包含此测试。）
但其最常见且最具争议的用途是作为刑事和民事案件的证据。罗夏测试经常与面试和其他测试结合使用，以判断被告是否应完全对其行为负责。近期一项调查显示，32%的心理学家在刑事法医评估中使用罗夏测试；在另一项调查中，此测试在法医心理学家使用的40种测试工具中排名第三。罗夏测试曾用于许多臭名昭著的罪犯，如小约翰·欣克利（此獠为了博得女星注意，刺杀里根，他看到了骷髅、骨头、空洞的眼眶和缩小的头颅）和杰弗里·达默（连环杀手，曾经杀死17人，他的反应在谋杀审判中被心理学家描述为“平凡到极点”）。罗夏测试结果还影响判决和假释决策。
在民事案件中，当原告声称遭受情绪损害时，罗夏测试常被用来证实其主张：199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情绪伤害评估使用了此测试。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的赔偿金可能取决于此墨迹测试结果。近期，心理学家警告称，关键的罗夏测试信息——包括墨迹图片本身——开始出现在旨在帮助测试者操纵结果的网站上。在法律环境中进行的测试中，蓄意欺骗的比例高达60%。实际上，一项对常处理心理评估案件的律师的调查显示，42%的律师认为“应向客户提供尽可能多的心理测试信息”，包括最容易促进作弊的信息
罗夏测试在争夺监护权的案件中经常发挥作用，用于评估父母是否适合抚养孩子，以及孩子是否遭受虐待或忽视。一项 2001 年的调查显示，在进行儿童监护评估的心理学家中，有 44% 使用罗夏测试，使其成为此类评估中使用频率第二高的测试工具。与此同时，网上也出现了关于如何利用这项测试的建议。“因为你看到狼而不是蝴蝶，就意味着你不公平地被迫与家人分开，”
一位只愿以名字“Waylon”为人所知的西雅图地区离婚父亲、网站运营者这样解释。Waylon 对罗夏测试的批评虽然更为直率，但其观点与伍德等科学批评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如果你了解罗夏测试的来源，你会觉得它非常荒谬，”他坦言。“它最初是作为一种桌面游戏而设计的。”
因此，罗夏测试被用来做出影响数百万美国人生活的重大决定。然而，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它不应该被允许用于法庭。其中两位批评者——心理学家威廉·格罗夫和律师 R. 克里斯托弗·巴登，强烈主张罗夏测试“明显不符合”最高法院最近裁决中的可接受性标准。他们认为，这些标准应当禁止将墨迹测试作为证据，因为它存在太多缺陷：“按照我们的看法，公民的法律权利不应该依赖于这样易于出错的诊断和人格描述方式。”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协会伦理委员会前成员罗宾·道斯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表示：“在确定个人的法律地位和儿童监护权时使用罗夏测试解释，是心理学界最不道德的做法。”他说，让如此重要的决定取决于罗夏测试的结果，“等同于基于随机因素剥夺某人的公民权利。”
科学——包括心理科学——确实应在法庭上发挥作用。但它必须是经过严格验证的可靠科学。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罗夏测试并不符合这一要求。
怀疑论者对罗夏测试的质疑似乎正在产生影响。2003年的一项针对法庭心理学家的调查显示，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在法庭上执行的许多任务中，使用罗夏测试是“不可接受的”，例如在评估个体的暴力风险和审判能力的时候。
有些律师和专家证人表示，他们现在尽量避免在法庭上提到这一测试，原因之一是这个测试很容易被对方律师嘲笑。心理评估权威托马斯·格里索在全国法庭上测试当事人并提供证词，他说：“我现在很少使用罗夏测试，因为我不想面对那些棘手的交叉审问。律师很容易让人看上去很愚蠢——例如说，‘我在这里看到一只蝴蝶，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疯了？’我得考虑，使用罗夏测试得到的信息是否值得忍受这种麻烦和对我其他证词信誉的损害。通常，答案是否定的。”
罗夏测试也成了受管制医疗保健降低成本运动的牺牲品。2000年，美国心理学协会（APA）召集的一个工作组在审查心理评估现状时发现，这一测试正遭受保险公司和健康维护组织的严厉挑战，这些组织越来越多地拒绝支付时间消耗长或科学上存疑的测试费用。在有效性受到质疑、需要数小时进行和解释的背景下，罗夏测试成了一个显眼的靶子。渥太华大学心理学家、综合系统的批评家约翰·亨斯利讽刺地说：“改变罗夏铁杆支持者的心态和观点是个长期任务，但测试费用得不到报销可能会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罗夏测试的争议已引起公众关注。《纽约时报》2001年2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墨迹测试中有什么问题？ 文章重点介绍了 Wood、Lilienfeld 和 Garb 的观点，他们认为罗夏测试存在严重缺陷，不宜在法庭或咨询室使用。这一观点在2003年3月出版的《罗夏测试有什么问题？》一书发布后受到更多关注。
罗夏测试专家 欧文·B·韦纳 （Irving Weiner） 对这种广泛报道持轻松态度，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没有这件事，我就不会上《纽约时报》了。” 尽管他和其他支持者似乎不太担心，但他们的策略似乎正在悄然转变。
1994年，韦纳在《人格评估杂志》上声明，罗夏测试其实不是一个“测试”，而是一种“方法”，建议人们以后称之为 RIM（罗夏墨迹法）。有人怀疑，韦纳是因为意识到罗夏无法满足心理学对“测试”工具的严格标准，因此决定将其从这一类别中排除。
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 格雷戈里·迈耶 （Gregory Meyer） 的评论中。迈耶被视为罗夏测试界的新星，即将成为 Barry Ritzler 称赞的罗夏领域的下一位“大师”。他认为，围绕墨迹测试的争议源自于对人性及心理学家角色的不同理解。他说，那些认为罗夏测试有用的人，通常是那些希望从多角度、三维视角去理解客户，相信人的构成复杂的心理学家。而反对使用罗夏测试的人，通常对全面了解个体持反对或至少是矛盾的态度。
这场争论引人共鸣：它再次点燃了艺术与科学的老辩论，由一次试图但未能成功将科学作为盟友的运动所复兴。如有必要，聪明伶俐的罗夏测试者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待发。考虑到罗夏测试屡次惊险的复活，我们永远不能完全忽视它（一位心理学家失望地把它称为“心理测试中的德古拉，因为没人能彻底消灭这个诅咒”）。
但这次，墨迹测试可能遇到了难题。詹姆斯·伍德及其同行批评家已有力地证明，罗夏测试是不靠谱的科学：无效、不可靠、不精确。这些问题在法庭等场合尤为危险，因为在那里，有效性、可靠性和精确性是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所必需的。然而，以今天的使用方式来看，罗夏测试同样是糟糕的艺术。我们需要艺术—文学、音乐、赫尔曼·罗夏热爱的绘画—以及科学来理解人性，我们珍视它们正是因为那些科学无法提供的特质：灵活性、主观性和亲密性。但今日的罗夏测试，由于其僵硬的规则和繁琐的条款，也无法提供这些。然而，有一方面，罗夏测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无论心理学家辩论的结果如何，它都可能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作为一个观念。
赫尔曼·罗夏对文化贡献了两个核心概念，文化也通过让他的名字和图像无处不在—在日常用语、新闻报道、广告中，甚至在诸如安迪·沃霍尔的画作和《纽约客》漫画这样的文化符号中—来予以回应。
第一个观点是，人们总是试图在无意义之处寻找意义。就像约翰·埃克斯纳指出的，面对罗夏测试的经典问题“这可能是什么？”最合逻辑的答案应该是“这是一块墨迹”，但实际上，只有严重精神病患者会给出这样的回答。
我们大多数人会看到火烈鸟、仙女、甲虫、蝴蝶等形象，这反映了我们这种适应性强、充满人性的需求，希望让这个世界变得有意义。罗夏的第二个深刻见解在于，我们创造意义的方式各不相同，非常个性化和独特。我们关注的内容、我们忽略的内容、吸引我们目光或激发我们想象力的事物——这些都能透露出许多关于我们自己及彼此的重要信息。
这些理念深刻揭示了人类本质，虽然它们并不完全等同于“了解人类的钥匙”。但这正是罗夏的宏伟梦想，也是他的后继者和几乎所有性格测试者共同追求的目标。即使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似乎还未从这个梦想中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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