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例子出现在《尼采反瓦格纳》中:尼采提到了费尔巴哈对“健康的感性”[1][2]的论述。同样的文字在尼采的《遗稿(Nachlaß)》中也能看到。在1886-1887年的部分,尼采这样写到:“费尔巴哈的‘健康而新鲜的感性’”“《未来哲学的原理》,1843年。”“反对‘抽象哲学’[3] [4]。不幸的是,费尔巴哈从未提出过“健康而新鲜的感性”,甚至没有说过“健康的感性”。尼采对费尔巴哈看似详尽的掌握实际上源自库诺·费舍尔《近代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n Philosophie)》的第二部(笛卡尔卷)。费舍尔提到了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并写道:“自费尔巴哈时代以来,‘抽象哲学’成了一个反复被提及的口号。它的反对者们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健康且鲜活的感性’,并致力于将其立为哲学的准则 [5]。”尼采在阅读这句话时显然不够认真,他误将费舍尔对费尔巴哈立场的总结认作了从费尔巴哈原著中得来的引文。
在魏玛尼采档案馆拼凑出的第二版《权力意志》中,有一些表述颇具格言风格,看上去像是出自尼采之手(如number 368)[12]。而这些文字可以追溯到《遗稿》中1886到1887年部分的尼采笔记:“同情是一种情感挥霍,一条危害道德健康的寄生虫,‘增加世上的祸害,这不可能成为义务’。如果人们只是出于同情而行善,那么人们就不会对自己有益,也不会对他人有益。同〈情〉并不基于准则,而是基于情绪;它是病态的;别人的苦难感染了我们,同情是一种传染。[13][14]”。此处的思想也并非尼采的原创,而是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的翻版(Doctrine of Virtue, C. To sympathise is a duty §34)。不过,尼采从没读过康德,他只是从库诺·费舍尔《近代哲学史》的康德卷中找到了一段非常简短的介绍[15]。因此,《遗稿》的读者必须万分小心:不要认为尼采未经宣称的观点和表述都是他原创的——在他的笔记里,他只是没有写出引用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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