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尼采阅读史（四）尼采阅读的阶段、策略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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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剑桥尼采研究指南》导读篇，原文作者为Andreas Urs Sommer，英译者为Raymond Geuss。本节为“What Nietzsche Did and Did Not Read”一章截选，涉及尼采阅读的阶段、策略和领域，题目系译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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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阅读的阶段、策略和领域
在一生中，尼采的阅读内容与阅读习惯历经了多次转变。总的来说，这是个逐步摆脱传统束缚的过程：起初是宗教典籍，之后又进行了语文学转向。在这一过程中，尼采的阅读品味日益挑剔、阅读方式也愈发富有创造性。我们可以用以下五个阶段来概括他的阅读史：
I.作为受教的年轻读者
作为继承了两个新教家族唯一希望的后裔[1]，尼采是通过圣经学会阅读的。他使用的是路德的译本——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这本书，并在余生中一直用了下去[2]。在尼采的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启蒙性书籍，比如弗朗茨·路德维希·赞恩（Franz Ludwig Zahn）的《圣经故事：教会编年版》（Biblische Historien nach dem Kirchenjahre geordnet，1852）。在这些书籍中，尼采早年的阅读痕迹得到了展现：孩童时期的尼采有着一颗虔诚的内心，他渴望消化掉那些被灌输给他的知识。他曾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满足家人的期望，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位牧师。
宗教家庭带给尼采的影响在他早年的学习生涯中也有所体现。1855至1858年期间，尼采就读于瑙姆堡大教堂学校（Naumburg Cathedral School）。彼时，宗教仍是教育的重点，被当做第一科学[3]。但是，尼采此时每周只上2个小时的宗教课程，而他投入在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课时则分别是10小时和6小时。年轻的尼采认为，当下的宗教教育是“可悲的（lamentable）[4]”。当然，除了宗教领域外，尼采也需要阅读其他科目的书籍，尤其是德语和各种古典语言。自1858年之后，尼采开始形成自己的阅读品味。此时，他开始阅读各式作品。除历史外，尼采还阅读了哲学史，其中包括伊萨克·伊瑟林（Isaak Iselin）的《人类史》（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7）。在古希腊文学方面，他阅读了荷马、欧里庇得斯和色诺芬的作品；在德国古典文学方面，他阅读了莱辛、席勒、E.T.A.霍夫曼的《雄猫穆尔的生活观》（Kater Murr）和荣格·斯蒂林（Jung-Stilling）的《生活史》（Lebensgeschichte）。除此以外，尼采也放眼世界文学：莎士比亚、劳伦斯·斯特恩、塞万提斯和塔索的作品都曾是他的读物[5]。受到这些作品的鼓舞，年轻的尼采开始走上了自己的文学之路。在这一时期，他所阅读的书目还不至于招致督导的反对[6]——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读物了。
II. 作为自我解放与风格化的读者
1858年，尼采转入著名的寄宿学校普福塔中学上学。自此以后，他的思想走上了一条通往自由之路。学校的纪律十分严格，但它的目的是把学生们培养成能够独立阅读和思考、可以在文化界独当一面的学者。普福塔中学有一座相当不错的图书馆，尼采正是从这里开启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阅读历程。
1861年，尼采在自己的生日愿望单上写下了费尔巴哈两部作品的名字：《基督教的本质》（Wesen des Christenthums）和《论死与不死》（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7]。尼采的母亲把这两本书买给了他——也许她只是瞟了一眼标题，以为它们旨在宣传新教精神，而不知道它们实际上是激进的无神论作品。现存的尼采藏书中已经找不到这两本书的踪影了。但是，以下的两件事情能够说明尼采确实读过费尔巴哈的作品。在1862年4月27日给古斯塔夫·克鲁格（Gustav Krug）和威廉·平德（Wilhelm Pinder）[8] 的信中，尼采不留痕迹地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话，大意是人类应该认识到“人是宗教的始端，人是宗教的中心点，人是宗教的尽头。”[9][10]。1861年10月，年轻的尼采决定就他最喜爱的德国诗人撰写一篇德国文学课的论文。起初，他选择了荷尔德林。但是，他的老师——著名的德国文学研究专家奥古斯特·科伯斯坦（August Koberstein）[11] 把这篇论文退了回来，并给出了如下评价：“我想给这篇论文的作者一点友好的建议：他应该选择一个更健康、更清晰、更‘德国’的作家”[12]。在后来的文献中，人们不免对此感到惊讶：尼采竟然在这时就独自发现了荷尔德林——在1861年，后者还是籍籍无名之辈。人们一致认为，作为中学生的尼采写出了一篇极具独创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一位不为人所知的诗人——这无疑表明他们的思想具有亲缘性。然而，后续的文献学研究显示：在这篇看似独立构思的论文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都是逐字抄自威廉·诺伊曼（William Neumann）的一篇传记性文章。这篇文章被收录在《现代经典：近代德国文学史的传记、批判与选读——荷尔德林》（Moderne Klassiker: 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neueren Zeit in Biographien, Kritiken und Proben: Friedrich Hölderlin, 1859）一书中。尼采有这本书的抄本，他特意让妹妹把它从瑙姆堡寄过来，以便完成自己的论文[13]。由此可见，这位在后世文献中被誉为天才的年轻学生，在必要时对剽窃他人作品一事毫不犹豫。
III.作为专业语文学家的读者
普福塔中学致力于培养精英知识分子。学校提供基础的语文学教学，为的是能够让学生们对文献进行批判性分析，并确认其历史意义。尼采用拉丁语写就的毕业论文《麦加拉的忒奥格尼斯》（De Theognide Megarensi）正是普福塔中学教学成功之处的证明。在这篇论文中，尼采所持的基本观点是：诗人忒奥格尼斯诞生于古风时代晚期。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但满怀着贵族的激情”。他“对日益崛起的大众阶级有着浓烈的仇恨”，像“有着扭曲头颅的雅努斯一样”，站立在新旧政权的边缘[14]。三年后，尼采在弗里德里希·里奇尔（Friedrich Ritschl）的指导下进一步接受了文本批判方面的语文学训练，并在《莱茵古典语文学杂志》（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15]中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语文学作品《忒奥格尼斯格言诗集历史研究》（Zur Geschichte der Theognideischen Spruchsammlung）。这部作品以严谨的态度重构了在“忒奥格尼斯”这一名下疑点重重的诗歌流传史。
尼采对于细节的痴迷也可见诸他关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作品。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尼采从未对那些著名的古代作家进行过语文学方面的探究。他最为知名的演讲——在巴萨尔大学名为“荷马与古典语文学（Homer und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的讲座讲稿仅为私人印发。在其中，尼采并未对荷马的文本进行严格的语文学分析，而是以荷马为基点，探究将语文学扩展、转化成一种更加全面的科学和艺术的可能，并希望它能为人类文化指明正确的方向。尼采不再满足于枯燥乏味的文本批评。当然，只要愿意，他可以针对细节进行极为细致的研究，但是他本人更偏爱宏大的视野——也许这就是尼采拥有诸多古籍译本的原因。
尼采的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871年，但它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了，甚至连KGW（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rke，即尼采作品批判性全集）中都没有收录它。这部作品的名字并不响亮，仅以《索引册》（Registerheft）为名。它有176页，内容是《莱茵古典语文学杂志》新系列第一至二十四卷的索引。在这上面甚至没有署上作者的名字，但我们知道，尼采受老师里奇尔的委托，花费数年时间创作了这本书。为了创作这部作品，尼采读了一万五千页语文学论文，并对它们做了极为详细的索引，以期满足期刊读者的需求。这种工作所涉及的阅读无疑是一种折磨。诚然，它可能为尼采创作《悲剧的诞生》一书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是，它也可能促使尼采放弃了语文学——他不愿再钻研这种单纯的机械性技艺。可以肯定的是，尼采对心理学和自然科学抱有兴趣。但是，对尼采而言，语文学才是他终生阅读的典范，才意味着系统性认知本身[16]。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尼采对所谓“纯粹学者”所持的蔑视愈来愈深。
IV.作为文化的参与者 
在担任教授期间，青年尼采从德国现代文学与世界经典文学中找到了和枯燥的专业读物向抗衡的力量。在他早期的语文学作品中，尼采很喜欢引用这些著作——尽管大部分都来自于他读过的二手文献。除此以外，那些提倡进行文化变革的作家也给予了尼采极大的精神动力。在这些人中，瓦格纳无疑居于首位。同瓦格纳建立的友谊令尼采激动不已。然而，从之后发生的事来看，我们无法确定这位热情的弟子是否读过瓦格纳的作品（尽管他对瓦格纳的话进行过直接引用）；亦或者，他只是把大师瓦格纳的话语当做一种启示加以吸收。认为当代文化需要从根本上进行重建的人还有许多，尼采也从他们身上吸收了这种思想。他曾饶有兴致地读过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的作品，但是很少提及后者[17]。在瓦格纳的支持下，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的第一部中对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旧信仰与新信仰》（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尼采尤为关注“作为作家”的施特劳斯，他在书中对后者进行了大量引用，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文体缺陷。对于此时的尼采而言，“阅读”成为了一种辩论的武器。他采取了一种“反阅读”的方式，对施特劳斯进行逆练，以此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他在施特劳斯的文字中插入自己的评注，以此来毒杀这位同自己争夺世界最高解释权的恼人的对手。
V.作为世界的揭示者与创造者
随着成为哲人的使命感在心头浮现，尼采与瓦格纳的关系日渐疏远。他开始走向了一条仅属于的自己阅读之路。一路中，尼采变得愈发自信。他开始故意打破学科间和语言上的规范，试图攫取一切所能发现的、可以为己所用的资源。但是，此时的尼采似乎并不太在意读物的质量。诚然，他读过杜布瓦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等自然科学家们和朱利乌斯·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等旧约史学家们的作品——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标杆。但与此同时，尼采也援引了路易斯·雅科利奥 (Louis Jacolliot）《宗教立法者：琐罗亚斯德、摩西、穆罕穆德》（Les législateurs religieux. Manou. Moïse, Mahomet, 1876）一书作为其观点的支撑。该书以其显著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和不实之说而著称，尼采从中得出了一个荒诞的观点：古印度的《摩奴法典》中蕴含了对种姓制度的哲学性阐释。对于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语文学家来说，这部充满臆测的作品本应仅凭初览便遭摒弃[18]。然而，尼采被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深深迷住了，以至于将自己的批判能力抛在了脑后。
下文将会对尼采的阅读范围进行一些总结，出于篇幅原因，这部分内容会比较简短。
哲学
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尼采就将自己视为哲学家，但他很少阅读哲学方面的专业文献。他对哲学经典的了解主要来自哲学史汇编（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柏拉图）。除了叔本华以外，他第二喜欢的作家就是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后者的《唯物主义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对他的影响颇深。19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法国17世纪的启蒙主义作家和道德学家逐渐成为了尼采关注的重点。早年阅读艾默生的经历使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英语世界的哲学思想（当然，他读的是德语译本）：之后，尼采阅读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的作品——尽管他一直对二人抱有反感。在同时代的德国作家中，除了杜林、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保罗·李（Paul Rée）、德罗斯巴赫（Drossbach）以外，奥托•李普曼(Otto Lipmann)、古斯塔夫·泰希穆勒（Gustav Teichmüller）和阿弗里坎·斯皮尔（African Spir）对他的精神世界也有不小的影响。很多时候，尼采会将他们的一些观点和假设当成默认的立场，以此衬托出自己的思想。
自然科学与医学 
青年时期的尼采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但在巴塞尔担任教授期间，他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让自己的哲学突破人文学科的藩篱。出于这一原因，他从大学的图书馆中借阅了鲁杰罗·朱塞佩·博斯科维奇（Ruggiero Giuseppe Boscovitch）的《自然哲学》（Philosophia naturalis theoria redacta，1759）一书。博斯科维奇所持的反原子论和反唯物主义观点给了尼采反抗教条主义的武器。在当时，尼也参与了关于进化论的讨论。然而，他根本没有读过达尔文的作品——他是从威廉·亨利·罗尔夫（William Henry Rolph）这位达尔文的批判者那里来了解达尔文的思想的。在阅读的过程中，尼采逐渐产生了以“自我克服”和“求权力”[19]来取代“自我保存的本能”和“对稀缺资源的争夺”这对概念的思想。尼采也接触到了威廉·鲁克斯（Wilhelm Roux）的观点，后者将有机体视为一个战场，在这里，权力量子（quanta of power）互相攻伐，渴望借此释放自己全部的力量。约翰·古斯塔夫·沃格特（John Gustav Vogt）的思想也推动了尼采对“权力”这一概念的思考。天文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佐尔纳（Johann Friedrich Zollner）则启发了尼采关于永恒轮回的思想。于此同时，安吉洛·西奇（Angelo Secchi）似乎为尼采提供了某种天文学意义上的支持。
在尼采的医学藏书中，有很多都是家庭治疗方面的，这可能是因为他试图借此治疗自己的各种疾病。尼采一再声称：心理学是他探究哲学问题的具体途径——尽管他没怎么读过心理学文献。在他的时代，心理学还是一门刚刚起步的新兴学科。话虽如此，尼采还是还是阅读了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ey）、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和哈格尔德·霍夫丁 （Harald Hoffding）等人的著作。夏尔·费雷（Charles Féré）的精神病学著作和布尔歇（Bourget）的文学心理学研究对尼采后来提出“堕落”和“颓废”这对概念起到了推动作用。尼采对它们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社会和文化上逐渐占据了主导位置。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尼采的阅读具有高度选择性，他所选择的书目不会脱离那几个固定的兴趣点。
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
尼采的实验性哲学具有明确的历史取向，他对任何超历史的主张都持有怀疑态度——这也正是尼采从事业刚开始时就痴迷于修昔底德的原因之一[20]。出于同种原因，尼采同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弗朗兹·奥弗贝克成了密友——他们关于历史的研究深深吸引了尼采。此外，尼采还深受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和希波吕特·泰恩（Hippolyte Taine）所进行的大型历史研究的影响。利奥波德·施密特（Leopold Schmidt）的《古希腊人的伦理》（Die Ethik der alten Griechen，1882）和约翰·朱利叶斯·鲍曼（Johann Julius Baumann）的《道德手册》（Handbuch der Moral ，1879）、伊曼纽尔·赫尔曼（Emanuel Herrmann）的《文化与自然》（Cultur und Nature，1887 ）则为尼采提供了民族学和经济学上的一瞥。尼采对民族学领域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它赋予了尼采一种批判性的外部视角，让他可以凭此审视欧洲文明。
尼采并没有把阅读的重心放在政治学上。因此，他不曾提到过卡尔·马克思，当然，他也从未读过任何后者的作品。尽管尼采不遗余力地批判社会主义，但他只是通过报纸、二手文献或像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妇女》（Die Frau in der Vergangenheit, Gegenwart und Zukunft, 1883）这样的作品来间接了解社会主义的。
文学
虽然尼采读过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和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的作品，但他对当时德国文学的了解十分有限。与此相反，尼采对法国和俄国19 世纪 80 年代的小说创作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可以肯定的是，尼采从布尔歇（Bourget）、费迪南·布吕内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 、儒勒·勒梅特（Jules Lemaître）和埃米尔·贝拉德-瓦拉尼亚克（Émile Bérard-Varagnac）的文学研究中受益颇深，他们为尼采提供了一条阅读文学作品的捷径。
尼采仔细读过司汤达的作品。此外，他还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我的信仰是什么》（Ma religion，1885）。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他可能还结合了欧仁·梅尔基奥尔·德·沃居埃（Eugène-Melchior de Vogüé）[21] 的研究。尼采很少出于消遣而读书，但马克·吐温和其他几个美国幽默作家的作品是例外。在尼采眼中，小说是用来洞察现代社会并进行哲学沉思的宝库，它们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及其营造的重重幻觉。
作为自我阅读者
要想知道尼采是怎样的读者，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他如何对待自己的作品。尼采曾多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分析，他同它们的感情最为亲密。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重读甚至令尼采战栗：“以这本著作，我给予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馈赠。这本书以某种声音穿越千年，它不只是世上存在的至高之书，真正的高山气息之书——人类全部事实都无限遥远地落在它之下——它也是从真理最内在的财富中诞生出来的最深刻的书[22][23]”。在谈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尼采的声音中洋溢着一种狂喜。但他也可以是一位冷静、老成的匠人：在《尼采反瓦格纳》中，尼采从容不迫地对自己之前的想法加以批驳。即便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尼采的阅读习惯也是多样的。但我们需要知道：无论阅读与否，尼采所采取的策略始终是为了自己的思考与写作服务的。

NOTES
[1] 尼采的家族具有浓厚的神学背景。他的祖父奥古斯特·尼采（Elisabeth Nietzsche, 1846—1935）长期担任德国路德教会最高的神职神学督导、祖母耶尔德慕丝·多萝西娅·克劳泽（Erdmuthe Dorothea Krause, 1778—1856）来自新教牧师家庭、父亲卡尔·路德维希·尼采（Carl Ludwig Nietzsche, 1813—1849）为路德教牧师、母亲弗兰奇斯卡·奥勒尔（Franziska Oehler, 1826—1897）是新教牧师奥勒尔（David Ernst Oehler, 1787—1859）的女儿。
除了妹妹伊丽莎白（Elisabeth Nietzsche, 1846—1935）以外，尼采还曾有一个弟弟约瑟夫（Joseph Nietzsche，1848-1850），他在尼采年幼时死去。自1850年以后，尼采就成为了小家庭中“唯一的男人”。
可见：张典. 尼采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2] See Sommer (2008).
[3] See Figl (2007: 19).
[4] Brobjer (1999: 306, 308).
[5] A table of what he read can be found in Brobjer (1999: 315–22).
[6] 可见《尼采评传》第二章“浦福塔文科中学时代”：在浦福塔中学，学校的督导会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指导。对于中学生而言，这些指导往往显得过于严厉。
[7] KGW I 2:11 [24], p. 307.
[8] 可见《尼采评传》第二章“浦福塔文科中学时代”：古斯塔夫·克鲁格（Gustav Krug）和威廉·平德（Wilhelm Pinder）是尼采在与1850年搬到瑙姆堡后认识的朋友，他是通过自己祖母的朋友平德夫人认识他们的——他们都是平德夫人的孙子。尔后，在1860年，尼采同他们两人组建了名为“日耳曼尼亚”的文学团体，三人彼此交流文学与音乐作品。克鲁格对尼采音乐审美有所影响，而平德则启发了尼采对荷尔德林的兴趣。
[9] KSB 1, p. 202
[10] 可见：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 荣震华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11] 卡尔·奥古斯特·科伯斯坦（Karl August Koberstein），德国文学史家，1797年1月10日生于吕根瓦尔德（Rügenwald），1870年3月8日逝世于普福塔（Pfota）。他曾在施托尔佩和波茨坦学习，1812年转至柏林，尔后被任命为普福塔中学的教授，在那里一直积极工作直到去世（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August_Koberstein，访问日期：2024年6月9日）。
[12] Quoted following Janz (1978, vol. 1: 80).
[13]  Brobjer (2001).
[14]  KGW I 3:18 [4], pp. 469–70, see also Jensen (2013d: 12–13). Nietzsche returns to Theognis at GM I: 5. Compare Geuss (2011: 14–17).
[15] 《莱茵古典语文学杂志》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典学期刊。 自首次发行以来，它一直刊登有关希腊-罗马文化的语言、文学、历史以及其影响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使用的语言包括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如今，该杂志已成为国际性刊物，撰稿人遍布全球（ERIH classification 2011: INT 1）。被《莱茵古典语文学杂志》接受的文章将首先以印刷品形式出版，出版两年后可在期刊主页上免费在线查阅。读者还可通过 JSTOR 来查阅《莱茵古典语文学杂志》（资料来源：https://rhm.phil-fak.uni-koeln.de/en/about-this-journal%EF%BC%89%E3%80%82，访问日期：2024年6月9日）。
[16]  See extensive discussion in Benne (2005).
[17] See Sommer (1998b).
[18] Sommer (2012a: 368).
[19] 可见《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序言：
我要来稍稍放松一下。如果说我在眼下这本著作中贬抑瓦格纳而赞扬比才，那不只是出于纯粹的恶意。在众多玩笑当中，我要端出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对我来说，背弃瓦格纳乃是一种命运；此后又喜欢上无论什么，于我乃是一种胜利。也许没有人｛比我｝更加危险地与瓦格纳精神连生在一起，没有人｛比我｝更加强硬地抵御过瓦格纳精神，没有人｛比我｝更多地为了能够摆脱瓦格纳精神而欢欣。那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想要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个故事么？——倘若我是一个道德论者，谁知道我会怎样说出这个词呵！也许就是自我克服（Selbstüberwindung）罢。——不过，哲学家是不爱道德论者的……哲学家也不爱华丽辞章……
尼采, 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 孙周兴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可见《善恶的彼岸》第一章“论哲学家的成见”第十三节
生理学家可能曾经考虑过，把保存自身的冲动设定为有机生物的核心冲动。某种生命体首先意愿的是释敢它的力量——生命本身是求权力的意志——:自身保存只是它间接的和最经常的后果之一。简言之，在这里和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要警惕多余的目的论原理!——自身保存冲动就是这样一种目的论原则(这要归功于斯宾诺莎的前后不一致——)。这样也就要求采用那种在本质上必定吝于使用原理的方法
尼采.善恶的彼岸,赵千帆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0] See Geuss (2008) and Sommer (2012a: 569–71).
[21] 欧仁·梅尔基奥尔·德·沃居埃（Eugène-Melchior de Vogüé，1848-1910），法国外交官、东方学家、履行作家、考古学家、慈善家、文学评论家。他与《两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的缘分始于始于1873年：当时，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叙利亚与巴勒斯坦之旅》（Voyage en Syrie et en Palestine）的作品，在这之后，他成了《两界评论》的常驻撰稿人。德·沃居埃极大地激发了法国人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精神生活的兴趣。作为首位将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带入法国视野的作家，他的论文被广泛视为对这位俄国作家的首次重要研究。（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g%C3%A8ne-Melchior_de_Vog%C3%BC%C3%A9）
[22] EH, ‘Vorwort’, 4, KSA 6, p. 259.
[23] 译文来源：尼采. 瞧，这个人, 孙周兴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