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尼采阅读史（三）尼采思想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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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剑桥尼采研究指南》导读篇，原文作者为Andreas Urs Sommer，英译者为Raymond Geuss。本节为“What Nietzsche Did and Did Not Read”一章截选，涉及尼采的阅读史，题目系译者自拟。 
原文尾注将在文末以英文呈现，译者附注将在文末以中文呈现，请读者注意区分。此外，由于译者个人经历有限，注释格式未能统一。关于英文注释中提及的参考文献，请见原书的Bibliography部分。
因译者本人对相关领域了解有限，在处理一些专业术语时，将以保留原文的方式进行呈现，以便读者自行查询。需要注意的是：译者暂时无力对英语外的术语进行进一步的核查和校对。
本文为译者自行翻译校对，原文中存在的错误和疏漏有可能在之后得到修正。为避免受到译文的的误导，推荐读者自行阅读原文。
他人的论述
我们必须对这部分资料保持谨慎，因为它们大多出自模糊的回忆乃至道听途说。有时候，这些资料的提供者只是在借尼采之口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尼采和施蒂纳思想的关系：一直以来，尼采对麦克斯·施蒂纳 [1] “唯我论”思想的了解程度和他是否受后者影响都是人们争论的话题。这些言论的可疑点在于：承载了尼采大量手稿的《遗稿》中从未出现过施蒂纳的名字 [2] 。这些言论大多集中在尼采本人并不关注的事情上，它们或是对尼采进行诋毁，或是为尼采进行辩护。即便如此，这部分文本亦对探明尼采的阅读史有所帮助：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知道尼采在尚未亲自阅读的情况下究竟挪用了哪些文本。 
直到1879年放弃教职为止，尼采常同弗朗茨·奥弗贝克（Franz Overbeck）[3] 和奥弗贝克的妻子艾达（Ida）见面。艾达这样评价尼采：“我丈夫读过一些圣佩甫（Sainte Beuve）[4] 的论文。他一边大声朗读，一边对它们进行翻译。在这之后，尼采开始谈论他所喜爱的法国作家……尼采曾认为自己算是那些道德贵族中的一员，但令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没怎么读过他们的书，而且对他们知之甚少 [5] 。”尼采的法语不太好，跟不上奥弗贝克朗读法文的速度。但是，对圣佩甫的接触激发了尼采对法国十七、十八世纪文学的兴趣。在一起阅读的这段时日里，他们收获颇丰：艾达（而非弗朗茨）将《漫谈》（Causeries）[6] 中的部分文本翻译为了德文。尼采负责帮助他们确定选译文本、安排出版商，并在翻译润色的问题上给出了建议。1880年8月18日，尼采收到了出版的书。他立即给艾达回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我很高兴，但同时我也感到了一种失落（deprivation）。我想，我一定哭过。倘若这本精彩的小书不能在其他人心底唤起同样的感觉，那才让人感到奇怪呢 [7] 。”在阅读圣佩甫这件事上，尼采算是做到了言行合一。当然，他肯定没有阅读法语原文，而是听过别人的临时翻译。众所周知，尼采有着头痛和眼疾。因此，他常常借助他人的朗读来接触新的作品。
现存的尼采藏书[8][9]
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和尼采档案馆工作人员一直在搜寻、保存尼采的藏书。由于他们的努力，尼采大部分的私人藏书都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经过一段坎坷的历史之后，魏玛的安娜·阿玛利亚图书馆 [10] 中又多了几百卷藏书。它们经过编目，可供研究者们查阅。这些藏书涵盖了尼采所有感兴趣的范围：哲学、小说、历史、语文学、伦理学、艺术、音乐、宗教、神学……除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领域之外，也有一些经济学、自然科学、医学和心理学的书目。目前可以肯定的是，现存的尼采藏书并不能涵盖所有尼采读过的书目——就算把那些缺失的部分找回来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尼采并没有把他读过的书都买下来。其次，他也不可能把买下来的书都读上一遍：在许多书里都见不到他的阅读痕迹（比如标划、旁注或者交叉引用）。有的书籍是没有经过切边的（uncut pages）[11]，而尼采并未对这些书籍进行裁切处理。有些书籍只是部分被裁开——尼采好像只对其中的几页感兴趣，又或者他读了几页就不喜欢了。这部分书籍有《荷尔德林作品选》（Ausgewählte Werke，1874）、洛采的《美学纲要》（Grundzüge der Ästhetik，1884）、佩斯特拉齐的《林哈德与葛笃德》（出版年份未注明）和《埃达》（出版年份未注明）。不过，尼采会在他读过的书上留下痕迹，他会给书折角或者在文字下面划线。对于研究尼采的学者而言，这实属一件幸事。尼采并不总会在旁注中表示赞同：他在让·马利·居友（Jean Marie Guyau）《未来的非宗教》（L’irréligion de l’avenir，1887）一书某页的空白处写下了五次“蠢驴（Esel）”、在赫伯特·斯宾塞《伦理学原理》（Die Thatsachen der Ethik，1879）一书的某页空白处写下了“蠢牛（Hornvieh）” [12] 一词。
尼采写下的许多批注都可以被算作哲学评论，值得作为《遗稿》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比如，在马克西米利安·德罗斯巴赫（Maximilian Drossbach）《论表因与真因》（Über die scheinbaren und die wirklichen Ursachen）[13] 一书中有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不能认识到‘力’是一种自我发展的事物，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一概念 [14] ”。在它后面，尼采这样写道：“我把它称为‘权力意志’ [15] ”。不幸的是，我们没办法对这句话做进一步的解读，因为尼采的旁注在这本书重新装订的时候被裁了下去。
当然，也有证据表明尼采完整地阅读过某些书，但是图书馆现存的藏书中找不到相关的痕迹。比如：从尼采在《瞧，这个人》一书中对布罗沙尔《希腊怀疑论者》的评价中 [16]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后者有过深入的研究。但是，图书馆收录的尼采藏书中并没有这本书。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曾经有过这本书的其他抄本。无论如何，现存的尼采藏书没有办法揭示尼采的阅读痕迹。
未被找到尼采藏书
存在于魏玛的尼采藏书仅仅是他漂泊生活中拥有过的一部分。在放弃巴塞尔大学的教职之后，尼采也放弃了拥有用于学术研究的私人图书馆的念头。尼采辗转于各地之间，他的藏书也随他四处漂泊。有些书被他卖掉或送给了他人。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很有可能悄悄地处理掉了她认为有伤风化的作品，比如司汤达的《论爱情》[17] 。 此外，她有时会宣称图书馆中遗失过某些尼采的藏书，比如“戈宾诺的著作 [18] [19]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就算尼采了解戈宾诺 [20]，那也是通过二手文献，而不是后者的作品。
部分藏书的丢失可能是出于偶然。由于尼采从不在这些书上写下他的名字，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再把它们找回来。另外，书商那里的发票可以告诉我们尼采的购书痕迹。有时候他只是看了一眼封面就把它退了回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1875）就属此列。并且，在尼采的藏书中也没有任何斯宾诺莎的著作。
尼采借阅过的书籍
有些书籍尼采读过，但是他不能或者不想把它们买下来。在放弃教职并过上漂泊生活之后，尼采常去书店或者图书馆来阅读最新出版的作品。咖啡馆中也常有各式报纸和杂志可供阅读。虽然尼采本人声称他反对阅读杂志，但实际上，他还是经常阅读权威的《两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21] 和《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22]。偶尔，他也会阅读偏向于保守的普鲁士《十字报》（Kreuzzeitung）[23]。
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才能重建尼采的阅读痕迹：比如他在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从借阅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尼采在1887年5月和6月从库尔的图书馆中借过的书有：弗里德里希·冯·海尔华德（Friedrich von Hellwald）的《自然发展中的文化史》（Culturgeschichte in ihrer natürlichen Entwicklung bis zur Gegenwart，1876-77，第二版）、约翰·梅尔基奥·路德维希（Johann Melchior Ludwig）的《上恩加丁对健康和生活的影响》（Das Oberengadin in seinem Einfluß auf Gesundheit und Leben，1887）、亨利·托马斯·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国文明史》（ Geschichte der Civilisation in England，1870年）以及几卷费舍尔的《近代哲学史》[24]。
尼采在巴萨尔大学 1869年至1879年间的借阅记录被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25]。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单本书的多次借阅记录并不一定意味着尼采反复借阅了此书，也有可能是他没有按期归还，而图书管理员只是顺便把借阅时长向后延了一个学期。在尼采借阅的书中，高度学术性的语文学书籍的占比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我们有理由怀疑：尼采的朋友、同事或者学生以自己的名义帮他借来过许多这方面的书。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系统地研究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中以海因里希·克泽利茨（Heinrich Köselitz）[26] 和海因里希·罗蒙特（Heinrich Romundt）[27] 这两个名字借出的藏书无疑是有意义的。
如果想对尼采读过或没有读过什么书有全面的了解，那就不能只依赖上述七种资源中的单独一种。没有任何一种资源是绝对全面的。只有将它们结合起来，我们才可能得出更可靠的信息。但就算如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尼采阅读史也仍旧是一种零碎的模样。一座承载了尼采所有藏书的图书馆仅仅是一种规范性的理念，实际上，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28] 。
NOTES
[1] 关于施蒂纳的介绍，可见互联网上已存在的译文：

约翰·卡斯帕尔·施密特（德语：Johann Kaspar Schmidt；1806年10月25日－1856年6月26日），笔名麦克斯·施蒂纳（德语：Max Stirner），德国后黑格尔主义（英语：post-Hegelian）哲学家，主要研究黑格尔派（英语：Hegelian）的社会异化和自我意识（英语：self-consciousness）概念。施蒂纳通常被视为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英语：psychoanalytic theory）、后现代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施蒂纳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于1844年在莱比锡首次出版，此后它历经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469826523）。
此译文为维基百科译文，原网址可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x_Stirner（访问时间：2024年6月19日）
[2] See Laska (2002).
[3] 弗朗茨·卡米尔·奥弗贝克（Franz Camille Overbeck, 1837 年 11 月 16 日-1905 年 6 月 26 日），德国新教神学家。在英美学界的视野中，他最为人熟知的或许是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友谊。在德国神学界，奥弗贝克因其学术贡献而受到长久的讨论（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z_Overbeck，访问时间：2024年6月19日）。
[4] 夏尔·奥古斯丁·圣佩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年12月 23 日-1869年10月13日），法国文学评论家（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Augustin_Sainte-Beuve，访问时间：2024年6月19日）。
[5] For the quotation and further details, see Sainte-Beuve (2014: 22–30).
[6] 《漫谈》（Causeries），即《周一漫谈》（Causeries du lundi）。圣佩甫在1849年重返巴黎之后，应《立宪报》（Le Constitutionnel）编辑路易·维隆（Louis Véron）之邀，开始每周为该报撰写关于当代文学议题的文章或随笔。这些作品定于每周一发布，故被圣佩甫命名为《周一漫谈》（Monday Chat）——这就是这部著名的研究文集的起源。这些批判性和传记性的作品于1849年10月到1852年11月在《立宪报》上发表，1861年9月到1867年1月再次发表；在《通报》（Le Moniteur）上从1852年12月到1861年8月发表，1867年9月到1868年11月再次发表；在《时代报》（Le Temps ）上于1869年发表。鉴于这些文章的巨大成功，圣佩甫随后将它们集结成册，命名为《周一漫谈》，以三卷本的形式在1851年出版。《周一漫谈》的最终版（也即第三版）被扩充为15卷，出版于1857年至1862年之间。这个新系列里包含了1861年至1869年的文章，以《新周一漫谈》（Nouveaux lundis）为名。在这些文章中，圣佩甫谈到了法国历史上的作家和现代作家，同时也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作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资料来源：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Charles-Augustin-Sainte-Beuve/The-Causeries-du-lundi-period，访问时间：2024年6月19日）。
[7]  KSB 6: 35
[8]   An (almost complete) catalogue can be found in Campioni et al. (2003); on individual aspects of this issue, see D’Iorio (1999) and Montinari (2014).
[9] 尼采本人并不以“拥有更多藏书”为荣。在《瞧，这个人》“我为什么如此聪明”一章的第三节中，他这样说道：
阅读繁多杂乱，这也许不是我的风格：一个阅览室会使我生病的。爱好繁多而杂乱，也不是我的风格罢。我的本能中更多地包含着对新书的谨慎态度，甚至于敌视态度，而不是“宽容”、“宽宏大量 ”(largeur du coeur) 以及别一种“博爱”……
尼采. 瞧，这个人, 孙周兴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10] 安娜·阿玛利亚公夫人爵图书馆（The Duchess Anna Amalia Library；German：Herzogin Anna Amalia Bibliothek）坐落于德国魏玛，是一座以收藏德国文学和历史文献为主的图书馆。1991 年，在面向公众开放三百周年之际，公爵图书馆被以“安娜·阿玛利亚公夫人”的名字重新命名。如今，该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一座面向公众的用于文学和艺术史研究的图书馆。馆内收藏的文献以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晚期的德国文学作品为主。安娜·阿玛利亚公夫人爵图书馆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作为魏玛古典主义遗址的一部分，它体现了魏玛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间作为全球文化中心的重要历史地位。2004年，一场大火焚毁了图书馆主翼和大量的藏书。直到2015年，对剩余书籍的修复工作才得以完成（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Duchess_Anna_Amalia_Library，访问时间：2024年6月19日）
[11] “未进行书页裁切”，有时候会被简单地称为“未裁切”，它一般是指未经重新装订裁切的书籍。在19世纪中叶以前，书商经常出售带有用纸或布进行临时装订的书籍。在与购书者进行协商之后，书商才会对书籍进行裁切并进行适当的装订（通常是用皮革作为封面）。每次重新装订书籍时，文本（text block）都会被重新修剪，多次重新装订会使文本间距和页边距明显减少（资料来源：https://www.biblio.com/book_collecting_terminology/Uncut-Pages-129.html）。
[12] These pages are reproduced in Campioni et al. (2003: 274, 569).
[13] Drossbach (1884: 45) (Nietzsche’s underlining).
[14] 此处为对英文的翻译，是对原内容的二次转译。我暂时没有获取该书的途径，故无法通过OCR之后的搜索查找并校对相关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翻阅网络资源。克拉西克基金会，也即魏玛古典基金会提供的数字内容如下（封面页）：https://haab-digital.klassik-stiftung.de/viewer/image/1201251478/2/。
[15]  Campioni et al. (2003: 200).
[16] 见《瞧，这个人》“我为什么如此聪明”一章的第三节：
我必须回想半年前，当时我随手抓了一本书。那是一本什么书呢？一是维克多·布罗沙尔 的一项杰出研究，书名为《希腊怀疑论者》 (les Sceptiques Crecs) ，在其中，我的《拉尔修》一文也得到了良好的利用。
尼采. 瞧，这个人, 孙周兴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17] Campioni et al. (2003: 34).
[18] Campioni et al. (2003: 45)
[19] 约瑟夫·阿瑟·戈宾诺（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1816 年 7 月 14 日-1882 年 10 月 13 日），法国贵族、人类学家，以利用科学种族理论（scientific race theory）和 “种族人口学”（racial demography）合法化种族主义、发展雅利安种族中心论（Aryan master race）和北欧至上主义（Nordicism）理论而闻名。他是当时的小说家、外交家和旅行作家。戈宾诺是一位精英主义者，在 1848 年欧洲革命爆发之后立即撰写了《人种不平等论》一书。在这部书中。他断言贵族比平民更加优越，且贵族拥有更多雅利安人的遗传特征——因为他们与劣等种族的杂交较少（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de_Gobineau，访问时间：2024年6月19日）。
[20] See the critical remarks of Schank (2000: 436).
[21] 《两界评论》（Review of the Two Worlds, French：Revue des deux Mondes）是一份法语文学、文化和时事月刊，自 1829 年以来一直在巴黎出版（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vue_des_deux_Mondes；《两界评论》官网如下：https://www.revuedesdeuxmondes.fr/）。
[22] 《辩论日报》（Journal of Debates，French：Journal des débats）是在1789 年至 1944 年间出版于法国的报纸，曾多次改名。在1789 年的第一次三级会议后不久，《辩论日报》得以创刊。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它更名为《辩论和法令日报》（des Débats et des Décrets），确切记录了国民议会的辩论情况（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urnal_des_d%C3%A9bats）。
[23] 《十字报》（Kreuzzeitung）是一份全国性日报。在1848年至1939年于鲁士王国出版，之后在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第三帝国初期发行。这份报纸代表了上层阶级保守派的观点，但并未与任何政党建立实际联系，其订阅者也从未超过1万人。《十字报》的目标读者包括贵族、军官、高级官员、实业家和外交官。由于其读者大多来自精英阶级，《十字报》被认作权威性报纸并常被引用。《十字报》与政府与商界的最高级官员所有往来，以其对外国的报道而闻名。报纸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外国和国内新闻的研究性文章，风格严谨，不含任何性质的评论（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Kreuzzeitung，访问时间：2024年6月19日）。
[24] Letter from the Cantonal Library of Grissons 31.07.2002; thanks to Francisco Arenas-Dolz for this information.
[25] Crescenzi (1994).
[26] 约翰·海因里希·克泽利茨（Johann Heinrich Köselitz，1854 年 1 月 10 日-1918 年 8 月 15 日），德国作家和作曲家，因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长期友谊而闻名。尼采为他起“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这一笔名（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inrich_K%C3%B6selitz，访问时间：2024年6月19日）。
[27] 海因里希·罗蒙特（Heinrich Romundt，1845年-1919 年），古典语文学家、在莱比锡，他同尼采成为了好友，并加入了后者创建的古典语文学协会（des Klassisch-philologischen Vereins）。可见 Bishop, Paul, ed. A companion to Friedrich Nietzsche: Life and works. Vol. 114. Camden House, 2012. 
[28] Montinari (1992: 6); Treiber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