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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晚留宿的酒店并不在开罗市区，而是远在开罗郊外沙漠深处45公里的新首都地区。它源自埃及政府为了缓解开罗日益严重的人口和污染危机而孕育的雄心壮志。埃及总人口1.11亿，其中开罗市区就生活着2000万人口。城市发展的滞后造成了大规模贫民窟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总统塞西上台后提出了新首都和新开罗的规划，希望通过迁移开罗的行政属性达到疏解开罗资源问题的目的。不过从我目睹的开罗市区状况来看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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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在酒店用过早饭后，我们赶往开罗国际机场。今天的行程将深入埃及，抵达埃及的南部城市——阿斯旺（Aswan），古埃及时代的上埃及战略要地。
埃及国际机场的国内航站楼让我想起了国内一些城市的长途汽车站在世纪之初的样子：混乱、肮脏、喧闹。乘客从机场外进入最后的候机区要通过三道安检，然而我并没有感受到三次安检之间到底有什么效能上的差别。当我们克服万难进入候机大厅时，最终的考验也来临了——航班晚点。不过从当地人漠然的表情看来，这也是生活在埃及必须忍受的常态之一。
登机后我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当我睁开朦胧双眼望向舷窗外时，一幅奇异的景象呈现在我眼前：在那仿佛永恒的苍白色间，一大片暗色的团块割裂了大地，如同人体表面被撕开的丑陋伤疤。我迷惑不解地看着这一切，突然意识到那是一片水域——埃及南部边境的纳赛尔水库。我们到达阿斯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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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旺机场很小，因为造访这座城市的人中大多是只是短暂逗留的游客。飞机晚点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和当地的接待人员碰面后，我们赶往当天唯一一个景点——苏联援建的阿斯旺大坝（Aswan High Dam）。
阿斯旺在古埃及时期是尼罗河第一瀑布的所在地。尼罗河第一瀑布在当时代表着埃及的南部边境。再往南就是努比亚王国（Nubia）的国土。双方在漫长的文明史里战争不断，互有胜负。如今这里还生活着一大批努比亚人。
1898年英国人在第一瀑布正上方修建了旧阿斯旺大坝，于1902年完工，大坝长1900米，高54米，在1907-1912年和1929-1933年两次加高。但在1946年时洪水却几乎漫坝。纳赛尔革命后，在1952年开始了新坝的设计，起初美国答应就此贷款2.7亿美元，但由于埃及在1956年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取消了这项资助。埃及政府计划用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来继续这项工程。在1958年时苏联加入，提供了大约1/3工程造价的资助，以及工程师和重型机械。
新坝施工从1960年开始，于1970年7月21日完工。水库在1964年一期工程结束后便开始蓄水，为抢救水库区内的埃及文物及古迹，196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示下，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抢救工作，24项古迹被迁移或赠送他国，其中就有著名的阿布辛贝神庙群和菲莱神庙。这两者也是我们此行的亮点。
大坝本身没有什么独特的景致。站在坝顶向两侧眺望，一边是纳赛尔水库深邃的碧蓝水域，另一边则是阿斯旺近郊的尼罗河风光。进入大坝时汽车经过了一座纪念碑建筑，其为埃及政府感谢苏联援助和友谊的苏（联）埃（及）友好纪念碑。这庞大的红色帝国在20世纪末的动荡中四分五裂，如今只剩些沉默的符号矗立在文明的边缘地带无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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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各自拍照后，汽车再次出发向着住宿地驶去。接下来的三天我们将在尼罗河游轮上过夜——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著名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一条游轮中发生。见证过《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创作地伊斯坦布尔的佩拉宫酒店，我对尼罗河游船之旅愈发期待。当然，我并非期待一场恐怖的杀人案件，而是享受那种与文艺作品同频共振时的感动和愉悦。
游轮停在阿斯旺市区的专用港口。沿着市区一侧的尼罗河岸边，四五条船并在一起形成一个船队；多个船队一字排开，遮蔽了岸边的尼罗河景色。导游分配好各自的房间后，我们就入住修整了。房间内陈设和陆地上的寻常酒店无甚区别，我庆幸至少路途中的休息质量可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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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的插曲发生在黄昏时，我们的团员相约上陆采买一些瓶装水，在付费时一位阿姨失误把美元当成埃镑付给了店主。这狡黠的埃及老头在我们索要时三番五次装傻充楞。最后我们硬是凭着人数优势施压成功，他只好把美金退回，老实收下对应的埃镑金额。
回到船上，在底层颇具怀旧气息的餐厅用过晚餐，我们各自返回房间休息。明天将是艰苦的一天，我们将在夜色中出发，向一片在两个相距遥远的时代，两次展现人类文明前沿成果的古建筑群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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