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总觉得自己好久没发东西了,于是找出来了以前写的一些短篇发出来,这是里面写的比较好的一篇。说实话自己还是更擅长写这些三四千字的小短文——之后有兴趣了也许还会在写。至于剩下没发出来的——等我又没活了的时候应该还会再发。最近实在很忙,固体广场的更新可能要暂缓了,请见谅。
列车的巨轮滚滚向前,冲击着华中昏黑的铁云,在长江边上开出另一条大河,锐不可当,如一场风风火火的运动引领它轰隆的口号那般声势浩大。
但这样的速度没有保持多久,远处闪烁的信号灯就把它截停了,于是乌黑的烟不再飘往靠后的车厢,而是旋转向上,成为云中的一朵。在列车身后,村庄在雨中的形状依旧清晰无比,像一座盘卧在地上的大山。在他的记忆中,当太阳与地面的角度夹得紧的时候,这座山的影子就被拉的相当长,他就看的真切了:每个人都活在那样狭长而淡的影子中。
然后还有更加深刻的一些东西,像是穿着雨衣的人提着白色的灯,那样的灯光会薄地打到他的雨衣上反出平整的光,然后在雨里弥漫。
坐在老乘客对面的是个少年,身上有着很明显的泥土腥味,是庄稼地里的愁像浪一样年复一年拍在身上留下的东西。
一切与时间有关的变化都可以用浪来形容,比如庄稼地,比如山脉缓慢的流动,比如雨中的提灯。那样的光被交杂的风雨推向眼前,波浪般飘忽不定,然后透过窗子,打在少年不安的眼上。他扒在窗子上,看身后的方向——他的家,害怕着某个将要冲出来的人影,又时不时偷偷瞟一眼老乘客手上的表。
很明显,他是将来许多个从村庄中逃离的年轻人中的一个。
许多个梦,只那一个有非常确定的颜色。我睁开眼,除了金色看不见别的。
我幻想我的脸像一张油画,在刮刀的颜色下有相同的樱桃色血液。在额头上会是靛青,在明暗交界线上又是铁锈的模样。
然后是麦穗,充斥我的整个视野。我穿着一个白背心,躺在庄稼地里。接着我站了起来,用渺小的眼睛往西边看,太阳正要落山。
这是影子最长的时候,但也是它最淡的时候,大地昏黑一片,反而能看清楚一点它本来的颜色。
不,那是另一个梦的故事了。在那个梦里,我出生在荒野中,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本就自由而无拘束,随时可以踏上那样的旅途。
在这个梦中,我背负相当多的重担,可我唯独不缺的就是原因,我踏上旅途时比另外一场更加轻松,因而在夹金山上,我脸上的冰不含任何盐分,舔起来就是水的味道。
这个地方对生命的态度使我麻木,也或许,我正乐在其中。
她刚生下来就被自己的母亲淹死在夜壶里,然后被一起当做肥料,扔在地里。
“从家里跑出来的?”老乘客用这里的方言问道,他已经很久没有用过这样的方式说话,因此声调显得更加怪异,像是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的一种职业——北京大巴车上的外地导游。
“没有,我…我回城里。”少年则是另一种怪异,刻意用着课堂上学到的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掩饰自己在这里的生活,“还有,你不是这里的吧。”
老乘客笑了,笑得苦涩,他脸上的皱纹像是钢铁被液压机挤压发出的嘎吱声——一种毫无用处的哀嚎——因为他恰恰来自这里啊!这倒使他想起来老首长对自己念过的那句诗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在我比你还年轻一些的时候,我和你一样从这里出发,向西走了一个大弯。”
少年听到这里,开始有些相信老人,紧张的动作也放松下来,不再扒着车窗回头看。
“放心吧,从来不会有人追逐一匹野马。你的年龄就放在这里,真实而不可动摇,你就会这样生猛地往外逃,嘶鸣着,直到到自己受捶,扛不动马鞍上的秤砣——那时你发现自己早就驯顺了,最后变成我这个样子——不过那也够你快活很久了。”
好吧,少年没法做出任何回答,因为他才刚刚踏上自己的逃离线路,于是对话又陷入了尴尬的沉默。可是老乘客相当清楚,他这话只是说给自己听的,而不是别人。
“好吧,是我说过头了。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听我讲讲我的故事吗?”
这个老人说话有一种相当不同的感觉,不像是从高到低的宣布,这让少年对他并不反感,于是少年同意了。
在我与你基本差不多大的时候,我痛恨这里的生活,还有自己愚昧迂腐的家庭。我有一颗相当渺小的梦,因此,我迫切需要一个答案。后来我才明白,这不过是我矛盾的转移。这个小村子容不下梦想这样宏伟的东西,而外面的世界太广大了——它没法仅仅盛下这些美好。
但我还是离开了这里,在一个下午,一帮穿着天蓝色军服的人来了,他们带着八角帽,在这里歇了一天脚,又离开了。我迂腐的家庭照旧劳作,而不向税收与地主反抗。于是我跟上了那支队伍。我那时一无所知,唯一的优点在于——我相当年轻,也相当能学,很快认了不少字,学了写作——开始为这样的旅途写些记录。后来他们又让我去当记者——那当然是些玩笑话,我从没想过这会成真。
除了我们的人,队伍里还有个老外。他是那个年代相当稀少的记者,跟了我们一整路。他和我们长的都相当不同,有着金黄的头发和拉碴的胡子。那些差异在刚开始都是相当明显的,总会有几个好奇的小同志——比如说我这种,摸摸这来又揪揪那,总之,是相当没有礼节的。
至于为什么我要特意加一个“刚开始”,则是因为那样的旅途确实相当磨人。出来的时候,还有好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我们之间称兄道弟。他们都没撑下来,我则是左腿废了一半。
夹金山的一个晚上,我们点的篝火依旧相当微弱——带的柴火已经不多了,只够我们勉强维持体温。等到第二天,那个记者没能睁开眼。那时候,我惊奇的发现他和我也没那么多差别——都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没什么不一样的。雪落在他的脸上,就像是落在我的脸上一样,都是白的,然后把眉毛和嘴巴冻住。可那时候,他已经不会去想着烤烤火,把胡子上的雪烤化了。
我把他胸前的相机上的雪用带着破布手套的手擦的发亮,愣到开始行军,才把那些行李都带上了。这些东西在许多双手里传来传去,最后才得到了一个决定:相机到了我的手里,那些胶片则是等有机会了再冲洗好,到时候再决定究竟是留到什么以后的博物馆里还是寄到国外的报社,如果能找到那报社的话。
到最后,那玩笑成真了,我真进了报社,带着这台相当轻便的相机,它有个金色的取景器。在曾经的日子里,当它还在那位记者手上时,他曾把我的手贴到这个铁壳子上,扶着我,教会我拍了第一张照片。
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或许,当雪真的落在他脸上的时候,他已经给了我一个相当完整的答案。
列车再次发动了,沿着它既定的轨道开往北京。在中间的旅途里,他们也没说太多话,最后也只是匆匆告别。
少年没到终点就下了车,他一直攥着几张皱皱巴巴的票子,等着买去广州的车票。老乘客则是就这样一直坐到北京。他把帽子盖在脸上,想像自己在太平间里的模样,又回顾起自己的那些故事。
那些胶片全都冻坏了,战争结束后,报社又让我重新去拍一遍。结果我反倒着了迷,再没写出来任何好的报道,只是沿着那条路一遍一遍地走,一遍一遍地拍。他们都觉得我大概是疯了,可领导却从来没说过什么让我下岗之类的事。
我一年一年地拍草地,直到上面永远躺下的那些人都变成了骨头,衣服都变成了破布。可我还是没有停下,我仿佛能在他们空洞的眼窝中看见虹膜原本的颜色。
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答案。我生下来或许就是为了进行告别的,我一遍遍路过我出生的村子,从来没进过那间房门,而他们也从不打扰我。他们没有为我淹死的妹妹哪怕堆起一个土坡,在上面系一块红绫。我曾一直无法释怀,直到我再回到门前,看见它破旧着,没有上锁,仅仅是半掩,而村子里的人们照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终于明白了:他们早就对我妥协。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的肺也出了毛病,开始往外咳血了。我本来是要接着往山上走的,这下也只好把行程停在这里,直到自己真的发臭了那天,再等人把我埋起来吧。
可我发现我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勇敢,这又一次令我失望。我只好接受了战友的提议,回到首都。
当我下车时,这里又变了一个样。我每次回来都会拍一张天安门,然后又匆匆离开。它每次的光景都是不同的,可现在真的已经与以前大不同了,让我有些陌生。
不过这也正常,因为我既没在这里出生,也没在这里真的生活过。结果,我还在迷茫自己过去的每一个抉择是否正确——结果是,我都相当后悔。报社为我在这座与我一直十分遥远的城市里分了一套房子,我却从来没为它打过一件家具。难道那又能是能被我称作家的地方吗?
我现在正走在陌生的大街上,找路上的人询问协和医院的位置,然后抬头看太阳,试图分清楚他们说的东南西北到底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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