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讨论的崩溃的形式,在我的观点下,整体与欺诈相连——粗略点讲,撒谎——更重要,是自我欺骗。现在,严谨的逻辑学家认为自我欺骗是不可能的事。他们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相信一种事物和其对立面。然而,逻辑学家不是心理学家——并且他们明显没有注意到,或至少说疏于考虑到,打个比方,他们自己就有偶尔同时感到爱与恨的家庭成员的事实。此外,当谈论到人们的信念,不论“信仰”还是“同时”意味着什么,都不是非常明显。我可以今天相信一件事,明天信另一件,至少短期内通常还算凑合能过。况且我所经历过的来说,同时相信一件事和它的对立面的情况数见不鲜,比方说读到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里面作者在一段列举某声明,接下来一段却举出完全相反的命题。(偶尔这甚至发生在一个句子的跨度之内。)
有许多情况下,自我欺骗理论上可发生。由弗洛伊德开山,精神病理学家已经发现了它们之中的许多。弗洛伊德认为许多心理疾病与压迫相关,这虽充满争议却也合理地可被认为是一种形式的自我欺骗。对他来说,困扰人的创伤事件的记忆被默默送去了潜意识里遗忘的角落,重现时再次作妖,好比地牢中的小怪。弗洛伊德理解的人类人格并非统一。相反,它由一些松散、碎片化的灵魂杂音构成,灵魂往往有分歧,甚至无法交流。这命题的真实性至少在下列简单方式下是不证自明:我们可以思考事情——我们可以模拟潜在或替代行为或事件——而不立即把它们付诸实践。知行的分离对抽象思想的单单存在就极为必要。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做到想或说一件事情,并做另外一件事情。当先于付诸行动之前,我们仅仅想想是好的,却对我们承诺或声称去相信某事,而接下来以一种显示我们真正对其他某些事情深信不疑的方式去实践来说,大概并不多么好。这是一种形式的欺骗、一种人性格的分离、存在模式的一处对立。这甚至被命名为:声明一个信念,以不同或甚至相反的方式实践(或说)的行为,据某些现代哲学家定义,构成了一个述行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与我而言,是个模糊的谎言。当此观点持有者,通常令他或她非常懊悔,同时尝试把它们全都实践出来,发现如此尝试是个不可能的悖论时,同时持有相反观念成了一个问题。
弗洛伊德总结出一张相近于压迫现象的扩展列表关——主动排斥潜在意识的心理物质意识——他用术语“防御机制”称呼。这些包括拒绝(“事实没那么差”)、反应形成(“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喜欢我的母亲”)、情感转移(“老板朝我吼、我朝我的妻子吼、我的妻子朝婴儿吼、婴儿咬了猫”)、强烈的同情感(“我被欺负了,所以我有动力去欺负别人”)、合理化(对低质量行为的自私解释)、理智化(这是早期风趣、神经质的伍迪·艾伦的最爱)、升华作用(“我总是能画裸女”)、以及投射(“我不敏感;你太烦人了”)。弗洛伊德是个卓越的缺陷性哲学家。他不惧于点出不诚实和精神病理学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依我看他关于自我欺骗的观点有两方面明显错误。
第一个错误:弗洛伊德没有注意到,造成心理疾病的不作为的罪过,相近甚至多于上述包含构成了压迫的作为罪过。这么做,他只是以一个典型的方式来思考。人们总体来说认为主动做些坏事(也就是作为)平均上,比被动地不做些好事(也就是不作为)更糟糕。可能这是因为总有一些我们没做的好事;某些不作为的罪过因此无可避免。无论如何,有时故意视而不见尽管如此,还是会造成更严重的灾难,比主动或无意识地压抑可怕但却理解的事情(后者是一种犯罪,因为它是众所周知的)更容易被合理化。前者的问题——故意视而不见——发生在你可能知道一些事情,但停止探索,以至于你没有发现可能会给你带来实质性不适的事情。舆论操纵者们把自我强加的无知称为“貌似合理的否认”,这个短语表明了对最病态秩序的理性合理化。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盲目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犯罪。例如,如果你是一名CEO,你怀疑你的财务主管在做假账,而你因为不想知道而没有调查,那么你可能仍然要为自己的不作为负责——这是适当的。当你强烈怀疑有头怪物在你床底下溜达,没有去看看不是一个明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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