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学》的“友爱”看女性乌托邦之想象——《她的国》的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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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关乎“最高的善”，并且把政制看作城邦的本质，政制或政体便成了其全部政治学分析的重点所在。由此，他在《政治学》中对于政治政体的分类，优劣乃至“理想政体”进行了分析与探讨。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文中所表现的种种矛盾，他并没有将某种明确的“理想政体”的实现看作必然，而更多地将其悬置在思考的维度，展现出模糊暧昧的姿态，转而在实际的政体实践进行努力。随着政治哲学的讨论迭荡至文学，便泛起阵阵涟漪，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理想社会建构的政治哲学论述，亦可谓后世乌托邦文学写作之滥觞。而乌托邦文学所蕴含的美好向往与颠覆结构，与女性主义恰恰相耦合。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于1915年在杂志《先驱》连载的《她的国》，可谓是其中范例，她展示了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的乌托邦社会，向我们描绘了独特的政治构想与社会秩序，介入到社会学的视域中。
同时，“友爱”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论述中也扮演着重要的地位。除《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九卷关于“友爱”的著名讨论外，《政治学》中也不乏直接或间接涉及“友爱”的内容。本文试图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友爱理论出发，对《她的国》中的友爱诠释展开分析，揭示女性乌托邦的独特构建，及其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基础上对于传统友爱理论的拓展，体现女性乌托邦想象中友爱模式的独特魅力。
一、《政治学》中的友爱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爱与友爱并不同一，他不同于柏拉图以美的型式作为爱或友爱的最终判定，当多种多样的友爱关系需要得到讨论时，他以德性作为衡量的尺度。他指出，友爱“就是某种德性，或者是赋有德性的事情（1155a）”，其本身在于对善的追求。因而，亚里士多德将友爱认定为相互之间，并且提出了三种友爱的类型，即利益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德性的友爱。其中，在德性方面相类似的好人的友爱是完美的。学者对于三种友爱关联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三种，笔者更赞同阿尔伯恩(Kenneth D.Alperm)和布莱恩(Bradley Bryan)等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于利益的友爱和快乐的友爱而言，“所有这样的友爱都是偶性上的友爱（1156a）”，而最完善的德性的友爱，“作为善的人他们都是就其自身而善的。那些为了朋友自身而希望朋友为善才最是朋友，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朋友的自身，而不是出于偶性。”可以说，正是德性的友爱构筑起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系，并且因德性恒常如一，而为不变的善。
《政治学》之初，亚里士多德便指出，缺少彼此则不能生存的人必然结合在一起。在家庭的基础上，城邦这一共同体应运而生，并且由于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城邦在本性上具有先于家庭和个人的地位。而对于建构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联，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预告了友爱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即友爱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以库珀(John M.Cooper)为代表的评论家认为，“政治友爱”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其应当属于德性友爱的模式。因为其本身不仅是一种道德善，同时有助于个人德性的培养与扩展。亚克、毕克福德 (Susan Bickford) 、米勒 (Miller) 等人则从现代自由主义利己主义的角度提出异议。对于“友爱”在城邦中的角色，他在《政治学》里论述道，“毋庸置疑，倘若人们不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相互通婚，就无法形成一个城邦共同体。因而在各城邦中都有婚姻结合、宗族关系、公共祭祀和各种消遣活动，它们是共同生活的表征。这些都是友爱的结果，因为友爱是人们选择共同生活的初衷。(1281a1)”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爱的初衷导向共同体的生活，而其目的就是幸福而高尚的生活。个人的善与城邦的善是同一的，友爱被落实于城邦公民的身上，将私人生活和城邦公共生活相连。
而正如亚里士多德自身所描述的，“各种群体都是政治群体的一个部分，友谊也随着群体不同而不同。（1160a）”，当友爱被引入政体层面则不得不考虑从属关系与统治等问题，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平等的友爱外，还提出在从属关系中的友爱，以及随之牵涉出而出的不平等友爱中的争吵和分歧。而当亚里士多德谈及对于大多数的城邦而言最优良的政体，以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最优良的生活时，他着重强调了平等的友爱在理想政体中的意义，如若处于极端状态，“城邦便不再是自由人的城邦了，而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城邦；一方心怀轻蔑，另一方则满腹疾恨。对于一个城邦至关重要的友爱和交往已经见不到了，而交往中本来就有友爱，然而一旦人们反目成仇，他们甚至不愿意走同一条路。一个城邦本应尽可能地由平等或同等的人构成，而中产阶层就最具备这种特征。所以我们说，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能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1295b)”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将平等的友爱还原至纽带的地位，而尽管亚里士多德对于理想政体的友爱类型语焉不详，我们仍可以得知，当最优良的政体可以实现时，其应当拥有着最高的善，而友爱也理应是最完善的友爱，即为德性的友爱。
二、《她的国》的政治秩序
在以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为代表的早期作品中，理想社会的设想得到了丰富的阐释，也树立起乌托邦文学写作的经典范式。而尽管设身于文学的范畴，将虚构与想象大胆地书写在字里行间，其背后却不乏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思考。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采用了现实主义叙事策略，让现实中的理想社会与作品中的理想社会并驾齐驱，并尝试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秉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理想社会构建的思维模式。这些经典乌托邦文学们关注社会的宏观性，父权/家长制也基本成为了乌托邦小说文类的“游戏规则，作品中的女性总体上仍是父权社会中的“第二性”，大多被忽视，或物化为男性欲望的投射。
面对20世纪以来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层面带来的困境与异化，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家尝试以笔触书写自己对于人类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思想，给予对于女性未来的思考与期望，夏洛特·珀金丝·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写作的《她的国》可谓其中代表。吉尔曼笔下，《她的国》由男性叙述者向读者揭晓。来自美国的三位探险家范·简宁斯、特里与杰夫在南美洲的探险中发现了一个隐藏在高山之中的神秘国度，其中似乎没有男性的身影。他们将这个国度称为“她的国”，借助飞行器，他们决定进入这个隐藏的国度，探索其中的秘密。同时，美国于1889年才设立首个社会学系，重要的社会学学术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于1894年才发表首刊，当时的社会学仍属新兴学科，而吉尔曼在1915年写作的《她的国》中赋予了范·简宁斯特殊的社会学身份，使恍如学院派般进行小说的主要叙述，这天然地为叙事带来了社会学的观察视角，将我们引入对于“她的国”的社会分析中。
在三位男性叙述者的揣测与连连惊愕中，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理想社会被描绘而出。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人们被围在了高山之中，“除奴隶外，几乎没有男人幸免于难（第七章）”，而后在战乱中，幸存的童女凭借数量的优势，杀掉了意图占有她们的男性奴隶，这个封闭的地域中便仅有女性存在。正如“这小小国度的奇特实验协助我们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在这个封闭的小小国度我们或可看见城邦的影子，窥见相似的政治考量。而后在“她的国”的女性讲述中，由于“上天的恩赐”，幸存的女性中出现了单性繁殖的“新女性”，“她的国”便由此繁衍发展。而针对人口规模扩张和有限地域的矛盾，吉尔曼进一步发挥了奇特的想象，她写到，“通常，我们从未生育的年轻女性，会自愿推迟生育。当内心深处对孩子的渴望出现时，她便刻意投入到最活跃的体力和脑力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借由直接照顾、关爱其他婴儿，来慰藉对孩子的渴望。（第八章）”在吉尔曼的设想中，孩子被置身于共同体的范畴。同时，她借此取消了家庭结合的根源，不再需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首先必定存在着这样的结合体（家庭），他们一旦相互分离便不可能存在，例如为了种族的延续而存在的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体（1252b）”。吉尔曼通过单性繁殖对国家的开放与繁衍予以保留，却将私人场域的家庭取缔，实现了国家即为育儿的场所，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被社会化，女性不再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原本家庭内部的劳动被纳入进公共生产的范畴。从而，家庭层面的统治也被随之取消，女性作为从属的可能被彻底剥离，个体被收束于国家的政体管控之下。
母职，便由此被放置于国家政治的核心地位。因为孩子是属于国家社会的, 孩子关系着国家日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爱护教育孩子成为了社会大众的共同责任。而当“她的国”将个人视为公民主体，母职被社会系统所接手，便不再是女性的人生目标，她们可在社会各领域以不同角色作出贡献。这不似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即母性并不是女性的生物属性,而是一种文化构成。或是美国学者凯特·米勒在《性政治》所提出的，女性视母性为其天职实际是由男权制为维护“性政治”而灌输的概念，当母性和妻性成了女性的全部属性，那么女性便失去了作为“人”的其他要素。在单性社会的文学构想中，吉尔曼对“母职”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她们是理智的人类制造者。对她们而言，母爱并非一种盲目的激情、一种单纯的“本性”、或是一种纯粹个人的感受，而是，一种信仰。（第八章）”“她的国”的女性们为母职原则所组织起来，在国家的管理下实行优生学，保证良性的基因延续，她们展现出明显的公共主义特征。因而，她们也无需设置家族名或姓氏，她们打破了命名所意味着的拥有与归属，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对立等级秩序，将名字背后展现某一独立社群的含义剥除，而作为国家集体统治下个体特性的象征，她们这样举例：“现在的国母——我想也就相当于你们的总统或是国王了。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她叫梅拉，意思是思想者。后来加上了‘杜’——杜梅拉，意思是智慧的思想者。而如今我们称呼她为欧杜梅拉——伟大而智慧的思想者。（第九章）”
在母职的组织原则和家庭的取消下，“她的国”的女性们一方面赋予生育卓越贡献者特殊荣誉，另一方面致力于集体民主建设，她们将权力视为一种集体的公共的经验，“她们自身也是一个整体、一个意识清醒的团队，她们作为一个整体在思考。同样，她们的时间感也并非限制在个人的希望和抱负中。因此，她们习惯于思考并提出可能会持续百年的改进计划。（第九章）”。然而，吉尔曼在选拔统治者上展现出模糊，但我们仍可从文本细节中窥见其“母职”的原则。在历史中，“她的国”最初的国母被描述为最初的母亲，“她是所有人的女王、祭司、母亲”，“她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民族！”而在照料孩子这一核心政治事务上，这被描述为“大多数的女孩都热切地申请这一任务。我向你保证，我们拥有最好的人选。（第九章）”在文本的细节中，我们不难窥见其围绕着母职所采取的择优与推选方式。
三、特殊的友爱
鉴于吉尔曼大胆的生理想象，在《她的国》里，在形而上学的生物学自然目的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亚里士多德友爱理论仿佛失效。吉尔曼吉摒弃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男性天然统治女性的观念，她不再进行“对于自然次序来说，虽然也有一些属于例外，但男人在本性上比女人更适合于发号施令，这就像年长者和成年人要比年轻者和未成年人更优秀一样（1259b）”的叙事，尽管亚里士多德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有着女性不仅能够承担道德角色，而且具备理性参与政治生活的修正主义观点，女性仍然被局限于家庭，女性在家庭中分享统治权。吉尔曼在文中则反复地描述了女性不再具有所谓的“女性特征”，而是回归于“人”的主体性，尽管她们高度关注母职，却可以像男孩一样在飞身上树，像马拉松冠军一样奔跑，她们身手敏捷，拥有着劳作、思考与统治的能力。可以说，吉尔曼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女性“情绪化”“缺乏权威”等描述。同时，男性的特殊意义被取消，男性叙述者们的出现仅仅被描述为“女人们在考虑两件事：一、重返双性社会是否明智；二、自己如何能最好地适应这一转变。（第十章）”亚里士多德所谓建构于性别上天然统治意义已然消弭。
有学者以“蜂巢”对这样的人际关系进行描述，阐述在“她国”这样的女性乌托邦中，他者从恐惧和厌恶的象征转变为对更美好未来的积极、首选、集体希望的象征。亚里士多德友爱理论所强调的德性的友爱对幸福和理想政体中的纽带作用，《她的国》中的女性友谊则将这种友爱扩展到了整个政治秩序中，友爱构成了社会支持网络，形成了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和集体利益的深刻社会联系。“她们以一种博爱的情感爱着彼此。这种情感上升到高雅、不可破灭的友谊，扩大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奉献。这种奉献远超我们的“爱国主义”所定义的范围。（第十章）”女性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情感纽带，她们建立了一套基于合作、和平与互助的价值体系，相互支持、关心和爱护，在社会活动中紧密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实现社会目标，达成共同的幸福。而更确切地说，在这个母职原则的乌托邦里，友爱中被纳入了母性的元素，“母爱包含姐妹情中无尽的感情，和我们无法理解的，服务奉献中的团结互助。（第八章）”在这个高扬母职原则的国度，融入母爱的友爱基于共同价值观和集体利益的，展现出更强的稳定性，也形成了深刻的社会联系。
而对于初入此地的男性，“她的国”的女性们仍然以友爱的视角加以看待，而三位男性则呈现出不同的友谊状态。特里爱阿利玛爱得痴狂。他想要强行占有她，杰夫如同“女性崇拜者”，过度奉献使塞利斯感到苦恼，两人间快乐的时光不复存在。范则表示出“朋友之间的喜欢”，使友情就像一棵成长着的树苗。他们三人实则是大男子主义，浪漫的骑士风度和理智开明的类型象征，实际上都“夸大和扭曲了真实的性别关系”，因而男女性间的友爱呈现出较为刻板的对应关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她的国”的三位男性叙述者也在自身类型象征的基础上，仿佛受到了这个女性乌托邦的母性感召，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孩子身份的还原性。在三人初遇“她的国”的女性时，“我看得出来，杰夫也感觉到了。我们觉得自己像小男孩，很小的男孩，在和蔼的女士家里淘气被抓。但特里身上看不出这种感觉。（第四章）”，而在被陌生的她国女性抓获且尚不明晰安危后，范在陷入沉睡，醒来时却“像一个健康的小孩那样神清气爽（第五章）”。
可以看出，友爱在混合中也展现出异变，即亲子关系被纳入友爱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亲子间不平等友爱的分歧与冲突是否会在此展现？吉尔曼在此展现出模糊的态度，语焉不详。但在三位男性叙述者被抓获，进行奇特的囚禁时，我们或可嗅到矛盾的气息。在这时，三位男性叙述者被安置在明亮洁净的房间中，如同“满岁的婴儿”般被剥光洗浴，如同小孩一样学习她们的语言，而这样的做法却并不与性别相关，这是一种“她的国”里浸润着母爱的友爱照料与教育。而面对这样的友爱，范这样描述到，“我们像一群三岁的孤儿一样无助地被关在这里，被迫学习她们认为必要的东西——也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第五章）”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吉尔曼面对女性乌托邦的想象采取了刻意的浪漫姿态，以伟大的友爱润滑一切，非暴力的“母性”光芒朗照万物。她竭力回避了矛盾与冲突的可能，而将“她的国”作为了与父权制相对的美学承载物。有学者便对此进行批评，认为吉尔曼在女性主义叙事上无法跳脱出“男性”的的文学叙事，她实际利用了男女意识背后固有的性意识，将以特里为代表的男性性动机和叙述者的男性主义偏见展现在作品中，一种“性”的力量隐隐笼罩在祥和静美的女性乌托邦中，吉尔曼处于文学范式和政治愿景的矛盾中。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友爱理论与《她的国》中的友爱模式的分析，我们看到女性乌托邦独特的社会构建方式，相较于亚里士多德在理想政体中所展现的德性的友爱，崇尚母职原则的《她的国》向我们展现了特殊的友爱模式，其不仅基于德性，还融入了母性的元素，而那也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更构成了社会支持网络和政治秩序的基础。然而，吉尔曼在构建女性乌托邦时也面临了挑战。尽管她试图通过伟大的友爱润滑一切，却仍然面对着文学范式和政治愿景之间的矛盾，这同时也反映了女性主义叙事在构建理想社会时的困境。
（在本文结尾，范·简宁斯与艾拉多结婚，二人共同离开了“她的国”，开始了对外面世界的环游、采访与研究，可见续作《她在他的国》）
部分参考文献：
《尼各马可伦理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她的国》,夏洛特·珀金丝·吉尔曼
俞可平.最好政体与最坏政体——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及其政体观再评
曾桂娥.理想与现实的对话——论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范式
刘英,王雪.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
程心.“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吉尔曼的《她国》为例
胡铁生.理想社会建构的文学思维模式——以西方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小说的正向与逆向思维模式为例
 Hausman, Bernice L. “Sex before Gender: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nd the Evolutionary Paradigm of Utopia.” Feminist Studies, vol. 24, no. 3, 1998, pp. 489–510. 
Richard Mulgan.”ARISTOTLE AND THE POLITICAL ROLE OF WOMEN” ,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 Summer 1994, Vol. 15, No. 2 (Summer 1994), pp. 179-202.
Murphy， Graham J. “Considering Her Ways: In(ter)secting Matriarchal Utopias”.Science Fiction Studies , Jul., 2008, Vol. 35, No. 2, On Animals and Science Fiction (Jul., 2008), pp. 266-280.
Georgia Johnston,"Three Men inHerland:Why They Enter the Text" ,Utopian Studies 4(1991),p.56.
Kathleen Margaret Lant.”The Rape of the Text: Charlotte Gilman's Violation of Herland”,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 Autumn, 1990, Vol. 9, No. 2 (Autumn, 1990), pp. 291-308.